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魂－－日本根性窥探-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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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王一个称号，授予了一颗刻有“汉委奴国王”5个大字的金印。这颗金印在1784年时于日本的九州福冈县志贺岛被发现，证明了《后汉书》记载的可靠性。
　　日本国王当时欣然接受了作为汉朝下属的“汉倭奴国王”称号，这说明日本对中国是充满敬仰的。在这之后，日本不断派使者到中国，而且还经常向中国的皇帝进贡奴隶。日本在此期间也从中国获得了很多好处，例如从中国引进了大量铁制农具、丝绸、剑、玉等等。
　　中国三国的时候，日本与曹魏有所往来，《三国志·魏志》的《东夷传》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日本的情况，其内容主要是当时日本的一些风俗人情。比如，在日本，如果哪家有人去世，这家人就要停丧10多天，在这段时间里不能吃肉，丧主要哭泣，而其他人要聚集在一起唱歌跳舞饮酒。在丧事结束之后，全家人都要到水中洗浴。又比如，日本人渡海来中国时，其中必有一人不可以梳头，不可以捉虱子，任衣服邋遢脏污，不可清洗。这个人还不能吃肉，不能接近女色，过着一种和死者同样的生活，被人们称为“持丧”。如果有人生病或是遇到灾害，就把罪过归到这个人的身上，怪他持丧不谨并且还会杀了他。《东夷传》还说，日本人在做大事之前，会先焚骨而卜，以占吉凶。
　　另外，《东夷传》还特别介绍了邪马台国。邪马台国是一个吞并了大约30个小国的大国。这个国家的国王是女王，叫卑弥呼。卑弥呼的年龄虽然不大，但是却没有结婚，她还有一个弟弟帮助她处理国事。卑弥呼在当上了国王之后，就很少见人，服侍她的婢女大约有千余人，而送食物和传递她的口令的人却只是一个男人。这个女王还十分擅长咒术，她可以利用宗教的权威统治国家。
　　日本是在公元3世纪的时候，出现了邪马台这样的大国，同时也出现了严格的阶级制度和租税、地方官制度。当时人们的主要谋生手段就是农业和渔业，宗教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无比重要。人们在做事之前都会占卜请神，问明吉凶，即便是丧葬和出使海外，也要按照一定的宗教仪式进行。
　　邪马台国女王的权力同样也是来自宗教，她是日本的宗教领袖—大祭司。“事鬼道，能惑众”，卑弥呼受到人民的尊敬，成为了女王并统治全国。在成为国王后，卑弥呼女王由于基本不见外人，所以保持了她作为宗教领袖的神秘性。后来的日本天皇，也像卑弥呼这般深居简出，维持着神秘性。
　　而她能够接受中国皇帝的封号和赐品，说明她对中国充满了尊重和仰慕，不过，她可能也是想借着中国皇帝的权威对本国进行统治。
　　在这个由女王统治的邪马台王国中，母系制度是支配王国的制度。王国在卑弥呼女王在死去之后，一度拥立男王，最后导致内乱爆发，后来卑弥呼的宗女当上了女王，局势才逐渐稳定下来，这说明母系制度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女人当王，众人服；男人当王，众人反。
　　日本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进入了大和时代。一个在本州中部的奈良平原在大和国建立，并且快速地发展了起来。不久之后，包括九州在内的很多地方都被征服，大和国到了公元5世纪左右，基本上统一了日本。可以说，如今的日本就是在大和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大和国的首领原本称为“大王”和“大君”，虽然大和国统一了日本，但是却和中国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完全不同，大和国首领的权力没有中国皇帝的权力大。“大王”对于其他各地的小国“国王”的权力依然承认，而他只是在这些人的权力之上行使间接的统治权，也就是说，“大王”是以诸小国的联盟的形式变成日本“天皇”的。
　　日本“大王”的权力和中国皇帝的权力是无法相比的，之后，由于“大王”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迅速增加，受其统治的朝廷势力也因此得到了强化，于是就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古代官僚体制，而造成这个制度的主要原因就是统治者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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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碰撞下的大和民族（4）
在公元4—6世纪的300年里，以畿内为中心，全国各地都建筑了众多巨大的墓—古坟，考古学家称这个时期为古坟时期。古坟的主要用途是埋葬天皇和贵族，古坟的形状是前方后圆，高度一般是7到8米，在古坟的四周还会埋有土制的明器，包括男女侍从、牲畜等等，在坟内也有大量的殉葬品，包括金、银、铜制的武器，玉器和铜镜等等，另外还有来自中国和朝鲜的奢侈品。
　　大阪府是最大的一座古坟，它修建于公元4世纪末到公元5世纪，据说是仁德天皇的陵墓。古坟的规模十分宏大，主轴长为480米，高为33米，总面积是46万平方米。修建这种大规模的古墓至少需要1000人花4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古墓面积的大小和统治者的权力是有一定关系的，同时，现代人也能从古墓的规模中看出当时的生产力。中国和朝鲜的铁制器具和新技术在传入日本后，很快就被当时的统治者垄断，他们不但凭借着这些先进器具提高了自己领地的生产力，还扩充了自己的权力。
　　朝鲜半岛是日本学习、借鉴汉文化的桥梁，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通过朝鲜才曲曲折折地传入日本的。朝鲜半岛是离日本列岛最近的大陆。早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日本还没有完成统一，大和政权当时就已经侵入了朝鲜半岛，并且占领了南部的任那（今釜山、海州一带），随后，以任那为据点，向北方不断扩张。
　　大和政权之所以要侵略朝鲜半岛，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学习大陆的先进文明，以及趁机掠夺朝鲜的铁资源。对于日本来说，发展文化和补充缺乏的资源是当时最重要的任务。不过，正是因为这次侵略，日本统治者对外扩张的侵略性被暴露出来，引起了邻国的警惕。日本通过朝鲜半岛不仅学习到了大量的科学技术，同时还吸收了大量精神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日本人的思想。
　　在古坟的陪葬品中就发现了大量大陆之物，其中包括中国南北朝时期的铜镜或是仿制的铜镜、金冠、金银耳饰、银寻钏、刀环、环头大刀等工艺品，以及使用新传入的先进技术烧制而出的陶器。
　　当时的日本人还不知道文字为何物，但在学习大陆文化之后，日本开始使用汉字记录，同时他们还接受了中国的阴阳术、天文学等知识。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日本又通过朝鲜学习了中国的儒学经典和中国佛教等等。大和朝廷权力的强化，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得利于大陆文化的影响。
　　当时的大和朝廷虽然拥有了汉化的背景，但骨子里却依然是日本式的。在日本，被称为“氏”的、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豪族组织，依然拥有很大的权力，这些豪族组织拥有被称为“田庄”和“部曲”的土地和人民，以及被称作“奴”的奴隶。而各氏的首领氏上一般在朝廷做官。朝廷对各氏也会给予“臣”、“连”、“君”、“直”、“首”等表示身份的称号，其中实力最大的氏上，则会担任“大臣”、“大连”等职务，负责掌管朝廷政务，而地方上的豪族组织则会被授予“国造”、“县主”的称号，他们主要负责管理地方事务。
　　在朝廷中还有被称为“伴造”的直属氏，直属氏主要负责朝廷的警备和祭祀等工作。“伴造”还负责管理被称为“伴”或“品部”的人民。
　　公元5世纪左右，当时的大和朝廷为了加强“大王”的权力，在各地增加设立了被称为“名代”、“子代”的直属民和被称为“屯仓”的直辖领地。另外，大和朝廷还把从大陆移居到日本的“归化人”组织起来，成立了被称为“服部”、“陶部”的专业集团，让这些“归化人”使用大陆的先进技术从事某些手工业生产工作。
　　公元6世纪后期，日本周边的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分裂的局面已经结束，中国在公元589年建立了统一的隋朝。朝鲜出现了新罗国，占领任那的日本人也被赶出了朝鲜。
　　日本国内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次发生了反朝廷的豪族叛乱。公元593年，日本历史上有“圣人”之称的圣德太子被姑母推古天皇任命为“摄政”，并掌管朝政。圣德太子对大陆的先进文明和佛教都十分崇拜，当时他的政权统治面临空前的危机，于是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大和朝廷比以往更热切地吸收起大陆的先进文化。
　　对朝政进行的改革是圣德太子最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圣德太子的朝政改革被称为“推古朝改革”，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中国的儒学，其中“天命观”、“王土王民”、“德治”、“仁政”等思想最为重要。
　　公元603年12月时，圣德太子制定了《冠位十二阶》，使用儒家的“德、仁、礼、信、义、智”代表官吏位阶的高低，同时还规定了爵位的授予和晋升必须按照个人的功勋大小决定。这样的规定很明显是模仿了中国的官僚制度。圣德太子在第二年的时候，还公布了他亲自制定的《十七条宪法》。
　　《十七条宪法》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法，而是对官吏的道德训诫，在宪法中有很多内容的出处都来自中国儒家。例如第12条说的“国非二君，民无二主，率士兆民，以王为主”就是套用《诗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及《孟子》的“天无双日，民无二主”。
　　圣德太子很明显是按照儒家的思想“王土王民”去实现天皇最高土地所有制的，同时他还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十七条宪法》还依照中国儒家的“德治”、“仁政”思想和法家的“法治”思想对社会秩序的“君、臣、民”的关系准则进行了规定。例如第三条的“君言臣承”、第六条的：“忠于君”、“仁于民”还有第四条的要求“以礼为本”、第5条的“明辨诉讼”、第15条的“背私向公”和“使民以时”等等。
　　圣德太子对朝廷的改革正好适应了日本当时由豪族联合政权向统一国家过渡的需要，并且打击了豪族的势力，强化了天皇的权力，“大王”的称号据说就是在当时被天皇所代替的。
　　可惜的是，圣德太子实施的改革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效果。不过，改革激起了日本人学习中国文化的强烈欲望，也算得上意外的收获。中国和日本的交往明显有所加强。圣德太子在公元607年时，派遣小野妹子以遣隋使的身份出使隋朝。根据《隋书》记载显示，使者向中国皇帝递交的国书和过去日本使者递交的国书是不同的。在过去是以臣属的身份，而这次却是以对等的身份，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日本人在学习中国文化的同时，越来越希望拥有和中国相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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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碰撞下的大和民族（5）
不过，日本人的这个愿望并没有削弱日本人对中国的崇拜。而统一的隋朝使日本人的崇拜之心更加强烈，日本人学习中国的速度逐渐加快。第二年，圣德太子再次派遣了很多留学生、留学僧去中国。这些日本留学生和留学僧在中国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学习了很多中国的文化，而中国的隋炀帝也派了一些使者东渡日本，当作对日本遣隋使的回礼。
　　纵览整个世界，像日本这样大规模地引进先进文化的行动非常少见，西方世界从未发生过。日本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就是因为日本民族好学的精神以及日本统治者的卓越眼光。
　　当然，外部的条件也不可忽视，若不是中国文明拥有强大魅力，日本人也不会对中国无比崇拜。如果没有中国这个优秀的老师，日本也不会成为如今优秀的学生。
　　中华文明非常看重政治的团结，直到今天都是如此，而古代的日本人和其他国家的东亚人也对中国这种“政治高于一切”的观念表示认同。日本在接受了这个观念之后，还希望把他们神化的领袖变成中国式的世俗统治者。日本的天皇神化就是深受中国影响的表现，天皇这个称号就来源于中国。
　　天皇称号来自道教，是由中国道教的“天皇大帝”简化而来的，另外天皇执掌天下的象征—铜镜和剑也恰好是道教作法时使用的神器。在中国，“皇”和“帝”都是上帝的称呼，而秦始皇把二者合而为一，当作了自己的称号，以显示至高无上的地位。
　　道教中的“天皇大帝”或“玉皇大帝”只是给皇帝加上了一个形容词，不过是为了把天上和人间的两个皇帝区分开来，道教这样的称呼和秦始皇的本意并不一样。
　　秦始皇称自己为皇帝，就是为了要成为人间和天上的统治者。日本人没有用皇帝而用了天皇，则可能是因为他们明白皇帝不能一身二任，皇帝只能统治世间，没有神秘性存在，但日本的统治者不仅是世俗领袖，同时还是宗教的领袖，必须拥有神秘性，因此日本就采用了具有神圣含义的天皇称号。
　　天皇大帝在道教中是神仙的领袖、上帝。日本的天皇在日本人的心中就是日本的神，传说中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是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直系后裔。
　　日本的天皇要比中国的皇帝更为神圣，中国的皇帝是轮流继承，而日本的天皇则是万世一系。祭祀在中国虽然也受到皇帝的重视，但是儒家是不妄言鬼神的，皇帝统治的是世俗，他并不是宗教的领袖。而日本的天皇则既是宗教的领袖，也是日本神道教的大祭司。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才实行了政教分离，所以日本天皇的神圣地位是无法取代的，这也是日本不像中国经常出现人民起义的原因。由于日本人比较老实，所以除了皇室成员，并没有人觊觎天皇的位置。
　　另外，日本还模仿了中国都城的模样建立了日本的都城。日本原本并没有都城，日本的第一座都城就是大化革新之后在大和地区建立的平城，也就是如今的奈良。在这个城市中无论是布局还是房屋都是模仿中国唐朝长安城建设的，由于在公元710年至784年之间，平城一直是都城，所以很多历史学家称这个时期为奈良时期。
　　公元794年，日本人在大和北边的一个小平原上，建立了名叫平安的都城，即日本第二个首都。平安都城之后改名为京都，这里城市的布局和奈良城基本一样，都以皇宫和政府机关为中心，都采取了棋盘式格局。
　　日本的天皇制几乎把唐朝的东西全都学过了，不论政治、经济制度，甚至法律典章也模仿过来。日本原本只有习惯法，没有成文法，但是由于看到中国法律的完备，日本于是制订了抄自唐律的长达1500条的成文法体系。
　　除了天皇制度，古代日本人的宗教信仰也同样受到了中国的影响。日本人最早信仰的是祖先和自然，他们当时的信仰和其他民族的信仰基本一样，但是后来由于日本吸收了儒、释、道的一些教义，于是日本就出现了神道观念。即使在今天，神道教的很多活动也依然出现在日本人的生活中。
　　日本人的敬神和崇祖是结合在一起的，日本人崇拜自然的思想和道家的思想十分相似。神道的主要活动就是祭祀，而祭祀主要有两项内容：一个是感谢自然和神的赐予，另一个是祈求神的保佑。其中春祭和秋祭是最重要的祭祀，早期的祭祀活动并没有固定场所，更没有神殿，但是后来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于是日本建立了固定的祭祀神社。
　　在日本祭祀神社的正殿上，也会有神像盘坐，这个和佛教是一样的。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