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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落日-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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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夏朝末年，商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了。其部落首领成汤是一个有远见又十分仁义的人，他看到夏桀暴虐残忍，喜好淫乐，民心渐失，是灭夏的好时机，便采取了一系列强商弱夏的措施，在内政外交上做了积极的准备。首先，他将居住地迁至亳（亳邑今居何处，目前尚无定论，多数学者倾向于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洛阳偃师商城遗址），便于以后的军事行动，因为从亳到夏朝的统治中心伊水、洛水流域，交通非常便利，易于行军打仗；其次，他对内实行勤政薄敛、体恤民情的政策，使人民生活安定，物资积累日益丰富；再次，他不拘一格地选用人才，伊尹在投奔成汤的途中，成为奴隶。但是成汤并没有因此看不起他，而是大加重用，把他破格提拔为右相。事实证明，伊尹在后来灭夏的战争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对外，成汤对其它小的诸侯恩威并施，采取了拉拢与攻打两手政策。在豫东，伊尹辅佐成汤悄无声息地树立了另外一种形象。野外，有人四面张网捕鸟，并祷告说：“小鸟啊，从四面八方都进我的网里吧！”成汤则说：“怎么能把天下的鸟捕尽呢！”于是就把网揭开了三面，祷告说：“往左边飞，往右边飞，不听劝告的，就要被网住了。”与“一网打尽”的贪婪相比，“网开三面”显示了成汤宽以待人的风范。那些和夏朝离心离德的诸侯听了这个故事后，无不赞颂他的仁德，对成汤很是放心：“成汤这个人有好生之德，对禽兽都这么宽厚！”成汤一边用仁德感召诸侯，一边又用武力剪除夏王朝的羽翼。那时候，人们十分迷信鬼神，把祭祀天地祖宗看作是部落和国家的头等大事。商部落附近有个忠于夏桀的葛国（今河南宁陵县北），国君葛伯不按时祭祀。汤派人去责问葛伯，葛伯回答说：“我们这儿穷，没有牲口作祭品。”于是，成汤送了一批牛羊给葛伯，而葛伯却把牛羊全部杀掉吃了。汤又派人去责问，葛伯说：“我没有粮食，拿什么来祭祀呢？”于是，汤派青壮年人帮助葛伯耕田，派老弱孤寡给耕作之人送酒送饭。不料在半路上，葛伯把那些酒饭全都抢走，还杀了一个送饭的小孩。葛伯的做法，激起了大家的公愤。成汤给葛伯“挖了个坑”，而葛伯也就乖乖地跳了进去。在人们看够了葛伯的无赖相后，纷纷建议成汤出兵征伐，成汤也就名正言顺地吞并了葛国。从此，成汤的名声越来越大，夏桀暴政下的人们对他“心向往之”。远者怀之，近者来之，投奔他的人络绎于道。用同样的方法，成汤又先后攻灭了韦（今河南滑县东）、顾（今河南范县东）等夏的属国，又击败了昆吾国（今河南濮阳东南），并吞并这些国家的土地、人民、财产等资源。经过多年的经营，商部落的力量日益壮大。伊尹建议成汤停止向夏桀进贡，以试探夏桀的实力。夏桀果然大怒，征调“九夷”等天下诸路兵马，准备讨伐成汤。伊尹一看夏桀还能调动九夷的部队，认为灭夏时机还不成熟，马上劝成汤向夏桀请罪，恢复向夏桀进贡。一年后，夏桀的横征暴敛更逾于从前，弄得朝政日非，并且诛杀重臣，重用佞臣。诸侯怨声载道，众叛亲离。九夷中的一些部落实在忍受不了夏桀的残暴，向成汤示好。成汤再次试探性地停止向夏桀进贡。这次，夏桀的指挥棒完全失灵，九夷之师大都找借口拒绝征召。此时，成汤和伊尹认为伐桀的时机已经成熟。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成汤正式兴兵讨伐夏桀。战前他召开了隆重的誓师大会，发表了讨伐夏桀的檄文，这就是流传于今的有名的《汤誓》。《汤誓》中记载道：“你们诸位快来，都好好听我讲话！并不是我胆敢以下犯上、发动叛乱，是因为夏桀犯了许多罪行，上天命令我前去讨伐他。现在你们大家会说：‘我们的君主不怜惜我们，让我们放下手中的农活，拿起武器讨伐夏桀！’我要告诉你们，夏桀罪恶滔天，我害怕违背上帝的旨意，不敢不去讨伐他！现在你们又会问我：‘夏桀罪行究竟有哪些呢？’我要告诉你们，夏桀大兴徭役，耗尽了夏民的力量，夏民对夏桀极其不满，他们说：‘你这个太阳啊，什么时候才会灭亡？我们宁愿跟你一起灭亡。’夏桀的统治坏到这种程度，我一定要去讨伐他！你们要好好地辅佐我，执行我的命令，这样我一定会大大地赏赐你们；否则，如果你们不服从我的命令，我就要惩罚你们，决不宽赦！”在这里，成汤揭露了夏朝政治的黑暗和夏桀的残暴，声称要替天行道，代表天意去讨伐他。这番誓师，极大地振奋了士气。誓师后，成汤选良车70乘，敢死战士6000人，联合各部落军队，采取大迂回战略，绕道夏都以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袭夏都。夏军仓促应战，同成汤的军队在鸣条一带（今河南封丘附近）展开战略大决战。两军交战，夏桀登上附近的小山顶观战。激烈的战争正在进行时，天忽降大雨，夏桀又急忙从山顶奔下避雨。夏军将士本来就不愿为桀卖命，此时，也乘机纷纷逃散。兵败如山倒，夏桀制止不住，只得仓皇逃入城内，商军在后紧追不放。是非之地，不敢久留，夏桀匆忙携带妹喜和珍宝，登上一艘小船，渡江向南巢逃窜。商军穷追不舍，俘获了夏桀和妹喜，后就流放于此。至此时，夏桀还不悔悟，反而狠狠地说：“真后悔啊，当时没有把汤杀死在夏台监狱里！”原来，商汤由于治国有术，在诸侯中威望大增，夏桀感到商汤对夏王朝构成了威胁，就借故把汤召到首都，囚禁在夏台中央监狱。汤用重金买通了夏桀的两个嬖妾，最终说服夏桀释放了商汤。所以，夏桀才有此语。桀和妹喜养尊处优惯了，在这穷乡僻壤之地，无人服侍，自己又不会劳动，最后活活饿死于卧牛山。有的史书说，夏桀并没有被商兵俘获，而是逃匿于南巢，最后病死。总之，夏朝宣告灭亡。汤在各路诸侯的拥护下，告祭上天，宣布了商王朝的建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汤武革命”。古代把改朝换代说成是天命的变革，所以称为“革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武力改朝换代，成汤通过“伐谋”、“伐交”、“伐兵”，最终取得战争速胜。这对后世战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构建，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桀的罪恶是否如此深重，后人颇有争议，有人肯定，有人怀疑。宋朝的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就认为，桀的许多罪恶其实并非桀所为，而是后人将后世帝王的罪恶加在了桀身上，将他塑造成一个暴君的典型而已。夏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在原始社会后期，由于财富的日益增多，氏族部落不断解体，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一次出现了社会分工，伴随而来的，是私有制的产生。奴隶主贵族以及统治阶级占有大量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而奴隶和平民阶层却沦为赤贫，甚至失去人身自由。一方面穷奢极欲，挥霍浪费，一方面啼饥号寒，卖身为奴，社会矛盾日趋激烈，再加之奴隶社会的残忍性，社会发生深刻的变革是迟早的事。夏桀的荒淫无度，残暴以逞只是加速了这种进程而已。虽然如此，夏朝的灭亡也绝不只是夏桀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夏朝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无法释放的结果，最终发生所谓的“汤武革命”。这种革命实际上是私有制度的进一步完成，夏商的社会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只不过商的经济发展比夏快，力量比夏强。如果说夏是国家机器逐渐形成的朝代，那么，商是国家机器已经形成的朝代了。
鹿台孤魂：商朝覆亡真相
依据现存的文献记载和地下史料说来，商是用文字传下来的历史的开始。殷墟出土的大量的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详细记载了殷人的礼俗，农业和战争等事迹。殷墟庞大的宫室，大墓葬的规模以及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物都说明了商朝是我国奴隶制度达的鼎盛时期。在商代，奴隶丝毫不具有人的意义，他们被奴隶主当作一种财物对待。商人特别崇拜祖先，祭祀的次数既多且繁，所用牺牲甚多，人殉有时即多达百千人，由此可见残酷的阶级压迫。奴隶主是握有威权的人，他们威权的来源是天命，天命的直接表现是求得鬼神的启示。殷墟人骨数以万计，事无大小，都要占卜。然而，天命无常，作为我国奴隶社会发展的顶峰。顶峰的背后，是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顶峰的延续，是奴隶制度走向衰落以致灭亡的必然。蒸蒸日上商朝600多年的历史中，定都时间最长的地方是殷（今河南安阳），而仅次于殷的都城则是亳（今河南洛阳偃师商城遗址一带）。商朝建立之前，成汤就把都邑迁到了亳，自称武王。此后的100多年间，是商朝国力蒸蒸日上的时期。从成汤、经太甲、到太戊六代十一王的努力，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商朝刚刚建立，王畿内就发生了一场旱灾，共延续了七年。这场旱灾，旱情非常严重，烈日暴晒，河井干枯，禾苗不生，庄稼颗粒无收，人民生活异常困苦。旱灾本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由于商朝时期，科学技术还很落后，商人无法解释这些类似的自然现象，把它看成是上帝的安排。于是，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人们纷纷祈求上天，希望早日下雨，缓解旱情，然而毫无结果。到第七个年头，成汤命令史官们在一座草木茂盛的山上，选桑林设立祭坛，亲自率领伊尹等大臣向上天祈雨。但是，成汤的祈雨行为依然无果，毫雨未下，他就让占卜原因。史官们说：“拜祭时除了要用牛羊作牺牲外，还要用人牲。”成汤听了以后，生气地说：“我祭祀占卜祈雨本来就是为了人民，怎么能再把无辜的人烧死呢？还是用我来代替吧。”于是，成汤先命令把祭祀的柴火烧起来，然后将自己的头发和指甲剪掉，沐浴洁身，最后向上天祷告说：“我有罪，就惩罚我一个人吧，不要惩罚我的臣民。”祷告完毕，毅然向燃着的柴火走去。恰在此时，天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成汤自我牺牲的精神，终于感动了上帝。于是，商人都用歌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他的热烈拥戴。这只是一种机缘巧合，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自然现象，但是成汤这种勇于牺牲自我的精神，却值得敬佩和景仰。成汤死时，长子太丁已逝，太丁的弟弟外丙继立为商王。外丙在位仅三年便死去，又由他的弟弟仲壬继位，仲壬在位四年便死去。这一时期，商王朝的大权事实上掌握在大臣伊尹手中。伊尹又立太丁的长子、成汤的嫡长孙太甲为商王。太甲继位后，面对着四方臣服，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局面，开始头脑发热，飘飘然起来。他认为天下已经太平，不需要管理，只需要享受，便耽于酒色之中，追狗逐兔。荒疏了政事不说，还宠信奸佞小人，这和他祖父成汤的做法大相径庭。伊尹便苦口婆心地向他讲述夏桀暴虐伤民、宠爱妹喜、失德亡国的历史，讲述成汤如何反对暴虐、爱护民众、亡夏建商的历史。可是，太甲根本听不进去，依然我行我素，吃喝玩乐。伊尹并没有失去信心，继续教导太甲，要想做一个好的君王，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什么事情。这次，太甲开始厌烦伊尹整天在耳边唠唠叨叨，并且责备他多管闲事，怀疑他想要篡夺王位。多次的批评教育都没有成功，伊尹经过再三的思虑，就把太甲囚禁到王都郊外的桐宫，自己摄政处理国家大事，接受诸侯的朝拜。在桐宫的三年中，太甲开始反省，开始重新思考伊尹的教诲，逐渐认识到自己以前的做法是不妥当的，愿意改过自新。于是，伊尹亲自到桐宫接回太甲，并且还政给他。太甲重新登上王位后，果然痛改前非，效法成汤，兢兢业业主持朝政。于是，商朝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太甲死后，商朝经历了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四个王，又呈现衰败的迹象。雍己死后，他的弟弟太戊继位。太戊继位后的第七年，王宫的庭院中长了一棵桑树，在桑树下，又长出一棵谷树，而且两棵树都迅速长成了参天大树。这本来是植物生长中的一种偶然现象，但商人并没有这种植物学知识，再加上商人特别迷信鬼神，就把它看作是妖怪。太戊非常惧怕，尹陟（伊尹的儿子，太戊执政时期的重要大臣）趁机劝说道：“臣听说，无论什么样的妖魔鬼怪，一见到帝王之德就会自行退却。这些不祥之兆，可能是大王在治理朝政时有了某些闪失。只要大王能够把政治搞好，妖怪自然就会不攻自破。”经过尹陟的劝诫，太戊励精图治，勤勤恳恳，修德治国，使得商王朝重新振作起来，出现了自建立以来最好的局面。不久，这种迅速长成苍天大树的共生树，也如昙花一现那样迅速枯死了。从此，太戊更加敬重尹陟，事事必定请教尹陟。商朝的国运如日中天，蒸蒸日上。盘庚迁都从商王汤武到盘庚共历十代，中间迁都五次。迁都的原因，后世学者众说纷纭，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争夺王位。从第六代仲丁到第十代阳甲，众兄弟之间争夺王位的斗争渐趋激烈，政治衰乱不堪。商朝的王位继承制是“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相结合的方法。具体的操作细则就是：商王死后，王位就由弟弟继承，一直到没有弟弟为止，然后才会传给儿子，至于是传给最大王子的儿子，还是传给最小王子的儿子，则没有定制。商朝统治者实行的是多妻制，一个商王如果不是短命，就会有许多儿子，这样，子侄之间就会引起争夺王位的斗争。所以，《史记·殷本纪》上说，自仲丁以后，废嫡而立诸弟子，诸弟子或争相代立，造成了殷有九世之乱的混乱局面。诸侯、方国趁着商王朝内部的混乱之机，迅速发展起来，与商王室分庭抗礼。身为奴隶主的王公贵族整天只顾吃喝玩乐，忙于争夺权力，完全不理国家大事，不顾奴隶的死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奴隶，纷纷起来反抗，社会动荡不安。商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阳甲死，弟盘庚立。
盘庚是一位能干的君主，他深知商朝正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如果再不进行改革，抑制奢侈恶习，势必走向衰亡。经过长期思考，盘庚决定迁到殷这个地方。殷处于黄河之北，洹水之滨，从政治上来说，离旧都比较远，能够削弱王公贵族的旧势力，缓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摆脱争夺王位的混乱局面；从经济上来说，避开水涝较多的泗水流域，更有利于发展农牧业；从战略上来说，可以更好地防御北方地区和西北地区各方国的侵扰，同时控制四方诸侯。但是，当盘庚提出迁都到殷之时，遭到了大多数王公贵族的公然反对，一部分有势力的贵族甚至煽动奴隶起来闹事。面对如此强大的反对势力，盘庚迁都的决心不但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坚定。他把反对迁都的贵族集合到一起，耐心地劝说：“我要你们搬迁，是为了让你们拥有更长久稳定的统治，让我们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现如今许多王公贵族整天只知道花天酒地、吃喝玩乐，对百姓则视如粪土，老百姓都快要生活不下去了。长此以往，他们是必定要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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