出没风波里-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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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没风波里》内容简介
题记
　　江上往来人
　　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
　　出没风波里
　　——（宋）范仲淹：《江上渔者》
　　叶永烈从事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的创作，长期占领纪实文学制高点。着重中国现当代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追寻探访，几乎本本都是敏感题材，从收集资料、采访当事人及其亲朋好友到最后的出版面世每一本都经过了一些或大或小的风波曲折，在当时多是几近不可跨越的雷区，可以说每一本书都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胆识。《出没风波里》详记了动荡岁月许多从未披露过的生动、真实的历史事件及细节。首次曝光诸多内幕，可读性极强，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视角。
　　深沉的痛感比欢悦的快感更能震撼人的心灵，叶作“文”“献”并重，严肃公正，内容翔实，其中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尤为可贵。作者说：“第一手口碑资料是我创作的主干，档案馆和图书馆是我腾飞的两翼，有了它们我的纪实文学就可以傲然展翅。”
　　叶永烈的作品大多是独家的，多年来他把调查研究反右和“文革”作为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来做。他涉猎了很多特殊人物，他们的知名度很高，可是世人知之甚少，叶写他们的人生道路，特别是关键的几个时刻，有时是直闯“禁区”，但是在历史的“角落”里他发现了诸多值得发掘的“现代文物”，抢救出许多历史老人头脑中的珍贵史料。比如陈伯达生前只接受了叶永烈的独家专访。“研究反右和文革谁也绕不开叶永烈的作品”，这一说法从侧面肯定了作者多年来的创作和追求。
　　作者简介
　　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　。1940年出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二十岁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二十一岁创作《小灵通漫游未来》。
　　主要近作：《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反右派始末》、《江青传》、《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姚文元传》、《陈伯达传》、《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陈云之路》、《胡乔木传》、《傅雷与傅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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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没风波里》目录
第一章上海的“北京作家”
　　最熟是北京
　　七天印出《陈云全传》
　　京华访刘少奇夫人王光美
　　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印象
　　访张闻天夫人刘英
　　田家英夫人董边忆田家英
　　采写《“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
　　访任弼时夫人陈琮英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第二章上海的“海”也很深
　　温馨的上海
　　闯入托派禁区
　　一位特殊的历史老人
　　为戴厚英写《非命》
　　第三章追踪一九五七
　　采写傅鹰注意起反右派
　　傅雷与傅聪
　　澄清傅雷夫妇死因
　　寻找“戴大口罩的姑娘”
　　采写敏感的马思聪
　　来到“大右派”葛佩琦的小屋
　　目光投向“章罗联盟”
　　含泪为王造时写下《斯人独憔悴》
　　“右派诗人”流沙河
　　采写“不予改正”的彭文应
　　闯进“极右派禁区”
　　西南采访“小右派”
　　香港版《沉重的一九五七》问世
　　《反右派始末》艰难之路
　　第四章直面十年浩劫
　　爱国的“叛国者”
　　着手探索“文革”进行曲
　　《浩劫》在桂林受挫
　　王张江姚传记相继问世
　　闯进中国政治的“百慕大”
　　走访“文革”重灾户陆平
　　常溪萍之死
　　寻访“炮打张春桥”主炮手
　　“高干医疗小组”透露重要信息
　　终于找到黄敬胞妹俞瑾
　　韩哲一回忆“安亭事件”
　　走访王洪文的“死对头”
　　采访王洪文贴身秘书
　　“王办”米士奇的回忆
　　江青的年龄以及入党之谜
　　几度寻访“江青保姆”秦桂贞
　　三访张耀祠将军
　　走近江青历史的知情人
　　寻访毛远新
　　采访关锋始末
　　戚本禹印象
　　王力风波始末
　　《陈伯达传》幕后秘事
　　采访陈伯达的曲折过程
　　姚文元获释与“法新社事件”
　　后记
　　

最熟是北京（1）
一晃，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已经四十多个年头。我常说，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尽管我并不是上海人，可是如今我出去，人家都称我“上海作家叶永烈”。
　　如此说来，对于我，最熟的是上海。
　　我却摇头。
　　莫非最熟的是故乡——温州？
　　其实，我在高中毕业之后，便离开了温州。此后，虽说隔几年也回一趟温州，却总是来去匆匆，只住三五天就走。所以，故乡留给我的印象，仍是童年时代的印象。1994年我回温州，写了篇温州散记，那题目就是《不识故乡路》——因为温州这几年已经大大地改变了，除了市中心旧城区之外，我“不识故乡路”了！
　　最熟的究竟是哪里？
　　我说：“最熟是北京。”
　　这倒并不因为当年我在北京大学上了六年学。其实，做学生时，我忙于学业，再说穷学生也没有多少钱“消费”，难得从郊外的学校到市区——那时叫“进城”。一个学期进城三四回，就算不少了。所以，那时我并不熟悉北京城。
　　如今我说“最熟是北京”，是因为一趟趟出差，老是去北京。妻子甚至说我一年中去北京的趟数比去上海南京路的趟数还多。
　　老是去北京，早就去腻了。在北京，早上办完事，我下午以至中午就回上海。我巴不得别去北京。
　　我希望最好是到没有去过的地方出差，富有新鲜感。可是，身不由己，我依然老是去北京。
　　总是“粘”着北京，内中的缘由便因为北京是首都：
　　全国性的会议，大都在北京开；
　　出差办事，上这个“部”，那个“委”，这个“办”，那个“会”，都得去北京；
　　还有，最为重要的是，我的采访圈，大体上在北京。说来也怪，虽然人家称我是“上海作家”，可是我的作品却大都是北京题材。北京作家们笑我“侵入”他们的“领地”。
　　作为上海作家阵营中的一员，我常常被文友们称为“上海的‘北京作家’”。这里面，倒也有几分道理：除了我的采访对象大都在北京之外，我的作品也大都在北京出版。
　　在这“几分道理”背后，有着这样的理所当然的原因：一是我所从事的是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创作，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政治中心，我的采访对象理所当然大都在北京；二是我的作品很多需要报审，在北京出版，报审手续要比上海便捷，我的书理所当然大都在北京出版。
　　其实，我也深感“远征”北京，比写“近水楼台”的上海题材要吃力得多。但是，我却非得一趟趟去北京采访不可。
　　为什么我要“远征”北京呢？我曾说，这是因为中国的“百老汇”在北京。当然，我所说的北京的“百老汇”，并非美国纽约“百老汇”（BROADWAY）那样的大街。我所关注的是中国现代史、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由于北京是首都，那些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风云人物”汇聚在北京，成了中国的“百老汇”。我奔走于这样的白发世界，进行一系列采访。在我看来，北京的“百老汇”，是我的创作之源。
　　我去过纽约。那里的百老汇大街又宽又长，相当于北京的长安街，宽达四十来米，长达二十五公里。北京的“百老汇”，却“汇”在几处。记得，有一回我在北京三里河一个高干大院采访，那里是北京的“百老汇”之一。被采访者问我，你是第一次上这儿？我说来过好多回，随口答出这里七八户人家的名字。又有一回，在北京另一处“百老汇”——木樨地的一幢高干大楼，被采访者得知我曾来这里多次进行采访，建议我索性对每一家都进行采访——如果把这座楼里每家的命运都写出来，那就写出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缩影！
　　大抵是我反反复复去北京，北京某部门一度要调我到北京工作。我觉得这可以考虑。可是，对方只调我一人进北京。我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我无法接受这样的条件。于是，调北京工作只得作罢。我依然一趟趟出差北京。
　　

最熟是北京（2）
每一回去北京，差不多住处都不相同。这回住东城，下回也许住西城。上次住北郊，这次住南郊。这样，我几乎住遍了北京的东南西北，住遍了各个角落，而不像在上海，总是固定地住在一个地方。
　　也正因为这样，我对北京的大街小巷，对于北京的变迁比上海更熟悉：我踏勘过五四运动火烧的赵家楼；我细察过当年林彪所住的毛家湾；我寻找过北京大学“梁效写作组”的所在地；我曾在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旧址”前踯躅；我也曾研究过当今的钓鱼台国宾馆哪几座楼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所在地……
　　每一回我去北京，都发现北京在变，这里冒出一幢新高楼，那里崛起一座新立交桥……
　　北京，浓缩着中国的现代史。北京的“百老汇”，聚集着中国现代史的见证人。
　　所以我说，最熟是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约我为该社的自传性的《百年人生》丛书撰稿，我就从在北京的采访写起吧……
　　

七天印出《陈云全传》（1）
1995年4月11日上午，我接到上海作家白桦的电话，告诉我陈云已于昨日去世。白桦说，本来今天上海的《新民晚报》可以刊载陈云去世的消息，但是由于按有关规定这一消息要在今晚七时才由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公开发布，而《新民晚报》是在下午出版，所以无法在今天见报了……
　　白桦的电话，使正忙于写作的我，在上海报章公布这一重大新闻之前，提前获知了陈云病逝的消息。
　　陈云去世的消息，4月11日便在香港见报了。当天下午，我接到###出版社总经理朱令华小姐电话，问我能否为明报出版社赶写关于陈云的传记？我说，可以考虑。
　　紧接着，明报出版社执行编辑吴国源先生又打来电话，与我具体商量写作陈云传记之事。他说，书名定为《陈云全传》。我一听就摇头，我说，我很难写“全”。吴先生解释说，按照香港的习惯，这“全传”之意，是指从出生写到死，写他整个一生。由于陈云已经去世，当然可以从生写到死，成为“全传”。
　　当天晚上，我正在上海城隍庙“绿波浪”餐厅出席《上海滩》杂志一百期恳谈会，忽然香港《明报》记者的电话居然“追踪”到会场，要我谈陈云的一些历史情况，便于翌日见报。
　　翌日，朱令华和吴国源先后五次打来电话，急急商谈出版《陈云全传》事宜。朱小姐以不容商量的口气说：“叶先生，希望你能在半个月内完成《陈云全传》！”
　　我感到惊讶：“朱小姐，现在我一个字还没有写呢！”
　　她回答说：“叶先生，自从你昨天答应写《陈云全传》，我就着手策划。我已经请人开始设计封面，而且要在《明报》上作新书预告！”
　　我问：“《陈云全传》写多少字？”
　　她回答说：“你能写多少，就写多少。当然，越长越好。不过，有一点是不能动摇的，那就是半个月之内，必须交稿！”
　　我在香港见过这位朱小姐，三十多岁，办事风风火火，说一不二。
　　明报出版社如此焦急要出《陈云全传》，后来我才知道内中的原委：在海外，邓小平的传记不少，而陈云的传记一本也没有。陈云突然去世，海外各界都希望了解这位在中国政坛上地位仅次于邓小平的中共###。明报出版社本来想从自己的资料室里找一批各报刊发表的关于陈云生平的文章，“急就章”加以编辑，迅速出版，可是一查，发现就连介绍陈云生平的文章也极少，无法凑成一本书。这样，明报出版社便急急找我，要求我以最快速度推出《陈云全传》。
　　对于陈云，我很早就注意他。海外报刊曾披露过我在着手《陈云传》写作的打算，消息灵通的明报出版社注意到我的创作动向。
　　一家出版社曾经约我写《邓小平传》，愿意提供诸多方便。邓小平是中国20世纪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当然值得写。我曾经想写，但是到图书馆一查，《邓小平传》已经有许多本，内中既有中国人写的，也有外国人写的。另外，我很快得知，邓小平的女儿正着手写一本邓小平传记。我不愿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也不愿与邓小平的女儿“竞争”。于是，我也就取消了写《邓小平传》的计划。
　　写陈云，最初没有任何出版社约我，完全是我自己的选择。我选中了陈云，而不去写《邓小平传》，内中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曾说过我选择传主的三项原则：
　　一是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
　　二是透过传主可以折射中国当代一段重要的历史；
　　三是没有人写过。
　　显然，陈云完全符合我选择传主的标准。对于陈云在中共历史中的地位，我以为，邓小平的一段话，最为清楚、准确。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对几位中共中央领导人所作的题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谈话中，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七天印出《陈云全传》（2）
这就是说，陈云是属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一个主要成员。在当时，陈云的地位高于邓小平。
　　邓小平接着又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于一个关键地位。”
　　邓小平所说的“关键地位”，其实也就是他所说的，“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在第二代领导集体中，邓小平的地位高于陈云，陈云仅次于邓小平。
　　至于中共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众所周知，是以###为核心。
　　从以上的邓小平的话中，十分明白地勾画出陈云在中共历史上所处的地位：
　　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陈云是“第五号人物”，而邓小平则排名第六；
　　在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中，陈云是“第二号人物”，仅次于邓小平。
　　陈云在中###内的崛起，始于1930年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二十五岁的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陈云来了个“三级跳”：
　　在1931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跃为中共中央委员；
　　在1934年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跃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这时，陈云不过二十九岁。
　　从1930年到1934年，不过四年时间，陈云从中共上海法南区委书记，擢升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奠定了他在中###内的领导地位。
　　此后，陈云的党内最高职务是在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纵观陈云一生，主要是从事了五项工作：
　　他是在上海商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