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没风波里-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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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诸多的采访中，对于胡耀邦长子胡德平的采访，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96年5月29日，我访问了胡德平。他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胡耀邦成了“走资派”，成了打倒对象。1972年4月，胡耀邦甚至被共青团中央的“军宣队”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
　　胡德平告诉我，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他跟父亲胡耀邦生活在一起。胡耀邦陷入深深的寂寞之中。那时，胡德平的朋友们常来看望胡耀邦。胡耀邦依然保持当年共青团书记的本色，很喜欢跟年轻人交往。
　　年轻的朋友们给寂寞中的胡耀邦带来了欢笑。
　　胡德平记得，胡耀邦那时最大的爱好是看书。有一回，胡德平的一位朋友来了，见到胡耀邦在看书，便问：“胡伯伯，您看什么书？”
　　胡耀邦答道：“《马恩选集》。”
　　小伙子对胡耀邦说：“我现在什么书都不看！”
　　胡耀邦很吃惊：“你为什么不看书？”
　　小伙子说起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学习三部曲”：
　　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拼命看《毛选》，想从《毛选》中寻找答案。可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他很快就发现，学《毛选》无济于事。因为“造反”、“打倒‘走资派’”之类，是《毛选》中所没有的。
　　于是，他改学两报一刊社论。不过，很快又发现，　跟着社论跑，也会惹麻烦。比如，两报一刊1967年的“八一”社论，号召“揪军内一小撮”，跟着社论跑就会犯大错误。
　　所以，最后他改为“看照片”。
　　胡耀邦一听，很奇怪：“你看什么照片？”
　　小伙子说：“你只要看看《人民日报》上的照片少了谁，你就明白谁倒了！比如，照片上少了王力，就说明王力倒了；照片上少了陈伯达，就说明陈伯达倒了；照片上少了林彪，就说明林彪倒了……看照片最省力，最管用！”
　　胡耀邦听罢，哈哈大笑，这才悟出小伙子在那里用辛辣的笑话来挖苦“文化大革命”。
　　又有一回，报上在宣传“人人成为理论家”。那位小伙子指着报纸对胡耀邦说：“胡伯伯，如果真的‘人人成为理论家’，‘反修防修’就有指望了！”
　　胡耀邦不明白这位小伙子为什么称赞起当时的报纸来。
　　小伙子补充说明道：
　　“‘人人成为理论家’，六亿中国人成为六亿个马克思，写出六亿本《资本论》，那‘反修防修’岂不就成功了！”
　　胡耀邦一听，又哈哈大笑起来。
　　胡德平记得，有一天晚上九时多，下着大雨，他从外面回家。推开家门，见到父亲的屋里亮着台灯，传出一阵阵大笑声。
　　胡德平细细一看，见到父亲躺在床上，床前站着胡克实。胡克实正聚精会神地听着胡耀邦在复述从那位小伙子那里听来的“文化大革命”笑话，两人不时爆发大笑……
　　正是由于那些忘年之交的年轻朋友，给正处于孤寂和苦闷中的“三反分子”胡耀邦带来了慰藉。
　　胡耀邦秘书陈维仁给我讲述的故事，也非常动人。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只带着秘书梁金泉一人前往中共中央党校，住进了五十三号楼底层。他每星期一到校，星期三晚回城，星期四早上再到校，星期六下班回城。也就是说，除了星期天之外，他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工作上。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3）
胡耀邦一到中共中央党校，就深知工作量巨大。他要求从中共中央党校的干部中，选择一位熟知情况的人担任秘书。胡耀邦选中了陈维仁。
　　1996年5月28日，我在中共中央党校幽静的校园里，采访了后来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陈维仁。戴着一副深咖啡色镜框近视眼镜的他，娓娓道来，深情地回忆着与胡耀邦共事的难忘岁月……
　　陈维仁被胡耀邦所选中，大抵出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他有着多年秘书工作经验；第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与造反派无涉；第三，有写作能力。
　　陈维仁原本是《人民日报》编辑、理论教育组副组长。在1954年至1955年，他曾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的秘书。1959年，他被送往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63年9月学习期满，本来要回《人民日报》工作，却被出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不久的林枫选为秘书。在“文化大革命”中，邓拓成了“三家村”的“黑掌柜”，林枫也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维仁也就被作为“黑秘书”受到批斗。从1969年到1974年，陈维仁在河南周口地区的“五七干校”，度过了五年的“再教育”生活……
　　陈维仁记得，他是在1977年5月初去见胡耀邦。他来到胡耀邦所住的五十三号楼，一推开门，正在看文件的胡耀邦马上站了起来，跟他热情握手，说道：“我等你好久了！我现在正在做你做的工作。”原来，胡耀邦正在校看中共中央党校揭批“四人帮”的简报。本来，这是秘书的工作。
　　胡耀邦比陈维仁年长九岁，陈维仁为称呼犯难：叫“胡校长”吧，他知道胡耀邦从来不喜欢“带衔”的称谓；叫“老胡”吧，又叫不出口。
　　胡耀邦一眼就看出陈维仁的心思，说：“以后叫我耀邦同志吧——全校上上下下都这么叫我，你也不例外。”从此，陈维仁一直叫他“耀邦同志”。胡耀邦则叫他“老陈”，在别人面前，称他“陈秘书”。
　　陈维仁说，胡耀邦工作非常尽心，每天工作到深夜。胡耀邦看书看报甚多，而且看得很快。他习惯于坐在沙发上看，文件则放在沙发前的长条茶几上。不过，沙发离门口很近，而秘书的办公桌倒是在里面。这样，客人一进门，首先见到的是胡耀邦，倒不是秘书。胡耀邦却从来不在乎这些。
　　胡耀邦擅长写作，擅长演讲，才思敏捷。他从来不要秘书为他起草讲话稿。只是在讲话后，要请秘书根据讲话稿整理成文。
　　胡耀邦写文章，总是要写上几句“提神的话”，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警句”吧。他很注意语言的生动性，注意有新的见解。有时，要提出新的观点，胡耀邦总是在小范围内先讲一次，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才在大会上讲。所以，胡耀邦讲话实际上是很谨慎的。
　　胡耀邦没有架子。本来，作为首长，他应该到北京饭店去理发，可是他却常常到中共中央党校附近的小街上去理发。他跟普通顾客一样坐在那里排队。不过，陈维仁和梁金泉考虑到他的安全，总是跟着他一起去。日子久了，理发师见到这人理发总是跟着两个不理发的人，一打听，才知道是胡耀邦！
　　胡耀邦对“走后门”极为反感。他曾说，中共中央党校不是做官的地方，而是一所学校。你要学习，请从前门进来。你要做官，这里没有“后门”！
　　胡耀邦还主张“走冷门”，别“走热门”。谁犯了错误，门庭冷落，倒是应该去看望。别去那些“门庭若市”的地方凑热闹。
　　胡耀邦最大的嗜好是看书。一边看，一边喜欢用红笔画道道。他看《列宁选集》，连注解都很仔细地看了，画上许多道道。胡耀邦很少出席晚会。偶尔有空，去看历史性的电影。有一回，中共中央党校放映《斯大林格勒大血战》，胡耀邦倒是去看了。胡耀邦喜欢京剧。正巧，陈维仁也爱京剧。听说陈维仁有《杨门女将》的唱谱，胡耀邦向他借来，空闲时看着谱子哼几句。
　　胡耀邦不喝酒，但是抽烟很多，一天两包。后来，为了他的健康，改由秘书为他保管香烟，一天“定量”十支。胡耀邦常常“超额”，向梁金泉说：“超额了，那就‘超额’完成任务吧！”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4）
为了采访当年批判“两个凡是”的主将之一邢贲思，1996年5月29日我来到当年的《红旗》杂志办公楼，如今是《求是》杂志编辑部。
　　有趣的是，笔者步入大楼，在总编辑办公室宽大的沙发椅上，见到了邢贲思——当年是陈伯达、姚文元坐在这里。邢贲思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如今成了《求是》杂志总编辑。
　　胖乎乎的他，戴一副深色边框的近视眼镜，学者风度，讲话很有条理。他对我说，虽然当年参加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但是从未细细回顾，你的采访，使我有机会回忆那难忘的岁月……
　　邢贲思笑称他当年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跟胡福明、吴江、孙长江不同。他们有《光明日报》、中共中央党校为依托，有胡耀邦、杨西光作“后台”，署“本报特约评论员”，而他则单枪匹马，每篇文章署“邢贲思”，算是“单干户”。邢贲思卷入这场大讨论，因为“真理标准”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他是一位哲学家，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大讨论的行列。
　　我问起“邢贲思”是不是真名？怎么会走上哲学研究之路？邢贲思大笑起来，说起自己颇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他于1930年出生于越剧之乡——浙江嵊州。
　　他的原名叫邢承墉。1949年，他自己改名邢贲思，取义于《诗经》中的“佼佼白驹，贲然其思”。我问他，那时候他是不是就想当哲学家，“贲然其思”？他笑道，那时候他跟哲学压根儿不沾边。小时候，他喜欢文学，所以从“贲然其思”中取名。他学哲学，纯属“半路出家”！
　　他是在1949年5月，参加学生运动。在1949年7月，参加“北上外文大队”，来到北京。当时，正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夜，急需外交人才。所谓“北上外文大队”，是当时从上海、南京等南方城市，抽调一批外语基础尚可的学生，到北京外国语学校进行培训。邢贲思原本是在教会学校学习，所以外语基础不错。他学过英语，后来学过法语、日语。于是，他被选中，进入“北上外文大队”。也就是说，当年的他，是作为未来的外交官加以培养的。到了北京后，先是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改造思想”三个月，然后进入北京外国语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学习俄语——因为当时最需要的是派往苏联工作的外交干部。邢贲思在这所学校学习了将近三年，即将毕业，却在一个夜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那时，这所学校的马列主义教研室缺少教员，而邢贲思“贲然其思”，思想活跃，平日喜欢在上理论课时发言，竟被马列主义教研室看中。于是，在一个夜晚，组织上找邢贲思谈话，要送他进入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前身）学习，培养他为一名哲学课教师。
　　那时的青年人，视服从组织需要为天职。邢贲思服从了组织上的意见。已经学了四门外语的他，另打锣鼓新开张，进入马列学院学习哲学。从此，这位未来的外交家，一下子变成了未来的哲学家！
　　1956年，毛泽东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中国招考第一批副博士。“半路出家”的邢贲思，去报考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副博士研究生，居然考上了！这充分显示，邢贲思这盏灯，点到哪里都能放光明。从此，邢贲思进入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心。虽说到了1958年中国又取消了原定的副博士制度，邢贲思转为助理研究员，但是他毕竟成了中国哲学的后起之秀。
　　在北京中国哲学研究所那幢灰色的大楼里，邢贲思把青春最宝贵的时光花费在哲学的思索上，天天“贲然其思”。到了1978年，四十八岁的邢贲思，已经是中国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这时，他当年的同学，许多人已经成为驻外大使。
　　在1978年发生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邢贲思第一次亲自感受到：哲学并不像哲学研究所那幢大楼一样是灰色的，而是充满生命的绿色！邢贲思说，他当时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78年4月8日的《哲学与宗教》一文。其实，这篇文章并不是探讨宗教哲学问题，而是批判把毛泽东思想当做宗教，批判宗教色彩的个人迷信。他以为，哲学是智慧的科学。如果把哲学当成宗教，那就没有科学可言。这篇文章，也是对“两个凡是”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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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5）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汪东兴的注意。汪东兴竟然说此文是“反动文章”！
　　然而，邢贲思从此一发不可收，他接二连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在激烈的斗争中脱颖而出……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地处大西北的甘肃，在各省市委之中，一马当先。甘肃原来的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冼恒汉。自1977年6月17日起，由###担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兰州军区第二政委。
　　###的经历，鲜见于报刊。我跟###之子宋宜昌是多年文友。1996年5月25日，我对他进行采访，这才得知###的传奇经历。
　　###之子告诉我，###是山东莒县人，原名宋延平，生于1917年4月。他九岁才上学，连着跳级，很快念完了小学、中学。
　　一个非常奇特的机遇，使###有机会到北平上大学：那是###的哥哥参加万国邮政抽奖，得了奖——三百大洋！于是，哥哥把这笔钱给了###去北平上大学。这样，###进入北平农业大学。
　　在农业大学念了一年，###又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
　　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担任过延安马列学院组织科长，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秘书长，南京中共代表团周恩来政治秘书，东北总工会副主席。这样，###有了多方面的工作阅历。1949年后，###担任过政务院劳动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
　　1958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热潮，钢铁生产的指标一次次攀升，完全脱离了中国当时的生产能力。1959年，中国钢铁的生产指标定为年产一千八百万吨。1959年春，在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钢铁生产指标时，作为国家计委副主任，###作了重要发言。###没有正面批评当时的高指标，却是算了一笔细账：要完成年产这么多的钢铁，需要多少铁矿石，需要多少石灰石与焦炭，需要多少运输能力，而当时中国的铁矿石、石灰石、焦炭的生产能力是多少，运输能力又是多少……再说，炼出来多少吨铁，才能生产多少吨粗钢，而粗钢还得精炼，要开坯，要轧材，每一道工序都有损耗……###用具体的数字，实实在在地计算，证明高指标远离了中国的生产实际。###指出，当年完成一千八百万吨钢是很困难的。
　　###的发言，深为陈云所赞赏。散会时，走到门口，陈云拍着###的肩膀说：“质量！质量！”陈云的意思是必须强调钢的质量，克服当时片面追求钢的产量。当时的钢铁很多不符合质量标准，成了废品。后来，在陈云的强调下，总算把钢铁生产的高指标降了下来。
　　1960年，###调任中共西北局委员兼西北局计委主任，这样开始在西北工作。
　　1963年9月，###担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非难。在“牛棚”里关了一年多。后来，陕西要搞生产，成立了“生产指挥部”，让###当顾问。这样，###才算又开始工作。
　　那时###全家五口人，拥挤在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屋子里，过了两三年。1972年，###出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从197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