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错位-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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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忙，等你妈出来”。

　　这时妈和大姐、二姐，还有大弟都跑出来了。

　　父亲有点着急地小声向妈说：

　　“快帮我把黄包车钱付了，二角钱”。

　　这时我才发现街边停了一辆黄包车，车夫很不耐烦地坐在车上等，母亲马上从身上掏出钱，数了数，递了过去，车夫接过钱，不知口中咕哝了一句什么话，拉着车走了。

　　母亲回来向大姐喊道：

　　“朝琼，你帮爸拿行里，回去了”

　　妈走在前面，大姐提着行里紧跟着，父亲抱着大弟，我和二姐一边一个拉着父亲的衣裤，簇拥着往院子里走。

　　前后院的邻居们都站在门边或窗口上看。

　　“魏先生回来了！”大家热情地打着招呼。

　　“回来了！”母亲微笑礼貌地回应，时儿还停下来跟别人说两句。

　　面对这些陌生的面孔，父亲有点不好意思，低着头加快步子，低声地摧我们：

　　“快走！”

　　像逃似的，爸和我们到了家，把母亲留在院里。

　　大姐把行里放到床上说：

　　“爸，你坐，我给你盛碗水喝”。

　　我看了看行里，是一床用草绳缠着，上面补了很多补丁的破棉被，没一点吃的东西，心便晾晾的，再看父亲，他瘦多了，高大的身子穿了一件齐腰的短棉衣，肩头上有一块小洞，露出白棉花，没有穿内衣，也用一条草绳把棉衣紧紧地缠在腰上，下身穿了一条单裤子，只打齐小腿，露出光光的下半节脚杆，裤子本色可能是蓝色，但已经洗成灰白色了，膝盖下还有两块用黑布补的疤，赤着足，穿了一双草鞋。

　　父亲脸膛泛黑，看起来还健康。

　　母亲回来后，向父亲看了看，没说话，从衣箱里拿出了一双自做的新鞋说：

　　“拿去换了吧。”并向我们喊道：

　　“快去给你爸打盆洗脚水来”。

　　我家没有热水和开水，喝的和洗脸洗脚的水，都是我和二姐从扬柳河里抬回来的河水。

　　晚上，母亲破例地煮了一大锅新鲜饭，用菜油炒了一盘泡菜，让我们吃了两碗。

　　睡觉时，母亲调整了铺位，要我和大弟睡小床，二姐和大姐睡三哥、四哥放假回来睡的床。

　　原来我、大弟和母亲都睡在一张大床上，现让给了父亲。

　　睡下后，我睡不着，可能晚饭吃多了。

　　平时，我们一天只吃两顿饭，早上吃新鲜饭，每人两碗，人大的盛多点，人小的盛少点，泡菜下饭；中午喝点清水，晚上吃早上留下的饭锅巴，用水煮了，半浠状，称为锅巴饭，一人一小碗，无菜，但吃起很香。

　　今天晚吃了两碗饭，翻来覆去，脑子里始终浮现出，在祖山时，和父亲乘船去看朋友的场面，父亲昂头挺胸，胖胖的……。

　　现在，怎么啦？我搞不懂，总睡不觉，直到鸡叫。

　　父亲刑满释放回家后，仍在地方居委会监管下从事体力和手工劳动，推鸡公车帮别人运货，花竹条，编竹筐。

　　清晨和街道其他管制分子轮流去打扫公厕。

　　每星期去居民委员会汇报思想改造情况，接受居民小组的审查评议，决定是否可以摘去管制分子帽子。

　　在当时极左思想的指导下，参加评议的居民积极分子，有谁敢向被政府定了性的“反革命”、“坏分子”说句公道话，大家往往都以落井下石的义举，来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和积极性。

　　父亲不管是多么诚心诚意地加强自我改造，但直到1961年病逝，都没有选举权，也就是说直到死，他都不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有天，是星期六晚上，刚吃过晚饭，居委会治安主任仰婆婆来家，通知父亲去居委会开会，汇报情况。

　　居委会开会，我没有看过，想去看，母亲不准，说：

　　“有什么看头！”

　　但最后我和二姐还是悄悄跑了出去，躲在居委会门后，偷偷往里看：

　　只见父亲和一些管制分子，低着头，规规矩矩地站成一排，下面坐着十多个治安积极分子，除一、二个老头外，全是妇女。

　　一个中年妇指着一个管制分子骂道：

　　“你不老实！前天早上我亲眼看见你把一块掉在街上的木块拾回家，还说没拾过。”　

　　很多人附和着呼叫：

　　“说，拾过没有？”

　　被问的管制分子，头上冒着汗，低声说：

　　“拾过”

　　众人又喊：

　　“拿去做什么了”

　　管制分子声音更低说：

　　“当柴火烧了”　

　　众人大骂：

　　“大声点，不许装疯卖傻！”

　　以后全是漫骂，和“是！”“是！”的回应声……

　　我不忍看下去，心里苦涩，没让泪水流出，拉着二姐说：

　　“走吧！”

　　二姐已经是泪流满面。

　　几天来，我们都不敢抬头见人。

　　初秋的一天下午放学回家后，母亲见父亲还没有回来，对我和二姐说：

　　“你俩去胥家路口看看，你爸上午就去胥家场用鸡公车帮人推豆饼，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快去看看，是不是推不动了！帮他拉拉。”　　　　　　

　　以往，只要不读书，我和二姐都爱去帮父亲拉鸡公车，父亲在后面推，我俩赤着脚，用绳子，一头套住车头，一头跨在肩上，使劲地往前拉，父亲推起来就会感到很轻松，推得也快。

　　和父亲一起推鸡公车的大爷，把我们称为：

　　“两个小飞鹅”。

　　“好！”我俩高兴地应了母亲一声，拿着拉绳就向外跑，过了胥家路口，没有看见父亲的身影，又向前走五、六里，天己慢慢黑下来并开始飘起小雨，只见路上一人，坐在鸡公车上歇气，“是爸爸”我们高兴地大叫：

　　“爸，我们来了！”便向前跑去。

　　父亲见了我们，一下子站起来，很高兴地说：

　　“推不动了，歇了一下，现在我们走！”

　　我和二姐马上套上绳子，开始使劲地向前拉，路很滑，我们用草绳缠在足上，拉得很快，但没有走到一里路，就感到拉起来很吃力，拉不动了。

　　“爸，你是不是推不动了？”我回过头小心地问，只见父亲虚汗淋漓，又问：

　　“你是不是饿了？”

　　父亲有气无力地回答：

　　“太饿了，推不动！”

　　说完放下车，一屁股坐在车杠上说：

　　“再歇一会儿。”

　　天黑暗下来，路上和周围田地里，看不到一个人影，我和二姐擦着脸上的汗，也感到饿了，怎么办？这前不临村后不临店的地方，有谁会来帮助我们呵？我开始感到无助的恐惧和无奈！

　　突然，看见父亲眼睛一亮，看左右无人，便跳到路边田里，从玉米地，搬下三包刚卦红丝的玉米包，抱了回来，递给我们说：

　　“将就吃”，

　　我立刻想到那天晚上，在居委会，管制分子被批斗的情况，不安地问爸：

　　“你不怕他们斗争你？”

　　父亲看看我和二姐，笑了笑安慰地说：

　　“放心，他们不会知道的”。

　　由于有了一包生玉米的充饥，晚上十点过，我们终于把鸡公车艰难地拖回了家。

　　57年大哥被划成右派，送到漩口劳教，无工资寄回，58年四哥又考取黔卅大学物理系，我们家陷入每天都揭不开锅的境地。

　　经居委会同意，父亲决定到距县城有60多里泰河乡去花竹条，编竹筐竹箕卖。

　　泰河乡地处邛崃山系，山清水秀，气候湿润，盛产斑竹。

　　因是斑竹产地，收购竹子价格非常便宜，加之山上还有一大片、一大片的野生竹子，不用钱卖，只要不怕吃苦，带上干粮到山砍一天竹子，会有几大捆，然后扛下山，放在家里，不出门，编上半个月，原料都用不完。

　　泰河乡场上，供销社设有竹筐竹箕收购点，离父亲暂住的董婆婆家，有三、四里路，将竹筐竹箕缚好，担下去卖了再回来，一天可以跑四、五次。

　　假期或星期天，我跟父亲上山去砍过竹子，也去卖过竹筐竹箕。

　　父亲住地周围的野生竹，长得较大、能用的，已经被砍完了，需要爬几座，走十多里山路，才会看见竹林，砍到有用的斑竹。

　　那是好大一片竹林呵！翠绿了几座大山，一阵风吹过，万株翠竹随风起伏，远望去如海浪翻腾，波涛万倾，非常壮观。

　　90年代，在深圳听说广西竹海美如仙景，和朋友千里迢迢跑去看，感到也没过于此景。

　　去砍竹子，必须头天晚上把斧子磨得很锋利，第二天，天刚亮出发，爬到竹林处，就快到中午了，砍完竹子，捆好，已是大汗淋淋，饥肠咕噜，下午二、三点钟，躺在地上吃干粮，喝身旁小溪里的水，心里充满了惬意，

　　晚上，下过雨，雨后的竹叶青翠欲滴，从叶缝里透过来的阳光是斑斓的，洒在地上和人的脸上，晃来晃去，全花了！父亲有时会高兴地吟颂起毛主席的诗词：

　　………

　　斑竹一枝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

　　………

　　我欲因之梦寥廓，

　　芙蓉国里尽朝晖。

　　………

　　感觉真好！今人心旷神怡，浮想联翩……

　　把竹子扛回家，已是黄昏时分。

　　父亲空闲时，爱钻研中医，没有钱买书，就从收荒匠处找了一些破旧的中医书回来，加以整理，用毛笔抄录在废旧报子上，然后装订成册，迄今我还保留下父亲的这些遗稿，作为家传，让后人能永传留下去！

　　父亲悟性很高，理解能力强，古文功底厚，所以，一看书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没过半年就敢给人看病，通过实践，医术逐渐高明，特别对疑难症，有独到见术，名声逐起，周围街坊和泰河乡的村民，慕名求医不少，县武装部政委的爱人（院子里陈三姨的侄女），因患妇科疾病，找遍江口县、成都和周围所有名医，都久治无效，快要死了，经陈三姨介绍，找父亲去武装部医治，父亲二副药下来，就使病人下床走动，没有医治到二个月，就可以上班。

　　为感谢父亲，政委让陈三姨给我家送来二斤猪肉。

　　在困难年间，这可是珍贵之物，全家都快一年多没吃过肉了！

　　并告诉父亲，政委想把父亲介绍到中医院工作，后来可能因父亲还带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又无行医证，此事不了了之，全家空欢喜了一场。

　　父亲给人看病不敢公开挂牌，平时只是由熟人介绍偷偷看，不敢收钱，医治好后，病人出于感激，送点吃的东西就十分满足了，很多时候是白治病。

　　父亲心地善良，无论大小事，别人只要求到他，总是有求必应。母亲说父亲是：

　　“家懒外头勤！”

　　父亲生前，人缘关系，一直很好。

　　父亲爱和江口县当时的名医杨昆讨论医学心德。我少年时的好友贾天全，初中毕业就弃学，到中医院学中医，也常来我家向父亲请教。

　　有时，看着父亲砍竹子的身影，伏案给别人把脉治病的情况，再瞧瞧垒积如山，叠放整齐的竹筐、竹箕。

　　父亲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不是正如泰河乡山间岩石缝中生长的斑竹吗？！

　　有“竹石”诗一首称颂到：

　　咬尽青石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60年代初，在七分人祸三分天灾的情况下，国家处于极度困难期，粮油定量供应，一个月，大人才供应18斤粮食和二两菜油，一年吃不上一两肉。

　　记得60年底，快要到年关了，居委会怕春节供应不了猪肉，不知从那里弄来一只小猪。

　　因当时周伯母是居委会副主任、我母亲是小组长，为争表现，便把小猪拉到我们院子里，用绳拴在徐地主大儿媳妇住的房檐下的柱子上，心想：

　　前后院子住的人多，各家吃饭剩下的刷锅水都把小猪养大了，等到春节杀了，全居委会的居民都可以分到肉吃。

　　那年头人都吃不饱，那有猪吃的呵！

　　倒出来的刷锅水全是清水，看不到一粒米饭，每天小猪饿得直叫，把柱子都快啃断了，不到一个星期就饿死了，皮包骨头，居委会找来一个管制分子将它剥皮破肚，打开胃里，全塞满了木头渣。

　　最后，每家分到二两多肉。

　　父亲泰河乡期间，我和大姐每月都骑自行车给父亲送口粮，自行车是大姐找人借的，车不够，就一个人去，二姐脚不好，又不会骑车，泰河乡从来没有去过。

　　父亲每天要劳动，一月18斤粮食，肯定不够他吃，家里孩子全都是长身体吃长饭的时候，根本没有多余的粮食接济他。

　　那个年代，世风淳朴，无饭吃，也很难听到为争口粮，一家人吵嘴打架之事。

　　开始，父亲还能搞到一些爪菜之类充饥，后来爪菜都吃完了，怎么办？

　　有几次，我去泰河乡，都见父亲正在吃，平来是用来喂猪的豆饼和谷糠，还有用杨槐叶做成的馍馍。

　　我吃过，满口钻，苦涩难咽。

　　父亲悄悄告诉我：

　　“泰河乡的农民都快饿死完了，很多院子的人全死光，连收尸的人都没有……。”

　　以前我只是在书上和画上看过哀鸿遍野，饿孚横流的悲惨情景，现在亲眼目睹这一切，真是心灵震撼，感到夕阳如血一样鲜红！

　　后来听说，上面知道了泰河乡饿死的人太多，曾派人去调查。

　　结论如何，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61年夏初，大哥在成都宁夏街狱牢中病死，得通知后，举家悲痛，父亲因伤心过度，三天都卧床不起，大哥是他最亲最孝顺的长子，又是大伯的养子，现在忽然离去，叫他如何不伤悲？　　

　　过了夏天，父亲患了水肿病。

　　那个年代，许多人因严重缺乏营养，都得这种病，也死于这种疾病。

　　开始他还坚持劳动，拿钱回家。

　　到冬天，他终于倒床不起了。

　　三哥去泰河乡，用鸡公车把他推了回来，脚肿得，跨不过家门坎，咳嗽利害，母亲跑去人民医院，找父亲旧友吕世民医生，吕医生到家给父亲诊断，说：

　　“水肿病外加胸膜炎，已化脓，要住院，抽积水”。

　　家中无钱，住不起院，吕医生只得开了盘利西宁等消炎药，让父亲服下，不到一个星期，父亲就死了。

　　死的前一天，母亲看父亲真的行了，叫我和朝荣（大弟）走路去泰河乡，把父亲放在董婆婆家的被盖等背回来，60多里路，我们当天没有赶回家，途经太平乡，在父亲一位朋友家借宿一晚，第二天上午赶到家，父亲已去逝。

　　父亲躺在大屋的地板上，脸雪白，嘴张开，眼微微睁着，他死不瞑目呵！

　　三哥说：

　　“早晨，听到父亲大闹，要从床上争扎起来，把他扶下后，怕他冷着，用被盖给他盖着头。可是，他一会儿就断气了。”

　　家里管事的，只有三哥和母亲，大姐还在公山，没赶回来，四哥在贵卅根本回来不了。

　　父亲死后，母亲极其虚弱，已经欲哭无泪。一年中，接连死去两个亲人，都是家中顶梁柱呵！谁受得了！

　　所以很多事都是三哥安排。

　　父亲死了的消息很快在的街坊中传开了，中午开始就有人来送钱物，或来慰问，也有人买来花圈放在院里，都没落款是谁送的，只是写上“邻居”或“朋友”哀悼。

　　现在想起，真让人感动，在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