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智囊-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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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国际关系专业。1939年回国，一度任第九战区副参谋长。以其学术造诣深厚，兼任中央军校长沙分校主任，轮训地方军政干部，1942年后任陆军大学教务处处长、国防研究室主任，筹建国防研究院，目的在培养三军高级将领和幕僚人员。其间，兼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中将衔高级参谋，协助蒋先生与美国联络谈判事宜。
　　1943年，中、美、英三国高级幕僚会于印度加尔各答召开，中方为宋子文、何应钦，杜建时以随员身份参加。其后，杜建时探察到美英只进攻缅北而非全境的计划，及时向蒋先生汇报。
　　中、美、英、苏的开罗盟国首脑会议，蒋介石命商震、林蔚、杜建时等高级幕僚草拟提案，主要为：反攻缅甸，以美国武器装备训练国军，并要求英国支持国军的反攻。
　　蒋先生和史迪威矛盾激化时，史迪威托杜建时请蒋先生接见，后者在愤怒中予以拒绝。1943年夏天，罗斯福、丘吉尔会于华盛顿讨论中国战区事宜，宋子文和杜建时前往参加。杜氏在会上支持陈纳德意见，反复说明中国对空军的急需。
　　在重庆美军司令部，杜建时与史迪威的参谋、助手频繁联系，察知史迪威使用美国援助在中国的去向。1944年9月，赫尔利来华，由杜建时陪同，赫氏电报美国，据实汇报蒋、史性格水火不容，直接点题：有史迪威在，中美不能合作。杜建时在赫尔利处见到电报原文，当即报蒋，蒋先生大喜，嘱咐杜建时照顾好赫尔利，加深私人情谊。罗斯福接报以魏德迈接替史迪威征求蒋的意见，蒋先生与魏德迈友善，当即拍板。魏氏对蒋极为尊重，以蒋先生为统帅，自居参谋，蒋先生喜不自胜。杜建时又和魏德迈为堪萨斯大学同学，于是中美联系，趋于密切。
　　远征军的第二阶段为中国驻印军，史迪威为总指挥，罗卓英副总指挥，柏特诺为参谋长，温鸣剑为副参谋长。
　　史迪威性格直率中保有威逼、专横。孙立人、郑洞国、廖耀湘与之时有抵触，发生正面冲突或反驳，“不仅赢得我军官兵的衷心爱戴，且为美国许多正直有识的朋友所赞赏，最后连史迪威对他们也刮目相看，倍加尊重”。
　　这时发生温鸣剑事件，以美国军官取代中国军官。史迪威将温鸣剑等人撤职，企图用美国军官取代驻印军团以上干部。郑、孙、廖一致反对，史迪威被迫自行纠正（王楚英《我所亲历的印缅抗战》94页）。
　　不过，驻印军一切武器、弹药、给养、服装、医药等全由美军提供，补给到连，供应到人，种种优势和做法，与其他部队风气全不相同，这也是驻印军对史迪威最终产生好感的原因。史迪威本人，他的士兵化的举止、雷厉风行的作风，他的忠于职守、责任、荣誉感等良好风气，也给国军官兵很大震动。
　　驻印军反攻战的胡康河谷战役、孟拱河谷战役以及密*围攻战斗极为惨烈。作为高级参谋的温鸣剑，主要是和美军协商沟通。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一（8）
譬如，史迪威和美军军官，较缺乏中国古兵法上那种对地理兵略的考虑和重视，中方参谋和他们谈及公路补给的巨大困难，他们总是不以为意。虽然他们清楚雨季势难行车，且中印公路边修边打仗，使用率极低，这一带又到处是沟谷纵横的原始森林。但他们总强调依托强大的空军支援，仿佛一切不成问题，他们这种思想在后来的缅北反攻战中吃亏不小。这时温鸣剑就要出面苦口婆心地沟通、解释，以期对方接受意见。
　　抗战初年的战略一瞥
　　抗战初期的大战略方针，总体的分析不错，但对于战争双方的实力和战争残酷性，日军攻击的速度和作战实力估计不足，属于盲目乐观。盖以1945年初日本尚能进攻至独山，骎骎有包围攻击重庆之势。而那时美国参战已经三年多了！所以，参谋本部的策划，较之蒋介石诱迫日本改变进攻态势，将其逼为由东向西进攻，并迅速编练60个机械化师……如此看来，蒋先生实在棋高一着。
　　1938年1月，军事委员会在武汉进行改组，取消第一至第六部，改设军令部、军政部、军训部、政治部，何应钦改任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白崇禧以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徐永昌任军令部长；陈诚任政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政治部副部长……刘斐任军令部第一厅中将组长，后升厅长。在前一年8月的最高国防会议上，刘斐的发言大略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贯采取的是蚕食政策和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的兵备虽强，但人口少，兵员不足；国土小，资源贫乏；国力弱，不利于长期作战；而且，它是侵略者，侵略的不义战争是失道寡助的；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又有许多矛盾，它若长期进行这种不义的战争，恐会引起第三国的干涉，所以，它只能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至于我国，军备虽处于劣势，但人口众多，兵源充足；领土大，资源丰富……（刘沉刚《回忆父亲刘斐》）
　　整个判断，并无战略特见，大体是些人云亦云的废话。首先，日本得美国多年钢铁贸易积累大量战略物资，而战争头两年美国并未实施战略物资禁运。而中国虽然地方广大，但也不能说是物资丰厚，再说田间地头所产，全无重工业构架来转换再生……日本连美国都敢彻底惹怒，它的国力并不弱……
　　中美战时参谋体制结构
　　抗战的中后期，中美盟军设立了几个大型训练基地，在国内是以桂林、昆明为中心，在国外是在印度设立训练基地，专门训练美式装备的抗日部队。当时的驻印军由史迪威直接指挥，他的身份是中国战区参谋长。训练班的教师一般是军事素养较高的军事参谋，还有干训团实施短期的密集训练，时间为一个月内，这就是美军参谋发明的轮带式训练，侧重兵器使用，以及小股部队的突击战术。当时部队中有不少的美军参谋，人数最多的是远征军。
　　第一期远征入缅作战失败，廖耀湘认为按照战术和地形而言，史迪威和罗卓英方案是最合理的决策，但掌握实力的杜聿明不愿意退往印度，仍想从密*以北地区回国，其理由是日本人尚未进入该地区，史迪威的情报参谋却有真实证据证明日军正在向密*迅速挺进途中，应该说史迪威的情报参谋是非常专业和尽职的，而杜聿明却过于相信自己的直觉。结果部队分成两边走。当时日军已离史迪威驻地喀萨不远了，于是丢弃了一切车辆行李，史迪威自己背上一支冲锋枪，饥寒交迫地走了三个星期才到达印度。杜聿明未能重视美军参谋的意见，又对缅甸的地理和气候缺乏了解，结果经过了原始密林野人山回国，致令全军陷入死地，电台也丢了。　。。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一（9）
情形危险至极，后来在缅北大洛地区由美军飞机发现地面上一些寻觅粮食的士兵，因为飞机飞得非常低，隐约可见青天白日徽章，飞机上的人员也不管是或不是，就把给养和药品以及无线电电台、电池等投下来，这才联系上，但士兵已经死去二分之一以上。
　　到抗战后期史迪威和远征军一些将领的关系已经调整过来，譬如他和廖耀湘谈话就不用翻译直接用英文和法文交谈。史迪威对廖耀湘说，他处于很危难的境地，虽然打了胜仗，但重庆方面仍然反对他，他应吸取入缅作战的惨痛教训，否则大家都可能功败垂成。他又对廖说，我们都是正直的军人，不是政客，应该以军人的态度和头脑来考虑当前的敌情和任务，据此做出果断处理。
　　1944年的秋天，由魏德迈接替史迪威的参谋长的职务。他这个人年轻英俊，性情很好，早年在德国军校和参谋学院学军事，回到美国后又到参谋指挥学院深造，距此十几年以前魏德迈还以中尉参谋的身份在天津住过一年，抗战开始后，他还做过东南亚盟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他和史迪威完全不同，他对蒋介石毕恭毕敬，就像对待他们美国的上级一样，蒋先生则满脸笑容表示欢迎他的意见。以前史迪威傲慢专横，不把蒋先生放在眼里，双方关系弄得很僵，魏德迈则一反这种作风，对蒋表示顺从。
　　关于对日总反攻参谋作业，在1945年的开春，魏德迈就带着他的参谋队长顾德门在重庆会商，中方代表有侍从室主任林蔚、外事参谋皮宗阚和杜建时，会议内容是研究修订作战计划，除了敌情判断和作战部署以外，主要的作战方针是要首先收复广州，打通出海口，连接粤汉路以及湘桂交通线，并在广州、衡阳两地区分别组织大型会战，迭次推进，目标是在通过两个会战歼灭所有在华南地区的日军主力。
　　魏德迈到了重庆后，非常重视参谋业务的研拟，他要求每星期开两次参谋汇报会，中美双方交换情况。美方参加的是美军参谋长马克鲁少将以及后勤、汽车等等方面的参谋各一人，主管作战、情报的参谋各二人。中方参加者有后方勤务部长汤尧，还有军令部第二厅的厅长郑介民，以及担任翻译的中将高参何世礼等人。稍后中方更由陈诚、刘斐等更高级的大员参加这个汇报会。这个参谋汇报会的一些重大事项，据汤尧所说有这些：
　　其一，他认为一旦反攻开始后不能再用战区的战斗系列，因为这样指挥很不方便。真正能动的军队必须做到如臂使指，所以在1944年年底成立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下面设了四个方面军，同时撤销了远征军司令长官部。
　　其二，魏德迈坚决主张士兵有足够的营养，包括卡路里能量、黄豆、蛋奶、水果等，当时中方的何应钦、俞飞鹏等人说哪有那么多东西，中国人从小就不吃肉，吃饱就可以了，遭到魏德迈无情的反驳，他说你们留着这些东西给日本人吃吧！魏德迈也曾经去西安的胡宗南的部队视察，当时已经是晚秋时节，士兵赤脚跑过高粱地，踩到高粱茬子上，一路鲜血淋漓，还要不准停留，表示精神顽强。魏德迈同样非常气愤，他说多亏中国兵富有爱国心，要在别的国家早就投降敌人了——带兵的人怎可以如此残忍。
　　其三，关于武器、弹药、服装等战略物资由美方供应，但粮食除外，魏德迈说，总不能粮食也从1万多公里的美国去运来啊。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一（10）
其四，魏德迈规定担任反攻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下属各部队全部由美国直接进行补给，旧有各战区的守势部队则由美国部分补给。
　　美国人的调停势力，譬如一种国际幕僚，可是像马歇尔等人，其思想和麦克阿瑟、陈纳德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差异很大。所以，调停的结果也就影响时代的分界。有些美国幕僚，眼大漏神，小处斤斤计较，对于大纰漏，却视若无睹，一意加以迁就和袒护，使得他人缚手缚足，乃至整个局势日趋恶化。
　　内战时期，则有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时间是1946年8月至1948年7月，由何应钦挂帅，担任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长。代表团中，陆军的阵容相当不错，如陆军组组长刘廉一、余伯泉、陈桂华、郑学燧和汪敬煦。
　　汪敬煦说：
　　“何敬公组成的到美国后，原代表团有二位参谋不错，一位是胡炘（驻新加坡代表），另一位是温哈熊。当时何敬公用的参谋没有一位是他身边的，也没有一位是有什么关系的，可以说他是以长官身份调集了这些人。刘廉一在山东担任第八师师长；余伯泉从广东余汉谋部队来的；陈桂华是陆军大学十八期第一名毕业，派至参谋总长办公室服务（时总长为何先生），一直跟到昆明、美国；郑学燧从军训部调去；我则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任参谋。
　　空军方面有毛邦初，原在*驻华盛顿军事代表团服务，此时又兼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空军组组长。
　　参谋团到美国后，原先以熊式辉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就结束使命。
　　二次大战时曾有过这样的笑话：我们基于美国对德日宣战，因此派去的都是对德日有相当研究的专家，如：徐培根，德国陆军大学毕业；熊式辉，日本陆军大学毕业；金镇，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蔡文治，也是日本士官生。这些人到了美国后，美方却很为难，他们认为德日专家他们也有不少，就是缺少中国专家，而这些人都阶级太高，对中下阶层的作战后勤计划有些隔阂。美国参谋本部有很多项目要求我方军事代表团解释，帮助他们了解中国战区状况，因为他们是准备到中国战区来作战。因此他们提出的问题不是德日的问题，而是中国战区的问题。我方派去的长官，大问题了解，细小的问题就不够深入，而我们这些赴美受训的年轻军官，出身连队，因此就把我们接到华盛顿去，帮军事代表团回答问题。由此可显示出一些问题：驻外人员第一条件，就是要对国内状况相当了解，可惜我们很多驻外人员一任一二十年，根本对国内情形脱节，小孩也在外国受教育，与本国生活习惯格格不入，最后则是流落异邦。别人对中国不了解还说得过去，我们的驻外人员怎么可以不了解自己本国呢？”（汪敬煦《担任何敬公参谋之忆》）
　　抗战中美国参谋团固然予中国绝大帮助，但是人的性格因素的歧出也生成一种横加阻碍的后果，而且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也仿佛死人跟活人之间的差别一样，大到不可想象。一些参谋更像中了邪一样，眼光短浅，易受蛊惑，稍不遂意，就以停止这个、不给那个，频频施加压力。中国在战争中元气大伤，百废待举，事实上又不得不仰赖于美国支持者，所以就委曲求全地接纳了美国的主张。
　　麦克阿瑟在*中极为痛心地指斥美国政客：当蒋委员长退到台湾，美国当国者告诉驻外代表，台湾并无战略价值，它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没有特殊军事重要性，可见政客之恶。1950年1月，国务卿艾奇逊公布台湾在美国防线之外，同时也撤销南朝鲜作为美国的前哨基地。杜鲁门的政策是不得人心的，受到美国有识之士的广泛谴责。　。。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一（11）
麦帅意识到艾奇逊的失误，遂邀请他到东京作为尊贵客人访问，但艾氏拒绝了，说是忙碌。但艾氏却在这期间到欧洲去了11次！
　　汪敬煦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说，抗战胜利后，美国对我们是有援助，但美国每次援助，后面都拴个小绳子（有附带条件）。听我的，我就给你，不听就不给。因此美援到最后把所有国家都得罪了，所以人家说美国人做朋友很困难，做敌人很容易。
　　蒋先生的战略用心
　　曹聚仁以为，蒋先生的性格造成幕僚发挥的难度。中日大战前夕，胡适从庐山谈话会回来，就说，蒋先生心目中，我们这些大学教授，就等于黄埔军校的学生！他的头脑中，除了听他话的，就不会有敢于自作主张的人（曹聚仁《采访外记》86页）。
　　何应钦的态度，比较好一点；陈诚的态度，跟老头子差不多，也可说更坏一点。
　　顾祝同本来也不懂得招待记者，后来马树理替他办报，宦乡做他的政治顾问，他的修养才逐渐好起来。
　　蒋先生一直玩弄权力，存着天无二日的心理。西安事变时，他对端纳说，张学良不择手段，拘囚了他，才和他谈判。端纳不禁失笑道，你自己不是也时常关起了别人，才和他们谈判的吗（曹聚仁《采访外记》87页）。
　　这些叙说或评论，大多是些漫画式的勾勒，并不具有恰切的说服力。
　　蒋先生当年的战略，逼迫日本将南北攻击态势改为由东向西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