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全集)下-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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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协议，实在是可喜可贺。　
　　　　而更值得夸奖的，是日本人的执着，特别是小西行长，明知和谈就是胡扯，册封就是做梦，仍然坚持从名单上划掉了自己政敌的名字，其认真精神应予表扬。　
　　　　虽然这是一件极其荒谬、极为可笑的事情，但至少到现在，并没有丝毫露馅的迹象，而且在双方共同努力忽悠下，和平似乎已不再是个梦想。　
＇1240＇
　　　　这关终于过去了，沈惟敬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不过，这口气也就松了一个月。　
　　　　明朝的办事效率明显比日本高得多，万历二十三年（1595）正月，明神宗便根据谈判的条款，对日本下发了谕旨，并命临淮侯李宗城为正使，都指挥杨方亨为副使，带沈惟敬一同前往日本宣旨。　
　　　　沈惟敬无可奈何，只得上路，可还没等到日本，就出事了。　
　　　　事情出在明朝正使李宗城的身上，应该说，这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特点的人，具体说来，就是胆小。　　　　　此人虽然是世袭侯爵，但一向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每天只想在家混吃等死，突然摊上这么个出国的活，心里很不情愿，但不去又不行，只好一步三回头地上了路。　　　　　就这么一路走，一路磨，到了朝鲜釜山，他才从一个知情人那里得知了谈判的内情，当即大惊失色，汗如雨下。　　　　　其实这也没什么，反正没到日本，回头就是了，浪费点差旅费而已。　　　　　可这位兄弟胆子实在太小，竟然丢下印玺和国书，连夜就逃了。　　　　　消息传回北京，明神宗大怒，下令捉拿李宗城，并命令杨方亨接替正使，沈惟敬为副使，继续出访日本。　　　　　于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杨方亨和什么都知道的沈惟敬，在经历这场风波后，终于在七月渡海，到达日本。　　　　　对于他们的来访，丰臣秀吉十分高兴，他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决定，在日本昀繁华的城市大阪招待明朝的使者。　　　　　九月，双方第一次见面，气氛十分融洽，在这一天，杨方亨代表明神宗，将冠服、印玺等送给了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异常兴奋，在他看来，明神宗送来这些东西，是表示对他的妥协，而他真正想要的东西，也即将到手。　　　　　因为第二天，明朝的使者，就将宣布大明皇帝的诏书，在那封诏书上，自己的所有愿望都将得到满足。　
　　　　但沈惟敬很清楚，当明天来临，那封谕旨打开之时，一切都将结束。事情已经无可挽回，除非日本人全都变成文盲，不识字（当时的日本官方文书，几乎全部使用汉字），或者……奇迹再次出现。　
　　　　想来想去，毫无办法，沈惟敬在辗转反侧中，度过了这个绝望的夜晚，迎来了第二天的早晨。　　　　　然而他并不知道，在那个夜晚，他并不是唯一无法入睡的人。　＇1241＇　　　　在获知明朝使者到来的消息后，小西行长慌了手脚。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从小西飞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却没有去报告丰臣秀吉。　
　　　　不是不想说，而是不能说。　　　　　自和谈开始，丰臣秀吉就处于一种梦幻状弁，总觉得人家欠他点什么，就该割地，就该
和亲。如果这个时候把他摇醒，告诉他：其实你被忽悠了，人家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也不
打算跟你谈判。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更为严重的是，这件事情是小西行长负责的，一旦出了事，背黑锅的都找不到。　　　　　那就忽悠吧，过一天是一天。　　　　　可现在明朝的使者已经来了，冠服也送了，诏书明天就读，无论如何是混不下去了。　　　　　为了自己的脑袋和前途，小西行长经过整夜的冥思苦熬，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于是，在那个夜晚，他去找了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个和尚。　　　　　根据丰臣秀吉的习惯，但凡宣读重要文书，都要找僧人代劳，除了日本信佛的人多，和
尚地位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和尚有文化，一般不说白字。　　　　　小西行长的目的很明确，他找到那位僧人，告诉他，如果明天你宣读文件时，发现与之
前会谈条件不同，或是会触怒丰臣秀吉的地方，一律跳过，不要读出来。　　　　　当然某些嘱托，比如要是你读了，我就怎么怎么你，那也是免不了的。　　　　　安排好一切后，小西行长无奈地回了家，闹到这个地步，只能过一天是一天了。　　　　　无论如何，把明天忽悠过去就好。　　　　　第二天，会议开始。　　　　　从参加人数和规模上说，这是一次空前，团结的大会。因为除了丰臣秀吉和王公大臣，
大小诸侯外，德川家康也来了。　　　　　作为丰臣秀吉的老对头，这位仁兄竟然也能到场，充分说明会务工作是积极的，到位的。　　　　更为破天荒的是，丰臣秀吉同志为了显示自己对明朝的尊重，竟然亲自穿上了明朝的服
装，并强迫手下全部换装参加会议（皆着明服相陪）。　　　　　然后他屏息静气，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　　　　　依照程序，僧人缓慢地打开了那封诏书。　　　　　此刻，沈惟敬的神经已经绷到了顶点，他知道，奇迹不会再次发生。　
　　　　小西行长也很慌张，虽然事先做过工作，心里有底，但难保丰臣秀吉兴奋之余，不会拿过来再读一遍。　　　　　总而言之，大家都很紧张。　＇1242＇　　　　但昀紧张的，却是那个和尚。　　　　　昨夜小西行长来找他，让他跳读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事情不妙——要没问题，鬼才找你。　　　　而在浏览诏书之后，他已然确定，捧在自己手上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火药桶。　　　　　全读吧，要被收拾；不读，不知什么时候被收拾。　　　　　激烈斗争之后，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开始读这封诏书。　　　　　随着诵读声不断回荡在会场里，与会人员的表情也开始急剧变化。　　　　　小西行长死死地盯着和尚，他终于确信，忽悠这一行，是有报应的。　　　　　而德川家康那一拨人，表情却相当轻松，毕竟看敌人出丑，感觉是相当不错的。　　　　　沈惟敬倒是比较平静，因为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昀失弁的，是丰臣秀吉。　　　　　这位仁兄开始还一言不发地认真听，越听脸色越难看，等到和尚读到封日本王这段时，终于忍不住了。　　　　　他跳了起来，一把抢过诏书，摔在了地上，吐出了心中的怒火：　　　　　“我想当王就当王（吾欲王则王），还需要你们来封吗？！　”　　　　　被人当傻子，忽悠了那么久，发泄一下，可以理解。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先算帐。　　　　　第一个是沈惟敬，毕竟是外国人，丰臣秀吉还算够意思，训了他一顿，赶走了事。　　　　　第二个是小西行长，对这位亲信，自然是没什么客气讲的，手一挥，立马拉出去砍头。　
　　　　好在小西同志平时人缘比较好，大家纷纷替他求饶，碍于情面，打了一顿后，也就放了。
　　　　除此二人外，参与忽悠的日方人员也都受到了惩处。　　　　　然后是宣战。　　　　　窝囊了这么久，不打一仗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这一次，他再次押上了重注。　　　　　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丰臣秀吉发布总动员令，组成八军：　　　　　第一军，指挥官加藤清正，一万人　　　　　第二军，指挥官小西行长，一万四千人。　　　　　第三军，指挥官黑田长政，一万人。　　　　　第四军，锅岛植茂，一万两千人。　　　　　第五军，岛津义弘，一万人。　　　　　第六军，长宗我部元津，一万三千人。　　　　　第七军，蜂须贺家政，一万一千人。　　　　　第八军，毛利秀元，四万人。　　　　　基本都是老相识，就不一一介绍了。　　　　　以上人数共十二万，加上驻守釜山预备队，日军总兵力约为十四万人。　　　　　相对而言，在朝的明军总数比较精确，合计六千四百五十三人。　＇1243＇　　　　日军加紧准备之时，明朝正在搞清算。　　　　　杨方亨无疑是这次忽悠中昀无辜的同志，本来是带兵的，被派去和谈，半路上领导竟然
跑了，只好自己接班，临危受命跑到日本，刚好吃好住了几天，还没回过味来，对方又突然翻了脸，把自己扫地出门，算是窝囊透了。　
　　　　当然了，杨方亨同志虽然是个粗人，也还不算迟钝，莫名其妙被人赶出来，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他还不大清楚，沈惟敬也不开口，但回来的路上一路琢磨，加上四处找人谈话，他终于明白，原来罪魁祸首，就在自己身边。　
　　　　水落石出，他刚想找人去抓沈惟敬，却得知这位兄弟已经借口另有任务，开溜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也跑不出地球。杨方亨一气之下，直接回了北京。并向明神宗上了奏疏，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下皇帝也火了，立即下令捉拿沈惟敬，找来找去，才发现这兄弟跑到了朝鲜庆州，当年也没什么引渡手续，绳子套上就拉了回来，关进了诏狱，三年后经过刑部审查定了死罪，杀了。　
　　　　沈惟敬这一生，是笔糊涂帐，说他胆小，单身敢闯日军大营；说他混事吹牛，丰臣秀吉经常请他吃饭，说他误国，一没割地，二没赔款，还停了战。　
　　　　无论如何，还是砍了。　
　　　　从他的死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　
　　　　有些事不能随便混，有些事不能混。　
　　　　倒霉的不只沈惟敬，作为此事的直接负责人，石星也未能幸免，明神宗同志深感被人忽悠得紧，气急败坏之余，写就奇文，摘录如下：　
　　　　“前兵部尚书石星，欺君误国，已至今日，好生可恶不忠，着锦衣卫拿去，法司从重拟罪来说！”　
　　　　看这口气，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很快，石星就被逮捕入狱，老婆孩子也发配边疆，在监狱里呆了几个月后，不知是身体不好还是被人黑了，竟然死在了里面。　
　　　　所谓皇帝一发火，部长亦白搭，不服不行。　
　　　　既然谈也谈不拢，就只有打了。　
　　　　但具体怎么打，就不好说了。要知道帮朝鲜打仗，那是个赔本的买卖，钱也不出，粮也不出，要求又多，可谓是不厌其烦，所以在此之前，兵部曾给朝鲜下了个文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宜自防，不得专恃天朝　
　　　　这句话通俗一点说，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办，不要老烦别人。　
＇1244＇
　　　　而且当时的明朝，并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觉得打死人家几万人，怎么说也该反思反思，
懂点道理。谁知道这帮人的传统就是冥顽不灵、屡教不改，直到今天，似乎也没啥改进。　
　　　　但无论如何，不管似乎也说不过去，于是经过综合考虑，明朝还是派出了自己的援军，如下：　　　　　吴惟忠，三千七百人。　　　　　杨元，三千人。　完毕。　　　　看这架势，是把日军当游击队了。　　　　　虽然兵不多，将领还是配齐了，几张新面孔就此闪亮登场。　　　　　第一个人，叫杨镐，时任山东布政司右参政，后改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负责管理朝鲜军务。　　　　　这是一个对明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当然，不是什么好的影响。　　　　　杨镐这个人，实在有点搞。所谓搞，放在北京话里，就是混；放在上海话里，叫拎不清；放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叫无厘头。　　　　　其实，杨镐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因为根据朝鲜史料记载，朝鲜人对他的印象极好，也留下了他的英勇事迹，相关史料上，是这样说的：　　　　　所过地方，日食蔬菜，亦皆拔银留办。　　　　　这意思是，杨镐兄的军纪很好，且买东西从来都付现款，概不拖欠。这么大方的主，印象不好，才是怪事。但能不能打仗，那就另说了。　
　　　　作为万历八年的进士，杨镐先后当过知县、御史、参议、参政，从政经验十分丰富，仗他倒也打过，原先跟着辽东总兵董一元，还曾立过功。不过这次到朝鲜，他的心情却并不怎么愉快。　
　　　　因为就在不久前，他带着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出击蒙古，结果打了败仗，死伤几百人，本来要处理他，结果正好朝鲜打仗，上面顺水推舟，让他戴罪立功，就这么过来了。　　　　　戴罪，本来就说明这人不怎么行，竟然又送到朝鲜立功，看来真把日本人当土匪了。　　　　　客观地讲，杨镐还是有些军事才能的，而且品行不错，做事细致，但他的优点，恰好正是他的缺点。　　　　　清朝名臣鄂尔泰曾经说过一句话：大事不糊涂，小事必然糊涂。　
　　　　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世界上的折腾是无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折腾中去，是不可能的。　　　　　李如松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是军人，军人就该打仗，打赢了就是道德，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　　　　　杨镐是个搞人，而搞人，注定是要吃亏的。　　　　　幸好，明朝也派来了一个明白人。　＇1245＇
　　万历二十一年（1593），送别了李如松后，麻贵来到了延绥，担任总兵，继续他的战争事业。在这里，他多次击败蒙古部落，立了无数大功，得了无数封赏。到了万历二十四年（1596），终于腻了。于是他向朝廷提出了退休。　
　　　　考虑到他劳苦功高，兵部同意了他的申请，麻贵高兴地收拾包袱回家修养去了。　　　　　但工作注定是干不完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麻贵起复。　　　　　而他被委任的职务，是备倭大将军总兵官，兼任朝鲜提督。　　　　　接到命令后，麻贵立即上路，没有丝毫推迟。他很清楚，几年前，那个无与伦比的人，
曾担任过这个职务，并创建了辉煌而伟大的成就。　　　　　四年前，我跟随着你，爬上了城楼，现在，你未竟的事业，将由我来完成。　　　　　麻贵的行动十分迅速，万历二十五年（1597）七月七日，他已抵达汉城，开始筹备作战。
因为根据多年的军事经验，他判定，日军很快就会发动进攻，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事实上，他的判断是错误的，时间并非不多，而是根本没有。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七月二十五日，全面进攻开始。　　　　　日军十二万人，分为左右两路，左路军统帅小西行长，率四万九千人，进攻全罗道重镇
南原。　　　　　右路军统帅加藤清正，统军六万五千人，进攻全州。　　　　　从军事计划看，日军的野心并不大，他们不再奢求占领全朝鲜，只求稳扎稳打，先占领
全罗道，以此处为基地，逼近王京。　　　　　而要说明军毫无准备，那也不对，因为在南原和全州，也有军队驻守。　　　　　比如南原，守将杨元，守军三千人。　
　　　　比如全州，守将陈愚衷，守军两千五百人。　　　　　经过计算结果如下，攻击南原的日军，约为守军的　16。3倍。而攻击全州的日军，约为守
军的　26倍。　　　　大致就是这么回事。算起来，估计只有神仙，才能守住。　　　　　杨元不是神仙，但也不是孬种，所以南原虽然失守，却一点也不丢人。面对十几倍于自
己的敌人，杨元拼死抵抗，并亲自上阵与敌军厮杀，身负重伤，身中数枪率十余人突围而出，其余部队全部阵亡。　　　　　相对而言，全州的陈愚衷就灵活得多了，这位仁兄明显名不副实，一点也不愚忠，倒是相当灵活，听说日军进攻，带着兵就溜了，所部一点也未损失。　＇1246＇　　　　南原和全州失陷了，两路日军于全州会师，开始准备向汉城进军，四年之后，他们再次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胜负之间　　　　　杨元逃回来了，麻贵亲自接见了他，并对他说了一句话：　　　　　“南原之败，非战之罪”。　　　　　想想倒也是，几千人打几万人，毕竟没有投降，也算不错了。对于领导的关心和理解，杨元感到异常地温暖。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事实上，就在他倍感安慰的时候，麻贵在给兵部的上书中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按军法，败军则诛”。　　　　　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