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智囊-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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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一出于他的心胸，一出于当时的形势。他顾念大局，以统一为要素，以道德为准绳，其心直可剖示天下。在他的心中，决无恋栈和弄权的半点私心。这与不学无术、自我膨胀、故弄玄虚的专制恋栈狂相比，是何等的高尚！
　　至于有人说，孙先生手中无军队，即无实力，不得不让位于袁世凯，则大谬。其一，如革命家、文论巨子雷昭性所说，倘若果有权力私心，难道不可以挟南方兵力相抗衡吗？即使不能直捣黄龙，难道割据天堑划江而治不可乎？然而这样就不免人民流血，荼毒生灵。又其一，孙先生让位以后，同盟会的年轻干部，有捶胸顿足者，有呼天抢地者，至有失落发疯者，即令在这样的情势下，他们对孙先生的举措仍表示理解——是一种痛苦的理解。倘非如此，他们就会重拾利器，奋起狙击袁世凯，只要孙先生点一点头，稍做示意，这样的志士会层出不穷，不惜流血五步，肝脑涂地，直至将其肉体消灭。因为孙先生为人以智慧和胸襟胜，从来不搞政治交易，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
　　可是袁世凯这样低贱的心志，怎么可能领会孙先生博大的胸怀度量以及长远崇高的考虑呢？所以紧接着，袁世凯利用和局的形势，大肆徇私舞弊，专制误国，至复辟帝制，全国奋起声讨，觳觫暴毙，亦咎由自取也。先生的高蹈远引、逊位让权，竟被视为软弱，后世历史学家也有持此论者，这就让人不可理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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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和狮子：北洋系的幕僚（1）
民初陆大培养的带兵官和幕僚多不可数。陆军大学设于北京西直门外，为陆军之最高学府，从第四期起，陆大自保定迁来北京，正名为陆大，所订课程为高级陆军军事教育，与日本当时相仿。名种课程有：基本战术、应用战术、战略、军制、战史、国际公法、外交史、作战计划、兵要地理、传达输送、战斗输送、动员计划、秋操演习、海空军事等。
　　学员多为带职求学，官阶有高至上校、中校者，毕业后并非可立即获得适当位置，譬如贺国光于民国五年底毕业，六年初分发，返家乡湖北，不见用，又返回北京，遇郭松龄，彼亦同样不见用，在北京赋闲。因为当时军中对陆大水平与学生程度，并不尽悉，将领并不特为陆大毕业生安插，凡军校毕业者，皆一视同仁，上官云相便是从弁目做起，唯后来晋升甚快而已。
　　贺国光在陆大同学百人，后在军政界颇具影响者有徐永昌、林蔚、熊斌、姚琮、黄旭初、郭松龄等。
　　军头多骄横意气用事，合纵连横，乱来一气，造成有利自己之局面。为人自作聪明，左右飞扬跋扈，拥众要挟，这样的主官用不上什么好幕僚。
　　1925年，柏文蔚在开封见胡景翼，觉其貌似天真，胸有计谋，对人尊而不亲。其左右亲近，多拔剑击柱，骄悍无识之徒。柏氏断定其将无所作为。
　　北洋军阀派系支离庞杂，各个大小军阀部队编练体制各自为政，相互隶属关系游离多边。主官似乎大有可为，料不到乖戾成性，又踢又咬，极不合群，平日颐指气使，一意孤行，相处不洽，甚且反目成仇，终于搞得凶终隙末。
　　他们成天使枪弄炮，镇日敏感到“你还没动，我就要打”的悸动程度；对其自身的邪恶，却实行多年的装聋卖傻，不肯面对。
　　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及所成长的生活环境之不同，足可左右其人的为善为恶，成败休咎，可为殷鉴。
　　王克敏、汤尔和、梁鸿志……这些老官僚，乃是北洋以至前清的孑遗，到了日本大举侵华时代，纷纷下水，原有的一点声誉，全部葬送，这是糊涂一时呢，还是根本心术不正所造成呢？
　　有的幕僚像狐狸，智术运用极为迅速，可是结局多不美妙。狐狸为极狡猾之兽，可是持续至今的英国上流社会猎狐活动，以猎狐最为可怖。狐狸极为灵巧矫健，嗅觉异常灵敏，可是猎人以狼狗多头纵之追奔，长途不舍，野狐狂窜不支，终为群狗扑噬，撕咬之下，顿成片块。
　　不像军人倒像学者　王士珍料事如神
　　晚清之际，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段祺瑞受其指挥，累迁至第四镇统制。民国肇兴，袁氏属下，撑台面的干城之选，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世称王龙、段虎、冯狗。王氏高居榜首，乃因其运筹帷幄，袁氏辄以军事咨询之，不啻事实上之参谋总长；段祺瑞司理军政，久任陆军总长，稍后晋升国务总理；冯国璋善于机心变诈，且贪财好货，袁氏对之不甚信任，乘其攻取汉阳正在春风得意之际，袁乃将冯召回，以段代之……足见袁氏对段倚畀之殷。
　　即便如此，王士珍的地位还在段祺瑞之上。
　　王士珍33岁的时候，即1894年赴朝与日军作战，崭露头角。
　　小站练兵时代，他追随袁世凯，为营务会办兼讲武堂总教习。当直隶总督荣禄来检阅的时候，王士珍发明于冰上布桥可供行走如平地，其帆布桥稍加整理又变为小舟，事毕可折叠或拆卸。此公料事如神，故为北洋三杰龙虎狗之首，其智术精警绝伦。袁世凯*山东义和团时，以铁血手段处置之，清廷贵族勒令其必须以安抚为上。王士珍提出一整套策略，先行劝解，次则武力威迫，最后果断捕杀首要，解散胁从，袁氏采纳之，由其参谋山东全省军务。在其策划之下，各路民团死伤惨重。义和团首领且持亲贵令箭见袁氏，袁世凯大感为难，王士珍却满不在乎，出为亲审。其实他并不审问，即推出斩首，袁世凯询问审问进度，答曰已经处决。袁氏大惊，王士珍若无其事，谓罪名为盗窃端王、庄王令箭。袁世凯顿时醒悟，佩服其处事明决。　。。

狐狸和狮子：北洋系的幕僚（2）
创造型的幕僚遇事从容不迫，而富于巧不可阶的创意，这是他为龙首的原因。
　　1901年，世凯编练北洋常备军。王士珍为第六镇统制。
　　1905年，两万多精锐北洋军集结直隶河间府秋操演练，王世珍为总参议。声势浩大，井然有序，中外参观者赞其调度有方。
　　清帝退位时，他为陆军大臣，黯然返回老家乡居。袁世凯称帝前，请其出山，王氏保守消极，袁克定出马恭请，王又拒之。袁克定请其火车上相见谈事，说话间车轮已动，形同绑架，到京后获授陆军上将。袁世凯称帝期间，他称病休假。张勋复辟时，他开门迎之，扶持12岁之溥仪登位，这时他是参谋部尚书。段祺瑞马厂誓师讨逆，复辟分子四散。王士珍继任陆军总长。
　　他的古文很有底子，文化程度在北洋高阶将领中，居上之上。其人也盲目尽忠清廷，毕生清朝蓝袍坎肩着装，脑后留蓄小辫子，和辜鸿铭、张勋竟是一伙，但他比他们懂得收敛，不像他们那样张扬外露。
　　他在任时，只穿长袍马褂，从不着军服，也不挂勋章。他的外表决不像职业军人，也不像学者，倒仿佛一个土头土脑的村学究。
　　他一度任幕僚，时间较徐世昌为短，经济上远不如徐世昌长于自谋。他在北洋系中，算是穷的。他在北京堂子胡同的宅子，还是他的学生卢永祥等人买来送给他的。
　　到了1926年，张作霖在北京把持政府，还想请他出来组阁，王士珍毫不犹豫回绝了。张氏亲往劝之，王士珍无奈，竟跪下叩头说，我干不成啦，我干不成啦，你饶了我吧！张氏颓然而返，见人说道，聘老（王士珍字聘卿）忽然糊涂啦！
　　北洋诸大佬中，固有不少利令智昏、死不悔悟者，也有不少保持可贵气节，知道时代冷暖，王士珍、吴佩孚、徐世昌晚年的拒不出山，究属大节可贵者。
　　纵横家以纵横杀身
　　徐树铮算得是段祺瑞的首席智囊，有小扇子军师之谓。　早在清朝末年，段祺瑞任第二军军统，徐树铮已做他的参谋长。嗣后徐乃一直做段的副手，他早年曾向袁世凯投剌，因偶然不获知遇，恨恨不已。也是偶然，在客栈中闲居得遇访友的段合肥，后者见其书法遒劲，顿生好感，从此倚为股肱。《徐树铮秘史》中说：“合肥（段祺瑞）视为心腹者，唯徐树铮。帝制将作，力助合肥拒袁阴谋者，徐树铮也；黄陂（黎元洪）就任，造成府院之嫌隙者，徐树铮也；河间（冯国璋）北上，唆奉军截械秦皇岛者，徐树铮也；组织政党，使安福系毒遍天下者，徐树铮也；破坏礼仪，肆其离间政策，而穷兵黩武者，徐树铮也；合肥下野，挑起皖直之恶者，徐树铮也；东海登台，把持政柄，而使内阁屡倒者，徐树铮也。其人之聪明才智，均属不可多得。”
　　徐树铮1905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不到30岁即任段祺瑞所部第六镇军事参议及第一军总参谋。1916年袁世凯暴卒后，任国务院秘书长。他是秀才出身，但他最为迷信武力。他敬服孙中山先生，始终不渝。1919年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曾短暂收复外蒙。此事他不特向大总统汇报，也告知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他在外蒙古期间，倒做了许多有益于蒙古的事，种菜、办报、修路、办银行办学校等等。
　　薛观澜说：“徐氏对部属甚表亲善，向无疾言厉色。且能循遁善诱，使吾辈致力于国文，每日须写笔记，还要上课两小时。徐亦勤于治学。”徐树铮和柯劭忞、林纾、姚永朴、马其昶等人都曾是交游甚密的文友，称之儒将，恰如其分。他给朋友写信谈及读书有云：“近十三经中，唯余《公》《穀》未毕，非不知贪多为害，特以不能详博，何由返约？故也不惮其繁也……”他进一步认为，加上《国语》《国策》，以及《说文》《广雅》《方言》等书，由十三经扩展合为二十经，“中国经世大文，殆可包举无遗”。他对段祺瑞的谋略贡献，亦多以中国古人经训为基座，衍变成现代政治的行事轨辙。其治学之志节，经国之意见，实有博大之眼光。

狐狸和狮子：北洋系的幕僚（3）
段祺瑞视之为智囊、文胆甚至灵魂，对其所策划，鬼使神差般予以施行。
　　不管他自己的气度或智力是否足够，徐树铮的做派是到位的了，一种大才盘盘、天马行空的味道烘托到极点。他是纵横家，又是文学家，杨宇霆、王荫泰等人甚至刻意模仿他的做派以为炫耀，张謇赞其有霸才。不过当时论师以为他的南方书生气质过于浓厚，而北方气概不足。这般纵横家们总在相互侮弄对方的智力武力，最后他们也被那只看不见的手所辱弄。
　　徐树铮没有做成直隶督军，转而就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他常说：“优秀的将领，非有文才不可，所以我练边防军，团长以上，都用文人居多。”又说：“文人操守较佳，缓急之时，亦比较可靠。”
　　薛福成之孙薛观澜曾任北洋政府驻津外交特派员，他以为徐树铮虽系一介武夫，但对国学造诣颇深，“当其在英访问时，英人曾请其发表演讲，徐以中国之音乐为题，对国乐力加阐扬，深入浅出，议论精辟，听者为之动容，初不意中国军人，竟有如此高深之文化修养。当然，段之派徐出国访问，是有其深远的意义的；他要培养徐的国际声望，以备大用”。
　　陆建章也是段祺瑞的安徽老乡，陆建章授意其侄婿冯玉祥在武穴通电主和，活动被徐树铮所侦悉，遂擅自决定干掉陆建章。1918年夏天，徐树铮这个北洋系统中的晚辈，在天津奉军司令部诱杀北洋*、陆军上将陆建章，在那交叉花园的小径上，以做诗的名义，向他后脑开枪，使其死于非命。
　　辛亥年他替袁、段谋划，逼使清廷退位。袁世凯方疑惑，树铮提议由前线军官联名进谏朝廷，说是如此无论事成与否，可保进退无虞。军人逼宫，来势汹汹，清廷无从回旋。袁世凯闻之，甚觉稳妥。其间用意不可谓不密实。另外，此举表现出巨大内力，南方革命党难以问鼎，且有吓阻之作用。段祺瑞任陆军总长，徐树铮便顺理成章当上了陆军部次长，军部常务得以独揽。徐树铮工于心计，善陈形势利害。但也有失算之时，吴佩孚一度打算投靠段祺瑞，因徐树铮对他十分提防，设计离间，使段祺瑞对吴佩孚产生恶感，吴佩孚遂转而投靠曹锟，后来成为结束皖系统治的人物。
　　但徐树铮也不是杨度那样一味揣摩攀附袁世凯心理，以图幸进的人，譬如帝制扰攘期间，他竟坚决反对。段祺瑞对袁世凯称帝的态度，事到临头称病回避，也多半出于徐树铮的策划。
　　他主导的另一大事，即是一手怂恿张勋复辟，然后转手又助段祺瑞*张勋，从而获得“三造共和”的美名。其间的狠辣的手脚与精密的招式，不是张勋那样的莽夫所能解会其万一的。
　　冯国璋对其甚为戒惧，曾密告袁世凯，要他防备段祺瑞的智囊徐树铮。但袁世凯为了平衡弄权，又将此事出卖给段祺瑞，所以冯、段之间也是势同水火。
　　1924年秋天徐树铮因政争难以立足而出国，次年底甫回国，即在廊坊被刺身死。这是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和冯玉祥策划，叫鹿钟麟和张之江执行的。一代北洋怪杰，就这样死在虎狼兵的乱枪之下。他那霹雳般的手段，狐狸般的嗅觉，却因疏忽大意而归结为零。
　　他死了，南通状元张謇曾挽之以联云：语谶无端，听大江东去歌残，忽然感流不尽英雄血；边才正亟，叹蒲海西顾事大，从何处更得此龙虎人。

狐狸和狮子：北洋系的幕僚（4）
康有为更称道说：“其雄略足以横一世，其霸气足以隘九州；其才兼乎文武，其识通于新旧……”恭维推崇备至，捧场达于极点。
　　他的遇害，除了私仇积淀的原因在内，变幻多端的情形徐树铮自己似也未料及。当时冯玉祥已经禁锢曹锟，瓦解直系。冯氏又将其所属部队改编为国民军，而自任西北边防督办，和奉军的分界就在廊坊，当时他即将和张作霖发生军事冲突。虽然各路军阀名义上还想拥戴段祺瑞，但段氏已经息影津门，无兵无权。冯氏又操纵着北京的治安大权，所以段祺瑞落得个左右为难。另外徐树铮出使海外，对冯玉祥与俄国人的密切交际极为反感，那些人甘言蜜语想在他身上动脑筋，他曾予以断然拒绝。这就涉及意识形态，当然更种下丧身的恶因。薛观澜先生记述徐树铮与段祺瑞密室谈话，充满火药味，徐树铮郑重警告段氏说，他在莫斯科时节，“备悉冯焕章与某某勾结情事，此獠不去，则吾国军队，迟早要受他默化潜移，彼若得行其志，则中国全部赤化，洪水一至，不可收拾矣！我们与冯势不两立，乃必然之事，南方孙馨远（孙传芳）与北方杨邻葛（杨宇霆），必为我们后盾，而南通张季直亦因焕章亲共，义愤填膺，请公以非常人，做非常之事，明令讨赤，以安人心，今日之事我为政，焕章现如强弩之末，其势不能穿鲁缟”。（薛观澜《我印象中的徐树铮》）当时是1925年的深冬，在北京吉兆胡同执政府段祺瑞的办公室内，谈话者，仅段、徐、薛（观澜）三人。
　　这恰恰是一种绝望的表现，是“急疯了的兔子咬不着人”的真实写照。
　　对幕僚而言，欺诈、诈术、心机，固然可能愈用愈巧，但陷阱或失算，往往也就在运用自如的得意忘形的疏忽之中。
　　袁世凯可说是死在筹安会之手，段祺瑞败在安福系诸人之前。民初人亲见之。
　　象有齿以焚其身，有才无德者，更百般吸附枭雄当做靠山，以求一逞。如徐树铮者，他的遭际像韩信，而他的智略则较张良有所不如。所以，他也就“象有齿以焚其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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