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智囊-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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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街时，每当傍晚我每从上清寺到他的寓处，晚饭时到，他常留我吃饭，叫佣人加菜。每次是两个盐蛋，这就是当时宪幕的生活，也就是大英雄的本色”（《大记者与大英雄》）。
　　他的正义感，他的一介不取的超然立场，极细微处在在表现出传统美德的附着。
　　唐纵《从两件往事看布雷先生》里面提到，战时重庆物质供应紧张，人家送他几筒三五牌香烟，唐纵知道布雷先生吸烟上瘾，就拿去转送给他，但他一再不肯接受。唐纵只得向他说明：这是朋友送的，而且并非有所于求，几筒烟并不会有玷您的情操，您受了也是取不伤廉。这样他才勉强收下。
　　另外就是1945年国民党六全大会，中委提名，各方面向蒋先生推荐的候选人名单，很多既非对社会有何贡献，也非为行政延纳人才，而只是出于人事关系，你争我夺，以致蒋先生很难定夺。陈布雷先生目击这样的情况，心情沉痛到极点。后来，中枢和他谈到希望推擢一些不偏不倚的人才，问他有没有适当的人，他为了不忍再增加蒋先生的困扰，干脆一个人也没有提。
　　唐纵感慨道，这样大公无私的品格，说起来是理所当然，谁也应该如此；可是实际做起来，其困难是很难想象得到的。
　　关于陈布雷的工作特征，最近《参考消息》（2007年11月27日）文章《伟人大都懒惰》可作参证。里面写到像陀螺一样不停工作的人，因为破坏了生物钟的运转规律，往往变得迟钝不堪，甚至因高负荷工作耗尽了生命的源流，据美国教授对多个历史名人的分析，将天赋转化为特殊的才能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所以据说爱因斯坦、牛顿、阿基米德、毕加索都是以懒惰著称，当中的回环余地反而为他们赢得了超强的想象力。
　　相反陈布雷先生缺乏适度的怠惰，思维处于压力之下高速运转，结果伤害到生命的根基，他在生命的壮年就已油尽灯枯，实在因为他过于勤奋，燃尽了作为物质燃料的身体机能，以一己身体的资源再生的渠道被阻断，身体资源耗尽，加以战局一挫再挫，可以说悲凉之雾遍抹心房，于是对死亡的防备岗哨，悉数解除，大门洞开……
　　布雷先生尽忠职守，俯仰无愧，超过了自身承受的极限，真可入幕僚史圣者之林。
　　老派的典型
　　袁世凯的幕僚张一麐，他是操守谨严、尽忠职责的老派典型。
　　他在老袁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时代入幕，主佐文案，襄办学务。光绪二十九年开经济特科的时候，他考了第一，后来瞿鸿等人主张大魁应有高贵出身，才将云南石屏人袁嘉谷的卷子点了第一，张一麐居第二。

老派幕僚的最后余光（8）
有时候袁世凯看到下班后他还在伏案办稿，晚来的急件交给他麻利办好，对他很是倚重。
　　张先生说，北洋幕府时代，有傅增湘、于式枚、陈昭常、严修（范孙）等，还有留学生金邦平等。因为那时，幕僚业务和古时候已经很不同，有地方自治、外事交涉、警察业务等新政，旧幕僚办起来大显吃力，手段和学问都跟不上了。所以，经纬万端的各种公事，张一麐等人都无役不从。新问题要研究三五天后，多方征询后才下笔拟稿。
　　张一麐没有纯粹的军事履历也无专门兵学训练，一天袁世凯叫他润色《步兵操典》，改完后，训练处的何宗莲拿来呈给老袁，呈递前何氏已将张先生所改正者逐条驳回。老袁看后大怒，说，狗样的一班武夫，胸无点墨，你们知道哪个改的吗？就是座中的张君啊，何宗莲大窘，面向张一麐连称老师。
　　这个时候，徐世昌、王士珍等人均是袁世凯的重要助手，这时袁世凯也相当礼重文士，用人之长，补己之拙。
　　张先生的幕僚生涯，大多记载在他的《古红梅阁笔记》里面。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间，清政府越发依赖北洋系，而老袁事权日重，他的幕僚就有劝他学习曾国藩谦退内敛的。但袁氏的性格，此时已很膨胀，喜欢包揽把持，但他对幕僚的态度据说还是很周到。稿子拿去，总是说，我的文学很差，你替我改正。据说有些长稿啰唆的地方，经他点窜，如神龙点睛，起稿者自愧不如。
　　有一天早晨袁世凯找张先生问事，方坐下，问他早餐没？张一麐答已用，于是袁氏自个儿吃起来，“先食鸡子二十枚，继而进蛋糕一蒸笼，剖食皆尽。余私意此二十鸡蛋一盘蛋糕，余食之可供十日。无怪其精力过人也……各方人才奔走其门者如过江之鲫”。袁世凯在能吃能喝这一点上，倒是和巴尔扎克好有一比。
　　小皇帝宣统即位，清政府忌恨袁世凯，将他放逐田园。这两年中，张一麐转到浙江巡抚增韫那里做幕僚，他精心撰构的稿子，增氏总是改来改去。一天两人便吵起架来，张一麐在愤怒中吼道：“项城从未改过我的稿子，你不配轻易改动。”
　　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又被清政府启用，张先生又回到他身边。
　　1914年的时候，袁氏打退了党人的二次革命，实力雄固，当时已有人传说帝制之议。袁世凯晓得他的幕僚中尽有耿介明理之士，乃作洒脱状对张一麐说，你想啊，革命党人，弥漫全国，恨我彻骨，我怎能做称帝这些傻事呢！你要相信我！但他另一面，却唆使外人如古德诺、贺长雄，以及筹安会那一班人打造舆论，欲使既成事实。老袁外粗内细，也是自作聪明，幕僚态度明示之前，他就可以根据平时的性格、做事风格判断出对方将有何立场，因此他都是看人说话。
　　到了筹安会大造舆论，帝制隐然在望的时候，张一麐曾长跪不起，予以谏阻。袁世凯又来一番虚情假意，并说他不愿武人干政，但你们这些文士说话太多，武将们将对你不利！到政事堂开会之机，张先生站起来慷慨陈词，倪嗣冲怒目相向，并将手枪拔出来往桌上重重一拍，情形相当尴尬。倪氏是袁世凯手下的武将，一个不第的举子，行事相当莽撞。徐世昌站出来劝说，双方才下台阶。事后，袁世凯调他做教育总长。
　　到了抗战军兴，张一麐先生愤而欲组老子军，和日寇拼命。1943年，他逝世于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任上。
　　孜孜不倦的洋高参
　　早在1903年，端纳就在香港《德臣西报》社任副主笔，还曾在广州求见总督张人骏。端纳纵谈天下事，张氏异之，当即聘为不拿报酬的外围幕僚。
　　他想见中山先生，却先见到了胡汉民。鉴于他的人际关系，消息来源广泛，几家西方大报聘为驻华记者、主笔。
　　辛亥革命后，端纳协助伍廷芳工作。中山先生回国后与之畅谈，甚为投契。他参加孙中山大总统就职典礼，并向海外拍发了电讯。端纳在未生火炉的寒室内用打字机拟稿，手脚都冻僵了，汪精卫、温宗尧在一旁参与修改，经过反复的字斟句酌，“这份文件连一个逗号也没有动就（被孙中山）签字了”。这份宣言送交各国驻华使节，一个新国家诞生的宣言就此传遍了全世界。这实际上是*临时政府的政治、外交纲领。
　　1915年1月，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承认之以作为日本支持他称帝的条件，此事极端机密。端纳从财政总长周自齐处下手，又找到袁世凯的英文顾问，竟将该文件的英译本获取，公诸于世，引起西方列强的严重关注。
　　他后来又成为蒋先生的顾问，抗战军兴，他和宋美龄组建了外宣班子，撰写宣传信件。他因揭露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被日本列入黑名单。
　　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从海外返回中国，不幸在菲律宾被日本人拘捕，机缘凑巧，竟未被发现真实身份，战后在珍珠港美国海军医院的病榻上，他口授往事及自己生平经历。友人录音、记录、整理，用以撰写端纳的传记。在谈话中，端纳发表了对中国时局的看法：马歇尔调停内战不会成功，国共双方势同水火，决不会和平共处……后来的政局发展果然印证了端纳的预见。
　　他对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野心，很早就有认识，并谴责其侵略本质。他观察世界政治问题，具有独到的先见之明，日本人衔恨不已。他说，当你和日本人打交道时，不论是商人还是外交官，你们做成的交易不会比同娼妓达成的交易好多少。娼妓可以答应给你欢乐，但她的吻会把你给毁了。
　　他在西安事变中充当调停人。他的回忆强调几点，诸如：兵变是杨虎城发动的，张是替杨承担责任；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极力企图炸死蒋介石，趁机夺取军政大权；端纳一再告诫张学良，此时若杀掉蒋介石，中国必然大乱，这只对日本有好处；张学良主动要求随蒋去南京，目的在于证明自己是出于爱国，指控他搞兵变和谋杀完全是无辜的。应该说眼光看深一层，颇为精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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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一（1）
自从“九一八”日本军阀占了我东北三省，更随时在北平、天津、上海制造事端，以为威逼侵略的借口。凡是中华男儿，稍有人心者，无不悲愤填膺，有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誓与敌偕亡的情绪，恰如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
　　幕僚眼光与战争态势
　　中国抗战军兴以来的头两年，美国对日政策只是忍让和妥协。当时美国对日出口总额中，军用品占58％，石油和钢铁又是两个大端。美国高层包括相当数量国会议员，以为日本正是他们的最好盟友，战略参谋们清歌于漏舟之中，尚不以为意。
　　只有亚洲舰队总司令哈里？亚内尔海军上将提醒罗斯福总统，说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同时也是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倘若美国不采取行动制止日本，则白种人在亚洲将毫无前途可言。
　　另有驻华大使詹森则以为，日本人的动机是要消灭西方在中国的一切影响，所以，美国必须准备立即战斗……
　　此二人，颇具战略眼光。出于对世界秩序的战略考量，打破幻想，所贡献的是一种积极的头脑智慧。
　　1941年3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租借法案》，授权总统对其“认为其防务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国家出售、转让、交换、租借或以其他方式处理任何国防物资”。其后不久，中国向美方提出详细援助清单：一、由美国提供训练与技术支持，为中国建立一支由一千架飞机组成的现代空军；二、训练并装备陆军三十个师；三、帮助中国建立有效的国际交通线，包括滇缅铁路、公路，中印公路，提供汽车及修配厂，修筑工程所需的运输飞机……罗斯福对此计划反应积极而热烈，内阁亦然。但陆军部长史汀生、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却予以反对，加以阻挠，结果使计划成为泡影。
　　高级幕僚心思、判断，稍有不慎，即会从负面影响历史。设若马歇尔等高级幕僚能有总统的眼光，将此计划付诸实施，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麦克阿瑟在菲律宾的惨败说不定就在战略上得以消除，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凶锋，所受阻碍和打击就多得多……美国并不是没有这个能力，而仅仅由于高参的眼界、胸襟的限制，致使整个战事横生枝节，令人浩叹。
　　日本的建军备战远超过中国，自从明治维新之后，就走上了一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侵略野心不断膨胀，当时田中角荣的《田中奏折》说：“要面对世界必须先要取得中国，要取得中国之前先要取得满洲。”日本要侵略中国，但其最大的弱点是没有工业的支持，日本没有矿产、钢铁、汽油及橡胶，而橡胶尤其重要，橡胶一旦缺乏，部队就无法机动。而它早期的作战能力就是美国供应给他的。美国如此做，为的是要削弱中日两国之国力，正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当时日军大本营幕僚群对中国之估计，亦同样错误：起初侵袭东北，以为打击张学良，仍可与南京言和。迨西安事变后，始知蒋介石已决心抗日，又以为打击蒋介石，西南地方势力，必乘机自谋，瓦解中央。殊不知卢沟桥战衅一开，全国连锁反应，一致赴援；边区民族，和谐呼应，远至世界华侨均闻风请缨，此不能不谓中华文化一元，爱国潜势之伟大。
　　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可以说美国高级参谋人员神经非常迟钝，但是当战争开打之后就可以见出日本军部策划者那种根本意义上的愚昧，因为当时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希望美国早日开启战端，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得知珍珠港遭到日本袭击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好了，好了，我们总算是要赢了。”（《太平洋战争》上册176页，东方出版社）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一（2）
在国民政府蒋介石看来，凭借英美的力量，协同对日作战以及把美国拉进来，推向最前台，与日本进行决斗是一种最高的策略。中国当时作为一个受害者，有这样的心理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日本对美国咄咄逼人，加快了中国这种心理的实现。
　　抗战参谋制度的确立
　　国民革命军自黄埔建军以来，最早期，1925年及次年，尚无专门幕僚机构。
　　1928年到1930年，即编遣会议和中原大战期间，设立参谋本部，是和军政部、训练总监部平级的军事机关，此建制延续到抗战前。抗战军兴，部队经过分化整编，部队番号剧增，抗日战争第一期的军队而言，则在国防最高会议之下，尚有大本营及所属各部。又，军事委员会下辖军政部、军令部、军训部、军事参议院、军法执行总监部、政治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铨叙厅、后方勤务部。另外还有九个大型战区，以及西安行营所属部队、驻闽绥靖公署所属部队、后方留守和绥靖部队，此时的参谋机构分属多个部门。军事委员会下有参谋处随辇办公。
　　抗战中后期，兵种陡增，特种兵兵种以及海空军所属专门部队就有十六七种。参谋机构仍然分属各部门。抗战结束的次年军事机构大调整，成立国防部，在本部外，并行参谋总部及所属各厅局，专事作战方面之幕僚作业，军事制度臻于相当完备的境地。
　　参照一下相去未远的前清时代，地方州县政官员的权力往往在实际操作上被幕友取代，“外掌守令司道督抚之事，以代十七省出治者，幕友也”（《皇清经世文编》卷二十五）。而在中央六部，书吏则操持制造、核批公文的权力。
　　幕僚权力大、工作量大，是日常公务的事实处理者，乃是清代政坛的一个特征，将各级幕僚合算起来，那是一个庞大得惊人的数目。
　　但在军队转型的过程中，军事作战幕僚的养成，即一种成型的参谋制度，则是在抗战军兴以后才逐步建立的。当时有一些不尴不尬的人物，新旧两头都不靠，因缘际会做了参谋，闹出不少笑话。地方部队主官甚至有“认识字的做参谋，不识字的做副官”的荒唐安排，有的旧幕僚竟把军用地图下边印有黑白相间的“比例尺”，当成是“铁路”。至于只知在地图上量距离，而不知图上距离有山岳、河流的分别，遂将行军里程或阵地区分乱画一通的笑话，在抗战中的地方部队，也曾多次发生过。
　　军队自军阀社会转型而来，一些行伍将领尚未转过弯来，自以为“枪杆子第一”的老粗带兵官，竟然将参谋官视为赘疣，直到抗战中期，部队强迫实行参谋制度，规定军以上的参谋长，需要具备陆军大学的资格；并将参谋处作战、情报、后勤（后来又加人事）三科（课）的参谋，或调训，或委派分发参谋班的学生担任，这样才使各部队的参谋制度逐渐建立起来。如此一来，参谋的地位也在微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