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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三国-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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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毛泽东在《湖南农###动考察报告》里提到的那些痞子先锋，一定要到“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的欲望如出一辙，与阿Q在未庄土谷祠里，做着革命成功的美梦时，要搬赵大爷家的宁式大床，金银财宝，要睡秀才娘子、假洋鬼子老婆的想法，基本一致。
权力、金钱、女色，是所有造反农民登上宝座以后，少不了三部曲。
而为达到这个目标，这班草根阶层，普罗人士，农民领袖，流寇先锋，由于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由于文化水平相对低下，由于生活资源相对匮乏，由于社会环境相对恶劣，绝对不顾一切秩序地破坏，不计一切后果地毁灭。读《阿Q正传》，这位流氓无产者与王胡、与小D交手的“优胜记略”中，若要动起手来开打厮杀，苦大仇深的这等人，第一，绝对以属于动物本能的反射方式，一经刺激，即刻生出极具爆破力的冲动，毫无理性可言；第二，行为绝对不怕无耻、下流，手段绝对不怕卑鄙、龌龊，恶性循环，无所不用其极；第三，因为揭竿，因为造反，注定没有退路，是以生命为赌本的，因此，根本不顾及社会成本，我若得不到，也绝不会给你留下，一直到玉石俱焚，神州陆沉为止。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革命，无不使文明进步的成果，统统毁于一旦，而付出历史倒退的沉重代价。
曹操与文人
曹操对待文人，常采取铁血手段。
千古以来，这位大人物在迫害文化人方面的名声，是不算甚好的。凡作家，有作品，有读者，有传之久远的可能。作家的脑袋可以割掉，作家的作品可以活得很长。所以，历代统治者，若非独夫民贼，举起刀的时候，就得考虑考虑后果了。但曹操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因为他自己就是作家，而且还是大作家，他的诗文写得比同时代的建安七子，怕还要出色一些。至少可以说是气势非凡，大家风范。毛主席很欣赏他的《龟虽寿》，“东临碣石有遗篇”，对他的文学成就评价很高。
曹操对待文人之狠，原因有二。一、近代学者陈寅恪先生所说：“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统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儒家思想。”所以，他杀崔琰，杀孔融，杀杨修，杀祢衡，处置董承衣带诏案，吉平下毒案，都是着眼于“摧破其劲敌”，也就是以儒家思想为精神基础的士大夫阶级这个大目标，是半点也不温柔的。
二、还应该看到孔融、杨修、祢衡，都是他的文学同行，如果考虑到文人的天敌永远是文人的话，其间的嫉妒因素，要是发酵起来，那是很可怕的。隋炀帝杨广讨厌词臣薛道蕴诗写得比他好，找了一个借口，将他杀了，然后悻悻然说：“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所以，拥有最高的，和最大的权力的那最高统治者，也喜欢舞文弄墨，吟诗作对的话，对于仰其鼻息的文人来说，绝对不是什么福音。
妩媚关羽
“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羽，终于要走了。“上马金，下马银”也留不住的曹操，不得不履行诺言放行。至此，一切外部的因素都不重要，关羽的义无反顾地要走，曹操的再三再四地要留，则完全是两个男子汉间充满感性的互动。其实，曹操当真地不放关羽走，也绝对能让他走不成，但是，可想而知，结果必然有二。一、留住了人，留不住心，徒劳无功；二、撕破了脸，大打出手，两败俱伤。在这两种不愿见到的情况下，曹操的奸，曹操的雄，曹操的嗜杀，曹操的“宁我负人，人毋负我”的哲学，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而关羽呢，曹操的放低身段、曹操的柔性动作、曹操的感情攻势、曹操的君子风度，也让他这条甚是多情重义的汉子，离开得很艰难，割舍得很痛苦。然而，关羽到底走了，曹操最后也只能放他走了，这场面、这镜头，既让人觉得温馨，也让人有点感动。
而他的非走不可，因为他和刘备有一个生死承诺，正是他不背盟誓的人格力量，正是他坚贞守约的信义精神，也更使求才若渴的曹操，下定决心挽留。而关羽，当他不得不挂印封金，作出一走了之的决断，那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至少，在这一回里，我们看到了英雄豪杰那妩媚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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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与孔明
《三国志》评价关羽，只是一员虎将而已，与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并列。并评曰：“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从这部官方史书的看法，关云长有万人之敌的绝对肯定的一面，有报效曹公的并不值得赞扬的一面，更有刚而自矜的明显是缺点的一面。就其战绩、政绩来看，也不能说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蜀之亡，个人英雄主义的关云长，是不能辞其咎的。
在《三国演义》中，抬得最高的，一是诸葛亮，一是关云长，但这两位，一错失荆州，一穷兵北伐，乃是导致蜀国败弱的重要推手。而且这两位最后都失败在非等量级的对手手里，孔明还能得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同情，而关云长虽然被后世人敬之为神，尊之为帝。但他死在陆逊、吕蒙手里，输得非常之惨，从此落下个“只提过五关斩六将，不提走麦城”的经常被引用的讥诮之语，可见后来人敬重之余，对他的失败，多少认为是他老人家咎由自取，属于活该的了。
某地关帝庙门口的对联，这样写道：“匹马斩颜良，偏师擒于禁，威武震三军，爵号亭侯君不忝徐州降孟德，南郡丧孙权，头颅行万里，封称大帝耻难消。”绝大多数关帝庙，无不都是颂其武艺功勋，赞其操行德守，褒其忠贞刚烈，敬其义薄云天，还少见如此持平之论。
无论看人行事，两分法，还是能够避免偏听偏信，偏袒偏私，偏执偏颇，偏心片面的一剂良药。
张角与邪教
小霸王怒斩于吉，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邪教迷信，妖言惑众，神棍欺骗，鼓吹愚昧，有着悠久的历史。《三国演义》开篇的黄巾之乱，那张角、张宝、张梁三个头目，与中外古今的邪教教主同样，无不以“散施符水，为人治病”蛊惑人心，招徕信众。于吉也是“寓居东方，往来吴会，普施符水，救人万病”，玩同样的把戏。
这种邪教现象，所以能够在底层社会获得生存的基础，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下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普遍贫穷现象。贫穷，则落后，则愚昧，而落后，愚昧，则是邪教迷信得以滋生的最佳土壤。尤其在不可抵抗、无法预防的天灾人祸面前，深感命运之叵测，得失之难料，生死之未卜，存活之匪易，以及对于大自然的无能，对于统治者的无奈。因此，文化程度相对低下，文明熏陶相对缺失的普通民众，是最容易接受邪教迷信的影响，来填补精神上的无可依傍的心理空间。
越是无知，越是盲目，越是头脑简单，越是容易受骗上当，也越能成为邪教最坚定的信徒，这也是我们这些年里所看到的各类神棍闹剧中，那些丑恶表演的原因。包括海峡对岸那些“###”神棍的得其所哉，其中也不乏这种邪教蛊惑成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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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人者昌
袁绍在曹操眼中，曾经是庞然大物，不得不买他的账。一、“四世三公”的家族背景；二、冀青幽并的地盘实力；三、折节下士的优雅名声；四、登高一呼的领袖精神，使得曹操不得不买他的账，因为他手下的谋士太多了。早年，他俩因为反对董卓专政，同起造反，还算志同道合，稍有情谊；后来，各霸一方，袁实力强于曹，约五与一之比，袁要把曹吃掉，曹要不被袁吃掉，还要想法倒转头来吃掉袁，便是他俩连做梦都放不下的事情了。
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袁绍草包之处，迷信实力，有枪就是草头王，他认为只要拥有地盘和兵马，他就是大哥大。但曹操看透了他：“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曹操还有一句没有说出来的话，我实力虽不如他，但我懂得如何任用智力，如何以道御之，结果，曹操在官渡之战中，赢了。所以，那些重物质，轻精神，或太相信自己的权势财富，却不大在乎提高文化水平，重视思想品质，加强政治素养的领导者，倒是应该汲取一下曹袁决战的历史教训。
韩愈说过：“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识人才能得人，得人而不识人，有人也等于无人。“建安五年，太祖自东征备，田丰说绍袭太祖后，绍辞以子疾，不许。”因为儿子出麻疹，作统帅的就没有兴致作战了，简直荒唐之极。“丰举杖击地曰：‘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这样用人的袁绍，岂有不败之理。
而曹操在《遗荀攸书》中，用“方今天下大乱，智士劳心之时也”的话来勉励众位幕僚，表明了他十分看重智士，看重智士为他出谋划策，设计献智的作用。在三国时期，使用谋士最力者为曹操，得益于谋士贡献最大者，莫过于曹操。对于知识，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在历代统治者中间，能有曹操这样一个认识水平的，并不多。所谓“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谁拥有人才优势，而且给人才创造一个“各尽其能，各展所长”的良好环境，谁就会在竞争中占上风。
蔡夫人的功劳
“外戚”，是个古老的词汇，已不为现代人在口头上使用。与此相关的，只有一个由“裙带”衍生的裙带官、裙带关系、裙带风等词语，仍在流行着。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外戚”，“指帝王的母亲和妻子方面的亲戚”。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女性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母亲或妻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生决定性影响力的朝代，当以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间的两汉为最。清人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说过：“两汉以外戚辅政，国家既受其祸，而外戚之受祸，亦莫如两汉者。”
《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相当大男子主义。所以，书中女性很少，除了貂蝉外，比较有故事的就是这位蔡夫人了。她很了不起，安排下刀斧手，差一点把刘备干掉，如果不是那匹的卢马，刘备也许溺毙在檀溪里了。刘表死后，也是她作出的决定，将荆州交给了曹操。从审时度势的角度看，这个有政治头脑的女人，宁可依托强者，吃安稳饭，也不傍附刘备或孙权，作为争夺战中的一粒棋子，未必不是高明之举。
在新野的刘备，寄人篱下，仰鼻息于刘表，如履薄冰的日子，是很难熬的。他一无资本，二无人望，三无奥援，最后能够混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地步，也是赞可叹的了。从跃马跳过檀溪开始，先是在群雄争斗当中，拓展出一块属于他的立足生根之地，存活下来，而那些比他兵强马壮，人多地广的各路诸侯，一个个地无不败在曹操手下。这说明一个真理：不利的客观条件，倒不一定是成功的障碍。古人云：置之死地而后生。险恶的外部环境，有可能是激励有志者去奋斗、去努力，为改变客观世界而前仆后继的原动力。所以说，弱不可怕，正因为弱，才要把握机会，奋发图强。因此，千万不要嘲笑有志气的弱者，尤其在没有笑到最后的时刻，谁是赢家还说不定呢！
从某种意义上讲，刘备在思想境界上有了这种飞跃，蔡夫人是作出一点“反面”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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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出场
诸葛亮在历史上，是个伟人。他的几乎毫无瑕疵的人格力量，他的隆中决策理论，奠定了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功绩，他在刘备死后辅佐阿斗的忠心耿耿，一直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榜样。
诸葛亮的“定三分隆中决策”，等于为刘备创造了第二次生命，如果说，三顾之前，只是不自觉地，如没头苍蝇，瞎碰乱撞，那么，三顾以后，则是有目的、有方向，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自觉行为了。诸葛亮决策，客观形势使之然耳。是由于北方已在曹操掌握之中，江东是孙氏三世经营的基业，因此，曹得天时，吴得地利，唯跨有荆、益，踞守险阻，徐图进取；从政治地理角度选择这块地盘，得人和来治蜀，以此立国，养精蓄锐，徐图来日。这就是大政治家和普通政治家的区别了，虽然刘备资质一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但他排除关、张的干扰，三请诸葛的虔诚，以及此后对孔明的绝对信任，言听计从，为实现“隆中对”的政治目标不打折扣的努力，还是可圈可点的。
刘备不傻，回顾这多年来，狼奔豕突，东投西靠，无家可归，难以存身。虽以剿黄巾起家，但他的行止，从小沛到新野，辗转千里，其盲动程度，实质与流寇手段也无大差别，光有雄心壮志，并无通盘的立国立本的战略决策。倘无诸葛亮的辅弼，他的下场和袁绍、袁术、吕布、公孙瓒之流差不多的。这些新思维，新想法，对于刘备和关、张及其部属，是闻所未闻的，在此以前，他们像浮萍一样漂泊不定，直到诸葛亮出山，他们才知道不一定非要过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日子，自己可以当主子，自己可以成立国家，于是豁然开朗，有奔头、有干劲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有着如同母体脐带相连而息息相关的命运。所以，忧国忧民是知识分子心灵中一份永远推拭不掉的沉重负担。无论干预也好，无论隐遁也好，便有每个人自己的表示关注的方式，入世，是一种关注，出世，也未必不是一种关注。诸葛亮身在茅庐，心系寰内。虽耕读自娱，但曹操在冀州作玄武池以练水军这样一个动向，他也牵挂在心。说明他躬耕陇亩，世间的一切，仍时刻萦系在他脑海之中。
三顾茅庐，诸葛亮出场，为《三国演义》的重要章节，这样下力气着力描写，不仅仅是构置悬念地吸引注意，重锣密鼓地突出人物，而是一种张扬正气的政治取向，一种道德高度的价值宣示。如果说《三国演义》是一部讲权谋的书，那么在善于弄权方面，当数曹操为第一好手，无人能以过之；同样，在精于用谋方面，当数诸葛亮为第一谋士，无人能出其右。这两位，善恶对峙，正邪较量，贯穿全书，一以“宁人负我，我毋负人”的杀戮开场，满纸血腥，一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诚终结，万世流芳。所以，《三国演义》的早期的《说三分》群体创作，到罗贯中的成书，所以要对刘玄德三顾茅庐，诸葛亮第一次出场，绘声绘色，不怕重复，浓墨重彩，不惜工本，就是要在读者心目中将高大形象树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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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士三国（1）
韩愈说过“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识人才能得人，得人而不识人，有人也等于无人，袁绍官渡之战的败北，很大程度败在他的用人上。他手下的谋士几乎个个出色，然而，他优柔寡断，谋而不决，狐疑猜忌，感情用事，结果坐失良机，贻误战局，被曹操打得一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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