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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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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总滔滔不绝，慷慨陈词，向文化大革命的种种错误做法打出了一排“重炮”
，“放”了个痛快淋漓：“你们要革命，我不反对。但现在一斗争就是祖宗三代，挖祖坟，动不动就‘炮轰’，戴高帽子游街，把一场严肃的斗争当成儿戏，这不是瞎胡闹吗？”
“我一开始就不同意大字报上街，现在刘少奇的大字报在王府井贴了一百多张，所谓罪状，有的是无中生有，有的是泄密，这是给我们伟大的党脸上抹黑！”
“朱老总今年81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大军阀朱德，人家会说你们共产党怎么连81岁的老人也容不下，人家会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
“贺龙是政治局委员、元帅、副总理，怎么一下子成了大土匪？！这能服人吗？
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
“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嘛，不要踩着别人上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来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煽动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11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11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
”
“今天，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依我看，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10年、20年不治！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能交给野心家、两面派。我还要看，还要斗争！大不了罢官嘛！我这个外交部长不当了，我还可以去看大门、扫大街，我还会做担担面嘛！”
……
陈毅带头作检查（7）
陈老总的这一排“重炮”所招惹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陈毅在怀仁堂碰头会上联系到延安整风，本意是想提醒要以延安整风期间康生等人大搞整人的那套极左做法为鉴。但毛泽东听了张春桥、王力添油加醋的汇报后，误认为陈毅有否定延安整风之意，因此对陈毅的发言大为震怒。
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先后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批评会。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对陈毅、谭震林等几位老同志进行批斗和围攻。陈老总的言行以及谭震林等其他老同志的抗争被林彪、江青一伙诬为“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自上而下地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二月逆流”。
3月18日政治生活批评会结束后，陈老总回到中南海庆云堂的家，感叹地说：“三·一八真是个黑暗的日子。40年前的3月18日，我参加游行反对北洋军阀，差点被打死，没想到参加革命40年后的今天又挨批斗。”
在政治生活批评会上，细心的周恩来曾宣布会议的内容要保密，并要求与会者作为一条纪律来遵守。周恩来知道，陈毅等老同志受批评的内容一旦传到社会上，对几位副总理和老帅的处境更为不利。
然而，中央文革一伙却通过他们的爪牙，将政治生活批评会内容捅给造反派，借机在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恶浪中再次煽起揪斗陈毅的狂潮。
应当说，陈毅射向林彪、江青一伙的这一排排“重炮”，表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义凛然、刚直不阿的革命品质，可钦可佩。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也使周恩来对陈毅的保护陷入了更加艰难的境地。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周恩来对一大批老干部的保护举措，在许多地方遏止了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为此，他们对周恩来极为不满。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曾肆无忌惮地指责周恩来：“保这个，保那个，这个不让批，那个也不让斗，你的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不相信群众。”
二月抗争失利后，街上已经出现了“周恩来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一些大字报和标语，周恩来自己也处于随时可能被打倒的危险境地。
更关键的是，毛泽东对陈毅的有些话产生了误会，有明显怒意，这就更加给了要打倒陈毅的阴谋家们以可乘之机。
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保护了相当一批人”。但是，周恩来对老干部的保护，如果没有取得毛泽东的支持，那也是很困难，有些甚至是不可能的。
要保护陈毅，首先要争得毛泽东的认可，以此来压中央文革一伙。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五一节晚上，陈毅和所有因“二月逆流”受批判的老同志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同毛泽东一起观看了焰火晚会。
毛泽东还与陈毅一起合影留念，并说：“我是保你的。”
虽然毛泽东没有公开对中央文革和群众组织说这句话，但是，对周恩来来说，有毛泽东这句话就够了。它至少表明毛泽东对陈毅一时的说话“走火”表示了谅解。
但中央文革一伙岂肯罢休！他们继续煽动造反派揪斗陈毅，并向周恩来施加压力，要求交出陈毅。造反派们的口号也由原来的“批判”“火烧”上升到“打倒陈毅”、“誓与陈毅血战到底”、“陈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在陈毅的名字上打上××还不过瘾，还要倒着写。4月，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成立“批陈联络站”，宣称要彻底批判陈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关键时刻，周恩来挺身而出，顶住了揪斗陈毅的恶浪。
5月11日，外事口的一些造反派和北京高校的红卫兵组织冲击外交部，并在天安门及北京主要街道搞游行示威，公然打出“打倒陈毅”的大标语。
当天晚上至次日凌晨，周恩来把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外事口的“红旗造反团”、“六·一六”、“井冈山”等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召集到国务院会议室，与他们连续进行了5个多小时的谈话，严厉批评他们的极端行为。而造反派仗着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有恃无恐，对周恩来进行轮番围攻、起哄。
陈毅带头作检查（8）
以下是根据当时红卫兵整理的谈话记录节选的周恩来与造反派们的部分对话：外交部联络站代表沾沾自喜地说：今天上午的游行是我们联络站发起的，他们其他9个组织都支持我们。
周恩来问：是你们发起的？
联络站代表气狠狠地说：是的。我们发起游行主要是要求陈毅到群众中来。还有外交部其他两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姬鹏飞、乔冠华。姬鹏飞不能再担任常务副部长的职务。另外，我们提出，陈毅、姬鹏飞、乔冠华不能参加对外活动。主要一点是陈毅必须马上到群众中来。根据揭发材料，陈毅是外交部和外事口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要他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但是，从他1月24日检查以后，他没有到群众中去，这是逃避群众的批判揭发。所以，我们要搞示威游行。
周恩来气愤地说：我说过，还要商量具体的方式，还要创造条件。你们在这里不要给我施加压力……
由于周恩来在原则问题上毫不退让，造反派试图从周恩来身上打开揪斗陈毅的突破口的想法难以得逞。这时外国语学院的一造反派用卑劣的手法向周恩来发起突然袭击，妄图捏造既成事实逼周恩来就范。他说：总理，你刚才说把三反分子陈毅交给我们？
周恩来听后气愤至极，愤怒的目光盯住这个造反派，大声责问：什么？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们强加于我，我要抗议。
说着，周恩来转向联络站代表：你们证明，我说了“三反分子”啦？你们提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
在批斗陈毅的问题上，由于周恩来坚持要等条件成熟并商量好后再开批判会，实际上是采取拖的办法，并且态度非常坚决，这样，揪斗陈毅的狂潮暂时得到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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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的“问题”（1）
1967年1月11日凌晨，一辆轿车悄然驶出中南海西北门。
轿车在市区兜了几圈，确认后面没有跟踪的车辆后，突然拐进了万寿路新六所，在周恩来为贺龙元帅夫妇安排的临时住处前停了下来。
这是周恩来精心安排的行动。
新六所贺龙的住处已被造反派发现，贺龙的安全难以保证，周恩来决定在西花厅前厅腾出一块地方，把贺龙夫妇接到西花厅来住。白天目标太大，只能凌晨夜深人静时行动。
用生死与共、情同手足来概括周恩来与贺龙之间的个人关系，一点也没有夸张的成分。从八一南昌起义的血与火中铸成的情谊，到建国后工作和生活中的密切来往，周恩来与贺龙的个人私交非同一般。建国后，周恩来常常到贺龙家去走动，并常在一起聚餐休闲。这对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来说是很特殊的。据贺龙的夫人薛明说：每次总理来，贺总一听见他的汽车响，就一边大喊：“总理来了！总理来了！”一边呼呼地穿过长长的走廊去迎接恩来同志。只要是我在家，贺龙就大声喊：“薛明，薛明，来给总理倒茶。”总理是喜欢喝茶的，家里有几种茶叶，我总是倒两杯，放在总理面前，让他尝一尝，哪杯好喝。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生死与共、情同手足的战友，周恩来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林彪、江青一伙迫害，周恩来内心的痛苦谁人又知晓？！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林彪、康生等人就把黑手伸向了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
贺龙的存在，对林彪来说是一块沉重的心病。一是贺龙知道林彪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底细，包括林彪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毛泽东的不满和反对，以及对蒋介石的讨好，林彪害怕贺龙会随时揭他的老底。二是贺龙的能力和魄力。建国后贺龙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成绩斐然，深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许。林彪担心毛泽东会不断委以贺龙重任，威胁自己的地位。因此，“文化大革命”一爆发，林彪欲借机除掉贺龙而后快。
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把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找去谈空军党委一次全会的情况，劈头就定调：“你们这次会议贺龙插手了。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
林彪还“提醒”吴法宪：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贺龙派人要夺你的权，你要警惕和防备。
吴法宪对林彪的谈话心领神会，马上亲笔写信诬陷贺龙在空军内部搞地下活动、罢官夺权。
与此同时，林彪又打电话给时任海军第一政委的李作鹏，说：“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采取种种手段，拉了一批人来反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同吴法宪一样，李作鹏按照林彪的授意给林彪写信，诬陷贺龙。
叶群还指使军委办公厅警卫处的一负责人写信诬陷贺龙，其中写道：“贺龙亲自保管一支精制的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
“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
后来，又有人传得更没谱，说贺龙要用小手枪“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暗杀毛主席”。
康生、江青等人也从背后向贺龙捅了“一刀”，制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二月兵变”事件。
事情的本原是这样的。
1966年春，经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卫戍区组建一个团，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等任务。卫戍区为此派人曾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商借房子。
后考虑到部队住学校不合适，这个团就住到了郊区的一个靶场。不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大学有人追求“惊心动魄”，贴出了大字报，怀疑部队向学校借房子是要搞兵变。
这时，正值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诬陷贺龙“搞颠覆活动”。康生为呼应林彪，抓住这张本来是捕风捉影的大字报，不经任何调查就宣称：“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这个善于经营诬陷勾当的造谣专家后来还说：贺龙“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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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的“问题”（2）
于是，在林彪一伙的唆使下，造反派把矛头对准了贺龙，街上出现了“打倒贺龙”的标语，贺龙被造反派纠缠得有家难回。
对贺龙，周恩来是最了解不过了，也深知林彪极力要打击、排除贺龙的原因。因此，周恩来对贺龙的保护更加细心、周到。
1966年12月24日，国家体委造反派批斗体委副主任荣高棠，周恩来去“陪斗”（实际上是以陪斗的形式保护），贺龙也去了。
贺龙的性格也刚烈。为了使贺龙免遭造反派的纠缠，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血压高，我看你还是暂时休息一段时间。”
贺龙从周恩来的话中猜想出自己处境的不妙，但还是说：“我干了一辈子革命了，是不会怕群众的，我还是想工作。”
周恩来忧虑地说：“工作我替你顶着，不要紧。你还是去休息一段时间，保重身体第一。”
鉴于贺龙的家已不安全，周恩来指示身边工作人员把贺龙和薛明安排在军队控制下的钓鱼台住下。
但刚住了一个晚上，周恩来又想到江青、康生也都住在钓鱼台。如果让他们知道贺龙住在钓鱼台，造反派就会接踵而来，哪还有贺龙的安宁！
周恩来赶紧又把贺龙夫妇转移到了新六所。
不料，造反派探到了消息，很快跟踪到了新六所，闹着要揪斗贺龙。与此同时，造反派还占据了贺龙在东交民巷的家，在那儿闹腾。
贺龙气愤不过，打算回家去把事情向群众讲清楚，群众应当是了解自己的。
1967年1月9日下午4时30分，贺龙来到西花厅，向周恩来讲了造反派进驻他家的情况，说：“我要回去一趟，我不怕。难道群众还不了解我贺龙吗？我也了解群众。”
在那人妖颠倒的时代，我们的元帅仍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却不相信阴谋家可以一手遮天。
然而，事情远不止贺龙所想像的那样简单。历史并不是每一步都是踩着真理的脚印前进的。
周恩来对整个局势的严峻性看得更清楚些。他担心贺龙去跟造反派正面接触，矛盾可能会更加激化，弄得不好，还有被造反派揪走的危险。
就在前两天，军队院校的造反派和北京一些高等院校的红卫兵组成了“彻底打倒贺龙反党篡军集团联络委员会”，准备在7日召开批斗大会，并要把贺龙揪出来示众。周恩来得知后，及时劝阻了这次大会。
“你不要回去，我来顶着。”说着，周恩来转身拿起电话打到了贺龙的家里：“我是周恩来，你们那里谁负责，要他接电话。”
造反派头头赶紧过来接过了话筒。
“你们到贺龙同志家里去，呆在那里，太不像样子嘛！你们要赶快搬出来！有什么事，跟我说，今天晚上，我在大会堂见你们！”
在贺龙家闹腾的造反派立马撤走了。晚上11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中的6个代表。
轿车悄然从新六所开出，照样又在市区兜了几个圈，确认后面没有跟踪的车辆后，突然拐进了中南海西北门，停在了周恩来的住处西花厅前。
警卫人员打开车门，神情忧郁的贺龙和薛明从车上下来，步入西花厅。
就在周恩来把贺龙安排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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