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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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2日，周恩来在全国各地来京群众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有些单位不能采取夺权的形式，如军队、战备工作部门等。
　　1月25日，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代表。周恩来重申：你们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于业务主要是监督权。不能把“长”字号的领导干部都排斥，要留一些“长”字号的，保证业务畅通。
　　有代表提出：要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印章和牌子。
　　周恩来火了，批评说：你们怎么对印这么关心？你们以为有印我就能批准你们吗？你们夺了牌子有什么用？牌子可以当柴烧。你们怎么把夺权看得这么简单呢？
　　要抓政治嘛。夺权是件严肃的事情。你们可能说，我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口径不一致，你们不能要求一切都一致。你们给我贴大字报没有关系，我不会计较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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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家成了“胜利者”（5）
1月26日，周恩来接见工交口各单位造反派代表，说：夺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前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要有最高领导，总要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嘛！
　　周恩来又批评造反派把部长们揪来揪去，说：余秋里进行了6次检讨，心脏病发了，至今还没恢复，你们总要有一点阶级感情嘛！余秋里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
　　大庆油田建设他有功；这两年计划，他把三线建设抓出来了，这些成绩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们需要他，党中央需要他。这不是为余秋里辩护，他是经过长期的考验，是从“红小鬼”上来的，他身上的伤疤就是证明，他不是全靠吃老本的那种人。我说过，余秋里是部长级里的标兵。主席讲过几次，余秋里要保。
　　一个造反派代表从下面递上一张条子问周恩来：中央保余秋里，还能不能夺权？
　　周恩来说：这是两回事。哪一个机关都不会是百分之百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现在是连锁反应。不能把所有当权派都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你们想一想，如果全国的党政领导机关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哪还有一小撮？还有什么区别对待？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讲不过去嘛！
　　毛泽东的预言失灵。
　　号召夺权后，毛泽东曾说过：今年2、3、4月看出眉目，明年这个时候看出结果，或者更长一点时间。
　　毛泽东说的“看出眉目”，就是设想在1967年2、3、4月间建立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
　　当时，毛泽东预计在1967年底可以结束“文化大革命”。
　　然而，夺权后的局面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预计和设想发展。由于造反派之间在夺权过程中争权夺利，派性急剧发展，“大联合”、“三结合”迟迟实现不了。实际上，到1967年底，全国才成立了9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
　　夺权后，非但没有迅速实现“大联合”、“三结合”，而且社会秩序更加趋于混乱。
　　对周恩来来说，他忧心的首先是国家的经济工作怎么办？
　　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于中国这个农业国来说尤为如此。
　　夺权后首先面临的经济工作就是广大农村的春耕春播。而当时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地、县被夺权后，处于领导干部被打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不起来，工作无人抓的状态。那些掌权后的造反派不熟悉经济工作，也不顾经济工作。
　　工业、交通等经济领域也是如此。
　　怎么办？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下令对一些局势混乱的部委和省、市、自治区及重要的企事业单位由军队来实行军事管制。人民解放军是当时全国唯一保持组织系统并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的力量。
　　1月25日，针对民航系统的混乱，周恩来嘱秘书告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应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命令，宣布由军队接管民航系统（包括整个民航系统所有机场、港站）。接管后，业务工作仍由原领导班子来掌管。1月2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
　　2月18日，周恩来在接见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时说：如果造反派在夺权中把监督业务变成管理业务，争论不休，中央就要考虑采取别的办法。
　　这是周恩来对造反派的警告。“别的办法”就是军管。
　　2月27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广东问题。
　　广东省在一月份由“省革联”夺权。广东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不负责任，自动向造反派“让权”。广东地处边防，局势堪忧。
　　鉴此，周恩来建议对广东省实行军管。
　　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认为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造反派“让权”是错误的。目前又正当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的关键时刻，广东局势不宜久拖，建议立即对广东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此外，周恩来还建议对同广东情况类似的云南拟亦先实行军管。
　　

阴谋家成了“胜利者”（6）
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
　　次日，周恩来接见广州军区及广东省党、政、军负责人，宣布由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组织对广东省实行军管，下设两个班子，一个抓文化大革命，一个抓生产。
　　3月10日，周恩来阅批中共中央就江苏问题复南京军区、江苏省军区及张春桥、姚文元的电报。电报指出：鉴于江苏省的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三结合条件还未成熟，中央决定由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军区负责建立军管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军管会下设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一个管生产，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管起来。对重要工厂、轮渡、火车站、邮电等部门可派军代表。
　　修改时，周恩来将原稿中“江苏的问题由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和许世友同志商量决定”改为：“江苏的一般问题，由许世友同志和江苏省军管会同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商量解决。”
　　同日，李富春转来昆明钢铁公司要求军管的来电。来电说：昆明钢铁公司在夺权斗争中，矛盾尖锐。昆钢的生产、建设正面临瘫痪和半瘫痪状态。
　　周恩来当即批示同意对昆明钢铁公司实行军管，并要叶剑英电话告昆明军区。
　　对于军管，林彪曾阴阳怪气地说：军管如果搞得不好，军队也会执行一条拿枪的刘、邓路线。
　　一些军队干部对军管也有顾虑。担心弄得不好，军管又会重蹈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组的厄运。
　　3月13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说：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管。文教卫生工作也得抓起来，防疫工作非常紧急。
　　北京的卫生部还在吵，我看要派军代表去军管。有的同志怕军队成了工作组，这要看是什么工作组。如果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三结合的实现，为什么不可以？不要怕。各地军管会要注意帮助当地领导干部出来亮相。
　　周恩来这一句斩铁截铁的“不要怕”，给了军队干部很大的鼓舞。
　　周恩来还通报了全国军管情况，说，到3月中旬，全国军管的单位有6900多个，大都是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等。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中，已实行军管或批准将要实行军管的有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江苏、浙江等10个。已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等5个省市。实行“三结合”夺权，都需要有一个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以解放军为主。光靠群众组织不行。无论如何要在3月份解决领导机构问题，以便抓革命、促生产。如果没有省、市、自治区领导机构，工作怎么能搞好？
　　与此同时，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也因两派争斗，严重影响业务工作。周恩来开始考虑对这些部委进行军管。
　　3月初，主管国防工业的聂荣臻元帅向周恩来反映：国防科研部门由于派性斗争，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一些造反派视国家尖端机密如儿戏，胡闯乱冲。
　　国防科研部门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国防尖端工业。继1964年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国防科研部门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加速研制氢弹。时下，正进入氢弹研制的最后冲刺阶段。因此，在夺权狂潮开始时，周恩来就明确指出：国防工业部门不能夺权，连监督业务也不行。
　　然而，事不遂人愿。国防工业许多部门也乱成了一锅粥，打得不可开交。许多单位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的局面。
　　周恩来对聂荣臻说：我现在正在考虑对一些部委逐步实行军管。你尽快向中央写出一个报告，我来把报告转送主席。
　　聂荣臻迅速向中央写出了《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请示报告》。
　　周恩来同意这个报告，并提议对国防口所属6个工业部：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六机部、七机部全部实行军管。
　　

阴谋家成了“胜利者”（7）
3月18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林彪等写了一封信，连同聂荣臻的报告一同送毛泽东。
　　周恩来又写信给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叶剑英：主席指示，继国防工业军管之后可对工交财贸各部，凡瘫痪陷入无政府状况者，也可实行军管。请你们明日上午集体一议。
　　在对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实行军管的同时，周恩来还考虑对全国一些重要的、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型厂矿企业实行军管。
　　3月初，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起草了一个关于对厂矿企业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
　　布告指出：北京卫戍司令部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对厂矿实行军事管制，以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组成“三结合”的领导机构，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厂矿全体人员必须坚守岗位，遵守纪律，努力工作，服从指挥。一切长期在外串联的人员限一周内回厂。否则将予必要的纪律处分，直至开除。
　　这一布告本来是只限于北京地区的厂矿企业，因为是北京卫戍司令部执行的。但周恩来把这一布告推向全国。
　　3月14日，周恩来在审阅此布告时，将“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改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次日，周恩来将此布告送毛泽东批阅。并注明：这一文件经北京卫戍区起草，并在今晚钓鱼台碰头会上修改通过。现送上请予审阅，并请主席批准。在批准后，并拟发全国参考。
　　3月16日，毛泽东批示：照办。
　　同日，周恩来亲自草拟了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转发这一布告的批语：各级党委，各军区、军分区党委，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现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司令部起草并经中央批准的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转发你们参照执行。
　　对于那些搞打、砸、抢，搞无政府主义的造反派来说，军管无疑是对他们的一道“紧箍咒”。因此，军管常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特别是当解放军受到冲击时更是如此。
　　为了维护军管的威信，周恩来与冲击、破坏军管的行为作了不懈的斗争。
　　4月15日，周恩来在与广州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时，一造反派代表公然指责军管是“阴谋”。
　　周恩来当即站起来严厉地批评说：军管是毛主席根据各方面的情况亲自决定的，是我经手办的这件事。你这样说，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我不能不激动，不能不站出来维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你要承认这句话是讲错了。军管是完全正确的。
　　6月24日，周恩来接见参加全国生产供销会议的各省市军管会代表团负责人时说：我们无论如何要坚持军管有效，不管哪一派，都要遵守军管规定，不能允许派别组织的权力比军管会的权力还大。
　　11月28日，驻合肥市的12军军长李德生报告：一群人大闹军管会半个多月，冲砸军部，打伤军首长。部队反复劝说都无效。怎么办？
　　周恩来当即指示：以电话告李军长，先进行政治工作；不听，宣布“九五”命令，进行分化，要他们交出祸首凶手；再不听，待其直接行凶，当场将凶手逮捕。
　　对胁从者晓以大义，宣布一律不究，但如再犯，仍将当场逮捕凶手祸首。
　　12月10日，李德生又报告：安徽芜湖“三筹处”所属4个群众组织拒绝交出武器，搞打、砸、抢、抄，12月以来三次冲击部队，抢走大批枪支弹药，抢占军管会大楼，使军管会无法办公。
　　周恩来电复李德生：以安徽省军管会的名义向这4个组织打、砸、抢、抄的小集团提出书面警告，要他们按照中央“九五”命令，立即停止这种非法行为，将武器封存上交。如仍不听劝告，继续犯法，军管会将执行中央命令，依法处理。
　　12月14日，周恩来接见江苏造反派代表时，严厉批评对军管会的冲击，说：不能把军管制度冲掉。两派都要服从军管会。军管的威信无论如何一定要树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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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家成了“胜利者”（8）
一定要把军管搞好。如果军管没有权威，那怎么过渡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你们想一想，能靠你们一派领导？
　　说到这里，周恩来指着一造反派头头责问：你来当革命委员会主任，行吗？
　　到1967年下半年，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一些重要的铁路枢纽站段、大型厂矿企业、港口码头、医院、银行、新闻宣传部门等，都实行了军管。
　　正如周恩来所说，军管是在夺权中许多地区、单位的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条件不成熟，领导机关又瘫痪的情况下派出的，是革命委员会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一种暂时的过渡办法。
　　周恩来说军管是一种暂时的过渡办法，这是一种客气的说法。实际上，军管是对错误的夺权行动所造成恶果的一种补救。军管制度的实行，客观上宣告了毛泽东支持的夺权行动的失败。
　　尽管各地各单位的军管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执行过一些“左”的政策，但是，从总体上说，当时的军管对保证社会秩序，保证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基本运行，特别是经济工作的维系，如铁路交通，还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当然，军管也并没有彻底解决混乱的问题，但如果当时不采取军管的措施，全国局面乱到什么程度，我们今天还很难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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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倒行逆施的大规模抗争（1）
1967年1月，几乎是在一月夺权狂潮迭起的同时，一股空前的打击、迫害老干部的恶浪呼啸而来。
　　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被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倒。
　　同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被康生冠以“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的罪名打倒。
　　陈毅、叶剑英这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被指责为“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
　　，遭造反派围攻。
　　1月7日前后，成千上万的红卫兵连续包围并多次冲入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
　　1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