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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三国-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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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满盘皆输，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教训。
如果失败是因为客观形势的变化，那还可以叹一声“非战之罪也”，但很多不该失败的失败，往往由于决策者自身的，甚至是毫无道理的原因而造成，实在是不可原谅的。尤其是在感情上、性格上的难以理解的偏执，导致功败垂成，饮恨不已的结局，那就只好让人骂一声“活该”了。
在《三国演义》中，那个策划了连环计的司徒王允，应该说，就是这么一位典型的悲剧人物。他本来可以力挽狂澜，重振汉室，但由于他的偏执，倒给汉朝送了终。
当他单用一个貂蝉，同时拴住一狼一虎，令他们火并，设计除掉大军阀董卓时，显示出他具有很高的政治智慧。虽然这是危险的游戏，要拿脑袋作赌注的，但他玩得游刃有余，从容不迫，表现了此公不仅深明大义，忠于汉室，而且精于韬略，极善谋划。在他的精心调度和貂蝉的最佳配合下，完全利用时间差，造成董、吕的矛盾冲突。这个连环计，稍一不慎，两曹对案，便要穿帮泄底，到那时，无论董卓、吕布，是绝对不会给他好果子吃的。但在王司徒处心积虑、不露痕迹的安排下，不惮一兵一卒，作了十数路诸侯未能作成的事，看出他是个极有心机的人物。
此时的王允，确实是朝野公认的非凡人物。
天怒人怨的董卓，终于伏诛。“暴卓尸于市，天时始热，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为大炷，置卓脐中燃之，光明达曙，如是积日。”（《资治通鉴》卷六十）食人民血肉者，得到这样一个点天灯的下场，也是罪有应得。
作为老百姓，表达这种愤怒的感情，自是正常而且应该理解，甚至可以说是大快人心。但作为决策人，王允除卓有功，位居尚书，参与朝政，就不能只求泄愤，应从全局考虑，若像老百姓那样，恨不得对董卓食肉寝皮，以图解恨地凭感情用事，那必然就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果然如此，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对那个曾经屈事董卓的大知识分子蔡邕，不依不饶，定要抓起来治罪。甚至大家要求利用他的才学，给一个修《汉书》的机会，王允也坚决不准。“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颇自骄傲，以是群下不甚附之。”（《资治通鉴》卷六十）想不到一个明白人，转瞬之间，会僵化到不可圆转的程度，真是太感情用事了。他的政策是，凡随董卓者，俱属杀无赦之列，蔡邕只好死在狱中拉倒。
这样一来，朝野各阶层对他难免离心离德，起码也是敬而远之。当然，对读书人怎么摆布，通常，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很容易逆来顺受，谅也不会给他造成什么威胁。但是，对于董卓手下的李、郭、樊、张这些拥兵自重的武装力量，也采取了绝对不肯饶恕的态度，甚至他们派人到长安求赦，这个王允也断然拒绝。他万万不曾想到，这种感情上的偏执，实际等于给自己挖了坟墓。
本来，他应该抓住有利时机，联络诸侯，稳定大局，巩固政权，徐图进展，但是，也许他对于牺牲貂蝉这样一位情有独钟的美人，造成了心灵巨大的创伤，这种不可遏止的报复情结，遂酿成汉代不可收拾之灾祸。他灭了一个董卓，结果，出来四个更野蛮凶恶的董卓，最后，他只有一死了之了，再无别的办法。
这就是偏执的悲剧了，其实，恶党固不可宥，遗孽亦不可留，但是大树倒，猢狲散，慢慢收拾是来得及的。大赦天下，独不赦李、郭、张、樊，为渊驱鱼，促其生变，乃王允所作出的最错误的决策；其次，对于蔡邕附卓，不问情由，必收狱论死，也不免太过分了些，于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不以为然。唆使李郭等杀进长安的贾诩，这位谋士所以出这个主意，站到王允的对立面去，能与他的偏执做法毫无关联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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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死谢国的王允（2）
一旦把很浓的感情因素，掺杂进决策中，失去应有的冷静，就要犯错误了。
回想一下历朝历代的许多失误，除了天灾，更多的还是人祸，如果决策人物能够摒弃主观感情上的好恶喜怒，更尊重客观规律，也许可以减少许多悲剧的发生。最怕统治者患了那种偏执狂，错了不认错，错了还说对，错了还要继续错下去，那必然给老百姓带来深重苦难。
话说回来，即使普通人，过分的偏执，恐怕也并非为人处世之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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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十（1）
曹操要和袁绍决一死战，信心不足。谋士郭嘉进十胜十败说，他分析了曹操拥有的十个优势及袁绍所具有的十个劣势。于是，才有曹操和袁绍的官渡之战。十，在中国人心目中，就是终极，完整，最后，圆满，无以复加，再也超不过了。
所以，到功德林吃斋饭，有一道菜通常是少不了的，那就是素什锦。所谓素什锦，就是用黄花，木耳，香蕈，豆丝，腐竹等主料，投入锅中，用香油炒制而成的素菜。但菜的成分，一定要够十种，才能算什锦。于是，胡萝卜，冬笋，青豌豆，香芹，面筋之类，也都是凑数入选之料。
外国人类似的菜，例如蔬菜沙拉，水果沙拉，也是用多种同类项的材料，混杂在一起，浇上沙拉油，端到桌上来的。但绝不会一定非要放进十种材料不可，多几种，少几种，是无所谓的。
对于“十”这个数字的过分在意，和过度的敏感，是纯属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十分的满意，十足的成色，十成的收获，十全十美的结果。“十”成了中国人心目中一种临界的极致境地。于是，扩而大之，中药的十全大补，中乐的十面埋伏，国画的十美图，古代人犯了罪的十恶不赦，连旧社会的上海，也一定要叫作十里洋场。这个十字，都意味着极限，再无法逾越了。
中国人喜欢十，讲十，十年寒窗，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十年辛苦不寻常，非一口咬定这个十不可。我不知道这样的绝对主义，形而上学的僵硬死板，是不是起到阻碍中国人思想的活跃以及开拓发展的不好作用？
已经达到了顶点，饱和，终结，完成的状态，人们还需要努力奋斗嘛？还有必要再去争取，再去开拓嘛？乾隆皇帝称自己为十全老人，因为他一生做了文治武功的十件大事以后，满足了。于是，从此也就没有什么作为了。
所以，对于中国人特别热爱的这个十，就要一分为二地看了。一定要到十，不达目的，不肯罢休，有其积极意义。但够了十，便不图十一，十二，不想取得更大进步，恐怕就有一点欠缺了。因为生活从来是不会停滞的，道路永远是向前的，人的生命没有结束，也不会有终点站的，所以，十，不能是努力的尽头。
这种十的情结，西方人一定不能理解。譬如杭州西湖的景致，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立下的规矩，一定要凑足到完整的十这个数字，才觉得圆满。所以，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西湖九景，也未听说过西湖十一景，一定是西湖十景，还画在折扇上，供游客选购。这样，大家也就受了十。于是，约定俗成，在全国所有能够构成景区的地方，都得想方设法找出十景，不够，挖空心思也编出十景来。
伦敦是古城，巴黎也是历史悠久的名都，但从来没见哪个英国人或法国人，编出伦敦十景，巴黎十景。
但北京，中国的首善之区，这十景当然更不用说是古已有之的了。“卢沟晓月”就是古都十景之一。那块石碑就立在卢沟桥的一端，是乾隆皇帝的御笔。这位皇帝的诗，写得不怎么样，但书法，却是不错的。由此可见，北京的十景是有年头的事了。所以，如今发展了的北京，自然更有新景的出现，为此，还征求群众意见，除去旧的十景外，另外再添新的十景。据说，已经定下来了，公诸报端。我不禁奇怪，选来选去，好像决策人还是跳不出中国人的老圈子，不能多，也不能少，仍是要十景。
为什么非十不可，决不会是为了记忆方便，还是着眼这个十的数目，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上。于是，划进这十景的是景，没划进的，哪怕再美丽再动人，也不算正式的景了。其实，北京城区里的二环、三环那些个巍峨秀美的立交桥，哪一座也称得起一景。逛过西湖的游客，或住在那湖光山色中的居民，谁不知道那“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子湖，触目的美景，俯拾即是，绝不止“柳浪闻莺”、“三潭印月”那十景的。
再譬如，选举十大杰出青年，投票十佳运动员，评定十大名模等活动，也必是以十来作为一个界限。其实，生活千变万化，人类千差万别，许多软指标的衡量标准，难免参差不齐。所以，评上的第十名和因为超过十而被淘汰的第十一名，说不定并无什么差异。同样，为了评足这个十的第十名，说不定倒是勉强凑数的。
说十（2）
这种非十不可的思路，是和中国人习惯于四平八稳的思维模式有关。十是完整，完整就好，如果不倡导实事求是的认真精神，就事论事的严谨态度，区别对待的工作方式，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而强求这个十的一致一统一律的话，也会有极端和绝对化之弊的。
是十就是十，不是十，就不一定非十不可，这才是讲求科学的为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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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贬吕布
《三国志》评吕布说：“有狮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覆，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从历史的角度，这个评价应该说是准确的。但是罗贯中笔下的吕布，作为一个文学人物，就不仅仅是个褒贬，也不必存在褒贬的问题了。因为读者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只有信与不信的两种选择。而对于文学人物，经读者的再创造，便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和见解，绝非简单的褒和贬可以概括的。每个读者眼中的文学人物，都盖有读者本人的印记。
所以，古典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以后，不大容易获得读者认同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读者自己脑海里的人物形象，和银幕屏幕上的编导所推出的人物形象，存在着差距的缘故。
吕布在历史中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然而在文学中，在读者头脑中，却又并不是完全被否定的人物。这也许是文学的力量吧？在所有吕布戏中，那白铠白袍的小生一出场，甚至成了后世无数观众心目中的英武潇洒的明星。所以说，吕布是这部小说起首部分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形象之一。
为什么吕布能得到读者的这份宽宥呢？
第一，他骁勇善战，几乎无人能打败他；第二，他和貂蝉，英雄美人，而且还是一个至死不渝的爱情至上主义者；第三，无论如何，是他杀掉了恶贯满盈的董卓，为民除害；第四，辕门射戟，是吕布一生中的峰巅之作，救了刘备一命。包括他不杀刘备家小，包括他怜妻惜女，都说明他的性格的不是太坏的一面。
加之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极易上当，陈登几句话一说，主意就变了。甚至为曹操把他视作“饥则为用，饱则荡去”的鹰犬，沾沾自喜。大概中国人害怕莫测高深，就比较喜欢这个单线条的吕布了。
《资治通鉴》卷六十二，记述了他辕门射戟的过程，这是正史，而非演义。由此可见他不是一个毫无心术的人，也会用计的。而此计之荒诞，很带有吕布的性格色彩，以一箭而定和战，旷古未闻，而此儿戏一般的主意，居然成功，说明吕布是有把握为刘备解除厄难的。但想不到刘备在白门楼上，“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一句话，却断送了吕布的命。
按老百姓的看法，刘备就很不够意思的了。他临死前目视刘备曰：“是儿最无信者！”“大耳儿，不记辕门射戟时耶？”这番斥责在读者心里，便把两人的分量称出来了。
其实，从去除眼前的劲敌看，借刀杀人，提醒曹操记取丁原、董卓的教训，这句话够毒的，也起到作用。但从长远的战略目标看，让曹操养虎遗患，对刘备可能更有利些。可见这一时期的刘备，还不是十分地具有雄图大略，远见卓识。给吕布留一条命，将来倒霉麻烦的，必是曹而不是刘，何必劝曹杀吕呢？太短见了。看他后来叮嘱关、张“勿犯曹公军令”这句话，充分表现了他当时的甘心居下的心态。说明刘备固有知曹的一面，也有畏曹的一面，更有不敢与曹角力的一面。
同样，那个陈宫也未免过于感情用事，因为捉放曹后，曹操杀了吕伯奢一家，说了那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名言，便对曹操恨之入骨，毫无圆通的可能。若是能够从长计议，权且劝吕布献城，难保曹操将来，不会成为董卓第二？因为对吕布来讲，背叛主子不过举手之劳，一点也不难的。如果那样，汉末的争霸局面，则未可预料了。
所以在读者印象里，吕布对于刘备，对于陈宫，并不太欠什么的，但确实是这两个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把吕布送上了断头台。因此，后世人对这位白衣白甲，手持方天画戟的将军，多一点同情，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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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鼓骂曹（1）
近代大学者陈寅恪先生说过：“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统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儒家思想。”所以，他杀崔琰，杀孔融，杀杨修，杀祢衡，从肉体上的摧破，是最彻底的消灭法了。
他先后杀掉好几位很有代表性的文人，那个祢衡，虽然不是他亲手处置的，但也是被他采取借刀杀人的办法，把这个击鼓骂他的文学新秀砍了头，账当然得算在他的名下。千古以来，这位大人物在迫害文化人方面的名声，是不算甚好的。因为作家有作品，有读者，有传之久远的可能，若非独夫民贼，一般的统治者，举起刀的时候，就得考虑考虑后果了。
其实，曹操算得上是个作家，而且还是大作家，他的诗文写得比崔、孔、杨三位，怕还要出色一些。至少可以说是气势非凡，大家风范，毛主席都赞他“东临碣石有遗篇”。但是，作家要收拾起作家来，自古以来，是不大温柔的。尤其是拥有一定权柄的作家，那生杀予夺的无情，是相当厉害的。因为，一旦处理什么事情，那嫉妒之心介入其中，就必然有扩大化和过头过火的弊端了。而文人的嫉妒，特别那些写不出或写不好作品的作家，则尤以为甚。下起刀子来，也必然是更心毒手辣的。
要用今天的医学观点看，汉末的这位文学新秀祢正平的表现，是有一点狂躁型精神方面病症的，这也是自负其才，而不得如其所愿的郁闷结果。他怀揣一张名片，来到许昌，以求闻达。大概本以为京华冠盖，一律要向他这位有可能获诺贝尔奖提名的新秀作家，脱帽致敬的。
这也是稍为有了一点成就的文人，马上就会自我膨胀，压根儿没有办法医治的毛病。在当今的文学界中，一下子把自己封成世界级的中国首席作家，印出帖子，到处广告，贻笑大方者，也是有的。
然而，直到祢衡这张名片在口袋里揣烂了，连名字的烫金也磨掉了，也无人买他的账。一是他看不上人，二是人也看不上他，“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后汉书·文苑传》），所以，他心理就不甚平衡，狂病也益发地加剧了。
“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政治文化中心。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步培植扩大势力，他的对立面自然也在网罗人才，积蓄力量。孔融一直是跟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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