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八千女鬼乱明朝-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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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可惜！东林党当时眼里的最大政敌，还是“三党”的散兵游勇，没有人警惕魏忠贤。
　　等杨涟在家听到消息时，王安已不能复生了。惺惺相怜，唯有泪千行！
　　这是杨大胡子死也不能瞑目的一件事！
　　杨涟虽然走了，但天启帝改元，朝中气象仍是一新，没有人意识到有什么不妥。
　　现在的局面是：东林主政，客、魏侧目，天启帝只顾玩游戏。说起来，客、魏甚至还够不上一派势力。东林党人纷纷还朝后，志得意满，有人就想杀“邪党”的威风，出一出万历末年被迫咽下的那口恶气。
　　他们首先点的一把火，是追论“三案”。礼部尚书孙慎行最先发难，追究已经下野的前首辅方从哲。天启元年四月，孙慎行上疏，说方从哲祸国之罪“不能悉数”，主张“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明指泰昌帝之死，是方从哲幕后指使人谋害。这帽子大得足以吓死人！
　　孙慎行是正人君子，但思维未免太过偏激。他认为，方从哲在叶向高离职后，独相六年，而“三案”和辽事大坏、丧师失地，都是在这期间发生的。方从哲作为首辅，不图振作，首鼠两端，所以说肯定是历史罪人。
　　其实这个思路有很大的盲点。万历年间的一切事情，要负总责的，无疑是万历皇帝。方从哲的过错，不过是他不敢抗争而已。至于他是否真的打算误国亡国，没有证据。说他这期间没有政绩或者说浑浑噩噩都是不错的，但是换个角度考虑，如果他真的有主见，恐怕万历皇帝也不会让他当六年的独相，早把他撵下台了。
　　孙慎行的奏疏递上后，天启帝只是例行公事地发下，让大家讨论个处理办法，结果引起了一场空前的大争论。东林中坚分子魏大中等人，坚决支持孙慎行。而方从哲的势力则群起反驳。两边一开仗，给魏忠贤的崛起造成了大好时机。
　　清人赵翼说，三案“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共指为邪党”（《廿二史札记》），说的就是东林门户之见太深，容不得人。
　　其实方从哲在泰昌元年年底，就因舆论压力太大已经自动引退，这说明他还是有一定廉耻心的。如此来打落水狗，痛快则痛快，却造成了新的动荡与分化。很多事情从此有了不可预见性。
　　孙慎行的“你为什么不忏悔”之举，是后来局面恶化的最初起因。后世史家一般都认为这是多此一举，甚至还有人认为，他的这个过错不可饶恕。
　　我们再来看与顾宪成、邹元标同为东林“三君”的赵南星，在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也有过极端的做法，好心不见得办了好事。
　　赵南星在明末曾两次主持京察，因而名声大振。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出任吏部考功郎中，为吏部级别最高的司官，与吏部尚书孙鑨一起主持当年的京察。
　　这人的敬业精神很不得了。据《东林列传》载，京察最忙时他伏案良久，全神贯注，有蜘蛛在他耳边吐丝结网仍浑然不觉。他是个疾恶如仇的人，使起铁腕来六亲不认，一律秉公澄汰。就连孙鑨的外甥吕胤昌、阁老赵志皋的弟弟、赵南星本人的姻亲王三余，也一样被免职。一时之间，朝野称快，谓此次京察为大明立国二百年来所仅见。
　　赵南星如此干法，触怒了当时的内阁首辅王锡爵等，发动言官围攻他。最后，赵南星被削籍为民。闲居26年后，于泰昌即位后方才还朝。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任左都御史，一年后任吏部尚书，再次主持京察，“慨然以整齐天下为任”。气概固然是好，但不免“持之过甚”。
　　

前哨战从一开始就已打响（4）
这次他旧事重提，指责给事中亓诗教（齐党）、赵兴邦（浙党）、官应震、吴亮嗣（楚党）过去曾“结党乱政”。——这几个人，确实曾为郑贵妃张过目，但那已是陈芝麻烂谷子了。郑贵妃在万历帝死后淡出舞台，三党也全部瓦解，大可放过不提，以利于稳定。但赵南星不放过，他写了一篇《四凶论》，要扒这四人在“先朝结党乱政”的画皮。其意气用事，“一如为考功时”。
　　这也是一件为渊驱鱼的事。
　　著名的明清史家谢国桢有高见，认为此举是逼近三党做恶人，“教他们无以自新之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赵南星老先生的文笔很好，著名的《明清笑话四种》（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里的《笑赞》，就是老先生的大手笔。里面的《屁颂文章》、《贼说话》、《和尚》等篇，是能让人笑爆肚皮的。可惜，他打击起政敌来，却没有这种宽松心态。
　　在这方面，邹元标倒是很懂得“和谐”。《明史》上说，邹在还朝以后，“时朋党方盛，元标心恶之，故所引荐不专一途。”昔日东林友人见他竟然保举异己分子，怀疑他晚节不终，他也不计较，只是说：“大臣与言官不同，挑刺找毛病是言官的事；而大臣只要不是大利害，就要以国体为重，怎么能像少年那样轻举妄动？”
　　谢国桢先生激赏他这一点，说：“当时的大臣们若全有邹元标的态度，天启年间的政局不至于弄得这样的糟，也决不会有魏阉当政这样的惨变出来。”
　　此外，强硬派杨涟对朋党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说，时下的门户之见，“凡讲一人，先不论贤与不肖，便问是哪一路人；亦不问其能为用否，又问其走哪人路。如其为那路，便谓之邪党，更不问做何邪事。”（《杨大洪文集》）
　　可叹，草民我见当今有的地方，即便一个小小的“处级单位”，人事划线亦是壁垒森严。非我一派，即行打压，谁问你良莠贤愚？人人工作皆平庸，但论起人事关系来却如数家珍，聪明剔透之至！再听那七八品的小官员在台上侃侃而谈，满口大词，那才是“屁颂文章”满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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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堡垒开始一个接一个沦陷（1）
我们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看起，明朝高层的人事变化，总有让人想不通的地方。一方面，东林党人的扩张意识很强，一路似乎都在高歌猛进，其势头一直到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都没有止。到这一年年初，还是可以称为“众正盈朝”。可是另一方面，东林党人中的重要人物，却在一个接一个地倒下——被魏忠贤分而击之，逐出舞台。
　　当最终的决战爆发时，阉党居然能轻松得手！
　　所有的“正人”，于一夜之间飘落！
　　史书上，用了一句极其悲凉的话来形容：“正人去国纷纷若振槁。”（《明史·列传第一九三》
　　——就像有人在摇晃枯木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大明朝为什么永远是“魔高一丈”？
　　难道，这就是我们千年的宿命、百年的轮回？
　　我们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看起。这一年的六月，东林大佬叶向高起复，入京做了内阁首辅。这一年的内阁名单，看上去还是很令人欣慰的。你看：叶向高、刘一璟、韩獷、何宗彦、朱国祚。
　　个个都是“正人”，也几乎个个都很能干。除了朱国祚没有显著政绩外，其他人各有各的作为。但是，即便朱老夫子也绝对是个好人。
　　可是到了七月，内阁里挤进来了一个人——沈潅。
　　这个家伙，是方从哲的人，浙党骨干。早年他在翰林院为词臣时，曾在“内书堂”任教，给宫中的宦官们授过课。因此《明史》上说，魏忠贤、刘朝等人都是他的弟子。对这一点，有人不信。因为魏忠贤一直就不识字，而且内书堂是培养小宦者的，魏大叔似乎没有资格入学。
　　姑且听之吧，反正是两人在宫内有相当深厚的渊源。
　　这个沈潅，除了是最早一批投靠魏忠贤的文官之外，他在历史上还做了另一件非常闻名的事。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那时候，他任南京礼部侍郎，在方从哲支持下，驱逐了当地所有的天主教士。此为天主教在华传教的一大“教难”。而我们现在熟知的科学家徐光启（曾任礼部侍郎）与叶向高等人，对传教士们则是很友善的。
　　沈潅入阁，并非出于魏忠贤之力——那时魏大叔还没这么大能量。早在万历末年“会推”（评选阁臣候选人）时，沈潅就被三党人士提名，还没来得及任用，万历帝就死了，然后泰昌帝才将他列入阁臣人选。等到实际入阁，已经是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的七月了。
　　阴差阳错，东林党人把持的内阁，忽然就打进了这么一个楔子来！
　　他一来，从此事多！
　　东林党人的各路大员，从这一刻起，宿命般地开始了多米诺骨牌式的倒下。
　　沈潅为了交好魏忠贤，公开支持魏“开内操”。其实，开内操并不是魏的发明，前代几个皇帝时都有过。但是像天启帝这样百事不问，只顾玩，情况就比较危险。一万人的武装人员进出皇城，很容易出现参与政变的事（后来在天启帝死的那天，情势就相当危急）。
　　东林党人看不过眼去，群起攻击沈潅为“肘腋之贼”。其中刑部尚书王纪攻击尤力，干脆撕破了脸，直指沈潅为当代蔡京。
　　当时刑部有一个主事徐大化，笔头功夫甚好，主动投效于魏忠贤门下，给魏出谋划策、代写文书，还常常出头乱咬正人君子。王纪恼恨他的劣行，就上疏弹劾他玩忽职守。王纪在奏疏里质问：“大臣中有交结权珰、诛锄正士如宋蔡京者，何不弹劾，而与正人君子势同水火？”
　　王纪那时在天启帝面前说话很有分量，不久，徐大化就被罢。徐大化的同党、御史杨维垣颇为不平，上疏向王纪叫板：你说的大臣没说出姓名，请指实！究竟是说谁？
　　他原本想将王纪一军，猜想王纪大概不敢指名道姓，这样便可压一压王纪的威风。
　　哪知道王纪不信这个邪，立刻上疏道：此大臣不是别人，正是内阁大学士沈潅。他与宋奸相蔡京，代际不同，所为相似。“至于贿交妇寺，窃弄威权，中旨频出而（皇）上不悟，朝柄阴握而上不知”（《明史》）。
　　

东林堡垒开始一个接一个沦陷（2）
这一激可倒好，王纪这下不仅点了沈潅的名，也等于公开点了客、魏二人的名。“妇寺”之意，就是娘们儿和宦官，明朝人都知道这说的是谁。
　　客、魏听说这事后，慌了，双双跑到天启帝那里痛哭流涕，替沈潅洗清，也为自己辩白。天启帝也知道沈潅跟客、魏确实扯不清，但还是给了客、魏面子，说王纪的话说得太多，应该给予申斥。就这么表示了一下，也就不了了之。
　　沈潅这个家伙，白做了一回斯文书生，自甘下流到了不堪的程度。在阉党之中，他是第一个投效的高官，也是第一个投效的阁臣，所起的示范作用极其恶劣，甚至由此引发了魏忠贤想控制内阁的念头。
　　这家伙肚子里坏，却长了一副好皮囊，大概也是一表人材。据说他跟客氏还有一腿。那一段时间，客氏经常跑出宫去，就是与他幽会。
　　魏忠贤耳目灵通，早摸清了这情况，但又不敢得罪客氏。于是到后来，只要客氏一跑出去，魏忠贤就矫诏——下圣旨，说有急事让客氏马上回宫。
　　圣旨谁敢违抗？明知是假的也得遵守。魏忠贤就是以这个办法，来阻止客氏给他戴绿帽。这个事，在一定范围内被传为笑谈。
　　在沈潅挤进来之前，内阁中就已经先走了一位东林骨干——孙如游。孙如游，字景文，浙江余姚人，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的进士，原为礼部右侍郎。泰昌帝在位时，他因抵制郑贵妃谋封皇后有功，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在移宫案中，他也是个主张撵走李选侍的坚定分子，因此上了魏忠贤的黑名单。在杨涟被挤走后，魏忠贤就瞄准了他。
　　但是，孙如游在个人品质和为官上是个无可挑剔的人。于是，受魏忠贤的指使，几个言官就在他的入阁程序上做文章。孙如游是由天启帝“特简”（直接任命）入阁的，没有经过“会推”（开会评议）。言官们就说他的任用不合法度，要他走人。
　　其实，皇帝“特简”阁臣，在前代就有过很多先例，并不能说完全不合法。只要任命得当，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是，这次言官的攻击，只抓住“不合惯例”这一点不放。
　　而且，东林党人的行动也不够协调。比方，同是在移宫案中立了大功的左光斗，竟然也加入了反对孙如游的行列。为了标榜公正无私，他强调：“如游去，而天下晓然：不得以私意用一人，不得不以公议去一人。”（《明熹宗实录》）
　　这样，孙如游就非常被动了。同时他也不愿跟魏忠贤之流较劲，于是先后十多次上疏求归。
　　倒是天启帝还明白，下诏说：“累朝简用阁臣，都是皇帝说了算，前论已明，如何又无事生非？”
　　他说得没错。嘉靖、万历两代的内阁中，就有张璁、夏言、徐阶、李春方、陈以勤、张居正、赵贞吉、许国、赵志皋这样一批名相，都是“特简”的，干得很不错。不知为什么到了孙如游这儿，就成了问题。
　　到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二月，由于讨厌耳根子不清静，皇帝最终还是把孙如游免了，但是给的退休礼遇很隆重。
　　孙如游一走，下一个轮到的就是刘一璟。
　　刘一璟人品也很好，怎么会成了靶子？事起沈潅这个花花阁老。
　　沈潅支持开内操等诸多劣迹，引起了言官的普遍不满，对他交章弹劾，弄得老沈焦头烂额。在方从哲退休和叶向高回京之间，有几个月内阁实际上是没有首辅的，只有刘一璟的资望最高，目标也最显眼。沈潅不思己过，反而怀疑是刘一璟在幕后发动，于是就授意给事中孙杰上疏攻击刘一璟。
　　这下可把刘大人给冤枉了，因为刘一璟自恃清白，从来就不跟言官勾搭，甚至连好脸色都没有。言官们对他怨声颇大，不可能给他当枪使。
　　——小人之心，你真是防不胜防。因为疑心，就要干掉人家。即便冤枉了又怎么样，冤枉好人又不会有什么危险后果（好人不会心狠手辣，也不会报复），所以就放心干他娘的。这也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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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堡垒开始一个接一个沦陷（3）
刘一璟之所以被锁定为目标，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在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九月，刘一璟曾经向天启帝当面申奏，要求驱逐客氏。因此，搞掉刘一璟，肯定在客、魏的计划之内。
　　此外，刘一璟在那时还坚决要求处死“盗宝案”中的刘朝、田诏等，对天启帝以修陵（万历之墓）有功的名义荫封魏忠贤持有异议。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的这些老账，是要一块儿来算的。
　　不过天启帝对刘一璟在移宫案中的护卫之举，印象极深，他还不至于立刻就忘恩。首攻刘一璟的候补御史刘重庆，就被天启帝怒而贬官。但是接下来，攻势并未减弱，反而越来越猛。
　　刘一璟，字季晦，江西南昌人，也是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的进士，原为礼部右侍郎。泰昌帝即位后入阁，在拥立天启帝的问题上态度坚决。当时外有刘一璟、韩獷、周嘉谟，内有王安，人们普遍认为大明朝总算中兴有望了。哪里料到，刘一璟的板凳才坐了一年多，就坐不稳当了！
　　最让刘一璟感到沮丧的是，不仅郭巩、霍维华这类渣滓蹦得欢，就连素有直声的给事中侯震旸、陈九畴也加入了攻击的战团，讥讽他“结纳王安”。前面那些乌龟王八蛋跳出来，刘一璟心里很明白，这是魏忠贤在搞报复，可是侯震旸等人为了博取直声而口无遮拦，就未免让人太寒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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