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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三国-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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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生前对魏延十分信任。“先主为汉中王，迁治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皆惊。”但与诸葛亮谈到马谡，却认为是“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
刘备这个人，才质平庸，但对马谡的看法，事实验证他是对的。因此，他赏识魏延，委以重任，决不是兴之所至，率性而为的事，自是有魏延值得信赖之处的。
诸葛亮不用魏延计（2）
诸葛亮所以对马谡“深加器异”，就因为马谡好纸上谈兵，能顺从他的意旨，而对魏延一直持怀疑和仇视的态度，动不动就要把魏延推出斩首。说穿了，就是魏延不怎么买他的账。
《三国志》载：“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看来他们帅、将之间的矛盾，早就相当地尖锐了。所以，诸葛亮在上方谷设计火烧司马懿父子时，这位主帅，甚至想把魏延也一并火葬的。
由此可见，有才能的诸葛亮，也未必不存有复杂的嫉妒心理。而一旦由嫉而恨，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了。
中国人对人的评价，不太注意人是在不停变化，坏可能变好，好可能变坏的方面，这是一；形成固定看法以后，好，便永远的好，坏，便永远的坏，直到盖棺论定，这是二；被否定评价的人，无论怎样好自为之，也扭转不了已经定型了的观点，这是三；于是最后，整个社会形成的极端化趋向，有形无形地迫使着这个人无法自拔，只能向自己的反面越走越远。当重新审读历史上魏延这个人物，难道，能说诸葛亮毫无失当之处吗？他对魏延不变的看法就正确吗？一个身居高位的领袖人物，绝对相信自己的圣明，大家也恭维他的圣明，那绝对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正是由于他的过分视部属为敌，他的狭隘，无容人之量，以及他的嫉妒，已难分好歹。所以，在他临死前的最后安排，就促使魏延生变作乱。本来战斗力已很疲软的蜀国军队，至此，则是强弩之末，不堪一击了。
魏延之乱，始于诸葛，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魏延这样一个有军事头脑，有实战经验，有胆有谋的强将，对这个不以他的尊严为念，具有挑战意味的部属，诸葛亮的感情虽然表现得特别地隐晦曲折，不那么容易察觉，但内心世界却还是有踪迹可寻的。
以一支弱势的军队，要去和强大的对手打正面战争，却以不可冒险为名，放弃这样一次战机，除了感情的拒绝外，找不到别的什么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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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底下不长草（1）
夺城者将，夺国者帅。
诸葛亮在政治上，是帅才。正是他的三分天下，联吴抗曹的决策，才能以最弱的力量，跻身于吴、魏之间，而成鼎立之势。蜀能建国称帝，在三分中举足轻重，如果没有诸葛亮为刘备设计立足荆州，谋取益州之蓝图，樊城、江陵之败，按刘备的想法，南奔苍梧，投靠吴臣，充其量也就是流寇了。
但诸葛亮并不能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军事家，至少他没有像曹操那样指挥官渡之战，击溃袁绍六十万人马，统一了北方。也没有像周瑜那样指挥赤壁之战，消灭曹操三十万大军，巩固了江东。由于东吴军事上的建树，才促使三分政治格局的形成。诸葛亮作为一个政治家，也是想步曹操、周瑜的后尘，通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扭转形势，实现其政治抱负，而名垂青史。所以先南征孟获，而后北进汉中，也是想在荡平后院之患，能腾出手来进行战略反攻，出祁山，过秦岭，兵临渭水，直逼畿辅。
然而，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只是在争城掠地的局部战争上，表现游刃有余，得心应手，如玩敌人于股掌之上的从容。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离不开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打军事仗，实质是打政治仗。在这方面，作为主帅的诸葛亮就有顾此失彼，未克全功之弊。既不了解曹魏的国力和统治的稳固性，五出祁山，盲目挑战，也不肯承认刘蜀更应该固守求存的弱势，连年征战，大动干戈。仅这几座城池的地方部队，已使他煞费苦心，还要打力不从心的正面战争，即使夺得眼前的小胜，也难改变最终败局的命运。对一个政治家来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一种很可怕的性格悲剧。连续十年，六出祁山，兴师动众，无功而返。这么多年的仗打下来，国势日衰，兵将凋零，实力耗竭，百姓厌战，最后，他老人家一死，蜀国也就敲起了丧钟。
所以，国家成败，系于君臣，战争胜负，决定在将帅。什么样的君臣将帅，和用什么样的人，是至为关键的。吴将朱桓在守濡须口时，数千守军对数万曹仁重兵，诸将业业，各有惧心，桓喻之曰：“凡两军交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朱桓此人，勇而残忍，残暴苛虐，实不足取，但他这番话是极有见地的。
现在来看，蜀国的诸葛亮与魏战，吴国的陆逊也与魏战，蜀败而吴胜，不能不说是与主帅的指挥得失紧密相关的。蜀国相信的马谡丢了街亭，全军败绩，而吴国相信的周鲂赚了曹休，大获全胜。领导的责任，就是用人，而准确地发现人才，衡量人才，使用人才，信任人才，则更是主帅的重要任务。诸葛亮撇开老将如赵云，猛将如魏延，青年将领如姜维，都不用，独信马谡，结果街亭失守，逼得他只好唱空城计。一个人用之不当，则会影响一批人，同样，一个人用对了，用好了，也会带动一批人。吴国中期的朱桓、全综、徐盛，比之早期的吕蒙、甘宁、凌统逊色多了，但陆逊指挥若定，左右协同，部将效力，主动杀敌。尤其周鲂比之当年黄盖，不弱半分，结果曹休大败，回到洛阳就发病死了。所以，第一，人才得有出头的机遇；第二，人才得有施展的余地；第三，最重要的，是用人者要承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现实状况，要善于用人，扬其所长，抑其所短，不因噎废食，求全责备。人得其所用，是制胜之一道。人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则更是获胜的保障。
诸葛亮是个伟人，是个接近于完人的人，这也就使他产生了太多的自信。拥有太多自信的人，便自视甚高，而不大把别人放在眼里。由于缺乏群众观点，肯定事必躬亲，而不愿假手于人。诸葛亮治蜀，多用平实之才，守成有余，开拓不力，而恃才狂放，倚武倨傲者，往往被搁置摈弃。蜀中干部，青黄不接，他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着急，他努力物色人才，确也是事实。但他的用人标准拘谨偏执，较之曹操的“唯才是举”，简直无法比拟。因而不可能有出色的人物出现，这也是大树下不长青草的定律。他一人把阳光都吸收了，小草自然就恹恹地无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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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底下不长草（2）
诸葛亮英明自信和事必躬亲，大大限制了部下的积极性，也养成了他们的依赖心理。所以司马懿对于西蜀之一举一动，无不了如指掌，因为他只需要研究诸葛亮一个人就行了。但对于东吴的真实意图，却未可尽知。甚至周鲂的伪降，也疑信参半，因为不可能全盘掌握东吴所有将领的变数，所以魏国在与吴国的战斗中，无所施展，也就很自然了。
由此看出击败关羽和刘备的陆逊，确实在战争艺术的把握上，不像诸葛亮这位前辈那样拘谨求稳，唯恐有失，举措犹豫，任用踌躇。例如吴之朱桓和蜀之魏延，同样是献计而不被采纳的勇将，但在双方主帅的态度，却有很大的不同，魏延差点被诸葛亮杀了，便可知道吴何以胜，蜀何以败的原因了。
这就不能不为诸葛亮遗憾了。
西蜀最后败亡于晋时，户二十八万，官吏数为四万，而吴降晋时，户五十二万，但官吏只有三万二。这样一个头重脚轻的国家，怎能不失败呢？由此看，诸葛完留下的臃肿的官僚机构，实在是蜀国的累赘。但有如此数量的干部队伍，可诸葛亮直到临死，也没有物色到一个好的接班人，眼高如此，挑剔如此，实在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五丈原弥留之际，还在遗憾：“吾遍观诸将，无人可授。”也就只有姜维，勉强够格，真是够他痛苦的了。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太精明的领导，便光看到下属的缺点和不足了。所以，“大树底下不长草”，是很有一点道理的。孔明最后弄到文臣武将，难以为继的局面，看来并非西蜀无人，而是他不让人才脱颖而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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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谡失街亭
一个伟大的人物，不一定处处伟大，事事伟大。圣明如诸葛亮，用马谡去守街亭重镇，把老将赵云，猛将魏延，上将王平，青年将领姜维，都撇在一边不予重用，顶多给他们安排给马谡擦屁股的任务，如此中了邪似的偏爱这个“言过其实”的青年人。看来，料事如神的军师，也难免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栽了个大跟头。
司马懿“使人打听是何将引兵守街亭，回报曰：‘乃马良之弟马谡也。’懿笑曰：‘徒有虚名，乃庸才耳！孔明用如此人物，如何不误事？’”连敌方都了解底细的一个人，孔明却毫无察觉，委以重任，这就是那些总相信自己英明，而别人也捧他英明的领导人物常常犯的主观武断，自以为是的毛病。
其实，刘备曾任魏延为汉中太守，对于这一带地形，应该是最熟知者。此次北征，任前督部，街亭咽喉要地，不派魏延，而委重任于中参军的马谡，也难怪他要发牢骚。再看赵云用计保护全军撤退，不失一兵一骑，不遗辎重军资，虽老而不弱。至此，方知诸葛亮有如###之将不用，独垂青一个马谡，而马谡也自不量力，甚至还自炫“吾素读兵书，丞相诸事尚问于我”。上下皆无自知之明，焉有不败之理。
贤者如孔明尚且如此，那么后来凡庸的领导，如武大郎开店，只能用比自己更矮的伙计，就更不在话下了。
胜败乃兵家常事，本是不足为奇的。但街亭咽喉重地，一旦失守，则事关重大，非但陇西诸郡，不得不放弃，复归于魏，而且此后北伐通路也被扼杀封死，只能是一个困兽犹斗的艰难局面。本来不佳的形势，变得愈益恶劣。西蜀遂日暮途穷，一步步走下坡路了。
街亭失利，一是马谡玩忽职守，一是孔明用人不当。更主要的责任，在于主帅。他知道街亭的战略要冲的地位，他知道司马懿不会轻易放过，他知道马谡缺乏实战经验，然而宁肯派出几批人马左右来策应，也不让像赵云、魏延、王平这样的勇将担此重任。因此，可以说，是诸葛亮的偏爱偏信，造成这次失误。
刘备论马谡，“言过其实”，是指他的夸夸其谈，坐而论道。“不可大用”，实际是针对诸葛亮极其倚重信任马谡有感而发，看来不幸而言中。刘备在用人政策上，持独特见解时不多，单对马谡，有此一针见血的看法，恐怕还是为孔明考虑。可以设想，倘非诸葛亮对于马谡的抬爱超过限度，刘备也不会在临死前，非要说出这番话的。
按说，明智如诸葛亮者，不会察觉不出马谡，是一位赵括式纸上谈兵的角色。但一、这种理论上一套一套地能言善道之人，所谓“耍嘴皮子”者，是很易邀宠讨好的。二、因为他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很少付诸行动，所以，他永远不至于出错，这也就是动手干的，总是不如袖手看的道理。三、应该承认，诸葛亮一生，也是理论领先于实践，赤壁之战，他不过是一个参谋，荆州之战，他连前线都没去，打西川，攻刘璋，是庞统的谋划，彝陵之战，他在成都留守。因此，在习性上与这位青年战争理论家，可能有某些相通相惜之处。
这也是许多用人之人，常常使自己陷入困境的原因。
诸葛亮治理西蜀，以法威刑重著称，睚眦之怨必报。所以历史上留下了“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的记载。马谡把街亭丢掉，只好杀头了。这不过用他的头替诸葛亮承担大部分责任，和为诸葛亮落一个执法如山的美名罢了。所以他内心也很不平静，“大哭不已”，便是一种感情的流露。
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过多少诸葛亮用马谡的事例啊！
孔明智在吾先
由于司马懿的主要对手是诸葛亮，而且，人们心目中的贤相，是败在或者死在他的手下，凡《三国演义》的读者，或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对司马懿怀好感者不多。
司马懿和诸葛亮的不同之处，是他要对付的敌手和潜在敌手，更多一些。
刘禅称诸葛亮为相父，言听计从，曹睿视司马懿不过是老臣之一，并不十分信任。诸葛亮在西蜀，几无一人可与之相埒。而在洛阳朝中，曹真、曹休、夏侯楙这些近亲，陈群、华歆、王朗这些重臣，权势地位不弱，与司马懿不相上下，并对他深怀戒心。刘备托孤时，要他的儿子对诸葛亮以父事之，而曹操早留下了“司马懿鹰视狼顾，不可付于兵权，久必为国家大祸”的评语。
因此，诸葛亮只有一个敌人，即曹魏，只有一个念头，即北伐，而且也只有一个手段，即诉诸武力。司马懿则不同了，司马懿知道魏之患在蜀而不在吴，防蜀甚于防吴，但从曹丕起，攻吴之心重于攻蜀。司马懿知道魏强蜀弱，坚守不出，以逸待劳，则蜀必败，但朝野上下，势骄焰盛，务求必克。他知道功高不仅震主，也会引起同僚警惧，适度退让，以免锋芒过露，但又不能使人认为他不是举足轻重的力量。为此，从长远来看，此刻不宜和诸葛亮决战。同时，等待中谋取求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但又不能不打，朝野上下要看到他的战果。同时，他也了解，一旦太辉煌了，同僚嫉妒，固非小事，主子猜疑，更加可怕。而无所作为的话，则有可能被黜还朝，剥夺权力，解除兵甲，一败涂地。所以，他得把握住赢不能太赢，输不能太输，攻不宜太攻，守不宜太守的分寸感，要比诸葛亮难做人多了。
由此可见司马懿的心机，和他处于荆棘丛中的谨慎，以及善处左右的韬略。在当时诸葛亮、陆逊与他这三个堪称棋逢对手的主帅之中，应该说他处境最难，所以，他在政治上，也包括在军事上，以退为进，以守为攻，步步为营，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诸葛亮的六出祁山一次只能带一个多月的粮秣，粮吃完了，仗也打完了，就得撤回去。所以，他是典型的追求速战速决的短期行为者。而司马懿不仅要打败诸葛亮，打败蜀国，还要打败吴国，打败魏国，变为一统的姓司马氏的晋国。他的目光，要比争夺几座城池来匡复汉室的做法，远大得多。
而且司马懿不但在军事上是诸葛亮难以对付的对手，在政治上，也是表现不俗。不亚于诸葛亮的。他知道诸葛亮必取武都、阴平，遂派郭淮、孙礼袭蜀兵之后。但诸葛亮知道司马懿必有此举，亲率兵马又来袭郭淮、孙礼之后，前后夹攻，魏兵大败。在武都、阴平失守以后，司马懿料知诸葛亮不在营中，定去两城安抚百姓，派张郃、戴陵去夺蜀寨。但诸葛亮并未离寨，却设下包围圈以待偷袭。司马懿在这时以一种开阔的胸怀，大家的气度，承认，“孔明智在吾先”。一个不怕承认失败的对手，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有所恃才无畏惧，在拳术场上，有真本事的人，并不急于亮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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