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错位-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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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段时间我吃了不少打死的麻雀和麻雀蛋，饱了口福。

　　寒假，大哥和他一位同学来江口县玩。

　　大哥已从成都树德中学高中毕业，因品学兼优，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大哥，以前他老在外面念书，难回家，即使回家我也记不住。

　　大哥有1米75左右高，不胖不瘦，很英俊，脸膛白里透红，胡子刮得很干净，一身白色、单排扣、卡机尼的学生装，半高领，领紧扣，头毛梳得光亮，脚上穿的皮鞋也亮，嘴唇紧闭，说话温文尔雅。

　　大哥回来后，我整天跟在他后面，听他和母亲说话，和三哥、四哥谈学习上的问题，虽听不懂，但总要挤在他们中间去看他们说话。

　　一天，大哥要和他同学上二王庙玩，我要去，大哥非要让我换上那套黑尼子大衣才带我去，走到安楠桥头，有一位解放军正站岗，他看见我们样子（可能穿得很帅气），不知为什么，马上给我们敬了一个军礼，很好笑，也很得意，几十年后还记得。

　　大哥信奉基督教，在家时，每跨一道门坎，他都要在门坎上跪一下，做个祈祷才起来，我和二姐感到动作可笑，但三哥和四哥对大哥是敬佩得五体投地，觉得大哥做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不准我们笑。

　　晚上，大哥爱在床上蚊帐里，演皮影戏给我们看，有三国演义、白蛇传……大哥边演边唱，他嗓子好，唱得很好听，皮影做得精致逼真，两人打斗，一刀可以把对方脑袋从脖子上砍下来。三哥在蚊帐里拿油灯，四哥在床头维持秩序，只要演皮影戏，全院的大人小孩都来了，还有两位借宿在我家，从南充来的周家两弟兄，小屋子挤满了人，太热闹了。

　　大哥这次回来，住得较久，可能有一个多月。

　　以后他参加了工作，53年春，回过一次家。

　　我家已搬到大井街徐家院子。

　　下午放学回家，看见母亲和一个头发、胡子都很长的中年人说话，这人赤足穿了一双草鞋，蓝布中山衫服，肩上还补了一个疤，母亲见我回来，说：

　　“快叫你大哥！”

　　这是我大哥！这就是我三年前的大哥？！

　　当时大哥才21岁，脸黄里透黑，显得憔悴和疲惫，我心底泛起一阵凄凉，犹豫着还没叫，母亲接着说：

　　“他从羌县走了两天山路，今天才刚到。”

　　两天山路？！

　　我轻轻地叫了一声：

　　“大哥！”

　　“这是朝宏吧？长这么高了，读几年级了？”大哥亲切地问我。

　　我不好意思地回答：

　　“四年级。”

　　大哥又问：

　　“成绩好吧？”

　　我低头说：

　　“还将就。”

　　大哥和母亲都愉快地笑了。

　　大哥这次回来是探亲，只有七天假，来回路上要走四天，在家就只能呆两三天。

　　后来听妈说：

　　大哥回来后，曾去了一趟江口县民政科，找了当年在我们家借住，现己当上科长的周家兄弟周伯高，希望政府了解我家生活的实际困难，帮助弟妹们能完成学业。

　　记得临走前一天晚上，大哥将我们弟妹都叫到一起问：

　　“将来长大了想做什么？”

　　轮到我说：

　　“我想当空军。”

　　大哥听后，停很长时间才严肃地说：

　　“我们要热爱和平，反对战争”。

　　大哥为什么不喜欢我当空军呢？这句话我搞不懂，但却深深地影响着我。

　　大哥走后，他再也没有回来过，57年划成右派，61年病逝狱中，我再也设有见到我的大哥了！

　　住在董家大院时，父亲被祖山县人民政府留用后，来信让母亲带着我，去了一趟祖山县。

　　当时祖山县军管会主任吴团长亲自设宴为我们接风，军管会正付主任和夫人都出席，欢迎我们的到来。

　　宴会上，吴团长频频举杯和父亲共饮，赞扬父亲的投诚和他的工作能力，要父亲继续努力工作，为新中国多做贡献。

　　父亲当时任总务处长，熟悉环境，业务能力强，工作起来十分顺手，又不贪污枉法，账目上一清二楚，认真卖力，所以深受领导赏识。

　　因考虑父亲家庭负担太重〔我已有么弟朝春，共九个孩子，六个在读书〕组织上同意安排大哥工作，先去成都革命军事大学短训后再分配。

　　就这样大哥放弃了北大的学习，参加了革命。

　　在完成了川西征粮剿匪任务后，被安排到羌县海子区人民银行工作。

　　父亲为人太耿直，不通事故。

　　军管会主任吴团长在山东老家己有老婆孩子，我们去祖山时，吴夫人刚从老家来，和我们一起吃过饭，起眼一看，就是一位典型的农村妇女。

　　吴赚老婆土里土气，没让久呆，便把老婆赶走了。

　　老婆一走，吴就和机关里一位年青漂亮的女同志搞上了。

　　最后闹到想把原配夫人休了，逼夫人离婚的地步。

　　父亲看不惯，便在一次机关全体人员的民主生活会上，当着面揭发了吴的丑事，搞得吴和那位女同志下不了台。

　　父由此失宠，没过多久〔51年〕就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人民政府逮捕法办，因解放前无民愤，从轻发落，判刑劳改二年，53年底刑满释放回家。

　　后听伯父说：

　　父亲性格就是认死理，钢直不轲，敢做敢为。

　　在台县当粮政科长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前方战势吃紧，后方土匪却十分猖獗，闹得民不聊生，特别是广大抗日战士家属受害严重，县政府专门开会讨论土匪扰民问题，因土匪多，有枪，会开半天没人发言，连主管兵警的头头们，都不敢去承担领兵清匪重任。

　　见此情况，父亲大怒说：

　　“现在国难当头，国家正是用人之际，身为政府官员，不能白吃干饭，理应率先士卒，为国分忧，为民做主，可个个却瞻前顾后，不以民生，国事为重，真愧对国人，有辱祖宗……”一番慷慨陈词，说得与会者脸红耳赤。

　　他是粮政科长，本无他的事，但父亲硬要请求带兵剿匪，并亲自深入匪窝，将匪首抓获，保了一方平安。

　　后父亲被任命为代县长。

　　一年秋后，农民歉收，几千上万灾民到县政府上访，抗捐，把县政府都包围了，卫兵吓得把县府大门紧闭，父亲知道后，命令把大门打开，一人出去亲自接待上访代表，了解实情后，当场拍板，免征粮税，还打开国有粮仓，放粮救济灾民。

　　父亲在台县、川北行署任职期，很多事都是受命于危难之季，为民请命，所以深受民众拥戴，被地方百姓颂称为造福一方的“魏菩萨”，佳话广为流传。

　　传说父亲去剿匪时，匪首从去岩上跳下，飞越过父亲头顶，只见红光一闪，落地时就被地上的草绊倒并紧紧缠住，不用吹灰之力，父亲就把号称“草上飞”的匪首活捉了……。

　　父亲30岁生日，前来祝贺的民众，有二、三千人，酒席摆了300多桌。

　　场面十分壮观。

　　父亲逮捕送劳改以后，才由地方政府通知家属，全家获悉实情，母亲大哭一场说：

　　“吴团长对我们不错呵，为什么要去管别人闲事，事后又不主动向别人认错，赔礼道歉，真是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父亲幺妹（九姨），是由父亲从安岳老家带出来的唯一亲妹妹，经人介绍，父亲操办，将她嫁给了在江口县做山货生意的资中县人，名叫孙福态（九姨父）。

　　九姨父很精明，会做生意，开始父亲因工资较高，孩子少，经常支柱他们，后来九姨父利用舅子这个靠山，加上有父亲在江口县当官朋友的关照，很快使生意做得很大，在太平街上买下了很大一个院落。

　　院落临街有铺面，后面有两层楼，十多二十间住房，直通泊桥河边。

　　买下院落后，父亲将他们商场取名为《恒丰永》，并亲自书写了招牌。

　　他们山货生意照做，又开起了旅店，九姨父待人热情大方，旅店位置好，来往于江口县的成都和山里少数民族地区的客商都喜欢住他们那里，客人常常暴满，晚上地上都睡有人。

　　母亲说：

　　“自从从九姨嫁给孙福态后，他如虎添翼，生意做得，像金水一趟一趟地往家里流！”

　　我家搬到太平街董家院后，离九姨商铺不远，我们爱去玩，每次去，九姨父都给我们钱买糖吃。

　　九姨父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就是大方、热情、平易。

　　九姨很小就随着我父亲，性格上比较老实缺心眼，嫁孙福态给后，生活好，家里请了很多用人，什么事都不用她操心，懒散惯了，她不理事，九姨父也任她，整天梳妆打办，穿红戴金，打麻将，跳舞，家里有多少钱，她不知道，只要自己有钱用就行了。

　　56年九姨父病死。

　　文革初，他家撤迁，九姨儿子在老家宅地里挖出了两大罐银元和金条，是九姨父生前埋藏下来的，九姨才知道，她家原来有这么钱呵！

　　解放后，父亲的工资陡减，九姨父曾出谋帮助我家，在董家大院里办起了，砖茶生产小作坊。

　　砖茶是山里少数民族配制酥油茶的主要原料，酥油茶是他们的主食，所以砖茶每年需要量很大，我家制作的砖茶质量好，全由九姨父帮助销到少数民族地区，赚了不少钱。

　　每天，我和二姐放学回家，看见院子里晒满黑黑一片、压制出的茶砖，总要过去翻翻，阵阵茶香，让人陶醉。

　　“这是我家制的！”

　　自豪感油然而生……

　　这可能是我80年代后，弃教从商的潜意识吧？

　　一年后，我家从董家大院搬到大井街徐家院子，茶砖生意也就停止了。

　　九姨爱打麻将，在麻将桌上认识了一位姓任的太太，其丈夫姓周，介绍给我妈认识后，我们称她为周伯母。

　　周伯母的丈夫，解放前在江口县税捐处当科长，算是和父亲干过同样工作，所以很快就和我家混熟了，成了世交。

　　周老家在南充，刚解放他老家俩儿子，来江口县找工作，他家住不下，就暂住在我家，和三哥、四哥住在一个房间，床上挤不下，就铺地铺，睡地上。

　　太平街地处县城外，51年土匪叛乱。

　　一天晚上，土匪在紧临太平街的观风楼跟解放军打仗，枪声响了一夜，我吓得躲在母亲怀里，蒙住耳朵一夜没睡。

　　第二天听说：

　　土匪想血洗太平街，过观凤楼时，被驻守观凤楼的解放军发现，双方交火，打得利害，土匪被打死了几个后，士气大减，天亮快了，土匪想放火烧了凤观楼，被赶来增援的解放军扑灭，尸体还来不急拉走，土匪便匆匆跑了。

　　三哥着急地问：

　　“现在尸体还在吗？”

　　有人说：

　　“还在，我刚从观凤楼看了回来。”

　　我知道三哥要去看。

　　三哥十多岁了，大哥不在，算是家中老大，母亲很少管他。

　　我趁母亲没注意，一个人溜到院子门口等他，果然，一会儿三哥从院里跑了出来，三哥见是我在等他，高兴地牵着我的手，一溜烟跑到了观凤楼，土匪尸体全烧焦了，一个尸体仰面躺在墙边，嘴张着，一只手向上伸，手指半缺，指向蓝天，“死前他想说什么呵？”我不敢多看，拉着三哥回家了。

　　母亲感到住在太平街不安全，决定托人在城里找房子搬家，周伯母听说后，介绍说：

　　“大井街有个院子，解放前是徐家大地主的词堂，解放后徐地主和老婆都被人民政府镇压，大儿子也死了，大儿媳没有生活来源，想把词堂租出去住人，租金便宜。”

　　母亲随周伯母看了房子回来说：

　　“房子可以，院子没有董家院大，但精致，分前后两院，后院祀祭堂两边是客房，右边较小，左边较大：可隔两大间，有厨房，库房，还带一个小天井。前后两院除客房外，全是厢房，加起有十多间，全可住人。我和周伯母商量了，决定两家都搬到徐家院里住，他家人少，租用后院的右客房，我们租左客房。”

　　51年我们家搬到了大井街，一住就整整住了40多年。

　　在徐家院子，我渡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生活充满了欢乐和悲伤、贫困和艰辛、失望和憧憬、幻想和破灭、爱情和甜蜜……直到90年代初，徐家院子的土地被征用，我家才离开大井街这块热土，迄今大井街徐家院的情景，还频频出现在我的梦里，儿时的梦幻让我终生难忘！

　　我们和周家入住徐家院子后，前后院先后搬入了：陈国威家、唐清平家、肖大爷家、杨华华家、毕彩云家、张少兰家、赵元村家、刘家婶家、任姥姥家、海娃家、严老师家等十多户。

　　前后院都住满了，连厕所房里的毛坑，用土填了，也住上人。政府将徐家院子罚没充公后，徐家大儿媳妇因没有地方住，就在厕所门的房檐下，用竹篱笆隔了一张床位，住了下来。

　　到大井街后，我和二姐又重新到县第二小学报名读一年级，但我们没有同班了。

　　我和二姐从祖山开始，读了三次小学一年级，真是好笑。

　　三哥、四哥在文庙中学读中学，申请准了助学金后，住校，每星期天回家一次；大姐在第二小学上三年级；以后大弟、么弟也在第二小学读书。

　　母亲一人操持家务，里外劳累，非常辛苦。

　　从那时起，我家的苦难接踵而至，开始饱尝饥饿、贫困、无助、被欺辱和歧视的滋味。

　　51年父亲被判刑劳改后，全家九口人的生活全靠大哥每月寄回25元钱维持，大哥每月工资32元，除自己的生活费外，余下全寄回家，平均每人每月2元多，那也得生活！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

　　57年底大哥被打成右派，后又送去劳改，61年病死成都宁夏街牢狱中，61年父亲也死了，全家无一点收入，三哥、大姐、大弟放弃学业，去泰河乡花竹条编竹筐；大姐去食品公司的公山基地挖地种菜喂猪；母亲扎鞋底。

　　星期天放假，全家出动，背砖、背瓦、背煤、拾柴，为活命什么都干，也真算自强不息，垂死挣扎！

　　62年四哥大学毕业，分配了工作，全家才算松了一口气，但因人多负担重，仍然贫困。

　　文革结束，邓小平上台后，我家生活才真正开始好起来！

　　往事历历在目，不堪回首呵！

　　53年初冬的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和二姐、大姐正做作业，妈在厨房里准备晚饭。

　　突然，前院住的刘家婶，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喊道：

　　“快！魏伯母，你先生回来了。”

　　母亲从厨房里跑出来问：

　　“在哪里？”手还是湿漉漉的，不断往缠在身上的围腰布上擦。

　　刘家婶说：

　　“刚下车，在门口！”。

　　“是爸爸回来了！”我高兴地喊一声，便一个箭步地跑了出去。

　　跑到大门口，看石凳傍站着一个人，正弯腰整理放在石凳上的行里，就向那人喊了一声：“爸爸”　。

　　爸爸抬头看见是我，微微一笑，轻轻说道：

　　“宏儿来了！”

　　我牵着父亲的手说：

　　“走，回去”

　　父亲说：

　　“不忙，等你妈出来”。

　　这时妈和大姐、二姐，还有大弟都跑出来了。

　　父亲有点着急地小声向妈说：

　　“快帮我把黄包车钱付了，二角钱”。

　　这时我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