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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没风波里-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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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夜，毛泽东主席的工作变得异常繁忙，秘书工作也明显加重了。当时担任毛泽东的秘书的陈伯达、胡乔木忙不过来，需要增加新的秘书。胡乔木向毛泽东主席推荐了田家英，一则田家英工作认真细致，颇有才华，二则只有二十六岁，是“壮劳力”。
胡乔木过去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曾与田家英共事，对田家英相当了解。他俩曾合写过《东北问题的真相》等文章。
于是，田家英应召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口授一段意思，要田家英当场拟一电文。
显然，这是一次特殊的“面试”。田家英一挥而就，毛泽东看后表示满意。
组织上经过研究，决定调他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田家英用六个字形容他最初的心态：“拘束”、“害怕”、“紧张”。他生怕自己难以胜任这一重要的工作。
他向胡乔木请教，向萧三请教。他们告诉田家英，要做好毛泽东的秘书，最根本的一条，是学好毛泽东著作，领会毛泽东思想。
田家英拿出一本本用土纸装订的本子给董边看，那上面分门别类抄录着毛泽东著作以及他的学习心得——他听从了胡乔木、萧三的意见，非常认真地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后来，中国青年出版社曾把田家英的学习笔记以《一个同志的读书笔记》为题，作为内部读物印过）。
毛泽东还让田家英“实习”，派他前往东北调查工商业情况。田家英奉命经大连去东北。虽然他对经济问题并不在行，还是圆满地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他刚从东北归来，此行就是他作为毛泽东秘书的第一次“实习。”
田家英夫人董边忆田家英（7）
经过“面试”、经过“实习”，田家英从此正式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达十八年之久。
就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不久，田家英便接到一项重要任务：1949年1月31日，天未破晓，一架神秘的飞机降落在石家庄机场上。那是一架苏联军用飞机。从飞机上下来四位客人。在机场上等候的吉普车，载着客人直奔西柏坡。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一起会见了客人。这位来自远方的贵客，便是米高扬。担任工作翻译的是师哲，生活翻译是毛岸英，而担任会谈记录的则是田家英。
田家英飞快地记录着，然后又连夜誊清，整理成会谈纪要，送呈毛泽东。田家英高效率而准确无误的记录，使毛泽东对这位新秘书感到满意。
一个多月后——1949年3月23日，田家英随毛泽东离开西柏坡，朝北平进发。
北平那时刚刚解放，城里还不安定，毛泽东住在西郊香山的双清别墅。田家英也住那里，而董边在城里工作。
董边记得，那一阵子每个星期天她都赶往香山。
“来，董边，交给你任务。”每一回，田家英总是拿出一大堆信封，叫董边帮他写。
原来，群众给毛泽东写信，由田家英处理。每星期大约收到二三十封的样子（后来远远超过此数）。内中重要的群众来信，田家英挑选出来送给毛泽东批阅，其余的由他代拟回信。事务冗杂，他写好了回信，每星期天抓董边的“差”，要她用毛笔写信封上的地址、收信人姓名。
“阿，田家英，你的老婆成了你的秘书啦！”人们见了，都这么笑道。
董边还用两块白布缝了个信插，便于田家英把群众来信分门别类地插在上面。虽说已经进入大城市，他们还保持着当年延安窑洞里的办公风格。
那时，他和她只有一只手表——那是田家英的一位同学到香港做地下工作，回北京时送他的。考虑到田家英更需要表，手表由他戴着。
1950年，董边生了大女儿，田家英硬是把手表让给妻子，因为喂奶要定时，需要手表……
新中国呱呱坠地。新政府诞生伊始。毛泽东主席忙着颁发一张张委任状。
为毛泽东主席掌印的，是他的秘书田家英。田家英因此博得了一个雅号，曰“掌玺大臣”——他手中的毛泽东印章，仿佛成了当年的“御玺”一般。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颁发的委任状，是权威性、历史性的证件。田家英“掌玺”，一丝不苟：每一个印，都横平竖直，落在正中，绝无半点歪斜；印油均匀，印章上的一笔一画都盖得一清二楚；盖毕，要等印油完全干燥，这才算完工。
平日工作中很注意节俭的他，为毛泽东买印泥时，却不顾高价了。那天，他骑着自行车来到北京琉璃厂，对那里的印泥挑三剔四，直至寻到一盒货真价实的清朝皇宫用的八宝印泥，这才买下。这种印泥不仅色泽鲜红，有股麝香清香，而且可历经百年而不变色，配得上用于那一张张极为庄重的委任状。
毛泽东一见这盒高贵的印泥，果真非常喜欢。印泥保存在“掌玺大臣”手头，用了多年，从未加过印油，那印色依然鲜艳、纯红、均匀、细腻。
董边拿出一本亲手剪裁、装订的田家英印谱——这位“掌玺大臣”自己的印章。
我翻阅着印谱。这是田家英品格的缩影，是他的座右铭的汇集。
有十几个印章，都刻着“小莽苍苍斋”字样。我不解其意。经董边解释，我才明白：“家英崇拜谭嗣同。谭嗣同的书斋叫‘莽苍苍斋’。他步谭嗣同的‘后尘’，把自己的书斋叫做‘小莽苍苍斋’。谭嗣同的‘莽苍苍’的原意是博大宽宏。”
在田家英的藏书上，都盖着“小莽苍苍斋”印章。他买了字、画，也盖上“小莽苍苍斋”印章。难怪，他的“斋章”多达十几个。
“另一个受家英崇拜的人，是林则徐。谭嗣同和林则徐都是爱国爱民、忧国忧民、气贯长虹、刚正不阿的历史人物，家英敬佩他们。这是刻着林则徐诗句的印章。”董边指着另一页，向我说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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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夫人董边忆田家英（8）
那一页印章，刻着两句诗：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那是1850年，林则徐在病中奉诏南征。这位钦差大臣在广东潮州病危时，仍执意征战，哼出了这两句诗。田家英请人篆刻这两句诗，用以激励自己。
在印谱中，有用田家英自己拟的格言刻成的印章：
“理必归于马列，文必切于时弊”。
此外，还有：“实事求是”、“忘我”。
在“忘我”之侧，盖着“无我有为斋印”。那“无我有为斋”，是田家英的又一“斋名”。
我看了田家英的许许多多格言印章，对其中一句“向上应无快活人”不解。
“他的意思是说，干事业的人没有多少时间去‘快活’——玩儿，娱乐。”董边解释道。
“掌玺大臣”自己竟有那么多“玺”。透过这些印章上的一句句格言，可以窥见主人当年的内心世界，精神脊梁。哦，那是田家英的心声！
毛泽东不仅把大印交给田家英，而且把存折也交给田家英保管。毛泽东的稿费，由田家英存着。来了毛泽东的亲友，毛泽东就给田家英写条子，这个送二百元，那个送三百元，由田家英取出存折，勤务员王福瑞去银行取钱，然后交田家英送到毛泽东亲友手中。
解放初，田家英住在中南海静湖。董边在全国妇联工作，平常住在椿树胡同。那时，进出中南海很严格，要凭特殊的出入证方予放行。董边在星期六晚上才回中南海，在那里度过星期日。
田家英由于工作一丝不苟，受到毛泽东的器重，得到不断的提拔。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由于田家英熟知毛泽东的著作，他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从选定文章，到写作注释，直至校对、印刷，不分巨细，他都一一去做，不差丝毫。他是《毛泽东选集》四卷九百八十七条注释的主编，他意识到，这不是一套普通的书，是一部影响亿万人民思想的著作，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著作，是一部传世之作。
在编辑委员会（田家英是其中一员）的努力之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1951年10月12日出版，第二卷在1952年4月10日出版，第三卷在1953年4月10日出版，第四卷在1960年9月29日出版。
田家英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这本书虽然直至1977年4月15日才正式出版，但是实际上在1964年就已经编好，排出清样。
他作为毛泽东的助手，曾帮助编辑了那本在1955年曾轰动一时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他编辑了《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
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步上主席台。毛泽东从衣袋里掏出开幕词，抑扬顿挫地念了起来：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
毛泽东的开幕词很短，不过两千多字。根据当时记录，毛泽东致开幕词时，曾被三十四次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其中有五次是“长时间的热烈鼓掌”，足见开幕词在代表心中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开幕词中的“华彩段落”，被人们作为“毛泽东格言”，反复引用：
“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谁都以为，这篇充满“毛泽东风格”的开幕词，当然出自毛泽东手笔。
可是，当代表们赞许这篇开幕词时，毛泽东却坦诚地说道：“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
如果不是毛泽东说出“底细”，那开幕词完全是“毛派”笔调，谁也未曾想到是别人代笔。毛泽东是著作巨匠。毛泽东著作出自他的笔下。不过，在筹备中共“八大”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事忙，委托陈伯达起草开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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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夫人董边忆田家英（9）
“陈老夫子”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毛泽东一看，摇头了。
可是，这时离开幕之日已经很近。
“田家英，你来写吧。写得短些，有力些。”毛泽东把起草开幕词的任务，交给了田家英。
田家英干了一个通宵，写出来了。
毛泽东一看，笑了。开幕词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个别处作了一些修改。毛泽东把改定的开幕词装进衣袋里，然后拍了拍衣袋说道：“开幕词落实了，我放心了！”
1963年，田家英在农村调查时，发觉农村干部文化水平有限，通读《毛泽东选集》四卷有困难。为此，他向中央建议，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他的建议被中央接受。为了适合一般干部学习的需要，《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在1964年6月出版了。另外，为了适合战士学习的需要，还编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这两种选读本，实际上是毛泽东著作的通俗本、精华本。田家英的这一建议，为普及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
在1965年，田家英编辑了《毛泽东著作索引》一书。这本书便于人们查找毛泽东著作。
在各种各样的中央会议上，田家英还是一 位“记录大臣”。毛泽东在许多场合随口而讲的话，经田家英记录成文字，整理成文章。例如，毛泽东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就是田家英记录、整理的。
田家英甚至还为毛泽东保管日记。
毛泽东记日记，这是迄今为止所有关于毛泽东的文章中从未透露过的。董边曾见过毛泽东在1958年前后写的日记。
我请她详细回忆，据她说：
毛泽东不用市场上所售的那种日记本记日记。他的日记本与众不同，是用宣纸订成的，十六开，像线装书。
毛泽东从来不用钢笔记日记。平日，秘书总是削好一大把铅笔，放在他的笔筒里。他的日记常用铅笔写，有时也用毛笔。
毛泽东的日记本上没有任何横条、方格，一片白纸而已。毛泽东写的字很大，一页写不了多少字。
毛泽东的日记很简单，记述上山、游泳之类生活方面的事。他的日记不涉及政治，不写今天开什么会，做什么发言。
毛泽东的日记从未公布过。随着时光的推移，世人有朝一日总会见到公开出版的别具一格的毛泽东日记。
采写《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1）
1992年10月，第五届全国书市在成都开幕。我应邀在那里签名售书。
晚上，我正疲惫地回到宾馆，却忽地接到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那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编辑杜世伟先生打来的。他先是打到上海我家中，知道我在成都，便打到了成都。他在电话中告知，八十一岁的胡乔木在1992年9月28日刚去世，他们打算组织采写一本关于胡乔木的书，问我是否愿意承担。
我略加考虑，答应下来。
说实在的，胡乔木早就在我的采访“视野”之中。我同意采写胡乔木，是因为胡乔木符合我的选择传主的原则，即“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透过传主折射中国当代史的重要侧面”、“没有人写过”。
不过，关于胡乔木晚年的一些问题，海外颇有微词，海外种种对于胡乔木的尖锐批评我也见到。正因为这样，对于写胡乔木我曾有过顾虑。在我看来，倘若写胡乔木的一生，他的晚年是无法回避的。这会使作者左右为难：照实写吧，审查难以通过；说假话吧，又是我所不齿。
我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商量，把书名定为《毛泽东与胡乔木》。这样，全书偏重于写毛泽东与胡乔木的关系，也就是着重写40年代、50年代以及60年代的胡乔木。
我决定写胡乔木，还有另外的原因：我采写过《陈伯达传》。陈伯达与胡乔木同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相当于毛泽东的左右手。所以，在写陈伯达的传记时，对胡乔木也有了许多了解。
每当我着手新的采访的时候，总是首先查找有关的背景资料。令我惊讶的是，我只是查到1949年海外一篇简短的介绍胡乔木身世的资料以及胡乔木去世之后新华社所发的《胡乔木生平》。可以说，关于胡乔木本人身世的资料，少得可怜！
我从上海前往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广和责任编辑杜世伟设宴招待胡乔木亲属和我，当场谈定了采访意向和计划。
此后，我来到胡乔木家，采访胡乔木夫人谷羽、女儿木英和儿子石英。他们详细回忆了胡乔木的生平。尤其是谷羽，刚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走出来，仍坚持逐一答复我的问题。
如今回想起来，那确是抢救式的采访，因为在采访时，谷羽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好，正在就医。不久，1994年12月10日，七十七岁的谷羽便在北京病逝。
当我来到胡乔木家中，见到墙上挂着胡乔木的巨幅彩色照片，上面披着黄、黑两色纱布。这张照片原是胡乔木和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的合影，强烈的逆光勾出鲜明的轮廓，胡乔木穿一件普通的夹克衫，露出方格衬衫领子，面带笑容——他生前喜欢这张照片，家属也就从中把他放大，作为“标准照”。胡乔木的遗照下，放着他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在他的书房里，他的书桌仍保持原样，笔筒里插着一大把毛笔，旁边是三瓶墨水，一大沓文件，一望而知是这位“中共中央一支笔”伏案劳形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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