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三国-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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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他和已经溃不成军的汉王朝正统派势力的最后一次较量。
　　许都这场内部###的发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曹操对于士族上层人物的镇压，逼得他们起而反抗；一是曹操面临政权交班，而曹丕、曹植各树己党，统治集团出现分裂征兆；另外一个外界促变的因素，是关羽在荆州势力强大，重兵压境，这些拥帝反曹的大臣贵族，以为可作外援。加之他们的府邸里均养有私兵，便有可能乘机起事了。
　　在这以前，发生了三国时期###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曹操到底把大名士崔琰处死了。崔琰是士族执牛耳地位的代表人物，影响力相当强大。当曹操在战败袁绍，打下冀州城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崔琰，许以高官厚爵，问以治理之道，一心要拉拢他的。但是，到了曹操先称魏公，已引起异议，现在又要称魏王，危及汉王朝的根本，维护汉室的上层人士，自然更要加以抵制，尤其崔琰持不合作的态度，使他野心受阻。于是，他就下令将崔琰关起来，关起来也不能使这位名士服气，坐在牢房里，也瞪着眼睛，不畏曹操的威势，根本看不起他。气得他把崔琰处死。但杀崔琰并不能恫吓住整个士族阶层而俯首帖耳。那些拥有权力的臣宰官吏，拥有资望的名家子弟，拥有声气的文人名士，认为时机对他们有利，仍然结成反对曹操的神圣同盟。于是就密谋了这次都城起义的放火行动，以为能够里应外合，引关羽，召刘备，杀曹操，拥天子，成就复辟大业。
　　这也是任何一个统治者，必然会遇到的挑战，甚至很长时期的统治以后，只要还有异己的政治力量，也仍会有各式各样的复辟行动出现，只不过是形式上，方法上，规模上的不同而已。
　　在魏晋的门阀制度中，清河崔氏，是大姓中的大姓，在士族中又是更出类拔萃者。后来到了南北朝，一些出身寒微清素和本是胡戎羌狄的帝王，一定携重礼定聘求媒于山东崔氏，也是冲着这个名门的贵族血统去的。崔琰和孔融等世人侧目的大名士，虽然实际上仕魏，但名目上却在仕汉，心存帝祚，阳附曹操，保持独立人格，在许多政策上持不同意见，并不与操一心一德。而崔琰又是这些名士中领袖群伦的佼佼者，他的言行，在当时的许都具有强大的鼓动力。这些人的群集，一直是曹操的心腹之患。因此，曹操先自封魏公，而后又登上魏王之座，享受与天子不亚的尊荣，这种行径，在士族豪强眼中，是狂妄尊大，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崔琰代表他那士族集团站出来表示反对的态度，实际也是一次最后的较量，因为对正统势力来说，也无路可退了。双方矛盾激化到这个程度，曹操倘不摘掉魏王冠冕，唯有杀一儆百，去掉崔琰，才能给士族豪强阶层一个沉重打击。
　　但曹操没料到，杀崔琰，实际上是点燃了这次许都###的导火线。
　　士族豪门在汉末社会中，是很有实力，并具有深远影响的阶层。在政治上拥有极大的发言权，臧否人伦，操纵选举，阿党比周，左右政策。作为喉舌在那挥斥方遒的，便是那些大小名士。再加上一部分诸侯州牧，一部分地方豪强，不是出身于名门望族，便是和这样一个阶层存在着姻亲、故旧、门生、隶属等关系，构成了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集团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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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玩轮盘赌（2）
可他们没有想到，流水落花春去也，汉王朝已经衰朽透顶，大部分既得利益者，已归属曹操。再说，曹操也不是建安初年，刚进许都时，那样立足未稳，杀孔融，还不能不有所顾忌，要找些依据。现在，他已有足够的力量，粉碎反抗，让这些反对他的人来和他玩轮盘赌了。所以，复辟失败，这个阶层也就分化瓦解，于是，等曹操儿子逼汉献帝退位，登上皇帝宝座，几乎没有什么人敢公开跳出来反对的了。
　　但是，英明如曹操者，竟没有及早地看出这些地下活动，没有对反对派采取切实的防范措施。光看到拥护他称公称王的上表者，劝进者，他会对这些拥有数百家童的官员，在都城磨刀霍霍之举，了无所闻？由此也可看出阿瞒老矣，到底不比当年，东临碣石，横槊赋诗，盛年时还有千虑一失之处，火烧赤壁，败走华容。那么到了晚年，自然有照顾不周的地方了。他只是比较敏感那些公开地，半公开地与他唱反调的名士，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但由于他任用非人，和陶醉于盖世殊荣而麻痹失察的疏漏，放松对暗藏反对分子的镇压，才有许都暴动，差点使政权颠覆。
　　人到晚年，精力不逮，才有这一次最后的较量。
　　然而，看他在处置这次反叛分子时，那种大开杀戒的穷凶极恶，早年的从容不迫的精神，一点也看不到了。
　　

诸葛亮与关羽、张飞（1）
《三国志》评价张飞、关羽时说：“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
　　诸葛亮对待关羽，特别注意分寸，并努力维持一个客客气气的良好关系，因为关羽并不十分买军师账的。孔明的联吴方针，他执行不力，就是一证。虽然关羽远在荆州，但这个人从来未把自己的地位摆正。马超投蜀以后，为解决益州问题立下功勋，获得殊荣。关羽不服气，要离开荆州到西川来同马超较一高低。诸葛亮连忙给他写信安抚，一顶高帽子，才使此议寝息。刘备为汉中王后，要用黄忠作他的后将军。诸葛亮说：“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这番话，可以看出诸葛亮对他的态度。
　　张飞就不是这样了，只要诸葛亮点了他的将，无不悉心为之。而且，多有创造性的发挥，每每创建奇功。对此，诸葛亮和这位莽张飞，往往产生不言而喻的默契。当消息传来，说他所住大寨，逐日间饮酒，酩酊大醉，诸葛亮非但不加怪罪，还派人专程把佳酿给他送去。表明了他们之间心灵上的沟通，和以诚相待的友情。
　　当初，刘关张起事时，按社会、经济地位，以张飞最殷实富有，“世居涿郡，颇有庄田”，是个有产有业有资财的庄园主。刘备不过是个“贩履织席”之辈，尽管自称皇室后裔，早衰落无考，和阿Q“老子先前也阔过的”差不太离。后来，汉献帝刘协叫了他一声“皇叔”，不过是政治需要罢了。历代皇帝为了笼络人心，还有赐姓一说，所以，不必当真，谁有粉不朝脸上敷呢？他只能算是小手工业者。而关羽，一个推车的运输专业户而已。
　　由此推论开去，这三兄弟和诸葛亮的关系，恐怕也是由于阶层不同，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不免差异，倒有值得玩味之处的。
　　刘备起事时，已沦为手工业者兼小商贩，可他早先是没落贵族，大概是无疑的，至少在楼桑村，还能有立锥之地。曾拜卢植为师，自然文化水准要比关张高些，这样，与诸葛亮不但政治观点相同，在文化上，认同的地方较多。张飞是庄园主，家道殷实，能有供三百余人相聚的桃园，估计虽非士族，也是豪绅一类。所以，他和拥有南阳诸葛庐的这位军师，经济基础相差无几，也许能找到共同语言。关云长是无恒产的自食其力者，他的个体运输行业，无须依赖群体，特立独行，容易产生阶级偏见，而自己又稍稍识得几个字，不大买账于文化和士大夫，对于诸葛亮就不如那两位融洽了。
　　再加上关羽的骄矜自满，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性格，特别封了汉寿亭侯以后，就自我感觉特别好了。到独挑大梁，驻守荆州时，更是目中无人。感觉错位，是件别人看来可笑，而对他本人，则是可怕的事情。要是关老爷有些许的清醒，也不至于走麦城，身首异处了。
　　诸葛亮一到新野，关张就联合起来抵制这位军师，但跳出来责难的是张飞，关羽是个爱作深沉状的人，站在幕后，唆使猛张飞上。从三顾茅庐起，关羽就不大相信诸葛亮的能力。这是那种对知识分子的压根儿不信任的阶级感情，没有办法，他从山西一路推车过来，汉代那些地方小官僚，刀笔吏，少不了压迫他，欺诈他，使他有反抗感。心里说，有什么了不起的，端这臭架子。他说：“兄长两次亲往拜谒，其礼太过矣！想诸葛亮有虚名而无实学，故避而不敢见也。兄何惑于斯人之甚也！”这个“惑”字，是他心里话，因为，孔明一来，他的副手地位就动摇了。从此开始，这将相之间，就绝不会是亲密无间的了。
　　刘备到东吴招亲，诸葛亮派赵云陪同，而不敢将锦囊妙计授关羽，怕他乱作主张。借东风后，安排赵云来接他，也不愿麻烦这位关老爷，怕他未必如约而来。赤壁之战，诸葛亮迟迟不睬他，是否真的用激将之法，还是有为难之处，或存心让他放曹操一马，于史无据，也就只好姑妄信之。但是，最后才安排他在华容道，可见对这位骄纵的将领，不得不再三斟酌，自然是有许多顾虑棘手之处，是可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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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与关羽、张飞（2）
关老爷见不把他摆在重要位置上，当时责问诸葛亮：“关某自随兄长征战，许多年来，未尝落后。今日逢大敌，军师却不委用，此是何意？”
　　听他口气，到底诸葛亮指挥关羽，还是关羽指挥诸葛亮？令人费解。大概拜把子兄弟便有这份和军师平起平坐的特权。等到华容道放走了曹操，犯了军令状，还是刘备出来给他说情，才算了事。其实，正因为他知道必是这么一个结果，才敢义释华容。特权，和特权阶层，以及被毒化了的社会风气，使得他有所倚仗地不在乎。
　　如果孔明执法如山，从他华容道放走曹操起，就严惩不贷的话，那么，此后的他，在荆州主政，也许未必敢于自我膨胀了，不知天高地厚了。
　　正因为刘备的包庇，诸葛亮也就不得不迁就，既不能责人，更不能责己，也就只好稀里糊涂，不了了之；或者，走走形式，做做样子；或者，深刻认识，从轻处理；或者，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或者，最简单的，就当交了一次学费，下次注意便是了。
　　看来，诸葛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有其无药可治的软弱性，对于这位身居高位，后台很硬，存心不买他账的，又是劳动阶层出身的汉寿亭侯，除了以顾全大局自勉，大抹稀泥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这类抹稀泥的难处，从古至今，岂是诸葛亮一人的故事吗？
　　但是，稀泥这东西，糊得一时，糊不了长远，最后关羽在荆州大败，不就是这种迁就、马虎、不深究，由他而去，听之任之的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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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杀士（1）
在这个世界上，有聪明的聪明人，也有不聪明的聪明人，一件事，在前者手里，做得挺漂亮，挺圆满，在后者手里，以为手到擒来，结果逮不着狐狸，惹一身臊，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是这个意思了。《三国演义》中的杨修，智慧过人，颖悟超群，看似绝顶聪明，其实却是个糊涂笨伯。他的聪明，不过孔雀尾巴上的羽毛，只是为他招来杀身之祸罢了。
　　漫说是一个统治者，即使普通人，也并不愿意让人揭开内心隐秘，触到痛处。杨修的这种轻薄行为，落在了刚吃了败仗，而且一直要收拾他的曹操手里，当然是找死了！
　　最后，就被曹操借口这次泄露军事机密，杀了。
　　曹操先杀祢衡；继杀孔融，后杀许攸，又杀崔琰。杀杨修，是比较晚的，好几次要除掉他，没有下手，或许嫉才的同时，也爱才吧，最后曹操还是将他枭首示众了。谁让他卷入宫廷继承的斗争中去呢？那是一种最危险的游戏，他下错了赌注，押在赌台上的，却是他的生命，对不起，上绞刑架吧！
　　因为曹操杀的这些人，是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是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左右舆论的力量。所以，比之他杀吕伯奢，杀陈宫，杀董妃、伏后，杀吉平、董承所产生的负面反应，要强烈得多。杀了他们，生前有人说，死后还有人说，再伟大的统治者，能堵得上一代人的嘴，堵不上后世人的嘴，当然就要产生久远的影响。
　　直到前不久，还有一出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来评估这段史实。
　　凡统治者，除极个别的把读书人捆绑起来扔到江里淹死者外，并不特别专门和知识分子为敌的。除非他暴虐成性，非要焚书坑儒不可。有的只是由于非知识分子出身，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心理排斥情绪。例如汉高祖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最终按着叔孙通的礼仪彩排，尝到做皇帝的威风，也就改变了对儒生的看法。凡做皇帝，少不了需要谋士出主意，儒士写文章，文士唱赞歌，雅士凑热闹的。但不需要跟他###，有碍他统治的知识分子。因为所有当皇帝的人，无不相信曹操儿子曹丕的话，“文章乃千秋之大业也”，对意识形态十分看重。
　　尽管千百年来，统治者深知曹操杀了这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受到后世人的谴责，名声很不怎么样，但也不怎么引以为戒。一旦知识分子触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皇帝、军阀，仍旧照杀不误。所以要杀，原因就在唱反调。祢衡公开诽谤，孔融刺议朝政，许攸妄自尊大，崔琰反对称王，曹操当然饶不过他们。
　　历代统治者，绝对不杀知识分子者寡。不过，杀多杀少，也各不一致。有时候口子开大一点，能把大家杀得鸦雀无声，但有时候也不大灵，越是杀，唱反调者也越多，杀不胜杀，就只好杀代表性的人物，曹操就采用这个办法。因为他用的知识分子，怎么也比杀的知识分子多，所以他在历史上，不像坑儒的秦始皇那样被看作暴君。
　　至于杨修之死，好像又与祢衡、孔融、许攸、崔琰不尽相同。李卓吾先生在评点《三国演义》时指出：“凡有聪明而好露者，皆足以杀其身也。”这大概也是一部分命运蹭蹬的知识分子不幸的根源。好出风头，哗众取宠，恃文傲世，性乖情异，这些文人恶习，若陛下不热衷文字狱的话，倒也不至于送命。不过，一部中国历史，也就是一部文字狱史，所以，李贽才这样说的吧？不过，他自己明白这个道理，但自己也还是死在这个“聪明而好露”上，这大概就是知识分子的性格悲剧了。
　　不过，杨修又当别论，他介入了宫廷的最高层次的权力分配的斗争漩涡中去。这才是杨修真正的杀身之祸。
　　他实际是那种不聪明的聪明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认为曹操爱才，有可能传位于次子曹植，他就成为植党。曹植有才，他也有才，惺惺相惜，亲密得以至曹植一天不见他，连饭都吃不香。其实，对中国的统治者来说，每当接触到实际的继承问题时，所谓的“才”，决不是首先考虑的条件。如何保持这个政权，便成了第一位的选择标准。“才”，包括才干、才能、才智、才气……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国之君来说，无才，国家机器照常运转，而有才，则必要施展，而施展，好和坏就各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杨修太看重“才”，曹操当然也不是不看重“才”，但一涉及江山大业，大文学家曹操就得让位于大政治家曹操，他必须得把王位传给曹丕，这就是必然的选择。
　　

曹操杀士（2）
当曹操征求贾诩意见时，这位谋士（自然也是知识分子了）提醒他袁本初废长立幼的教训时，杨修的头，从那一刻起，就不在他的脖子上了。
　　聪明过头，便走向反面，这岂是杨修的教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