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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三国-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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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的,比之曹操的官僚子弟,孙权的土豪乡绅,确实算作革命基本群众和依靠对象的。但手工业者终究和产业工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农业社会的小农经济,小生产规模,决定了农业手工业匠人,像刘备这样“编席贩履”之徒的保守狭隘,目光短浅,患得患失,贪小失大的先天就有的性格,表现在革命上,则是坚定性不够,而惰性却十足,获得和占有的欲望强烈,但斗争意志却常软弱动摇,思想上爱唱高调,个人的品质意志则显得薄弱,表面上的正经,但生活上却极易被人腐化等的阶级弱势。
所以,建安十五年,周瑜建议过孙权,“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
周瑜提出的这一招,挺厉害,在中国历史的政治生活中,管这一招叫“羁縻”,是用来对付高层异己分子的一种经常使用的手段。因为凡执掌权柄的人周围,并不都是同心同德者,必有一些感到棘手的人物存在着,这其中,有一类是用不得,又甩不得的人;有一类是碰不得,又罚不得的人;有一类是杀不得,又放不得的人;有一类是近不得,又远不得的人……这些可能成为敌手、叛逆,可目前仍在控制之中,但持离心离德状态的势力代表人物,无论如何是危险因素。
通常有三种处置办法:一、借一个什么名目,一网打尽,或逐个消灭;但杀人绝非万全之计,有碍观瞻不说,而且持异议者,历朝历代,总是层出不穷的;除独夫民贼,这一招较不常使用。二、礼送出境,要是掌权者绝对强大,而且对手除一张嘴巴外,别无实力,也无妨一试。一般情况下,放虎归山,迟早要构成对自己的正面直接威胁,有远见者,并不喜欢这个措施。三、中国的政治家比较乐于采用比软禁(当然,实际是更为养尊处优的软禁)还要宽泛的羁縻政策,把握在身边,高官厚禄,声色犬马,“丧其心志”,“娱其耳目”,是最为稳妥的了。只要安排好足够盯牢的眼睛,随时知道动静即可。
周瑜对于位居荆州的这位枭雄,干掉他不是办法,因为北方有个曹操,不干掉他,早晚必是个不安定因素。这位文化层次要高得多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了解到这个所谓“皇叔”的刘备,其实只是在黄巾之乱中冲杀出来的一批“痞子先锋”罢了。究竟他是否真的是天胄贵裔,是那位穿金缕玉衣入殓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史书上也称其“湮没无考”。所以被封皇叔,只不过汉献帝被曹操玩弄于股掌之上,心里总是存有复辟的念头,才认这个本家,以为能给自己提供奥援。而刘备本想借此抬高身价,自然大做文章,捞取资本。政治的任何交易,无不因利害需要而定。即使穿上皇叔的干部服,也仍旧是骨子里的小作坊里的工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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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的另一面(2)
正如文坛上某些新锐老秀,或西服革履,满口鸟语,而粪土一切,或仙风道骨,隐迹终南,而挥斥方遒,但一涉及“分田分地真忙”利害所在的关头,或攸关声名地位职称头衔排名座次高低上下,也不过一饮一啄,一饭一粥的微末之事,便露出早先村子里、地头上,那种仨瓜俩枣也不相让的小肚鸡肠来,和他们笔下那田园牧歌的清高俊逸,全不是一回事了。本性这种东西,如孙行者的尾巴一般,难免就要暴露出来的。
当然,周瑜不可能研究过马克思学说中的社会阶级分析的观点,但他却吃透了刘备这类从农村杀出来的流氓无产者,一朝得势,手中掌握了一定的权柄以后,首先极欲得到满足的两大需求,无非一是金钱,一是女人。这两样东西,是最能让昨天的泥腿子,乖乖地举起双手了。
毛主席在革命成功的前夜,曾经向即将夺得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提出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的问题。因为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个革命特点,更多把握权力的人员是农民,所以,他大声疾呼。甚至还要在更早的抗日战争年代里,他对郭沫若先生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所提出的农民革命领袖的腐化堕落现象,就号召全党重视了。后来大量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更多的经不起考验的干部,等不及糖衣炮弹上膛,引线尚未点燃,就主动地张开臂膀,拥抱糖弹,迎接袭击了。
就像《西游记》里的那位八戒先生在高老庄招亲一样,“帽儿光光,今夜做个新郎,帽儿窄窄,今宵做个娇客”。刘皇叔到东吴做驸马爷去了。周公瑾这一“羁縻”谋略,如果不是知识分子诸葛亮,也看出刘备这个编席匠的全部出息,早对赵云作了锦囊妙计的巧安排,我们这位刘皇叔,在东吴老丈母娘家住下来,和猪悟能在高老庄招亲以后,失去革命坚决性,不想再去西天取经,几乎是同出一辙的。
他那个宝贝儿子阿斗,降晋后的“乐不思蜀”,推本溯源,倒是和乃父东吴招亲的“乐不思荆”,有着遗传上的因果关系的。
和亲考(1)
“和亲”政策,是历史上的中国皇帝们,对周边强邻比较喜欢采用的一种笼络手段。
因为对实行者来说,是一个不算很痛苦,而且成本较低的办法。其实,用婚姻手段巩固和发展两个家庭的联系者,老百姓也干得挺起劲的。什么指腹为媒,什么亲上加亲,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加深亲情,互为奥援。王公大臣之间,由于这种婚姻关系网,还能结成政治联盟,左右朝政呢!《红楼梦》的四大家族,就是由于姻亲联系,构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政治网络。大而言之,对国与国来说,和亲,也是这么一个目的。
“和亲”这两个字盛于汉代,早在春秋战国,就有些君主学会用这种亲善的手段,与邻国搞好关系。起初,是将儿子押在别的国家,叫做“质子”,或是“任子”,以示信于那个必须联络的君主。后来,发现这种把女儿嫁出去,要比把儿子押在人家手里的赤裸裸,稍稍多一点情感因素。到了汉代,这个办法正式被皇帝实行起来。
因为,汉皇帝苦于北方匈奴没完没了的侵扰边境,国无宁日,弄得烽燧频传,民不聊生。若劳师远征,那些强悍的游牧民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使得不擅骑射的中原将士,往返徒劳,疲于奔命;若忍辱求和,对方则索要无尽,永无餍足之日。在这两难境地中,于是,想到了前人的这个计谋,挑一位公主,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公主,冒牌的也有,假充的也有,嫁给匈奴的领袖单于为妻,这样一来,对手做了女婿以后,就不好意思跟老丈人过不去了。
昭君和番,就是和亲政策的成功实验。这种政治联姻,当然也不光是中国的特产,中世纪的欧洲各个公国,各个王室之间,也靠这种联姻来巩固盟约,加强合作的。
所以,五十多岁的刘备被东吴招为驸马,娶二十多岁的孙尚香为妻,这门亲事,绝对是两国政治的需要。当时,北方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地广人多,兵强马壮,赤壁之战,虽然败了,但虎视眈眈,仍在长江以北压迫着吴国。这就是说,刘备固然需要孙权的帮助以成事,孙权也不得不需要刘备这个盟友,分散曹操的压力。吴侯嫁妹,是为巩固联盟大局着想,这是历史;但一到了小说里,变成了一出美人计,甚至美人计也说不上,孙夫人只是作为一种钓鱼上钩的饵。对周瑜、孙权这样的政治家来说,是不会采取这类只是市井百姓所能想象的手法,简直儿戏一般的出洋相。但演义是大众的集体创作,于是,就得按一般人的胃口,来点随意性了。
其实史实是这样的:周瑜是主张把刘备羁縻于东吴,孙权没有采纳,因为曹操在北方,实力强大,应该让刘备发挥他应有的作用,牵制策应,互保联防,使东吴不致单独扮演抗拒曹操的角色,以减轻重压。为此,孙权还曾将一部分土地,划归刘备治理,借此来巩固吴蜀联盟。所以,深知吴蜀联盟对其不利的曹操,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手中的笔都跌落在地,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由此来看,吴蜀联姻,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面对强敌的一种必然选择。这个决策固然是诸葛亮“隆中对”中希望达到的一个极重要目标,但也是东吴孙权的大政方针。在历史上,击败刘表后的曹操,并不把残兵败卒、千里流亡的刘备放在眼里,而是一心一意要来收拾羽毛丰满的孙权。因此,孙权需要刘备的迫切性,求盟的主动性,更强烈些。
但是,和亲政策的成功率,是并不大的。匈奴的渠帅头领,如单于之类,娶了汉朝的公主,也会照样反老丈人的。利害得失的衡量,超过一位公主的价值时,就必然要翻脸了。吴蜀联盟中的终究不和的一个根源,就是荆州这块地盘的去留问题,也是诸葛亮一生中,以他的才智聪明应该妥善处理,而并没有得到很好安排的隐患。当刘表逊让交权,诸葛亮建议刘备取,而不取;当蔡氏兄弟作乱,诸葛亮建议刘备夺,而不夺,一再贻误时机,那么在落入曹操手中后,谁打败曹操,谁是这块土地的所有者,是理所当然的事,刘备没有任何借口成为荆州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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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亲考(2)
诸葛亮明知这一点,只能采取拖、赖、借,种种在政治上被动的手法来招架,在道义上也处于不利地位,无论在《三国演义》中,怎样渲染诸葛亮的哄骗鲁肃,三气周瑜,锦囊妙计,赔了夫人又折兵,实际上这并不成功的战果,却埋下了西蜀败亡的基础。
后来,孙夫人索性离开荆州,回娘家一住不回了。亲和不成,不但连朋友都做不了,比仇敌还仇敌的,自然两家就只有兵戎相见了。最后,蜀国之败,还是从荆州开始败起的。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关羽大意失荆州,张飞被部下杀头,刘备东征死于白帝,从此,阿斗只有龟缩在盆地之中,再也出不了夔门。
情感,一旦掺进了非情感的因素,这种变质的情感,就得打上问号。同样,爱情也好,婚姻也好,若是含有某种政治的、经济的契约成分的结合,不管曾经是多么信誓旦旦,恩恩爱爱,如果契约状况出现变化,也就意味着爱情或者婚姻危机的到来。
但像孙夫人那样不幸地被送到和亲祭坛上的女人,她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孙子兵法云,兵不厌诈,此时讲诚实,便是天大的傻瓜了。
一场大的较量以后,胜利者和失败者都不会安静的。对政治家来说,是没有上帝所赋予的那个休息日的。因为,这一次较量结束之日,也是下一次新的较量开始之时。所以,有人统计过,二战以后的五十年间,全世界范围里,局部地区的战火,从来没有中断过。指望绝对的和平,铸剑为犁,马放南山,那是诗人的幻想。
在《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是魏蜀吴正式较量,并从此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的大决战。但这不等于这之后,就是歌舞升平的太平岁月。三方仍在不停地对峙当中。
除了真刀真枪的厮杀外,###,外交攻势,又成了另一个战场。孙权派华歆去曹操处为刘备求荆州牧,是假;让曹操去收拾刘备,是真。刘备对鲁肃哭天抹泪,是假,赖着不还荆州,是真。曹操任周瑜为南郡太守,是假;要他去和刘备决战,是真。周瑜代刘备去攻西川,是假;“假道灭虢”要刘备的小命,是真。刘备作欢天喜地状,是假;于部队运动中要周瑜好看,是真。一部《三国演义》里雌雄莫辨,真假难分,扑朔迷离,莫衷一是,便成为中国人立身处世,应变图存的教科书。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对纵横捭阖的政治家来说,犹如手心手背一样,翻来覆去,是信手由之的家常便饭。这个世界上,凡生死攸关的争斗,从来是不以不诚实为耻的。相反,两个对手之间,谁最不诚实,谁的获胜希望就最大。
似真似假,半真半假,真亦是假,假更是假。结果,整个社会变成了谎言与真理不分,光明与黑暗相似,道德与伪善同在,杀手与救世主难辨的是非不明的世界。于是,每个人连价值标准也扑朔迷离起来,究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是他自己,抑或不是他自己,也大可怀疑,因此,真诚自然成了不知所云的东西了,这也是一切都为了斗争的这样一个大前提,必然要出现的局面。
在斗争的漩涡里,一个人,要没有一点聪明和应变能力,注定是要失败的。
遥想公谨当年(1)
《三国演义》这部古典文学作品里,塑造了一个气量狭窄的周瑜。从此,中国的任何小说,再没有塑造出一个嫉妒心如此之重,而且家喻户晓的人物。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也是一位好妒成性的老兄,但他和周瑜不同,周是才嫉,奥是情嫉,才嫉比情嫉要更可怕些,所煽动起的仇恨要更强烈些。
周瑜式的嫉才情结,排他心态,在作家这一行里,倒是根深蒂固,怎么也好不了的。越半瓶子醋者,越挤兑人;越觉得自己有点资本者,越不容人,而那些陷入创作危机,走下坡路者,则尤其不能允许别人冒尖。其实文坛地盘挺大,足可以跑马射箭,互不碍事,大家都有存活的余地,但一定不许别人风光地非要干掉几个,干掉一片,干掉绝大多数,就留他老哥或老姐一个,这就是三国中描写的周瑜的心理病态了。
幸亏周瑜不是作家,他要搞写作,“建安七子”,都出不来。这一点,得佩服曹氏父子,曹操捉住骂他的陈琳,不但没砍他的脑袋,还给了他一个官做。他儿子曹丕,诗写得文采绮丽,文学批评也是极有见地的人,他的《典论》对同代作家作出了品评,可他并不因为不喜欢谁的文章,而把谁给修理了。所以,当时魏国的首都是三国时期的文化中心。
赤壁之战时,要是诸葛亮像刚出道的文学青年,见到编辑鞠躬,见到作家作揖,见到评论家磕头,也许周瑜就不把他当回事了。可他又借箭,又借风,神气活现。赤壁之战后,周瑜着着输棋,竟被诸葛亮活活气死了。临死,仰天长叹曰:“既生瑜,何生亮!”这六个字,遂成千古警句。
其实,正史《三国志》中的周瑜,“性度恢宏”,那是胸襟开阔的人物。孙权与陆逊讨论时说:“公瑾雄烈,胆略兼人。”程普说过:“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可见是个很有人格力量的男子汉。而且《三国志》中说他“长壮有姿貌”,“少精意于音乐”,可见他确是苏东坡笔下那个“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风流人物。他当时不可能,也没必要把诸葛亮太放在眼里的。这种可怕的嫉妒,倒是《三国演义》这部通俗小说给他创造出来的。
公元210年,他给孙权的信中说:“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只字未提诸葛亮。以及曹操后来给孙权的信中说到“赤壁之战,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的这番话,对于诸葛亮的作用也没有论及。因此,在历史上这场有名的赤壁大战中,时年三十岁的诸葛亮,不过是个小角色,充其量是西蜀派驻的一名军事观察员。而长他六岁的周瑜,才是指挥这次著名战役的总司令。
但由于小说家的虚构,扬抑之间,这两个人,一则为鹤氅羽衣的神仙,一则为鼠肚鸡肠的小人了。从此,周瑜成了气量狭窄,心胸偏急,嫉妒成性,毫不容人的文学典型。
于是,他垂死时的“既生瑜,何生亮”的悲鸣,就成了一个应该盖世而未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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