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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忍细看(非全本)-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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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视而不见。所以，上海话里的“老娘舅”，其实是一句貌似恭谨的贬义词。现在，这位挺麻烦、挺不好对付的老先生，让刘希夷摊上了。
至少，他应该晓得，这位老娘舅，基本上是个马屁精呀！只不过因为此人甚不讲究口腔卫生，那时，又找不到什么口香糖，可以稍稍遮住口臭，因此，女皇武则天对他不感兴趣，何况他并非小白脸。他拍不上武则天，退而求其次，拍武则天的情人张易之。大唐王朝，是个诗歌王朝，张易之做了莫名其妙的“控鹤史”这个官，总得有两首诗临场朗诵才是。宋之问就是凭借写诗献媚，以此混饭吃的。当娘舅的一看外甥这首好诗，连呼精彩；尤其“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一联，让他拍案叫绝，“真亏你想得出来。”接着，便拉下那张老脸，对刘希夷说，“我的贤外甥啊，你的这首诗就留在我这里吧？”
“舅舅，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还用问，此诗以后就算是舅舅的作品了。”
“那怎么行！”刘希夷不甘心被他仗势强蛮的舅舅蹂躏，说什么也不给老诗人这个面子。《唐才子传》载：“舅宋之问苦爱后一联，知其未传于人，恳求之，许而竟不与。之问怒其诳己，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时未及三十，人悉怜之。”
起初，我不大相信野史所说，后来，细细琢磨宋之问一生不怎么光明磊落的行状，倒也有可能干出这种事来。
《新唐书》载他“倾心媚附（武后宠幸的）张易之，所赋诸篇，尽之问、（刘）朝隐所为，至为易之奉溺器。”看来，他给别人当枪手惯了，窃别人的劳动成果为己有，也就顺手牵羊，不以为意了。《旧唐书》载他“及易之等败，左迁陇州参军，未几逃归，还匿于洛阳人张仲之家。仲子与驸马都尉王同皎等谋杀武三思，之问令兄子发其事以自赎，及同皎等获罪，起之问为鸿胪主簿，由此深为义士所讥。”从他捧着尿壶、尾随权贵的表演看，从他背叛朋友、出卖灵魂的行径看，把自己的外甥干掉，夺得这首诗的版权，并不是不可能的。
“文人相轻”一旦到了“文人相嫉”的地步，尤其那些才情不如人，功力不如人，又不甘心不如人，更不服气不如人，一定要在文坛上出个头、露个脸的诗人、作家、评论家，以及什么也不是的文学活动家，恰巧手中握有一点权力，拥有一点本钱，在嫉妒心的邪念驱使下，便可能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地干掉对手了。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隋炀帝了。这个花花公子，酒色财气，香车美人，没有他所未曾拥有的，可他并不满足。觉得自己在文学的声望上，他还未能拔尖领先，登峰造极，而且，居然还有不逊于他的，或稍胜于他的，那还得了？据唐人刘所著的《隋唐嘉话》载：“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燕衔泥”否？’”又，“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
其实，宋之问已经获得了为上司、为领导，捧尿壶随侍左右的光荣，说明他在权力场中，既是能够出入客厅，也是能够进得卧室的核心人物。尿壶只有一个，犹如官印只有一枚，让你拿着，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任？而随着这种不避隐私的信任，将会有什么样的灿烂前景，肯定是不可限量的了。我估计，当他捧着那骚哄哄的尿壶，随控鹤史张易之身后走过来，一脸骄矜之色，是可想而知的。从当代那些捧尿壶的同行表情，以今观古，大概###不离十。
看来，文人的胃口还是真够大的，鱼和熊掌，哪个都不想落下。这个尿壶诗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外甥弄死，是不是受到隋炀帝杀薛道衡和王胄的启发？不得而知。但是，杨广杀掉文学对手以后，第一，他的诗就写得有长进，独占鳌头了吗？第二，他一只手能掩住当时人的嘴，能挡得住历史的判决吗？
文人相轻，或许无妨，文人相嫉，而且搞小动作或大动作，便是切戒的事情了。若真像隋炀帝或宋之问那样干掉自己的文学对手，也许你有可能赢得一时，但是你却百分百地失掉了永远。算算这笔账，也许会感到划不来的。
朱熹的沉浮人生
佚 名
一代大儒朱熹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名人，世界的名人，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人们用这样的话来赞美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确实是当之无愧的。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华访问时，毛泽东主席把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国礼赠送给田中首相，反映了中日双方对于朱熹这位古人推崇备至的心态。“朱子学”在日本有着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不少学者在精心研读《朱子语类》，完全采用汉代“章句之学”的方法，从文字训诂入手，句读、注释、翻译，再诠释它的精义。那种崇拜和严谨的态度，决不逊色于任何一位中国学者。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国际学术界认为，朱熹是把孔孟儒学在新基础上建立哲学体系的最重要的人物，他的思想在15世纪影响朝鲜，16世纪影响日本，17世纪引起欧洲的注意，1714年在欧洲翻译出版了《朱子全书》。在西方汉学家看来，他的方法论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唯理论，他对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阿奎那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
然而，这样一位大师，在生前却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当朝用莫须有的罪名——“伪学逆党”，打倒在地，弄得狼狈不堪，斯文扫地，含恨去世。这是善良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何故？一言以蔽之，两个字：政治！
不妨从头说起。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取进士，此后担任过一些地方官，但是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儒学。他向程颢的再传弟子李侗学习程学，形成了与汉唐经学不同的儒学体系，后人称为理学、道学或新儒学，完成了儒学的复兴。他创办了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培养学生，普及儒学。他的道德学问受到人们敬仰，流传、渗透于社会每一个角落。
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并非关于“理”与“气”的深奥哲理，而是通俗的儒学教化。他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加以具体化、通俗化，构建了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编著《四书集注》，重新诠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使得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为此，他特别致力于编写童蒙读本，例如《小学集注》、《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日常言行、生活习惯，提出道德规范。比如说：
——穿衣：要颈紧，腰紧，脚紧；
——说话：凡为人子弟，必须低声下气，语言详缓；
——读书：要端正身体，面对书册，详缓看字；
——饮食：在长辈面前，必须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
这些规矩在今天的“新新人类”看来，似乎过于迂腐、苛刻，其实不然。如果连日常生活细节的良好习惯都难以养成，那还谈什么“修身齐家”，更遑论“治国平天下”了。
这样一位令人敬仰的大师，朝廷出于政治考虑，对他进行严厉的打压、禁锢，成为南宋文化思想界引人注目的咄咄怪事。在中国历史上，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锢一个学派、一种学说，屡见不鲜，它并非学术之争，而是排斥异己的###。
对朱熹的禁锢也是如此。因为他主张，南宋王朝以临安（杭州）为首都是不利于发展的，应该迁都到长江边上的南京，与上游的武昌遥相呼应，以便伺机光复中原。这就是他时常讲的“修政事，攘夷狄”、“复中原，灭仇虏”，这种激进主张得罪了那些习惯于偏安、妥协的当权派。朱熹嫉恶如仇，看不惯当时官场的###，曾经连上6本奏疏，弹劾贪赃枉法的台州知府唐仲友。唐仲友的姻亲、宰相王淮授意吏部尚书郑丙攻击朱熹，说什么“近世士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宋孝宗轻信此言，“道学”从此成为一个政治罪状，贻祸后世。宋宁宗即位后，朱熹提醒皇帝防止左右大臣窃权，引起专擅朝政的韩胄嫉恨，把朱熹的道学诬蔑为“伪学”。朝廷大臣忌惮社会舆论，不敢过分谴责朱熹。韩胄指使亲信、监察御史沈继祖捏造朱熹的罪状——霸占友人的家财、引诱两个尼姑做自己的小妾，诋毁朱熹的名誉，把一贯清正廉洁的朱熹搞得声名狼藉。从此以后，政坛上对朱熹的攻击一天比一天厉害，甚至有人公然叫嚣要处死朱熹。
如此沉重的政治高压之下，心力交瘁的朱老夫子不得不违心地向皇帝检讨，无可奈何地承认强加于他的罪状：“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为了显示认罪态度的诚恳，他被迫说了一句最不该说的话：“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
在政治风潮的席卷之下，他的门生朋友惶惶不可终日，特立独行者隐居于山间林下；见风使舵者改换门庭，不再踏进朱熹家门；更有甚者，变易衣冠，狎游市肆，标榜自己并非朱熹一党。
朝廷竟然罗织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伪学逆党”，一共59人，朱熹便是这个“伪学逆党”的首领。
庆元六年（1200年），朱老夫子在孤独、凄凉的病榻上与世长辞。
对于他的死，朝廷提心吊胆，严加防范，唯恐他的门生朋友在开追悼会的时候，“妄谈时人短长，谬议时政得失”。
这场冤案，终于在9年之后得到昭雪。朝廷为朱熹###，恢复名誉，追赠官衔，公开声明他的学说并非“伪学”，他的门生朋友并非“逆党”。后来，宋理宗发布诏书，追赠朱熹为太师、信国公，提倡学习他的《四书集注》。此后，朱熹学说作为官方学说，成为声势隆盛的显学，流传数百年而不衰。
变化之剧烈令人难以置信！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让人禁不住唏嘘叹息。
饿死蔡京
李国文
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之六载：
“有士大夫于京师买一妾，自言是蔡太师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辞以不能。诘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为不能作包子？’对曰：‘妾乃包子厨中缕葱丝者也。’”
这个蔡太师，就是北宋末期的大臣蔡京。
我们在《水浒传》、在《金瓶梅》、在《大宋宣和遗事》这三部古典白话小说里，都读到了他。一般来讲，历史人物都在史籍中存在着，而他却进入口述文学的话本范畴，被说话人予以演义，说明这个人物值得关注。
这个曾经拥有天大的权力，曾经贪下天大的财产，曾经陪着那个混账帝王宋徽宗，将北宋王朝玩到亡国的，坏得不能再坏的败类，最后的下场，却是谁也无法想象得到，竟活活地被饿死了。这样的一个离奇情节，着实匪夷所思。与罗大经这则随笔所述及的，其侈糜豪富，其穷奢极欲，其享尽荣华富贵的一生，反差之强烈，对比之悬殊，令人咋舌。
这真让人不得不信世间确有“因果报应”这一说了。
如果厨娘所言为实，可想而知，太师府的厨房里，有缕葱丝者，那也必有剥蒜头者，择韭菜者，切生姜者的各色人等，是毫无疑问的了。连料理佐料这般粗活，都如此专业化分工，以此类推，红案白案，酒水小吃，锅碗瓢勺，油盐酱醋，更不知该有多少厨师、帮手、采买、杂工，在围着他的这张嘴转。即使当下一个五星级大饭店的餐饮部门，也未必细到连缕葱丝都专人负责。由此可见，这位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权奸，也是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巨贪。在其当朝柄政，权倾天下，为非作恶，丧心病狂之际，那###堕落、淫奢糜烂的程度，到了何等地步。
一般来讲，害虫的出现，不奇怪，封建社会是一人说了算的官僚政权，是毫无监督的专制统治，从来就是滋生贪官污吏的土壤，而大的害虫出现，还得要有一个纵容、支持、包庇，给他们撑开保护伞的最高统治者。没有皇帝撑腰，这些权奸，不可能一手遮天，嚣张一世的。因此，只要提起蔡京，就得涉及赵佶。而说到昏君宋徽宗，短不了要牵扯到奸臣蔡太师。他俩像一根线拴的两只蚱蜢，难拆难分，谁也离不了谁。
蔡京（1047…1126），福建仙游人，字元长，为徽宗朝“六贼”之首。“元更化”时，他力挺保守派司马光废免役法，获重用。绍圣初，又力挺变法派章变行免役法，继续获重用。首鼠两端，投机倒把，是个被人不齿的机会主义分子。徽宗即位，因其名声太臭，被劾削位，居杭州。
适宦官童贯搜寻书画珍奇南下，蔡京变着法儿笼络这位内廷供奉，得以重新入相。从此，赵佶像吃了他的迷魂药一样，言出必从，计无不售。从此，无论蔡京如何打击异己，排斥忠良，窃弄权柄，恣为奸利，宋徽宗总是宠信有加，不以为疑。
所以，朝廷中每一次的反蔡风潮掀起，宋徽宗虽然迫于情势，不得不降黜一下，外放一下，以抚平民意，但总是很快地官复原职。从他登基的崇宁元年（1102年），任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起，到靖康元年（1126年）罢其官爵止，二十多年里，赵佶四次罢免了他，又四次起用了他。最后，蔡京年已八十，耳背目昏，步履蹒跚，赵佶还倚重这个老年痴呆症患者，直到自己退位。
任何一位领导人，轻信失察、用人不当的事，难免发生。看错了人，看走了眼，被假象蒙蔽，作错误决策，把处理品当优等货，把三类苗当好庄稼，把伪君子当正派人，把野心家当接班者，这都是可能的。但通常，可一可二不可三，宋徽宗甚至于四，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实在是不可救药了。
一个好皇帝，碰上一个不好的宰相，国家也许不会出问题；一个不好的皇帝，碰上一个好宰相，国家也许同样不会出问题；但一个不好的皇帝，碰上了一个不好的宰相，那这个国家就必出问题不可。北宋之亡，固然亡在不好的皇帝赵佶手里，也是亡在这个不好的宰相手里。
北方的金兵，铺天盖地而来，赵佶逊位了，当太上皇，让他儿子赵桓，也就是钦宗登基接位。弹劾蔡京的奏章，如雪片飞来。其中以孙觌的上疏，最为深刻全面：“自古书传所记，巨奸老恶，未有如京之甚者。太上皇屡因人言，灼见奸欺，凡四罢免，而近小人，相为唇齿，惟恐失去凭依，故营护壅蔽，既去复用，京益蹇然。自谓羽翼已成，根深蒂固，是以凶焰益张，复出为恶。倡导边隙，挑拨兵端，连起大狱，报及睚眦。怨气充塞，上干阴阳，水旱连年，赤地千里，盗贼遍野，白骨如山，人心携贰，天下解体，敌人乘虚鼓行，如入无人之境。”（据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
这份参奏的对象，与其说是蔡京，毋宁说是赵佶。
宋徽宗作为文人，诗词一流，绘画一流，连他的书法，所创造出来的“瘦金体”，也是一流。作为皇帝，却是末流，而且是末流中的末流。因为中国老百姓，不需要一个会画画、会写诗、会弹琴的皇帝，而是需要一个不给老百姓制造灾难的统治者。所以，民间文学对这位亡国之君，口碑从来不佳。
《水浒传》第二回，有一段介绍，说赵佶“乃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见掌东驾，排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琴棋书画，儒释道教，无所不通，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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