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遗事-第1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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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咱们刺激了他，恕我不客气说一句，都是腐儒陋见！”
　　“何以见得？”神宗并没有疑问，不过是要引他说下去罢了。
　　“就说招降，西夏从来就是这么干的。陛下知道，大宋兵丁，内地是不如边境的。”
　　“朕知道。”
　　“边境上的弓箭手与熟番，亦农亦兵，在我大宋最有战斗力。西夏就始终盯着这一部分人，总是千方百计引诱他们，甚至胁迫他们叛逃。他们这样干，不就是为了削弱我大宋？什么时候他们怕刺激我们，就不干了？”师正已经有些忘形，竟像是在质问神宗了。神宗倒也不计较，只是聚精会神听他说下去。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给他来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师正仍然没有改变他的质问口气。
　　“该！”神宗也进入角色了。
　　“所以，我们也要招降纳叛，而且挑他最强的一部分人。横山一族，能征惯战，招降了他们，我们就有了攻夏的先锋，就能如虎添翼。这个口子不但不能收，还要越开越大，直到收复西夏全境。”师正越说越亢奋，都有些手舞足蹈了。
　　“对，该这么办！”神宗也有些忘形了。
　　师正吓了一跳，这才发觉自己有些离谱，赶紧赔罪道：“陛下恕罪，微臣刚才有些失礼了！”
　　神宗反倒蒙了：“你说得很好，哪儿失礼了？”
　　到两个人都明白过来，又全都笑了。
　　跟着，神宗又问了不少财政经济、民情风俗及攻守防卫等有关边境事情，师正也一一作了回答。谈到朝政，神宗又问：“韩琦离开朝廷，什么人可以主政，爱卿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什么人可以主政？”师正沉吟着说：“这我没有仔细想过，也不太了解情况，怕说不好！”
　　“想到就说嘛，这不是在闲聊吗？不反复考虑，也有不反复考虑的好处。不带杂质，更直截了当，可能更真纯，更有见地。”神宗鼓励说。
　　“皇上圣明。这会儿微臣脑子里没有第二个人，只有王安石。”师正终于不再迟疑。
　　“能说说理由吗？”神宗问。
　　“也就是一种直觉吧！仓促之间，微臣很难说出什么系统的道道！他是学问文章大家，就是陛下怕也读过他不少著作，这用不着说。他力主变革，文章与奏章上也有，皇上肯定比微臣更熟悉。我要说的只是直觉印象。差不多七八年前他任度支判官，曾去西北相度牧马，我们有过一面之缘，那时我就认定他是个担纲大政的人了。人的精干魄力等等且不必说，自然是一等一的，但大臣里面或许也还有人能与他一争高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经济的重视与透彻了解，从《周礼》到《易》经，到《洪范》，到《汉书》，一直到近代，理论实践，典章制度，无不了了分明。微臣为官也有些年头了，阅人不能算少，可直到现在，朝野上下，我还没见到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重视经济、了解经济的。别的且不说，目下国家财窘民穷，理财是第一要务，光冲这一点，也该用他力挽狂澜！”提起王安石，师正竟像有说不完的话，一开口就滔滔不绝了。
　　话到末梢，他终于又想起一件事情，赶紧补充道：“圣上明察。当年王安石对我虽有举荐之恩，可微臣这话丝毫没有夹杂个人恩怨，朝野应该是有公论的。”
　　神宗笑道：“爱卿不必解释，朕知道你说的是实话。你放心，王安石，朕是要大用的！你回去，只管大胆做事。有什么见地，可以随时上实封或密折给朕。陕西一线，朕就仰仗爱卿了！”
　　师正自然无限感戴圣上的信任。他回到陕西不久，就有了收复绥州的事。绥州是唐代的老名，大宋后来改成绥德军了。
　　驻守绥州的，是西夏将军嵬名山和他的部落，也是横山族人。连年战争，大宋都拖不起，小小一个西夏当然更不堪重负，除了既得利益集团，谁都厌战。横山是西夏的一块风水宝地，粮草税收等全指望它；横山族人因为生活富足，能征善战，是西夏无可替代的生力军。既处处高人一筹，有形无形的优越感，也就不能不让非横山族人想入非非了。横山又紧靠大宋，受大宋影响也最大。大宋也确实没少打横山的主意。庆历初年前后，不是有两路并出横山的计划吗？原因之一，就是瞅准了西夏的这个聚宝盆，认为一旦占领横山，西夏没了财源，就一定会不战自败。所有这些凑在一起，谅祚对于横山族实在又爱又怕。有消息说，他已经准备将横山族人全部迁往兴庆府以西。那儿可是大沙漠呀，迁过去还怎么活！厌战加上被歧视，尤其是害怕真的被迁往沙漠，横山族人的心里如何能够平静！作为他们的首领，嵬名山也就不能不常常思考一个问题了：是不是应该投降大宋？
　　这种情绪，当然会感染他身边的人。他自己还在犹豫，他的弟弟夷山，却率先向钟谔投降了。有这个空子可钻，钟谔当然抓住不放，专门给了他一只金盂，让夷山回去策反哥哥。夷山先用金盂买通了嵬名山的贴身心腹李文喜，让他做内应。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只等机会收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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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六十四回（3）
这么大的事情，当然要报告延州主帅——钟谔担任清涧城主将，还是他推荐的呢！
　　主帅一听，脸都吓白了：“嵬名山可不比朱令陵，他是一军之将，你可不要乱来！”
　　钟谔自然觉着奇怪：“越大，策反才越有价值呵！大帅怎么啦？”
　　主帅叹了一口气：“唉，你是不知道利害呵！”跟着，便将二三十年前赵山遇如何投降、又如何被送回去乱箭射死，以及朝廷如何明令禁止招纳降将等事，如此这般详细说了一遍。临了，又毫不通融地说：“这事关系太大，没有朝廷钦命，你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这事儿，钟谔与延州主帅都向师正汇报了。师正毫不含糊地支持钟谔：“不必犹疑。赵山遇兄弟的事我也知道，当时就错了，还要让它影响现在！不过，这是大事，主帅慎重也是对的。我们先向朝廷请示一下，估计不会有问题。等朝廷批复之后，咱们再采取行动。”
　　师正当时就派了一个亲信幕僚，带上表章去了朝廷。司马光当年在麟州，因为窟野河的事是吃过大亏的，提到西夏就有点发怵。风闻之后，当时就求见皇上劝道：“千万不要接纳嵬名山！他们根本对付不了谅祚！就是侥幸灭了谅祚，他自己不会成为一个新的谅祚吗？朝廷何利之有？要是败了，他们必然会引兵南来。朝廷让他们入境，还是不让他们入境？怎么着都会失信于人：不是失信于谅祚，就是失信于嵬名山。要是嵬名山不能入境，他就会带着人马在边境上闹事，成为第二个侯景。陛下想想，那该多么可怕！”
　　侯景是南北朝人，先是北魏将军，后来投降梁朝，又造反称帝，逼死了梁武帝萧衍，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侯景之乱。司马光拿他吓唬神宗，不是胡来吗？这一套，神宗已经领教过好多次了，只好淡淡一笑：“爱卿说的朕已经知道了，朝廷自有主张。”
　　什么主张？当然是同意薛向受降了。而且，神宗还觉着延州主帅办事不力，干脆将他调到别的州去了。枢密使文彦博、吕公弼虽然也都不赞成，却也同样没能说服神宗。
　　前线的情况瞬息万变，等诏书已经来不及了。也不知道谅祚是不是有所察觉，突然要将嵬名山调离绥州。钟谔得到消息，当机立断，带着人马风驰电掣赶到嵬名山的驻地，将他的营帐团团包围起来。嵬名山还在梦里！他扯着枪就要出来交战，好歹被夷山与李文喜拦住了。李文喜的怀里，还抱着那只金盂呢！既知道情况，心里原来也有过想法，嵬名山也就顺水推舟投降了。一共带过来三百多个酋长，一万五千多户百姓，光兵将就有一万多人。
　　不费一箭一枪，绥州就这么收复了！照钟谔的意思，要就地筑一座城池，作为绥州未来的永久治城。还没动手，就接到延州主帅的命令：要他立刻撤回清涧城，等候处理。没有命令，擅自行动，这还得了？自认为收复一州，可以将功折罪，那是做梦！
　　军令如山，钟谔只好带着人马南撤。刚撤回怀宁，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钟谔还在梳头呢，西夏四五万人马就围过来了。钟谔让嵬名山带着横山兵，乘西夏人立足未稳猛地一冲，先抢占了有利地形。跟着，就立寨闭门再不出去了，只用一部分老弱残兵摆在寨门口，以作骄兵之计。到瞅准西夏人都懈怠了，钟谔自己居中，兵分三路，突然杀了出来。西夏人措手不及，只好狼狈逃窜。钟谔领着三军一直追了二十多里，斩获无数，才收兵回营了。
　　既然得胜，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带着将士们修起了绥州城。亏他这一胜一修，绥州到底真正归了大宋了。
　　尽管如此，擅自出兵、修城的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延州主帅已经安排人去逮捕钟谔。正在这个当口，皇上的圣旨到了：同意钟谔受降，主帅则与秦凤路主帅郭逵对调。钟谔总算暂时躲过了一劫。
　　但京城里面的那些官儿，还是不依不饶，交章弹劾。无非是说政令事大，土地得失事小。政令是国家的根本，靠它无国可以有国，没它有国也会覆亡。塞外一个荒州的得失，怎么能抵得上擅兴边事的大罪？请朝廷一定严惩钟谔。薛向自然要上书为钟谔辩护，那理由也很充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原就是为的前线瞬息万变，给将军们充分发挥智慧才干留下余地。钟谔舍身为国，何罪之有？何况，此次受降，原是皇上成命在先，只是尚未及时送达而已。即便这些都不算数，他一举收复失州，成就了近百年来绝无仅有的第一大功，就是天大的罪孽，也该可以将功折罪！有大功而受罚，今后谁还敢替国家出头！神宗当然向着薛向、钟谔，又有事实及功绩可以说嘴，这一波攻击也被化解了。
　　但这事并没有完。到保安军知军杨定等出事，该算的账还是算了。
　　西夏失了绥州，当然不能就这么罢休。他们将沿边各军州的官儿们认真排了一下队，最后选定了保安军。先是在边境闹事，抓了若干边民；然后又通知保安军，请知军大人到边境那边协商，以便和平解决冲突。知军杨定想都没想，就带着几个人过去了。人一过去，就被他们绑起来砍了。问他们理由，他们倒也干脆：“这叫一报还一报。得了我的绥州，不能没有代价！”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大宋的逻辑，竟与西夏一模一样：也将保安军的账，上在了绥州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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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六十四回（4）
最解恨的，当然是发兵###。可却害怕国力不济，北面且有契丹虎视眈眈，不好随意开动干戈。历来对于外侮，没有办法雪耻除恨，就在国内寻找替罪羊，这是唯一最简便、也最痛快的出气方式。先前找账算的那一帮官儿，又重新开始征伐了：不但钟谔，这一次也挂上了师正。不是钟锷、薛向挑衅在先，西夏人又何至于在保安军报复！罪不在西夏，先必须严惩钟谔、薛向。至于绥州，荒州一个，为了抚慰西夏，永结友好，最好还是还给他们！
　　这下，连神宗也面临着压力了。师正既也成了靶子，不但不能为钟谔说话，因为想着皇上面临的压力，自己也难理直气壮为自己辩护了。结果，钟谔到底被抓到长安去了。他倒很硬气；一把火烧了所有可能牵涉他人的来信；审起来，也是一问摇头三不知，只说凡事都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与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干系。罪不容赦，外加态度恶劣，连降四级，贬到随州受管制去了。师正也被一贬再贬，先是去知绛州，后来又贬到信州，再移潞州，好大一阵子都没翻过身来。
　　枢密使文彦博、吕公弼也主张奉还绥州，那逻辑也大同小异：为一个不毛荒州，淘那气划不来。
　　曾公亮却坚决反对：“一州虽说不大，却有关国家的主权尊严。好不容易收回来的，怎么能无缘无故又还给他们！何况，也没到那么严重的地步。”
　　新任的延州知州郭逵身处第一线，简直不能理解朝廷怎么会有这样荒唐的主意！多收一州，边境线就向北推进一州，纵深扩大，对于腹地的防御不是再好不过吗，怎么能丢？再说，已经被他们杀了朝廷命官，为他们处理了边境官员，现在又无缘无故要送回收复的失地，向人示弱，也不能孬到这个地步！堂堂天朝，怎么能这样没有尊严！还有，嵬名山一族已经归降，还了绥州，将他们怎么办？朝廷还要不要信誉？将来怎么号召四夷！绥州决不能随意奉还！他的意见，当然有他的分量，朝廷是不能完全视而不见的。
　　刚刚执政就能收复失地，叫近百年的大宋第一次扬眉吐气，神宗怎么着也不愿拱手再送还人家。但朝野上下议论纷纷，两府大臣意见又不统一，他心里也不踏实。至少，得让大家能大致有个统一意见，不至于完全对着来，那还怎么同心同德！大体也是为了这个，他才让步贬了钟谔、薛向，哪里是真正愿意牺牲他们呢！但退步也得有个限度，再拱手让出绥州，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需要有个人出来控制局面；西夏那么闹，陕西一路也得有个得力的人去镇守，才好放心。
　　神宗征求曾公亮的意见：“陕西方面得去一个得力的人，朕才放心。弃、守绥州，也才可以有个了结。爱卿看来，派谁去好呢？”
　　公亮说：“只有韩琦最合适。庆历期间他就曾与范仲淹一起宣抚陕西，正是轻车熟路。眼下又正好还在京城，改派也方便。”
　　“朕想着也只有韩丞相合适。只是目下这种情况，他会不会推诿不去呢？”神宗有些犹豫。
　　“不会。这种大事，韩琦不会没有分寸。牢骚话恐怕要说几句，圣上不去计较就是了。实在怕他推诿，皇上可以直接下个改派的手诏，一面也好催他赶快动身就职。”公亮似乎很有把握。
　　“这个办法好，万无一失，就这么办！”神宗也特赞成。当时就照公亮的意思下了手诏：改命韩琦判永兴军兼陕西经略安抚使；请他以国事为重，尽快赶赴新职。
　　韩琦接到手诏，果然没有推三阻四，只是奏道：“边臣兴事，结怨夷狄，微臣不敢抗命，愿意立即赴职。只是事体重大，大政方略还得两府拿出意见，微臣赴职以后才好奉命行事，不至于出差错！”
　　曾公亮他们正好也来奏事，皇上就将韩琦的话转告了公亮。公亮不知道韩琦有意将军，高兴道：“丞相现在这里，正好大家一起研究。就请皇上传旨，让他与我们一起讨论吧！”
　　皇上转向韩琦：“相公也听见了，就请与曾丞相、文枢密他们一起到政事堂议议吧！大家一起，难得的机会。”
　　韩琦却一叉手，推辞道：“恕臣不能从命。”
　　“为什么？”神宗不能理解。
　　“陛下，人贵有自知之明。眼下的韩琦，已经不是先前的韩琦了。先前韩琦备位中书，参与两府议事是韩琦义不容辞的职责。如今韩琦已是京外下臣，只能奉命行事，再去两府议事就是越权。破坏朝廷规矩的事，韩琦决不敢做！”韩琦煞有介事地解释说。
　　曾公亮害怕神宗沉不住气，连着拿眼瞥他，神宗似乎也有所觉察。这里还没有回话，韩琦又奏道：“老臣还有一句话想禀明皇上，还请皇上恕罪！”
　　神宗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会有什么好话的。想起公亮的叮嘱，也不能不让他说话，只得满面笑容地应道：“丞相有什么话，只管说。”
　　韩琦道：“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