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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三国-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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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听众的好奇之心，可见中国人是多么津津有味地爱听这些玄虚荒诞了。其实这正表明了中国人被统治者愚弄得闭塞、无知、狭隘、局限的结果。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加之礼教束缚的双重桎梏，老百姓在物质上是被压迫榨取，任人鱼肉，在精神上是被思想禁锢，精神压迫。尤其孔孟之道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教诲，人们最终都成为循规蹈矩的，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的顺民。
因为这样，每个人的精神视野和想象空间，是极其有限的，而现实之严酷和动辄获咎的恐惧，也使良民们唯有安分守己，战战兢兢。于是在说书场中听这遥远的一切，也就是最大的寄托了。
所以，在中国，小说又叫作传奇，道理也许就在这里。
诸葛亮六擒六纵，孟获始终不买这个账，总是在释放以后，又卷土重来。如果说按马谡所见：“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所以他建议诸葛亮，对付蛮荒夷域的化外之民，光靠武力征服，只能奏一时之效。而要彻底使其膺服，他建议：“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
当然，一个正确的理论付诸实践。还有一个过程，不是人人都能说到并能做到。生活中有许多这样屠格涅夫笔下罗亭式的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人物，鲁迅先生一辈子深恶痛绝这些人。所以，他在遗嘱里告诫儿子，千万不要做这种空头理论家，和空头文学家。而文学界此等人还特别“茂盛”，夸夸其谈，全在唬功，嘴上把式，作品稀松；要不就贩卖洋货，乱甩名词，人云亦云，狗屁不通，甚至连马谡这两下子也没有。现在来看马谡这番话，是很有见地的，不能因其最后失守街亭，而非其言也。
诸葛亮自然认同这个道理，因此才六擒而六纵之，要以他的道德感召力，降服其心。
明代奇人，一代文宗李卓吾先生，在评点《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时，评到这里也捺不住性子，对诸葛亮有微言了。他说：“孟获却也顽皮，孔明却也耐心，想欲借此消闲过日乎？不然，何不惮烦一至此也！”诸葛亮本来派一个魏延用疑兵计，就吓得孟获不敢轻易挑衅。如此兴师动众，耗时耗力，人们不禁想，诸葛亮花如许兵力和时间，去与孟获作这种战争游戏。一位脸皮厚，输了不服输，放走了再来，一位也太愿意做戏，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演。这种反复，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是值得推敲的。
对于拥兵百万，武将如云，粮秣丰足，雄踞中原的曹操来说，在当时，算是绝对的超级大国，具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使得边远部落臣服，轻易不敢启衅。北攻乌桓，是力取。挥师千里，乘胜追击，不容敌人有稍许喘息之时。而诸葛亮的西蜀，北有魏国存虎视眈眈之意，东有孙吴怀觊觎窥测之心，因此，他不可能长期地把相当一部分军力，被牵制在蛮夷之域，从而影响他的北进计划。所以，这次南征，不仅是简单的手术刀式的行动，以制止后院起火。而是一次彻底解决问题的战争，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使得在未来北上作战，无暇旁骛时，南疆不再需他分心。诸葛亮南征孟获，用马谡计，是智取。或擒或纵，或诱或间，使其既屈于武力，又膺服于心攻，这无疑是正确策略。
因为武力，可以征服一时，不能持久，败者总是要设法反抗的。只有真正的心悦诚服，才能出现较长时间的平稳和平静的局面。所以，诸葛亮不惮其烦地降服孟获，也是求相安无事，有一个平静而不骚扰的周边环境，建立缓冲地带，无后顾之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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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吾的非议（2）
但是，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蜀国，公元222年夷陵大战，蜀败；223年刘备死，阿斗继位。短暂的休养生息，国力稍有恢复，诸葛亮就主张南征。这种杀鸡偏用牛刀之举，是否明智，真有大可怀疑之处。他从225年的3月起，对孟获捉捉放放，耗时费力，一直打到年底，才回到成都。这就等于苹果挂在树上，还未达到成熟程度就摘，未免操之过急了。可惜诸葛亮急于图功，227年又动干戈，出兵汉中。所以，他主持下的蜀国政权，只有战争，没有建设，事隔一千多年以后的今天来看，诸葛亮是个伟人，但也有其不能令人敬服的伟人缺点，那就是感情用事，固执己见，过于自信，罔顾实际。
人们不禁问，相对于蜀来说，孟获充其量，草寇而已，值得诸葛亮率师亲征吗？值得六擒六纵去做什么战争攻心试验么？
因为每次俘获了孟获，都是连同主帅到士兵统统予以遣返释放。所以，孟获的有生力量，并未受到蜀汉的沉重打击，以致到溃不成军的地步。只要人仍在，自然就心不死，这也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稍作休整，扩兵买马，必然又会倾巢出动。这也是孟获六次被擒而不服的根本原因。直到盘蛇谷全歼三万藤甲兵后，武装力量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他才算真正认了输。
这就是说，诸葛亮仅仅依赖精神力量去征服对手，而不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是不会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的。道德和文明的感召，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唯有在对手的战斗力基本丧失，已无可还手的可能下，精神作用才可以充分发挥。所以，归根结底，决定因素，还是在于双方实力的消长。
如果诸葛亮认识到这一点，早在一擒再擒时，就把不肯认输的孟获降服了。在文学上也是这个道理，拿出一部像样的，说得过去的作品，要比在大会小会，报刊上自吹人捧上一千句一万句，更有说服力。孟获所以不认输，就因为他手中有可恃的实力，不信，诸葛亮不烧藤甲兵的话，他会孬吗？
中国人有句俗话，“事不过三”，甚至“可一可二不可三”，但诸葛亮以至于七擒，这种“雷公打豆腐”的威猛，也摆脱不了中国人性格中，那种对于强者的怯懦，和对于弱者的施虐之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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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难辞蜀亡咎（1）
一个极其英明的政治家，也不可能不犯错误。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主持蜀政，南征北战，多有失误，所以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句话还是很有真理性的，伟人也难例外。
但是，要是能够保持头脑冷静，思想清醒的话，那么可以将错误的危害性减少到最低程度。如果掺杂进感情因素，明知其可为而不为之，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势必带来很坏的后果。
诸葛亮作为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典型，我们对其人格的伟大，所产生的景仰心理，是一回事情；但从其坚持错误的北伐政策，而导致蜀国过早地败亡，来剖析他的得失，则是另外一回事情。
他所以要上表陈词，因为大家反对北伐。主要是国力不强，人心思定，连年征战，不胜负担，当务之急，应该使蜀中人民得以喘一口气，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而诸葛亮却不顾这种普遍的抵触情绪，坚持他的北定中原，开疆辟土，恢复汉室，继承大统的方针。
第一，他从汉贼不两立，到蜀魏不两存，到有魏则无蜀，到“王业不偏安，惟坐以待亡，孰与伐之？”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魏虽有吞蜀之心，不过，曹睿上台后，举朝上下，是主张掘壕坚守，待吴、蜀内乱的。他错过了这样一个相对平静，可以养精蓄锐的时期。第二，因承受先帝伐贼之托，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这种感情上的义务，使他罔顾客观是否可能，贸然行动，很大程度是在维护个人的威信和尊严，是不足为训的。第三，他还错误地认为如果继续相峙下去，必然要出现突将无前，精锐不存的空虚状态。因此主张趁这些有作战经验的将领仍在时，早打，大打。这种思路和他没有说出来的，对于他个人的过于自信，和对后来人的缺乏信心是相联系的。其实战争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个别人的有无去留，是不起决定性作用的。因此，在刚刚结束的一次失败战争以后，连他自己都承认“民穷兵疲”，“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的情况下，又发动一次不量力的进攻，前景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了。
收在《古文观止》里的前后《出师表》，是诸葛亮最广为人知的文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及从这两句话延伸出来的杜甫的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便构成诸葛亮垂范千世的至善品格，被万人景仰的忠诚典范。
所以，文学这东西，它要渲染起来的话，挺能打动人心的。我们管这种作用，叫做“煽情”；而煽情的结果，往往就有一叶障目的弊端。前后《出师表》的感情，当然是真挚的，表达诸葛亮的耿耿忠心，简直溢于言表。但是，若研究一下蜀国当时的内外状况，刚刚劳师远征，七擒孟获归来，诸葛亮就要挥戈北上，这两篇动员令，从给蜀国所造成的后果看，就颇有值得斟酌的地方了。
审时度势，量力而行，是一个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素质。但他一不顾国力强弱，二不顾民心向背，三不顾敌方虚实，四不顾周边环境，就要向曹魏挑战，实属冒进行为。好像所有好大喜功的领袖，都有因冒进而吃苦头的教训，而吃了苦头还继续冒进，再吃更大的苦头者，也不乏其人。所以，二次上表，甚至连阿斗也劝他了：“方今已成鼎足之势，吴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
阿斗当皇帝后，可算是一无可取的庸才，独有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虽然他的出发点并不是正确的。可惜他这个皇帝是个傀儡，如果说话算数，休养生息，修边固防，也许还真能偏安一隅。可是诸葛亮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劳军扰民，内外交困，以致西蜀苟安的局面，也不能长久。
《蜀记》里记载：“晋初扶风王骏镇关中，司马高平刘宝、长史荥阳桓隰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于时谭者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
吴大鸿胪张俨作《默记》：“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有国者不务保安境内，绥静百姓，而好开辟土地，征伐天下，未为得计也。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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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难辞蜀亡咎（2）
这都是与诸葛亮同时代，或稍后一点的人士，对于他频繁北伐的议论，可见当时有识之士，对他的六出祁山，是大不以为然的。诸葛亮罔顾国力，频繁出击，实在是由于他太过于自信自负。但这种心理失衡者，岂止孔明一人，凡领袖群伦者，一旦成为人誉自诩的济世之才，便有一种功名欲，不朽欲，树碑欲；甚至像文坛这么一个其实没有什么戏唱的场合，也有人来不及地给自己盖个庙，以便活着被人上供，真是很可笑的。孔明认为曹操死后，魏国再无足堪较量的对手，过于轻敌，过于躁急，想打开蜀国的封锁局面；当然，这也是他过于相信自己万能，过于追求不朽声名的结果？
这种可怕的欲望，也是此前此后许多人物都具有的留名万世的情结。哪怕倾家荡产，祸国殃民，也情不自禁要在历史的长卷中，给自己树一块碑石。诸葛亮的出兵汉中，绝对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悲剧。由于他位极人臣，权重一国，自然无人能够左右他，结果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大家看着他一步步地走向最终的失败，无法挽救。
所以，他的亲信马谡认为“平南方回，军马疲敝，只宜存恤，岂可复远征？”他是听不进去的。谯周的苦谏：“何故强为？”他同样不以为然，甚至连毫无头脑的后主阿斗，不解地提出疑问，也都阻止不了他北进的意愿。
这样一意孤行，置蜀国于死地，恐怕是这个伟大人物的大错了。
他若是如张俨所说，不将国力消耗殆尽的话，蜀与魏之争也许是另外的结果。
诸葛亮不用魏延计（1）
诸葛亮始终把魏延看作敌人，至少也是异己分子，不信任，不重用。一个老百姓，存偏见，顶多自己吃亏，但一个领导，以成见看人，形而上，唯心论，不但害人，还要害己的。
孔明之所以先南征而后北伐，是想在荡平后院之患，把扰乱边庭的南方少数民族平定下来，再腾出手来进行战略反攻，出祁山，过秦岭，兵临渭水，直逼畿辅。想步曹操官渡之战、周瑜赤壁之战的后尘，通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扭转形势，实现其政治抱负而名垂青史。
他这时最需要的，莫过于使他进攻奏效的计谋了。
《三国演义》是一部讲计谋的书，至今被政治家、军事家，乃至于所有动心眼的人，视作一部简明教科书。这部书中，有许多成功的计谋，也有许多失败的计谋。还有一些未待实现，便胎死腹中的计谋，最有名的就是魏延出子午谷奇袭关中的飞兵之计。
可惜，这个计谋不是孔明自己想出来的，也不是他得意门生马谡向他建议的，而是他所不喜欢的魏延向他进言的，我想他当时听了，一定怦然心动，但是，正因为是感情上的拒绝，这个飞兵之计，被诸葛亮枪毙，胎死腹中。否则，魏延率兵挺进长安，三国的历史不知该怎么改写呢？
看起来，一个伟人，“从善如流”这四个字，说来容易，做到却难。
当时，魏主曹睿临位不久，司马懿被闲置，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而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夏侯楙掌握兵权，是个绝好的趁虚而入的进攻机会。所以，魏延向主帅诸葛亮建议：“闻夏侯楙，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弃城逃走。长安中唯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及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余日，而公从斜谷来，亦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得矣！”出其不意，击其不备，这本是军事家最经常采用的战术，但诸葛亮以稳妥为由拒绝了。
他一生用兵谨慎，这是事实，但他绝不是不敢行险。其实，空城计比起子午谷出兵急袭长安，要险得多多。后来，司马懿对张郃说：“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所以，司马懿要是蜀方主帅的话，一定会采用魏延的主意，可见诸葛亮之不肯采纳飞兵之计，确实是一次严重失误了。
说到底，战争，能不冒一点风险嘛！
除了他军事上的保守主义外，就不得不从他的感情、性格上找找这次失误的原因了。文人相轻，一向如此，相互菲薄，家常便饭，都由于嫉妒心作怪。政治家、军事家也未必都是完人，不能说略无半点嫉才之心。诸葛亮拒绝魏延，是有其个人感情上的因素的。
上帝造人的时候，设计这种情感，大概是作为一种催动力量，鼓励竞争要强之心吧？一旦超乎这个范围，必然构成对他人的妨害或侵犯。你看那奥赛罗，妒火中烧，把无罪的苔丝迪蒙娜，扼住喉咙将她掐死时的狠毒，就知道，嫉妒要是发作起来，那是一种可怕的感情。
在文人这个圈子来看，那就更有看头了。韶华已逝，便仇恨一切来日方长的人；风光不再，便嫉妒所有姹紫嫣红的美丽；寂寞冷落，自然怨嗟窗外传来的繁华热闹的声音；江郎才尽，便对文场的新鲜举止视若仇敌，非咬牙切齿不可了。所以“食少事烦”苦日无多的诸葛亮，对于这样一个潜在的对手，是不敢掉以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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