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三国-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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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影子里的阿斗，也只有照章行事。所以，没有诸葛亮的蜀国，仍是一个有诸葛亮的蜀国，在国策上了无改变，只好在伟人的影子下，一条道走到黑了。
　　有的伟人的悲剧，止于他死而止；有的伟人的悲剧，如果像影子似的总不消失的话，势必会阻滞历史滚动的车轮，而造成更严重的不幸后果。所以，当蜀国有人意识到这条伟人的路，应该改弦更张的时候，邓艾、钟会的大军，已浩浩荡荡地逼近国门，并势如破竹直杀成都而来，即使把诸葛亮的儿孙都请出来，也救不了灭亡的命运了。
　　蜀事之败，关羽失荆州，刘备败夷陵，是不能辞其咎的，但这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人格上无可非议的伟人，就没有一点责任吗？所以，伟人的影子拖得太长，总不是一件好事。
　　

宫廷的血腥
在《三国演义》中，公元200年曹操因衣带诏杀董承、王子服，诛董妃；公元254年司马师仍因衣带诏杀夏侯玄、张缉，诛张皇后，故事情节一样，人物身份一样，场景地点也一样，只不过时间相差半个世纪罢了。
　　这似乎是曹操作恶的报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死了，他的后代替他承受。中国人特别崇尚报应，越是没有办法，越是不敢反抗的中国人，也越是相信这种报应，寄托于这种报应，图那一刹那间的痛快。所以特别相信冥冥之中，肯定有一主持公道的上苍，虽密室之语，也纤毫必闻，于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老百姓可以出一口鸟气。但由于现实并不是都能讨得一份公道的，就只好再加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两句，借以自慰。
　　公元254年，魏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紧跟着，公元258年，吴孙�⑷绶ㄅ谥疲�废孙亮，立孙休。大臣擅自决定皇帝的去留，在封建社会里，是属于大逆不道的行为，只有董卓才干得出来。所以，汉献帝衣带诏事发以后，甚至还发生过伏后事件，曹操也不敢轻易把献帝废掉。司马懿对于曹爽专权，曹芳暗弱，也未对这位邵陵厉公采取什么拥立新君的措施。但他的儿子司马师强大到足以不买旧秩序的账，而且嫌曹芳这位帝王有碍他的发展，于是，废帝另立。他开了这个头以后，东吴的孙�⑺婧蠓滦В�然后，他的弟弟司马昭也来这一手。这种不约而同的连锁反应现象，在历史上是常见的。
　　同年，九月称帝的孙休，十二月就把扶他上台的孙�⑸绷耍�并诛三族。公元260年5月，被司马师选中为帝的曹髦，杀司马昭不成，反而因此受害。虽然一则成功，一则失败，但实际也是一种连锁反应。当然，曹髦敢于发难，受孙休杀臣成功的启发，才敢贸然行事，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社会现象中，类似相同的历史，常常不期然地重演，蔚然成风，不是什么怪异。这种惊人般的相像状况，联袂而来，绝非偶然，而是时代发展趋势的必然。在三国末期的这类皇室衰微凌夷，权臣予夺予取的事例，也是由于当时政权处于新旧交递之中，很自然的产物。
　　这种新的统治者对于旧的统治者的残酷屠杀，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里，是正式改朝换代前经常出现的插曲。由于这种东方式的权力更迭，总是按其专制政体的野蛮血腥程度来决定屠杀的规模，所以，不流血是不可能的。因此曹操对于汉献帝的镇压，和司马师对于曹芳的废黜，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而是一种权力争夺的必然规律。在专制国家中，只有这一种或你死，或我活的解决办法。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仓皇辞庙”的君王，命运或者下场，大抵是相同的，甚至到了已无断头台的近代。东方社会里仍然由于缺乏最起码的民主程序，因此，某个领袖人物的政治生涯，一旦突然非正常的终结，与生命的死亡，人身的消灭，实际上等于是一回事。
　　在中国超稳定的统治结构中，任何变化，都只能是表面的，换汤不换药的。一个新上来的主子，与下台主子的区别，就在于坐在金銮殿上的面孔的不同罢了，实质体制是不会作大的改动的。因此，所谓的改朝换代，只是权力层面上的人事更迭，而对于不变的制度，并无触动。所以，这就保证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论哪个阿猫阿狗当上了皇帝，只要坐在了龙椅上，很快就被人推翻者不多。中国人能够接受或者忍受任何庸君、昏君、暴君的缘故，就是因为这不变的制度像桎梏一样，所养成的毫无反抗精神，失去思想能力的奴性。
　　鞭子是第一位的，至于拿鞭子的手，换来换去，对于挨打的屁股来讲，是无关紧要的。
　　换汤而不换药，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实质。也因为只有形式的变，而无内容的变，中国的封建社会，才延续了几千年。甚至辛亥革命以后，皇帝没了，和小农经济相联系的封建思想的残余，却并非随着皇帝的消失而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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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这面镜子（1）
人是感情的动物，世界上一切人类的活动，无不是由于人类感情所催发而生成的。所以，爱的感情，是一种促进人类进步的原动力，恨的感情，同样也是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
　　恨，是人性恶的一种强烈表现形式，正如爱是人性中最善良、最美好的感情的流露一样。恨所体现出来的种种乖戾悖谬，阴刻卑劣，残忍险毒，暴虐严酷，一直到杀人越货，伤天害理，疯狂报复，人性丧失。是由于人类先天的从物质到精神的占有欲望，和几乎属于本能的排斥异己的垄断心理，与后天的社会不公正，人类不平等以及正义、邪恶、良知、罪行等外部环境所产生的严重冲突，而使心理失去平衡的状态下逐步形成的。
　　作为统治阶层的人物，上至帝王、宗室、后妃、储子，下至将相、官僚、吏属、衙役，这些人在对付被统治者的反抗时，常常由于集团利益，能够惊人地保持一致，但在统治集团之间，因实力的强弱，地盘的大小，权益的多寡，利害的轻重，而形成的矛盾冲突则表现在你死我活的内部斗争上。那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就叫权术。而对于权力层面的人物来讲，权术，是一种必要的生存手段。也是人性恶的一种展现方式，《三国演义》一书，就是一本讲权术的书。从刘、关、张桃园结义开始，以崇高的感情外衣掩盖下的本非良善的结契，到最后邓艾、钟会的二士争功，死于非命为止，贯彻始终的无不是人性恶的表演。恶，推动着“合久必分”，同样是恶，又促进了“分久必合”。
　　由于恶，在这同一战场上，魏延、杨仪在前，邓艾、钟会在后，演出了情节故事，矛盾冲突大同小异的火并的悲剧，毫无疑问，是导演这出戏的诸葛亮和司马昭，把握住一山不容二虎的人性恶的本质，驱使他们产生出不共戴天的互相厮杀的仇恨。但也应该看到，同样由于恶，在毫不容情地加速着魏亡、蜀灭、吴降的进度，使时代跨入一个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说，恶，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一切，都不以人们的善良意志为转移。于是，善善恶恶，爱爱仇仇，就是人类感情活动的全部内容。
　　正因为这种强烈的爱和恨，善和恶的推动，使社会的变化加快，使人类的竞争加剧。于是，聪明才智的超常发挥，精神世界的飞跃升华，便成为可能。
　　所谓乱世出英雄，并不是上天安排，英雄多生于乱世，而是乱世能创造更多的磨炼机会，以及可以脱颖而出的机遇。太平盛世，按部就班，长幼有序，循规蹈矩，英雄就不大容易找到用武之地，无用武之地，也就显不出盖世英雄。所以，由治到乱，或者由乱到治的过程，总是人才辈出的时期。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三国这段九十六年的历史时期内，得到最充分的论证。
　　自黄巾起事，天下大乱，于是干戈四起，烽火不止，此其时也，诸侯蜂拥而动，豪杰不安于位，正是风云变幻，群英际会的良机。董卓跋扈，吕布骁勇；曹操枭雄，刘备韬晦；袁氏兄弟，逐鹿中原；荆州刘表，举足轻重；江东孙氏，虎踞龙蟠；诸葛孔明，定计三分，俱是不可一世的领袖人物。乃至于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鲁肃、周瑜、吕蒙、程普，张辽、乐进、于禁、许褚等武将，到徐庶、庞统、法正、谯周，荀彧、荀攸、贾诩、郭嘉，张昭、顾雍、诸葛瑾等文臣，称得上人才济济，群星璀璨，才演出了精彩千古的三国英雄会。
　　等到魏、吴、蜀立国称帝以后，基本步入正轨，虽然还有司马懿、陆逊、魏延这类杰出人物出现于国与国之较量中，但叱咤风云者，已寥若晨星矣！到了三国末期，也就只有邓艾、钟会差可比拟。至于蜀之姜维、吴之诸葛恪则更是等而下之了。
　　这也可以说明人才成长的一个总规律，战争（从政治、军事、经济，当然还要包括各式各样的厮杀较量）是启动才智产生链式反应的最有效的起爆器。
　　所以，《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从第一回汉光和七年（174年）、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事写起，洋洋洒洒，到最后的第一百二十回晋咸宁六年（280年）、太康元年（280年）吴主孙皓降晋为止，以七十余万字，把魏、蜀、吴三国兴亡盛衰的九十六年间纷繁复杂的事件，数以千计的人物，有条有理，有声有色地表现出来，要言不烦，精彩纷呈，确实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一部辉煌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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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这面镜子（2）
因为中国人有记载历史的悠久文化，也有演义历史的古老传统。这部书就是融正史记载和民间演义于一体的杰作。从“以史为鉴”的角度来考察，再比不上这部书，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历史启发了。所以，在明清，这部《三国演义》，又被称之为“第一才子书”，可见它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分量。
　　这部小说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一部难得的历史小说，是记录了三国这样一个特别生动深刻、复杂丰富年代里的历史小说。因此，无论什么时代来读，无论什么社会体制下读，更无论什么人来读，都会具有相当深刻的现实意义的。这部小说中无数人物的感情世界，生存空间，命运走向，人生历程，都能供后来人参照，并从中获得启示。
　　爱和恨的感情，构成了历史，遂像一面镜子，供后人借鉴。
　　甚至到结束这部小说的最后一个人物，那个残酷的暴君孙皓，是如何令人发指地倒行逆施、祸国殃民，再返回本书第一回汉末那个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陈尸遍野，饿殍千里的年代，似乎也就是整个中国漫长历史的写照。在这几乎是数千年中国人命运的微缩篇章里，读书的人难道还会得不到生存奋斗的启示么？
　　三千弱水，取一瓢饮，这部积累了几乎是中国人全部智慧的《三国演义》，即或是一鳞半爪，也是一种生存的学问。在认识人生，体味人生，奋斗人生，改变人生的过程中，能使我们稍稍聪明一点的话，不也是件有益的事情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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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的人口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凡王朝标明为“末”的时期，都是老百姓饱受痛苦的灾难岁月。汉末三国时期，如此，唐末、宋末、元末、明末、清末，无不如此。
　　一棵大树的砰然倒下，不外乎外力的突然摧折，或内部的逐渐败朽。而一个偌大王朝的覆灭，通常倒都是内因在起催死的作用，东汉末年，就是这样走向终结的。第一，天灾频仍，民不聊生；第二，官员贪黩，朝政腐败；第三，奸佞握权，虎狼当道；第四，恶行猖獗，昏天黑地。然后，黄巾遍野，赤地千里，诸侯蜂起，乱世攘争；然后，三国鼎立，征战不止，山河分裂，将近百年。
　　凡分裂，必定有战争，凡战争，必定要死人。据钱穆《国史大纲》：“蜀亡时，户，280，000，口，940，000。内带甲将士102，000，占全数九之一。吴亡时，户，530，000，口，2，300，000。内兵230，000，占全数十之一，吏32，000，后宫5，000。魏，平蜀时，户，663，423，口，4，432，881。三国合计约得，户，1，473，423，口，7，672，881。”钱穆说，“就全史（指中国全部历史）而言，户口莫少于是时。大体当盛汉南阳、汝南两郡之数。三国晚季如此，其大乱方炽时可想。”这就是汉末三国时期的人口概况。
　　曹操在一首题名《蒿里行》的诗中，描写了当时中原一带的悲惨景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公元263年，蜀亡，公元264年，魏亡，公元265年，司马炎称帝为晋，中原统一，老百姓总算摆脱战争阴影。公元280年，也就是西晋太康元年，吴亡，全国统一。此时全国的总人口数为16，000，000，与现在的上海市、北京市人口相差无几。而在公元156年，东汉桓帝永寿二年，全国总人口已经达到50，000，000。
　　这一百年的仗打下来，只剩下三分之一人口，中国人为分裂付出的代价，也太沉重了。
　　

章太炎评曹操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曹操是真正称得上为文人的一位。他的文章写得有气概，诗歌写得有声势。毛泽东都赞叹过的，“东临碣石有遗篇”，颇透出古今两雄惺惺相惜之意。老实说，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有点票友性质，是不能正式登场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像曹操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没有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丢人现眼的闹剧，也没有出过文学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剧。所以，鲁迅先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民国大学者章太炎，也是一个最铁杆的拥曹派，曾作《魏武帝颂》，赞扬备至。“夫其经纬万端，神谟天挺。出师而猃狁襄，戎衣而关洛定……加以恭俭，申以廉谨。廷有壶飧之清，家有绣衣之警。布贞士于周行，遏苞苴于邪径。务稼穑故民繁殖，烦师旅而人不病。信智计之绝人，故虽谲而近正。所以承炎汉之���ǎ�握中原之魁柄。夫唯其锋之锐，故不狐媚以弭戎警。其气之刚，不宠贿以耍大政……”这样一篇朗朗上口的四六文章，对曹操的总体评价，应该说是相当公允的。
　　对曹操的评价，因文化程度的不同而异，低者，视为奸雄，中者，视为枭雄，高者，视为英雄。
　　

《薤露》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这是曹操《薤露》诗的后八句，写的是董卓胁帝西迁长安，焚毁洛阳的情景。
　　人们习惯把汉代分为西汉、东汉，就因为其首都地理位置所定。从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时起，到三国时，已有二百多年的经营历史。华宫宏殿，芳园秀苑，繁街闹市，良驷华轩，其规模并不亚于长安的。在晋人张衡的《两京赋》中，对洛阳当年富丽堂皇的盛况，很是赞美不绝的。可东汉末年董卓的这一把火，蔚然王气的洛阳，一国之首善之区，曾经有过数十万口人的大都市，只残留数百户人家，岂不哀哉？
　　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野蛮灭绝文明的大倒退，董卓迁都长安而焚洛阳，就是非常典型的一次。“火焰冲天，黑烟铺地，二三百里，并无鸡犬人烟。”这把火比起秦末那位输急了的项羽，在阿房宫放的一把火，烧了三个月也不灭的气势，可能差一点点。但其残暴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