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智囊-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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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间讥刺为“傍友”，犹今之傍大款的傍，吊膀子式的傍，其惶惶奔走，寻求依傍的心理昭然若揭。
　　他看中了吴佩孚的赫赫武功，看中了他也是秀才出身，看中了他也有复古思想。他自居文圣，想把武圣的尊号献给吴佩孚。但吴氏对之尊而不亲，使其失望而去。
　　当时有实力的是曹锟，曹氏的左右，没有一个人喜欢吴佩孚，他在洛阳的计划，外边的传说与他实际的作为并不尽同。对所谓“武力统一全国”，隐然知其不可，当时醉心武力统一的并非吴佩孚本人，反而是反对他或拥护他的人，前者借此对他攻讦加罪，后者借此谋利取势。除了康有为，另有汪兆铭、张謇、章炳麟、徐绍桢、张继等形形色色的知名之士，或者亲到洛阳，或者函电飞驰，目的非常明确，而收获甚少。其间如康有为、章炳麟表现异乎寻常的热诚，康有为讲四维八德，发扬传统文化，以为和吴佩孚主张所吻合，期得采用。吴佩孚大感慨道，横柴入灶，团结无望；勉力从之，则可能产生技术性阻绝，导致未战先输。所以他对他们表面上很尊敬，实际轻视，只是虚与委蛇而已。
　　康有为行为颟顸。1924年，在西北逗留西安其间，督军刘镇华待为上宾，赠送上等皮袍。他又说冷，要买狐皮袍子，刘也应之。他给刘镇华赠送一联，捧场之病依旧。联曰：华为五岳首，海纳百川流。依然老脸老皮，不顾社会反应，先把实力人物捧到极顶再说。以一并不高明的幕僚之才，而欲栖身教主地位，时势不作美，前途每况愈下的局面之下，其猴急抓狂的心理真是不堪得很。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7）
陕西省收藏家，慕名请其鉴定文物，康氏来者不拒，多据为己有。又有请看古钱的，他便向袖子里面一藏，据为己有。那人再三说是传家之物，情愿送他一枚，请把其余退还，康氏顾左右而言他，装作没有听见走了。他又顺手牵羊拿走卧龙寺所藏经卷，被绅士李汉青等告上法庭，将经卷截回。康氏恼羞成怒，向刘镇华要求赔偿100万元，并以家藏图书要求西北大学购买，索钱；甚至要求刘镇华私人投资做其办《不忍》杂志的股本，聘请其门人张某为西北大学教授做交换……（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二卷，86页）
　　穷途末路时分，他的本色现出原形，简直是不管不顾的撒赖耍赖。
　　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改良派失策有关，康梁作为光绪帝事实上的幕僚，想当教主，而性格一根筋，操作更是笨伯，一意孤行，那就有好看的了。他们的失败，既非因为慈禧的观念守旧，也和所谓国民素质低下无涉。近代以前，日本社会也和中国大同小异，人治社会，谈不上什么宪政素养，但是东瀛的明治维新就顺利达成了。
　　变法期间被光绪帝倚为股肱之臣和智囊核心的康有为，成为变法运动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作为戊戌变法的灵魂人物和不可替代者，康有为的一言一行，对戊戌变法都有关乎成败的影响。
　　当时的慈禧太后，乃是清廷的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权欲极强，说一不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染指，康有为要搞君主立宪，首当其冲的乃是与慈禧关系的调理，要么不顾一切以非常手段置之死地，要么变更路径低首下心曲线抵达，但康氏不作此之图，反自肇端就触犯实权派的大忌，等于将改良派急需之最高权力，猛然推到了改良运动的对立面，胶柱鼓瑟若是，戊戌变法焉有不败之理？
　　他早先反对、或者瞧不起辛亥志士的铁血手段，所以在变法危急关头，首先想到的是袁世凯，“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挟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康南海自编年谱》）。殊不知袁世凯是个势利小人，比他更鬼，光绪皇帝在得到康有为的暗示之后，嘱托袁世凯：朝廷一旦有“意外之变”，他就即刻带兵进京。
　　唐德刚说，其实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还是光绪帝。康有为只是他看中的一个变法顾问而已。但是康派之毕其功于一役的过激作风，却颇能说服那急于求治的年轻皇帝。皇帝既有过激倾向，乃激起保守派和投机派的联合阵线的反击。而康派的教条主义和过激作风，也拒斥了开明而强大的中间派。开明派和中间派靠边站，剩下的过激派和顽固派两极分化，势均力敌，就短兵相接了。在这两派较劲之时，过激派也就是所谓帝党吧！原是个纸老虎、空架子。一旦临阵交锋，其结果如何？就不言可知了。
　　戊戌变法后，中山先生对康梁一是设法营救，二是在日本为其生存发展创造条件，将所办学校依其意愿改为大同学校，以梁启超为校长，听其办理，然而康梁的手下还不大领情呢。
　　此后，中山先生命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带3万元到新加坡，劝康有为合作，反被康有为向新加坡英政府指为刺客，将宫崎逮捕。
　　严复对维新运动寄予深切的同情，但也对其鲁莽酝酿有所批评，“平心而论，中国时局果使不可挽回，未必非对山等之罪过也。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康梁辈虽喙三尺，未由解此十六字考注语。”（《与张元济书》，《严复集》三卷，533页）康有为等人不能辞其咎。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8）
辛亥之际，他给黄兴写信，建议采取虚君共和制，以孔子的后裔假以皇冠，为一种荣誉及象征，实际政柄则操之责任内阁。
　　康有为当戊戌变法时期，为事实上的总策划，清廷坍塌，犹不死心，和张勋共谋复辟，当了十二天的弼德院副院长。虽说他毕生抱有教皇心态，但在时运不济的情况下，充当实力人物的头号幕僚，也是他至死不移的嗜好。这种嗜好上瘾之深，简直身不由己，并且不惧所托非人。张勋复辟，他出力最多。张勋早年任江南提督，武昌起义后，率部企图顽抗，败后退驻徐州一带。其人及所部均留发辫，人称“辫帅”，所部称“辫子军”。1917年6月，他以调解府院之争为名，率兵入京，解散国会，赶走黎元洪。7月1日与康有为拥溥仪复辟。至12日为段祺瑞击败，逃入荷兰使馆，被通缉。张勋复辟，也促使康、梁彻底分家。
　　张勋复辟将尊孔和*专制进一步联络加强之，其中康有为跳得最欢，他们不长进的行为，导致儒家学说不幸成为*的对立面。在激进的知识阶层眼里，儒学日益与专制愚昧相重叠，成为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物。萧公权说康有为“在19世纪走在知识界之前，而在20世纪时远落后于当时的知识界”，“康氏自己或许在不知不觉中，不断地造成儒学的式微。在戊戌前夕，他勇敢地将儒学与专制分离；然而在政变之后，他以保皇会首领自居，自戊戌至辛亥，反对共和而主君主立宪；复于民国六年（1917）以及十二年（1923）两度参与复辟，使他的形象与帝制认同，因而被许多人视为民国之敌”。实在是见道之论。
　　张勋死了，康有为没事儿。到了1925年，他又主张拥立溥仪皇帝，依然时刻梦想依托实力人物干一番事业，博取功名富贵，亟思有所表现。
　　《清史稿》将他与张大辫子合为一传，放在殿尾的一卷，也算大有深意的。
　　康有为倒是不愿放弃他的独立性，那个混沌的社会，倒也很好地保持了他的“独立性”，没有人做他的思想工作，或者改造他的思想，倒是他当仁不让，力图给国人或强梁灌输他的思想、他的意愿。
　　这较之后世那些被迫一步步放弃独立性，一步步走向污秽泥潭的知识分子，佛也救不得，他康圣人，倒不失为命好！
　　当幕僚的出主意，力求实施，荒不择路，饥不择食，所凭者，三寸不烂之莲花舌，一大肚皮之馊主意。他在技术上甚至没有徐树铮、杨永泰那些人的头脑，也没有王士珍、饶汉祥的胸怀，而欲成事，直是拿他人做牺牲，根源就是他的当教主的思路根深蒂固。这样的人，搞儒教，儒教很难看；搞*，*走样子；搞立宪，立宪变成交换。
　　对自身提出的主义，孙中山是功不必自我成；康有为是非由我成不可。即使是他人的思想，康氏也很愿意插上一脚。他的实践，因霸王硬上弓而瘸腿，但他却乐此不疲。
　　较之孙中山、谭嗣同，甚至梁启超等人，他，康有为既不是颈血溅诸侯的英雄，也不是上下其手娴熟裕如的政客，他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大俗人，就是一个名利熏心的好货之人。作为一个大学者，他又独有一份盲动的愚昧，这愚昧常常是深不见底。
　　过度的雄心会忽略物质的攫取。唐德刚先生论袁世凯，说他既无玩物丧志的恶习，也不收藏什么古董字画，品箫吹笛，*自赏；平生所好，唯抓权秉政，纵横捭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动物。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9）
这并非什么品质，而是用志过分专凝，其他相对忽略，顾不上也。大凡一个目标固守、心有所寄的野心家，往往对物质利益视而不见，但康有为是一个例外，与其说他对哲学感兴趣，不如说他对物质情有独钟；与其说他对权力感兴趣，不如说他对精神操控念兹在兹。多货伤德，趋利之人，常为朋比，同其私也。东食西宿，一样不拉。他的信徒唐才常、秦力山发动起义之际，他的手里捏着大把的资金，他紧紧地捏着，拒不交付使用，使人寒心。
　　与康有为同时，章太炎脾气巨大，表现为暴躁；刘师培的脾气很拽，如不合其意，则表现为叛变；康有为脾气也甚澎湃，表现为偏执尖锐。章太炎不合他意，就骂人家“满朝都是魏忠贤”，意为天下只有他一个好人。康有为道不行，就更加好货，这是不是一种补偿心理呢？
　　包括戊戌变法在内的许多社会变革，康氏的性格因素使其希望变得更加渺茫。这是性格的细枝末节影响大事的例证。
　　他梦寐都想栖身圣贤之列。他的《大同书》“大地万国之人类皆吾同胞”，悬鹄不可谓不高。中年时期，1895年秋，他到南京找张之洞，要求赞助强学会的南方分会，张氏待之为上宾，但康氏拒绝任何一点张氏提出的修改意见，他绝不做学术人格上的半点让步。结果张氏竟收回原先赞助他的打算。
　　辜鸿铭算一保守人士，但辜氏对康有为也颇有看法。辜氏在张之洞的幕中为英文秘书，他评价康有为说：“自私自利而具野心，但又缺乏经验、判断力和方向。”（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20页）
　　自视甚高，愈加专断，不能容忍旁人意见，且将他人思想认为太寻常，太无价值。钱穆也说康有为是一“领袖欲至高之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以学术、学问、想法影响社会，中国士子历来有之，至康、梁更甚。学问影响社会，必有一定途径，通常是通过影响社会实力人物，最高当然是影响皇帝，在清末皇权崩溃，大大小小的军阀强人，就是微缩了的大小皇帝。但在康有为，只要是他想出来的念头，任何人不能动摇，自信到自夸，到幻想，到以幻为真。他的自编年谱，说他少年时就“慷慨有远志”；他的慷慨，削弱于他的好货嗜利；他的远志，则受阻于他的贪鄙固执。
　　名利烤灼　　谋士流窜
　　那时候的智识者，充当大小霸王的幕僚，实为时髦行业。社会流窜着谋士，名利烤灼他们的屁股，不特猴急，也很受用。乘着兵荒马乱，四处起哄。他们韬晦，背叛，谋划，欺诈，表现，表演，修书，借兵，不甘寂寞，以期在政坛树立他的行为艺术。端方的外围幕僚刘师培，就是这种典型。
　　刘师培热衷功名利禄，他和他太太何震到上海，张皇国学，讥刺时政。《民报》发刊后，他担任撰述，宣扬革命。期间参与万福华行刺杀王之春的行动，乃以激进面目示人。
　　1907年春，刘师培夫妇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黄兴、陶成章等人。在章太炎主持的光复会时代，他是一只健笔，他改名刘光汉，意谓光复汉族汉物汉文化。在日本时，他老婆喜欢抛头露面，交际肇事。他和章太炎等闹掰，1907年底由何震出面，被端方收买，遂投向端方，辛亥革命前三四年，他入了端方的幕，作他的《上端方书》，献“弭乱之策十条”，当幕僚当到骨子里头去，实为暗探。刘师培干脆甩开膀子当侦探，监察学界动向。他老婆于此道也积极从事。因党人被捕事，王金发曾持枪找他拼命。　。。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10）
其后公开入端方幕府，为端方考订金石，兼任两江师范学堂教习。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刘师培随任直隶督辕文案、学部咨议官等职。1911年随端方南下四川，*保路运动。端方出镇四川，正值革命方殷，被杀头谢天下。刘师培危在旦夕，在资州被革命军拘捕。辛亥革命胜利后，由孙中山、章太炎电谢无量诸人谅解保释。后任成都国学院副院长，兼四川国学学校课。此后他在北大教书，但也不安于位，静极思动，到了1915年，杨度等人将其抬举出来，袁世凯加委其为公府咨议，他上了一道骈体文谢恩。
　　杨度发表《君宪论》，他就作《国情论》与之配合，并撰文告诉他的同盟会的熟人，叫他们不要再闹了，排满已经成功，可以君宪复古了。
　　袁世凯先后给他参政、参议、上大夫等崇隆职位，他是很受用的。但在筹安会的运作空间里面，杨度才是唱大戏的主角，他还只是敲边鼓的棋子。袁世凯那短命的皇帝梦破灭后，他也受到通缉，逃往天津，穷愁潦倒。不久他死了，他的太太也疯了。
　　关于刘师培，《马君武文集》说，刘氏读书特别聪明，他看书不是我们一行一行地看下去，而是一页一页地翻看过去，真所谓一目十行。可惜他的老婆不好，贪财好货，到后来就倒向袁世凯，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到袁倒台后两年，他也死了（《马君武文集》747页）。
　　黄节致函蔡元培说：“申叔为人，反复无耻，其文章学问纵有足观……不当引为师儒，贻学校羞。”
　　刘师培乃是十足的政治化妆师，为主官政绩涂脂抹粉。除了对巧取豪夺的奸商外，对谁也没有好处，民间苦难泥泞，社会公义窒碍难伸，他的其中一个祸根，可能就是来自巧夺天工的“政治化妆术”。近年西方政客很讲究“政治化妆术”，有时候愈是多政治化妆（不管是否谎言），群众就愈讨厌。聪明反被聪明误，也许就是这个意思。
　　大势不好了
　　袁世凯幕僚中，反对称帝最力者为张一麐、严修。张一麐所知机密甚多，而主张帝制者皆畏之。“洪宪元年”在便殿行朝拜礼，诸臣久跪拜，独张一麐行九鞠躬礼。有鲁莽者跃起挟之使强行跪拜。
　　张一麐作有《袁幕杂谈》，筹安会借古德诺立言，而古德诺向张一麐大呼冤枉。古氏写信说，他是被利用的，恐怕回美国时，将受刑事上之制裁。一般以为，古德诺的计谋，乃由周自齐百般挑拨而来。
　　袁世凯称帝前，日本公使馆寄来一张剪报，大意是说，中国国民党其实很想怂恿袁世凯称帝，一旦达成，将以此为借口，实施倾覆的打击。
　　可见日本用计的阴沉，其用计方式，弯来拐去，辄用反笔文章，以图搅水摸鱼。盖日本也怕袁氏坐大，羽翼丰满难以控制，故而多端放风，使对方视线模糊。
　　宋教仁一案的发生，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世凯以为仅毁其名而已。洪述祖唆使应某索取巨额活动资金，于是酿成大祸。袁世凯无以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