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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智囊-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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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10）
20年代中期，他也曾同情陈独秀等人，甚至在《星期评论》杂志遥相呼应。
1922年的六七月份，四川军阀刘成勋的代表到了上海，拜见孙先生，请他派戴季陶到四川帮助制定省宪法。秋天，戴季陶离开上海回到四川，不知何故此后他的精神恍惚不安。当时四川军阀混战，戴季陶似乎觉得公私两方面都前途茫茫。就在前往宜昌上的江轮上半夜三更投入江中自杀，后被农夫搭救。当天住在农家休养。农夫还把他带到江湖上很有势力的亲戚家中热情招待，也就在这个时候，官方搜寻的人把他找到了，大家非常惊奇。当时上海的各大报都刊登了他投江自杀的消息，有的人潸然泪下，有的写下悼念他的诗篇。后来得知他获救，又将悼念他的诗篇改成祝贺的诗篇。当他回到四川后，军阀之间盲目开战，戴季陶痛恨这些人的不知轻重。可笑的是每次作战胜利的一方都将他尊为座上客，请他致辞。
幕僚总是想以自己的谋划、点子、得到主官的认可，以便施行，惠及社会，影响时局。戴季陶投江，便是道不行，为时世所阻，而生发沮丧情绪之后果。
当中山先生去世以后，他很快写成文章，标题为“孝”。他认为孙中山是孔子之后弘扬中国正统文化思想的第一人，三*义是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不久，他完成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一书，不到两月又写成另一著作《国民革命与国民党》。他认为民生学说的哲学基础就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当时瞿秋白和恽代英对他很反感，就写文章批驳他，而1925年11月下旬的西山会议，国民党的右翼也因为观点分歧，被冯自由、马君武等人派打手将他揍了一顿。戴季陶认为老右派们思想糊涂，观念落后，并在一定范围内散布不要选举他们的言论，所以这些人都怀恨在心，因而他也没有参与西山会议。到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他曾对邹鲁说，对盲动分子不用快刀斩麻手段对付，如和他纠缠，将来我们革命党，终要遭他一次大大的挫败（《戴季陶先生文存续编》273页）。他将盲动分子都称为狂人。他说，狂人不能与之论理，唯有施之以拘禁惩罚。1927年春他往日本访问时，发表过斥责瞿秋白的言论，他说，对这个肺病鬼的无端攻击，他不想理他（夏衍《懒寻旧梦录》110页）。1926年夏天起，他任中山大学校长，即以三*义为学校的最高准则。他说，不要学洋八股，要发展纯正的科学实业教育，他推崇以中国旧道德为体，以西方科技为用。因为中国的科技落后于西方，但他认为古代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是文明史上很有价值的思想结晶。他认为在当时混乱的思想界，最大的弊端是抛弃了仁爱、忠恕的民族道德。1927年春北伐战争迅速推进，他被派到日本探寻口风。当时夏衍在日本，因人介绍与夏相熟，因夏有办事能力，戴季陶将其当秘书使用，他每天的情况，被夏衍记录在案并向上级汇报。戴季陶自认为心思缜密、精细，却被人监视而不自知。他在1928年写成《日本论》这部精练的专著，对日本的民族性分析的相当透彻。1927年夏天，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他相继担任宣传部长、中央执委常委、考试院院长等等。
戴季陶认为蒋介石具备领袖的象征意义，并在实行、宣传方面周到妥帖，承先启后，“为总理正统相传”。士为知己者死，所以他的精神上偏向蒋，与蒋共进退。两人合作的早中期，他最敢于向蒋先生进言，甚至大吵大闹，临了还能复归于好。 。 想看书来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11）
1920年间，孙中山先生催促蒋介石从浙江赴广东辅佐，蒋先生因与陈炯明闹意见，而拒不启程，先生恼火，即由戴季陶亲往奉化劝驾。他们早年为患难之交，起初，思想主张也相近似，故蒋先生对之甚为倚重。蒋得势后，常以不菲钱财予以资助。
蒋先生的地位彻底巩固后，他们的友谊才有所分解，隔膜渐增。
1933年，蒋先生因事致信戴季陶商议，戴复信：“至于兄之苦心大事，则非弟之能为力者，搓手万遍，终无以报。惟谅之。”（《戴季陶先生文存》1502页）
后来，蒋先生因听信戴季陶的建议，软禁胡汉民，为世所不谅，蒋不能下台阶，而迁怒于戴，以为这是一个不好收场的馊主意。软禁胡汉民是在1931年2月。胡汉民欲造成一责任内阁的国家政府，蒋先生则欲统一号令。一个仗恃*支持，一个以新起实力军人自居，5月，蒋先生欲控制国民会议，邀集戴季陶、吴稚晖、陈果夫、陈立夫、邵元冲、叶楚伧商讨对策，人皆无善策，而戴季陶欲对之不客气。胡汉民拒不妥协，戴季陶遂明确主张强硬对待。
于是设鸿门宴将其扣押，而对外宣称展堂（胡汉民，字展堂）近来精神失常。戴季陶往劝之，嘱其勿与蒋先生作对，而宜多读佛书，胡汉民大怒，谓我已成神，何须学佛？《左传》曰，神者，聪明正直而一者。饱学之士吵架，三招两式，精彩得令人眼花缭乱。
西安事变，戴先生又为主张武力*的一派，这一观点的支持者群集何应钦公馆，而蒋先生对当时所有主*者都无好感，盖武力威慑则可，而大肆动武则可能玉石俱焚，此事两人间更增隔膜。
1930年起，戴任考试院院长，确立中西融通的民国文官考试制度，对考试利弊考虑周详。他在报告书中说，那种揣摩窥测的八股文，弊端多多。君主以科举牢笼人才，消磨志气，以致种弱国衰。当专制集权时代，势力为皇亲豪族所有，但造恶者为君主，非考试制度本身。如无考试制度，政治将更加*，人民受害更烈。
在他任上，建立编译局并形成妥善的铨叙制度。自此以后，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20万以上知识分子受益，即在抗战中也不例外。
戴公是边疆问题的权威、决策人之一。他主张民族平等，反对前清赵尔丰等的边政恶政。他认为他们专尚霸道，心存偏袒，政策根本错误，以致将最驯良之川滇之间的康民，造成许多血腥杀伐的种子。
力敌万钧的政论大手笔
戴季陶文章元气淋漓，真足睥睨一世。其人创力非凡，即30岁以前各体论文，即达百万字以上，其真率处如及时豪雨，其悲愤处似山洪暴发。其论*政体建设之文，头脑清晰，胸次浩然，变繁缛之理为朴茂条畅，为今之下笔喇喇不休之政治学博士所望尘莫及。
戴季陶保有先天的文章自信。1938年国民党在武昌召开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大会宣言出自汪精卫手笔，陈布雷等参与讨论。蒋介石认为主旨大体不错，语意略显轻重不当，唯戴先生破口大骂，加以痛斥，说是不特文意措置失当，就是行文也毫不足取，病在芜杂而散漫。汪氏当年有文豪之誉，此时也颇有离心倾向，故影响到文字组织，是可能的，但也不致太过偏弊。但戴先生根本不能谅解，可见其取径之高。
戴季陶的政治评论保有力敌万钧之势。《立宪救国乎 立宪亡国乎？》长文中的一段，可见其强烈的逻辑冲力。他说，政府诸公之意，不过欲图一时苟安之计耳。然岂知外患足以侵其手足四肢，内患足以耗其精血五脏也。其预备立宪也，非真知立宪之足以治国安民，亦唯以搪塞国民而已。其搪塞国民也，无非防国民之反抗而已，其防国民之反抗，无非欲保其身居高处，宴安逸乐之位置而已。而今之热心功名者，不揣其心计其势，竟欲以最无聊赖之请愿手段，而欲得立宪政治之实际，呜呼，政府诸公，岂真愿立宪者乎？苟非有所恐惧，有所自危，则此九年立宪之空语，恐亦不能遂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12）
可以说对专制的目的，因果关系，揭示得淋漓尽致。古今一切专制尽管有种种表现形态，其形神则一，使用的欺骗、诱惑、高压、恐吓的手段则一。
他的文体具有鬼斧神工的变幻能力，忽而是一首骚体诗，忽而是简捷利落的一则短文，忽而又是洋洋洒洒数千字甚至上万字长文。
《库乱中之政治观》，直接说，库乱之原因，由于清政府之不善为治，将其归于政治问题，包括文中屡屡言之的国民性问题，也归根结底由于政治之不上轨道。一个地方的内忧外患，也因政治之不修明，即非*自由的政治观念为构造的政治即为恶政治。所以弥缝一切祸患之根本，在于祛除专制政体。
戴季陶以为，文化是有生命力的，生命力则端赖传统的赓续创新。而创新并不简单等同于复兴。“要把中国文化之世界的价值，强调起来，为世界大同的基础”（《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这和宋教仁的所说，中国文化有很多*的因子，但缺乏整理归纳，道理是一样，眼光也是一样的阔大深远。
即使对日本的认识，也在其政治维新改革的巨大成功基础上着眼。
戴季陶说，“经书为我国一切文明之胚胎，其政治哲学较之现在一般新说均为充实”，“希望全国人士从速研究以发扬光大吾国之固有文化”。青年的民族观念薄弱，殊不知世界革命的努力当以自己民族的存在和发展为基础。
1912年5月20日 戴季陶身陷文字狱。这一天，《民权报》上发表他的短文，题曰“杀”。文中说：“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可窥其文风之一斑。
不过很妙的是，他虽杀字不绝于笔，杀声不绝于口，大体上活得自在优游，至少不受致命威迫。他和何海鸣等主编《民权报》时，“系自由党全体同人组成”，矛头指向袁世凯所作所为。5月20日公共租界捕房控以“毁谤袁总统”罪名将戴拘捕。捕房以“鼓吹杀人”控告，迭经询明，罚洋30元。
黄兴最初的主张是以暗杀报复暗杀。黄兴在后来给中山先生的信中说：“宋案发生以来，弟即主以其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先生由日归来，极为反对。”现今学界有人以为这个对策不足取，认为黄兴的动作系违法手段。这就可笑了，问题是什么叫做违法手段，难道袁政府暗杀宋教仁乃是合法？合谁的法？
切齿腐心的杀声之中，有的是表达一种态度；有的是真要动刀动枪动炸弹，像黄兴他们的作为。而若戴季陶、雷铁厓等的时评中，对于同盟会内部的喊杀声中，一定是恨铁不成钢，有的是过分夸张的用语，像对章太炎，他们也喊杀，等老章有所感悟，他们又表欢迎了。
他对晚清专制病根的洞彻分析，针针插在专制的致命之处。同时向社会提出最严重的警告：专制的持续肆虐，不仅随时摧毁社会的安全，最终也必将带来国家和人民的灭顶之灾。
他吁求制度性地、尽最大可能地保障个人自由，视人的自由为最高价值，这就绝非止痛片和原地踏步式的改变。他的言论不论多么激烈，最终要表明，目的在达成自由和*，创建人人享受富裕正常生活的大社会而已。要推翻专制，不能仅以军力、实业来衡量，更要以文化的建设，对人类福祉的关怀来充实国力。在贫弱国家，人力这种特殊资源，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训练不足和欠缺文化的。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必须对整个社会的病情和挽救方法，作出富有远见的判断。这是知识分子的道义和良心责任。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13）
戴先生晚年满腔孤愤，哀痛莫名，所谓“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 来自身心两面的摧毁，拥衾枯坐，竟夜难眠，春寒暗侵，感触万端。杜甫诗：两朝开济老臣心。老臣如陈布雷、戴季陶之属，因局势日非而以身殉。
陈其美的经历和心曲
孙中山逝世后移灵南下，有数十万北京老百姓参加，侧面表明民众反对专制企求政改的迫切心情。
同是清代的人，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陈子龙、张煌言不但在思想上反清，而且身体力行以求突破。到了清末的知识分子，刘师培、王国维等辈却不是告密就是体贴皇上。
当时*都支持革命，如丽文之于方声洞。在社会的中下层革命的意识也非常普及，唯独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从中搞怪。
清末民初是万窍怒号、潮流翻滚的时代。陈其美把触觉深深地扎在下层江湖中，他与发源于清初因抵抗清朝后转入地下的帮会势力相结纳。譬如青洪帮的势力成为他的敢死队，还有一部分沪军势力后来成为他手下的主力。他不是一般的青帮头子，他超越了帮会，将那些已蒙上了灰尘的势力洗刷一新，总的说来，就是提携帮会，恢复正道和大道。他运作秘密会社，真可谓滴水不漏，他头脑清晰，胸怀大略，以恢弘的气势将长江三角连成一片，而他作为策划者、指挥者，整体的战略可谓周密、周全，首先是杭州的光复，然后是推进上海苏州的光复，接着是常州、无锡先后光复，由此打开江南重镇南京的通道。光复南京后，陈其美发布了文告，说是清朝统治二百多年，“淫戮我子妇，搜刮我财货，窃取我政权，我祖我宗，含痛忍耻……以咨丑类者，故斯冀胡贼能为我保护此土也……”
当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从海外归来，陈其美、黄兴等亲往十六铺码头迎接，他并在报上发表专论，说是先生归来，国基可定，新上海光复后一月，当以此日为最荣。当宋教仁主张内阁制的时候，陈其美全盘偏向孙中山而支持总统制，这在客观上维护了中山先生的领导地位，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支持态度鲜明，信心坚决。
民国建立后的首度北伐，陈其美与黄兴是最重要的指挥者，他对于募款、武器弹药粮食的安排也表现他对军事的考量，孙中山先生说他“措置裕如，士无匮乏，此其于民国之功，故已伟矣”。
机会不能从期待中得来，应该从创造中得来；即使一时不能成功，亦须创造一种大势，把中国引上进化之路，从陈其美所书写的铭文“死不畏死，生不偷生，男儿大节，光与日争。道之苟直，不惮鼎烹。渺然一身，万里长城”可以看出这样的志节。
孙中山先生的主要助手，同盟会时期是黄兴，初期国民党时期是宋教仁，而在中华革命党时期则是陈其美。中山先生评论陈其美：“于沪上握东南锁钥，其功最大，为吾党健者。志意极为坚锐，掌总务，实能代弟任劳任怨。”
他以为，革命，尽天职之事。今破坏已终，建设方始，建设之道，不可无果。1912年9月，北经京、津时，袁世凯问他的最后打算。答曰：凡有倾覆共和者，我必然反对之；拥护共和者，我当拥护之。其言保有铁血味道。
应桂馨起先是陈其美的手下，陈其美命其护送中山先生往南京。应桂馨曾任卫队司令，又任司务长，而其贼性不改，买菜也要克扣几元几角。后被胡汉民解职。 。。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14）
应桂馨回上海，加入共进会，成员多系青洪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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