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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三国-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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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可数。实际治理国家的还是丞相，哪怕皇帝把他的心思只用在三宫六院上，倒也是小民之福了。
楚、汉相争之际，鸿沟划界，刘邦欲归，若非张良劝止，天下属项属刘，又当别论了。刘备若非诸葛亮，新野、樊城一败，走投苍梧吴臣，也就穷途末路了。所以，相之举足轻重，由此可见。
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和他的超人才智，治理能力，远见卓识，应变才干，构成了贤与能的高度统一。作为一个相，光贤不能，不行；光能不贤，也不行。孔明就是这样一位大贤大能的辅弼之臣。
所以，自古至今，哪朝哪代没有“丞相”这个内阁重职呢？但泛提“丞相”二字，人们想到的准是诸葛亮。杜甫诗云：“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正表明了这两个字的在某种程度上的专属意义。
尤其对长期在李林甫、蔡京、魏忠贤治下的中国人来说，“丞相祠堂何处寻”的“寻”，不也意味着一种不言自明的心声吗？
三国周郎赤壁（1）
赤壁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一次有名的战役。
但赤壁到底在哪里，其说不一。苏东坡那首脍炙人口的“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的黄州，据考古家说，倒不是进行那场大战的场所。无论是真是假，这首词说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赤壁之战是“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周瑜，把号称八十三万人马的曹操打败的。而《三国演义》中，把指挥这场战争的总司令头衔，加在诸葛亮身上，实际是一种掠他人之美的行为。这不是诸葛亮的错，是后来一心想美化他的作家们的错。
公元208年，取得荆州的曹操，大军压江，志在必得，根本未把对手周瑜看在眼里，但想不到这位官渡大捷的英雄，却在赤壁碰壁。大人物常常瞧不上小人物，但偏偏栽倒在小人物手里，是使历史上许多盖世英雄为之蒙羞的故事。《资治通鉴》引习凿齿论曰：“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以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著述《汉晋春秋》时，距赤壁之战也就不过百多年，应该说，他的这番评断，对于曹操的败因的分析，接近于历史真实。
曹操从公元184年###黄巾起家，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他不是没有失败过，但进军洛阳以后，到统一中原，北征乌桓，便基本上是战无不利，攻无不克了。尤其是在他军事成就的顶峰之作，官渡大捷以后，又取得了荆襄战役的空前大胜，把刘备撵得个屁滚尿流，紧接着，他就要发动这场在公元208年的赤壁大战。
这场战争的失败，败在曹操被胜利冲昏头脑上，一个太骄傲的人，便忘乎所以；而忘乎所以，也就失去了对于事物的清醒认识。天平一倾斜，便只看到于自己有利的方面，自然也就只能作出错误的判断，招致失败的结局。
“人生几何，对酒当歌。”“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横槊赋诗，踌躇满志，气势非凡，不可一世，这也是所有翘尾巴的人，很容易涌上来的德行。曹操是文人，难免文人风流，如此得意，自然情不自禁，加之马屁精一捧，就摇头晃脑地做起诗来。诗，也许不难做，仗，就不怎么好打了。于是，这位枭雄栽了个大跟头。
败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兵员疫疠，不习水战，降卒贰心，火烧连营。若从决策者主帅个人察究的话，习凿齿所说的“骄”，是赤壁失利的根本因素。因此，凡骄傲自矜，倚胜恃功，头脑发热，自我膨胀者，无有不败的。西楚霸王如何？不也刎别乌江？所以，在决策中，如何摒除个人感情用事的因素，和自身性格弱点的障碍，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就成了影响事业成败的关键。曹操这一败的后果，“俯仰之顷”，三分局面就定下来，他一生中再也休想渡过长江，而成全了一个“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的周公瑾。
赤壁之战，东吴是主体，刘备不过是盟军罢了。实际上，周瑜是三军统帅，诸葛亮连参谋长这样一个角色也不是。但经小说家铺陈演义之后，主次位置竟颠倒调换过来。诸葛亮成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高瞻远瞩，英明正确的统帅，借箭借风，料事如神，这当然是后人的发挥创造了。其实在《三国演义》里描写的正面战场上，并无蜀军一兵一卒，他指挥谁去？当时孔明先生，充其量也就是一名军事观察员，或联络参谋而已。
公元210年（赤壁之战刚过去两年），周瑜给孙权的信中说：“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由此可知，他对于刘备，乃至对关、张，都不敢掉以轻心的。独对诸葛亮的作用，只字未曾提及，也许在赤壁，时年三十岁的诸葛亮，还不够资格与比他长六岁的周瑜，来共同指挥这场战役。
但《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却从此成为气量狭窄、毫不容人的典型，这实在是可怕的扭曲。史实中的周瑜“性度恢宏”，孙权与陆逊讨论时说：“公瑾雄烈，胆略兼人。”程普说过：“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而且他“长壮有姿貌”，“少精意于音乐”。可见他不愧为苏东坡笔下的“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风流人物。在宋代，评价三国时，人们并不以蜀汉为正统的，所以，他说“三国周郎赤壁”而不说孔明赤壁。但经后来小说家的虚构，扬抑之间，两人一则为神，一则为小肚鸡肠的小人了。
三国周郎赤壁（2）
曹操在荆襄之役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东吴。因为，战争是解决政治、军事、经济等矛盾的最后手段。所以，曹操和孙权的这场决战不可避免。但任何形式的战争，都是实力的较量。孙权始终下不了决心应战，他确是被曹操声势浩大的八十三万兵马吓住了。
犹如角力，力气大的，总是要占优势，这也是共识。但实力强的一方，未必就是最后的胜者。周瑜看到了这点，因为战争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人类有史以来，以生命为代价的最大赌博，是伴随着时代进化演变的魔方游戏。它是个不停地产生误区，又不停地制造机遇的庞大迷宫。所以，周瑜敢于以东吴较少的兵力，再加之与刘备结盟的支持，握有和曹操一决雌雄的信心和决心。
敌我双方都存在着太多的彼此未知之数，和无法准确把握的变化和可能性。因此，在战争进行过程中，会有许多偶然因素，变生不测，打乱部署。措手不及，一错百错有之；棋高一着，全盘皆活者有之。也有不少以为势所必然的事情，却有意外的结果，于是，绝处逢生，化险为夷有之；得胜之师，全军覆灭有之。这些，是战场上屡见不鲜的。善战者便在这误区与机遇，偶然与必然的不停变化之中，扬长克短，把握时机，趋利避害，应变图胜。于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骄傲的曹操，败在了“雄姿英发”的周瑜手下。
仗是周瑜打的，但功劳全算在诸葛亮身上。这种不公平的事情，难道仅仅在小说中发生过吗？最后连曹操也不得不狡猾地间接承认：“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他也认为他的对手是周瑜，而没有孔明的份。只有大都督周瑜，才是指挥赤壁之战的主帅。
可历史上的许多糊涂账，要回归它本来的面貌，却也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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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用人（1）
在赤壁之战中，曹操吃了黄盖假投降的亏，上了一当，虽然史实并非完全如此。但小说家这样写，确实也符合曹操的性格，因为他的用人政策，是绝对不怕使用从敌方阵营投奔或投降于他的将领，只要你跑到我这儿来，我相信了你，就大胆使用，任情驱使，毫无隔阂，不分彼此。
说实在的，无大气度，也无此大胆识。惟有曹操，来者不拒，堪称善用人才，敢用人才的大手笔。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这样胸怀的领导者，极少。
后来一些帝王，出身小农者，常思想狭隘，偏执保守；文化不高者，便恐惧知识，嫉才妒贤；无德无能者，好猜忌怀疑，小肚鸡肠；自以为是者，必刚愎自用，无法容人。有的连一齐打江山的开国元勋，谋臣强将，都要想法整死，对于敌人阵营那边过来的人，不要说重用，能不杀头，留一条命，就是万幸了。
曹操能够把那些曾经和他厮杀过、较量过的对手，容纳在他的麾下予以重任，说明他对于人才的重视，和求贤若渴之心，关羽就是一个例子，捉了来，不但不咎既往，还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殷勤款待这位降将，甚至关羽最后不辞而别，他还放他一马。这种用人之道，是他事业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终生受益不尽。虽然他一生中也杀过许多有才干的人物，但在他的手下，谋士如贾诩、袁涣、田畴、王修，将领如张辽、张郃、臧霸、文聘，都是被他降服过来，然后加以重用的。这些人在曹操建功立业、南征北战数十年中，为他立下多少汗马功劳啊！
其实早年曹操在山东时，把剿灭的黄巾余部，改编成他的青州军起，就尝到了化敌为友的甜头。当时，各路诸侯你争我夺，别看打得十分起劲，但粮饷是不能保证的，袁绍的部队饿得采树上桑椹吃，袁术的人马只好到河里湖里捞鱼摸虾充饥。所以，曹操收编黄巾后，强者当兵，弱者屯田，这样，前方有精锐部队，后方有充足供应，这才使他得以战胜那些诸侯。
他的人才政策，在建安十五年的《求贤令》中，就明确地指出：“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已经表示出他的对于“德才资”选人标准的独特见解，他是根本不在乎什么门第、出身、成分、路线，以及什么立场、态度之类条条框框，他就认准一条——唯才是举。
到建安二十二年，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更进一步阐发了他的这种不拘一格的干部路线。“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毋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正因为这个指导思想，他的人才优势，在三分天下的局势中，始终保持兴旺不衰。
当时，在许都，人文荟萃，风雅集聚，建安文学的主力，几乎全在曹氏父子周围，而蜀和吴，堪与匹敌的文化人，简直挑不出几个。尽管祢衡、孔融、杨修死在他的手中，但王粲、刘桢、徐幹、阮瑀，包括那个痛骂曹操祖宗三代的陈琳，和曹操用金璧赎回的蔡琰，都在邺下“俊才云蒸”，形成一代文风。对于文化人尚且如此招揽，那么政治、军事方面则更是众士归心了。
凡一个朝代衰微之日，便用人疑人，诸多防范，举措不定，百般禁忌了。如明代末期那样，动辄废处大臣，朝令夕改，狐疑猜测，文武不安，那气数也就差不多了。同样，在干部路线上，一旦以佞己阿附为德而量人，以伪饰曲从为能而用材，在一个国家，必为猥庸无为之君；在一个单位，定是碌碌低能之辈。
早在建安十四年，丞相掾和洽，曹操的私人秘书，向他反映：“今朝廷之议，吏有著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致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飧以入官寺。”他认为，“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曹操立刻称善，由此可见他虽然唯才是举，但对那些装孙子，把自己裹藏起来的祸心叵测之辈，也是不感兴趣的。
曹操的用人（2）
所以，那些喜用小人之人，非但不敢比之曹操的豁达豪放，胆识过人，也不敢比之刘备谦恭逊和，从善如流；甚至不能和刘备的儿子阿斗比，刘禅虽然也近小人，远君子，但至少没有想方设法把诸葛亮干掉，这就是显得他比某些国君的水平高的地方了。
虽然黄盖诈降，赤壁败绩，但曹操求贤若渴的精神，不拘一格的擢用人才，甚至在战败袁绍后，“检出书信一束，皆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他“命尽焚之，更不再问”，有这等气魄的大政治家，无论历史上的，还是小说中的曹操，确是一个非凡人物。既生瑜，何生亮
“既生瑜，何生亮？”这是周瑜赤壁之战以后，被诸葛亮活活气死，弥留之际的一句名言。
从此，这就成了两雄并立，有你无我的充满嫉愤哀怨的自白了。其实，按正史《三国志》，并非如此。周瑜是赤壁之战的总司令，刘备的兵马本来不多，参战者则更少，诸葛亮在年龄上，比周瑜要小得多，顶多也是个参谋总部中的一员而已。曹操在赤壁战后，写给孙权的一封信里说过，“因为我的部队里发生了传染病，我才烧船自退，徒然使周瑜获得虚名罢了！”从这里看，曹操根本不认为赤壁之战，与诸葛亮的指挥，有多大关系。
但史实是一回事，而变成小说《三国演义》，则“七实三虚”，又是另一回事了。
按演义，自打诸葛亮到东吴当说客，孙权和、战不定时，周瑜由鄱阳赶回柴桑议事起，亮、瑜二人，实际是吴蜀联军司令部里的一号和二号首长。箭是他借的，风也是他借的，孔明的功劳甚至还要大些。包括火攻的主意，他也是和周瑜一起想到的。于是，这两位将也好，帅也好，是在一种既合作，又斗争，既共同御侮，又针锋相对的矛盾之中共事。没有诸葛亮，周瑜未必能大获全胜；没有周瑜，诸葛亮的奇才大略，也无法施展。所以，周瑜离不了诸葛亮，而诸葛亮也得依靠周瑜。由此形成了吴、蜀联盟的关系，协调了双方的军事行动，打退了曹操号称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的攻势，取得了空前的赤壁大战的胜利，从此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周瑜尽管气量狭窄，不过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很有预见性的。为东吴未来的安全计，他认为诸葛亮辅佐刘备，是比曹操还要危险的敌人。其实，周瑜对刘备，也很不放心，曾建议孙权用声色犬马来羁縻住他的。
潜在的敌对力量，极可能是明天的麻烦。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应有未雨绸缪的准备，消弭隐患于初起之际，免得养痈遗患。在《三国演义》中，周瑜一而再，再而三地置诸葛亮于死地，必杀掉他才罢手的狠绝，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深谋远虑。
因此，他的具体措施无非两条：一、是争取诸葛亮为东吴效力；二、若不成，便用名正言顺的名目杀，例如立军令状，要他去造十万支箭；或者索性用非法手段杀，想尽一切办法要把诸葛亮干掉。杀，是主要的，争取是次要的，与诸葛亮有手足之情的诸葛瑾去劝说他，背叛刘备，投向东吴，也不过是奉命行事，走走过场罢了。
为什么周瑜更倾向于杀呢？这就是中国人的性格特点了。
与公与私来说，他都要消灭这个对手的。为吴国计，要杀他，为个人计，他也要杀他。嫉妒是人类的与生俱来的情感之一，他不能容许一个事事料定自己，处处胜过自己的人存在。要取得心理平衡，首先得保持双方力量上均衡，其次要设法使己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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