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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第1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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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陛下择术不明，臣无论如何是不敢上折子的！”安石亮出了自己的底线。
“是呵，朕也只是觉得爱卿讲得太好，怕日后忘了，才想着要你写下来。还是请爱卿勉为其难，替朕写下来吧！”神宗仍然坚持说。
安石没置可否，唯唯诺诺地退下去了，但神宗要的折子，他却始终没有写。
他做事一向有自己的原则：过线的事，绝对不做。哪怕面对万岁至尊，他也不会苟且。这或者过于固执，倒也无可厚非。人世间，因为一时游移，退出最后防线，最后自取其辱，甚至身败名裂的事，不是比比皆是吗？坚持，虽有一时的难堪困顿，却能免去日后无限烦恼痛苦，这同样屡见不鲜。初交神宗的安石，认定思想观念的建设，是方略措施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决不妄谈其他，虽与他的审慎性格有些关系，更主要的，还得归之于学识及几十年的政治经验。远的不说，仁宗、英宗两朝，他不是没说过话，可结果怎么样呢？年轻的神宗，与他们的确不同，但毕竟还需要时间磨合。安石的矛盾心态，或者还没有完全弥合。至少，打牢了基础才能盖出高楼大厦：神宗的思想再多些建设，总是有益无害的。君臣遇合，不是一时半时，甚至也不是三年两年，那是一辈子的事，急不得的！
当然，也还有别的原因。主要是有些想法还不完善，有待改进；有些只是雏形，更不宜将它诉诸笔墨。要知道，不成熟的东西一旦成了行为的依据，就会产生意料不到的后果。安石能不慎重吗？
神宗还没有问安石的奏折呢，公亮倒先替他解释了：“陛下，您要王安石写的折子，他怕有些为难。”
“怎么呢，还是要朕以讲学为先？”神宗问。
“这也是，可不全是。”公亮揣测说。
“还有什么，不就是个折子吗？将说过的话梳理一遍，不就成了？”神宗不觉得有什么难的。
“老臣以为，这是安石的慎重之处。有这种慎重，才真正是大臣的风范！”公亮先定了性。
“朕不明白你指什么？”神宗说。
“王安石知道圣上现在很重视他的意见，所以不敢贸然陈词。尤其是那些尚不完善，或只有雏形的东西，口头说说与形诸笔墨是不一样的。老臣想来，他不愿递折子，主要恐怕还是害怕不成熟，害怕因此而导致失误。”公亮分析说。
“这样？朕明白了。也不在于这一时，可以慢慢来，还是水到渠成好。你就替朕传话给他，叫他不写了吧，以后再说！”
神宗自己先松了口，安石更不去考虑上折子的事了。他当然也想不到，是丞相替他松了绑。
皇上一连三次在内东门小殿接见安石，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最高礼遇。消息一传开，朝野上下谁不议论？皇上他们谈话不散，两府大臣守在都堂、政事堂一步都不敢离：万一有事，找不到人怎么办？一个翰林学士，居然叫两府大臣等班恭候，说什么也是一种压力，一种难堪！到谈话内容与安石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陆续传了出来，渐渐就有了向东向西的分歧，前不久大体一致的期盼与支持，也慢慢出现了罅隙。连韩绛、韩维两兄弟，也都有些纷乱了。
韩维问韩绛：“三哥，介甫是不是有些玄？会不会走得太远？”
韩绛却不以为然：“玄什么？这正是介甫。一百多年的朝政，谁有他说得清楚？我到底没看错人，对他更有信心了。大局非介甫不能收拾！”
韩维还是有些忧心忡忡：“动作太大是不行的，只能慢慢来。”
“一直都不是慢慢来的吗？结果灵不灵？不灵。重症就得用猛药，非猛药不能起死回生。能下猛药的，除了安石，再没有第二个人了。”韩绛的话斩钉截铁。
韩维不好与三哥争论，只好不说话了。
原来也多少有些看好安石的司马光、吕公著，也不安了。
吕公著说：“有些人怕他没见识，有些人又怕他有见识。介甫太有见识，怕不是好事？”
“您这话说得好。”司马光赞成说：“介甫个性太强，再加上有见识，未免不会多事。要说眼下，也真需要个把多事的。安石只要适可而止，未必是坏事。就怕他走极端！不过，也不必太担心。”
“为什么？”吕公著问。
“皇上虽是信任，也还没超出顾问近臣的界限，离他掌权还远得很。即使有那么一天，也还有制衡的办法？”司马光似乎比公著更有信心。
“怎么制衡？您说说看。”公著没想到这一层。
“您我就是制器，可以随时向皇上进言，向朝野讨求公道。走得再远，谁也逃不过这两关是不是？”司马光果然有主意。
“要说进言，献可可是比谁都强！他也早该回京了。不如我们明儿就联名上书，请求皇上召回献可。”公著想起吕诲，提议说。
“好主意，明儿咱们就上本。”君实完全同意。
不过，目前暂时风平浪静，连任何一点争斗的蛛丝马迹都还没有。要说有，顶多也就是在暗中，为不明朗的未来积蓄能量而已。
但很快，安石就遇到一个小小的挑战：翰林侍讲学士给皇上讲书，可不可以坐着？
大宋遗事 第六十六回（5）
在开始，皇上对于大臣一般是比较尊礼的。不说别的，仅仅为了维持皇权，这也是绝对必要的。大体倒是大臣自己迫于皇威，自轻自贱，越弄越没有分量。在先，历代规矩，丞相见过皇上，都要赐坐赐茶，然后一起商量国事，这就是所谓坐而论道。大宋朝，太祖一开始也是这样。可丞相等人，后周时都是与太祖一起共事的同僚，太祖黄袍加身之后，大家才由同僚变成了君臣。这一变，脊梁骨也就变软了，太祖叫他们坐他们也不敢坐了。一而二，二而三，由新而旧，渐渐就成了新的祖宗规矩：大臣再甭想与皇上一起坐而论道了，统统都站着吧！
翰林院设侍读、侍讲学士，是真宗时的事情。开始也是很礼遇的：老师嘛，统统坐着讲书。时间晚了，还有尚食房赏下的御用好酒好菜吃。到仁宗接位，讲书的学士突然脊梁骨又发冷，再不敢坐，全改成站着讲了。皇上坐着听倒也罢了，跟着听的人也全都坐着，只有讲书的一个人站着。且不说尊师重道什么的，所有的人——包括一起听讲的侍者，都跟皇上一起坐着，这又是什么礼数呢？
安石既是侍讲学士，当然得讲书。开篇第一讲，就发现这站着讲坐着听，有些不伦不类。当时就上了折子，请求让讲书者坐下，而一起听讲的侍者之流则都得站着。吕公著也是讲书的翰林学士，也有同感，支持安石。支持安石的，还很有一批人。韩维不是礼官吗？他就说：“恢复真宗时的旧制度好。稽古重道，也能显示皇上的圣明。”
但反对的也同样很多。
有个御史的话，最地道：“侍臣在皇上面前讲书，不能坐。避席而谈，原是古今君臣的常礼。假如皇上请讲读官员坐，那是皇上尊德乐道，当然可以。但现在是学士们自己求着要坐，这就是另一回事了。绝对不行！”
另外一些人则说：“乾兴以来讲读官一直站着讲书，仁宗、英宗两朝都是这样。五十年不变的东西，怎么能一句话就随便改了！”
神宗问公亮，公亮说：“老臣侍候仁宗，倒都是站着的。”他是实话实说，并没拿出意见。
这下，神宗有些为难了。坐还是不坐呢？他拿不定主意。
再讲书的时候，完事之后，神宗将安石单独留了下来，说：“爱卿以后讲学，可以坐着讲。”
安石能一个人独自坐着讲吗？这事他连提也不提了，倒也没往心里去。
究竟是坐是站，不是什么大事。可只要稍稍一琢磨，它后面的象征意味，却实在不能算小。
司马光笑着问吕公著：“怎么样，又学了一回乖不是？”
公著并没有学乖，自然无从回答。
司马光看出他不是有意装傻，敞开了谜底：“坐不坐，一件小事而已！可既成了惯例，要改就难了。小事尚且如此，大事更可想而知！这是不是乖？”
公著这才恍然大悟，由衷地佩服道：“是，是乖。小中见大，惭愧惭愧！”
这话要是安石听了，不知会作何感想？总不至于无动于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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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六十七回（1）
棒打鸳鸯阿云走险
定议刑狱群臣纠纷
世界上最血腥的事，不是战争，而是刑狱。战争，水火相并，血肉横飞，固然残酷，但双方各执刀枪在手，毕竟是一种平等竞争：死也好，活也好，大家好歹还是机会均等。刑狱就不一样了。一旦罹罪，只能坐等惩罚，任人宰割。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想谈别的，只好做梦！两相比较，这种完全不能自卫的伤残死灭，自然要比有权一争胜负的对等拼杀，更残酷血腥。
或许正因为如此，几乎从刑狱刚刚诞生的那一天起，人们就要求慎重对待它了。随着专制政体的日渐发展，相因的约束机制也日益健全、完善起来。尽管它始终只是专制政体之下的一种健全与完善，与现代文明的司法制度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其存在与发展却是毫无疑义的。说起刑狱，以为古代就全是一片黑暗，显然不尽正确。黑暗也有不同的色调。古今相比，有时会让你哭笑不得，倒也不是根本不可能。
大宋的司法刑律，承的是唐代，不过小有变化。地方上的刑事诉讼，小事归县，大的归州、府。州、府，审理与判刑也是分开的，大致分为三节。司理参军主管案件的调查审讯，这叫推鞫；司法参军根据案情实际，检索法律条文，提出初步处理意见，这叫检断；最后是勘结。由判官或推官，复查案件，定罪量刑，写出判稿；再由知州或知府大人敲定判词等等，对外发布。一旦发布，这案子也就算审结了。审结的案子，由知州或知府负主要责任，其他人负连带责任——哪一段出问题，哪一段负责。
三节中的流通，是一种自我约束、自我监督。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级监督程序。
一级是路，一路通常辖有好几个大体平级的州、府、军、监。大宋在各路不是设有提刑司吗？提点刑狱使或转运使，就专门或兼职负责本路各种刑事诉讼的审查监督。
最后一级，自然是朝廷。朝廷这一级，也有互相制约的三个环节。一是设在皇宫里的审刑院，一是刑部，一是大理寺。地方上将疑难重大案件，先报审刑院。审刑院接到材料，转给大理寺审判；大理寺审好，转给刑部复审；刑部复审之后，再转呈审刑院最后复查。假如这样还有分歧，皇帝就会下诏让两府重臣或翰林学士们集体讨论，以便最后形成一种意见。
这么层层把关，不是很细密、很周到吗？这样细密周到，该永远不会有冤狱了，怎么还有呢？其实很简单：抽象的程序当不得真，关键还在怎么做，由什么人去做！当然，有这些防范程序，毕竟比没有还是强多了。在它的羽翼之下，多少总还能保护几个可怜的生命！
远在登州的阿云，大抵就是靠它留了一条小命。
这是一个凄婉而又悲惨的故事。
阿云姓刘，是蓬莱县刘夏村人，家里薄有田产。一个弟弟是后来生的，直到###岁还只有她一个，加上生得一副鬼精灵样儿，特讨人喜欢，父母就权当个男孩子养着了，掌上明珠似的。阿云有个嫡亲表叔，是个落第秀才，屡试不中，自己也灰了心，干脆再不妄想，只靠教书吃饭了。有人请呢，就去坐馆；没人请，就在家里设帐收徒。那两年还算顺溜，叫韦庄请去坐馆了。学生除了韦庄的孩子，也还有附近、乃至亲戚的孩子附读，也就十来个人吧！乡下人读书，未必有什么远大目标，不怕人多受影响。相反，有人附读，与主家，与先生，倒是两便：主家可以少付一些束脩——就是工钱哪，先生也可以额外多一点收入。阿云父母不是疼爱她，当男孩子养的吗？家里也还勉强能过；韦庄又不远，不过里把路的光景，早晚的炊烟都望得清清爽爽。当时就与表叔商议，叫阿云也去附读，好歹识一个倒顺，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束脩呢，一文不少，人家给多少这边也给多少。是真亲戚，原来处得蛮好，又不是白教，表叔没说二话就同意了。主家原是允许附读的；就是女孩子不方便，本家都不忌讳什么，自己操那份闲心干什么？外加有先生出面，这事一说就成了。从此，阿云就成了韦庄私塾的一名学生，与十来个男孩子成了同窗。
阿云不但长得鬼精灵，也真出奇地聪明，什么都一学就会。同窗里面除了阿云，只有黄士则与韦阿大最突出。士则是黄庄来附读的，虽是农家出身，却与阿云一样聪颖俊秀，老师学生谁都看好他。韦阿大是主家的少爷，尖嘴猴腮不说，最是顽劣淘气，根本就不是块读书的材料。而他家却偏偏运气好，纯靠金子陡然发了起来。
登州辖有四县，除了蓬莱，还有黄县、牟平、文登。原来有个官办金场，就在蓬莱。因为官腔官派，偌大一个金场居然淘不出多少金子。一账算下来，顶多也就持平而已。后来有人上书，这样得不偿失的金场，干脆停办得了，朝廷至少还可以无本生利得些税收。金场也就真停办了，改许州里老百姓随意淘挖，照章纳税。阿大的父亲是个精明人，也有些手段，又是近水楼台，捷足先登之后，一来二去，就成了个暴发户，由地道农家成了个土财主。
既做了暴发户，对儿子当然也要存个望子成龙的心思，所以特特地为他请了老师。无奈儿子不争气，老师一再来告状，做父亲的先还生气，渐渐也就平衡了，反倒安慰先生：“阎王要你三更死，不能活着到五更。福禄寿财，全都有个缘分。谁都看我是个注定要穷一辈子的光棍，可偏偏时来运转发了财。您先生一肚子饱学呢，命里暂时没有官星照临，只好委屈您在我这小庄上当个孩子头。阿大这小子大概也不是块读书的材料，先生也就不必太拘束他了，由他自己造化吧！好歹还有他老爹的这一份家产，别的不说，他小子吃喝一辈子，还是够的。要是他多少有他老子的这一份福分，那就更不用愁了。您是知道我的，墨水没喝多少。我既知道自己的儿子，先生也就不必太往心里去了，只管替他关关水，不叫他出事就是了！”
大宋遗事 第六十七回（2）
既有这一番话，先生还会多管吗？阿大，自然也就益发骄横淘气了。
大人们或者难免势利，孩子们却要纯洁得多，尤其是乡下孩子。十几个同窗虽然也有捧阿大臭屁的，多数还是看好士则与阿云，只将他们俩当做楷模。因为他们都是一副聪明伶俐样儿，活像一对童男童女，在同窗的心目中，除了楷模，又难免有郎才女貌，特别般配一说了。
表叔虽是个落第秀才，一肚子饱学却是真的。人也不酸，当时的风气也不像后来那么迂腐朽烂。除了发蒙识字及《百家姓》、《千字文》，经书少不得总要讲的。而经书里面，头一个就是《诗》经。孔老夫子都说“不学诗，无以言”，说诗可以“兴”、“观”、“群”、“怨”，近可以“事父”，远可以“事君”，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经是一定要教的。表叔既有饱学，又比较开明，讲“诗”时自然率性而发，实话实说，不去遮遮掩掩，扯冬瓜拽瓠子乱连一气。影响之下，学生们得到的也就是真学识，真性情了。
《诗》经开篇第一首，就是《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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