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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第1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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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三回（4）
安石说到最后，多少有些调侃，神宗也笑了：“朕倒也这么想。不过，偏尽管偏，苏轼这人还是能够想事的，文章也是真好，很雄辩，不由人不入彀。”突然又想起那天他们还谈到用兵，就又补充说，“苏轼对朕说：‘用兵之道，先动的为客，后动的为主。为主的常胜为客的，为客的总是吃败仗。治理天下，也是这么个道理。皇上也不要先动，只能以静待动，应之于后，才能无往而不胜。’爱卿看着，他这话是不是有道理？”
“苏轼这话，倒也不无道理，就看怎么看。天下之道，有经有变。他说的是道之经，而不是道之变。要想畅通无阻，总要通经达变才成。圣人治理天下，感而后应，合的正是道之经。就这一点而论，苏轼说得在理。可天下的事情，变化无常，不能拘泥固执，只用一种方式，必须随机应变才成。也拿用兵说，哪里都是后出兵才胜、先出击就一定失败？不过根据时势，权宜而行罢了！”安石很耐心地解释说。
“还是爱卿解得透彻。”神宗赞同说。跟着，又话锋一转，征询安石，“爱卿说这苏轼，给他件把小事试试怎样？”
“用人先试之以事，是应该的。”安石同意。
但究竟让苏轼做什么事，神宗并没有设想，这事也就搁下了。
过了两天，中书奏事的时候，神宗又想起这档子事，便问曾公亮：“苏轼奏对明敏，是不是弄件事让他试试？”
曾公亮想了想，苏轼不在官告院吗，也算是有职事的，还试什么？陛下的意思，显然是要将他升职？可目下哪儿人都满了，并没有什么空位子，只好实话实说：“陛下，目下朝廷没有空缺，京师暂时没什么事情好试。”
“让他到中书去修条例，可以吗？”神宗提出了设想。
修中书条例，是执掌中书文字的文秘官员，事关中书政事及政策条例的制订、发布等等，官轻位重。就文字能力而言，苏轼当然再合适不过。可他处处显山露水，爱独树一帜，与中书似乎很难配合，这位子能适合他吗？勉强用了，他自己处处别扭不说，没准也会误了中书的大事！
“就能力而言，苏轼去中书应该没有问题，可也有不利的一面。他个性强，又好说好动，未必能与中书步调一致。怕就怕经常与中书产生矛盾，那就要误事了。”公亮说出了心中的顾虑。
“爱卿怎么看？”神宗转过来又问安石。
“丞相说得有理。中书条例的事，烦琐得很，又牵动大局，责任重大，从来大官小官谁都不大愿意做。目下的事情，更难做了。我私下里瞅着苏轼，也觉着他不是个勇于承担责任、肯违众济事的人，而且，似乎也好与人不同。要是在中书标新立异起来，怎么办？那是非坏事不可的。况且，用人得再三考察，确实可用，才好使用。陛下对苏轼，也只是听到他的一些意见，这意见还不尽正确，未必可用。到中书，是不是暂时缓一缓，让他试试别的实事？对他既是一种锻炼，也是一种考察。”安石也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两位爱卿说得都在理，先放一放吧。到有实事职位空缺了，再调他！”神宗也赞同了。
皇上既这么说了，子瞻的任职也就没动。此后，随着朝廷措置日渐增多，子瞻的不满与忧虑也日益高涨。到八月，国子监进行举人考试，他也是试官。出策问题的时候，他终于抓住机会，大大发泄了一番。他出的策问是：
勤而或治或乱，断而或兴或衰，信而或安或危问。所贵乎学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败也。昔之人，尝有以是成者，我必袭之；尝有以是败者，我必反之。如是其可乎？
昔之为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抑或以乱。文王之日昃，汉宣之厉精，始皇之程书，隋文之传餐，其为勤一也。昔之为人君者，患不能断。然而，或断以兴，抑或以衰。晋武之平吴，宪宗之征蔡，苻坚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为断一也。昔之为人君者，患不能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抑或以危。秦穆之于孟明，汉昭之于霍光，燕哙之于子之，德宗之于卢杞，其为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难，有志之士所常咨嗟慕望旷世而不获者也。然考此数君者，治乱、兴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岂可不求其故欤？
夫贪慕其成功而为之，与惩其败而不为，此二者皆过也。学者将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诋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辨之也难。是以未及见其成功，则文王之勤，无以异于始皇；而方其未败也，苻坚之断，与晋武何以辨！请举此数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将详观焉。
说的都是前代君臣的故事，那意思也一目了然：勤快、独断、信任这三条，虽都是历来治政的必要条件，但在不同的君臣那里，结果却可能完全相反。当权者得小心，不要以为有了这三条就可以万事大吉了！这种警告尽管不是毫无意义，却是紧承着他那三件事来的，有极强的针对性。即便不说这个，其中所夹杂的冷眼、不满、挑衅与夸大其词，谁都可以一眼就看得出来。正积极治事的诸位当权者，比常人更要敏感十分，读了这样的策问，能无动于衷吗？对这样一个利用职务之便，与现实政治路线大唱反调的官员，不采取断然措施，已经是少有的宽厚，还想升迁，未免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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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三回（5）
至于贡举改革，到底赞成的人多，连韩维他们一干人投的都是赞成票。虽然还来不及彻底付诸行动，但对未来，毕竟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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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四回（1）
薛师正发运使江淮
王乐道仕宦绝京都
说到用人，最黑暗的莫过于专制政体了。倒不是没有法律条令，也不全在独裁专断，办事缺少透明度，实行暗箱操作，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是暗箱操作，只要主持人高兴，上下其手、颠倒黑白、翻云覆雨，什么可怕的事做不出来！古往今来，栽在这里头的仁人志士、贤臣良将，真可以说数不胜数！
这几年风头不顺的薛向薛师正，眼下就遭遇了不白之冤。
他不是因为钟谔收复绥州，一贬再贬，最后贬到潞州去了吗？已经夹着尾巴做人了，只在州里认真管事，别的一概不去沾惹，尽管这样，也还是不行。有人愣是要找他的霉头。这找事的，就是淮南转运使张靖张思平。
潞州属河东路，与淮南隔山隔水，风马牛不相及，这张靖找霉头怎么能找到河东去了呢？这就要归功于国家的大一统了。国家一统，官场就有这种撕捋不开的粘连之处。看着毫不相干，不知哪儿忽然来了一阵风，天南地北的官员竟就搅上了，没准还要叫您很吃一顿苦头。要不，做官做老的人，怎么谁都不敢得罪，哪怕远在天边、毫无牵扯的官儿，也总不放过，要拉他一拉呢？没准什么时候就用得上人家，或落在人家手里了。多一层关系，正是为着这不时之需。张靖虽在淮南做官，只要一纸调令，不就哪儿都可以去了吗？他也正是这样，叫一纸敕令调往陕西巡视去了。既到陕西巡视，可能与曾在那儿长期任职的师正扯上关系，还奇怪吗？
找师正的茬儿，倒也并非张靖的本意，他也是受了别人的指使。
张靖原是枢密使文彦博的属下，能做到一路转运使，自然少不了文大人的栽培提携。就是这次巡视陕西，也还是得力于文彦博的举荐。临去的时候，文彦博倒也没有特别交代，只嘱咐他，陕西地处前线，多看看，看细些，好好为朝廷把把关。有这句话，他还能不到处细细嗅嗅吗？可他不是个非常精干的人，嗅得虽细，并没有嗅出什么重大问题。
照朝廷的规定，钦差大臣返京，先得向朝廷复命，然后才能回家拜客。可规定是规定，并非每个人都循规蹈矩，全照条文办事。要是那样，朝廷就无事可做了。张靖也不管那么多，返京复命的时候，第一个悄悄拜见的，就是文彦博。
交接了陕西的土仪，又见过礼，少不得就谈到这趟陕西之行了。文彦博说：“思平这趟辛苦了！收获一定不小吧？”
“倒是发现了一些问题。”张靖说。
“折子上了吗？”
“明儿皇上召见，就该呈上去了。”
“陕西马政如何？当年王安石举荐薛向，马政可是条重头戏。”文彦博是枢密使，问马政该是分内的事。
张靖扑哧一笑：“大人再不要说马政！我正要跟您说呢。”
“怎么？难道有什么不妥当？”文彦博赶紧抓住。
“言过其实。就我所看到的而言，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张靖还在笑着。
“为什么？”文彦博皱起了眉头。
“以解盐买马，并没有什么成效，可能还有说不清的经济问题。”张靖不敢再笑了，口气也严肃起来。
“这种情况，折子里写了吗？”
“没有。”
“为什么不写？”
“薛向不是早就调走了吗？”
“走了？在不在大宋？在大宋，没了的事情就得了！”文彦博的口气突然加重起来。
张靖有些不知所措了，吞吞吐吐地说：“这事我倒也想过。只是……只是……”
“只是什么？”
“说是有问题，但还没有真凭实据，只是怀疑而已。一上折子，就得当面锣鼓对面锤，得有交代才成，所以……”张靖犹豫着说。
“这且不管，您先上了折子再说。实在不行，也许风闻的嘛！”文彦博指示。
“是。”张靖答应说。不过，犹豫之后还是问道，“一个薛向，有那么重要吗？”
“牵一发而动全身。你们在下面的人，看问题总是看不到全局！”文彦博颇有感慨。
“难道是因为他与王安石有关系？”张靖也是有些阅历的人，猜测说。
“自然有些关联。”文彦博也只点到为止。
“王安石圣恩正隆，老大人干吗与他过不去？”既是心腹，关键的话当然不能不说。
“不是圣恩正隆，我还不想拉扯他呢！当年可是我举荐的他。”文彦博提起了往事。
“这事我也记得。既然如此，老大人更没有必要去惹他了！”张靖劝道。
文彦博叹了一口气：“唉，您当我愿意？介甫早不是当年的介甫了！瞧他眼下的作派，正是唯恐天下不乱。要出大事的！我冷眼瞅着，这个薛向是能帮他大忙的！他在两府已经提过他几次了。我估摸着，不出一两个月，他就要大用薛向。”文彦博见张靖有些疑虑，事情又得他去做，只好说出究竟。
张靖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叫我去巡视陕西，难道竟是冲着薛向去的？这话，当然不好直接说出来。
“您回去，将薛向的事添到折子里去。口气要严厉肯定，明白吗？”文彦博的口气同样严厉肯定，容不得一丝一毫的犹豫退缩。
“好吧！”一入官场，且陷进某一团伙派别，就身不由己，张靖说不出别的话。
。。
大宋遗事 第七十四回（2）
“为了整饬朝纲，这事本来就应该做，也算是您分内的事。实在不成，也可以造造舆论，以正视听。说到对质，哪里就真要对质？果真对质，说一两件可虚可实的事，也就成了。何况，还有我呢！这是为的朝廷大局，该这么做。”文彦博见张靖还是有些勉强，又打了一回气。
这下，张靖更没法儿说话，只好勉为其难了。
回到驿站，张靖就赶着重新写折子了。弄了一夜，总算折腾完了。除了一般情况，主要就是弹劾薛向在陕西转运使任上以盐易马，弄虚作假，欺骗朝廷，还有贪赃枉法之嫌，请朝廷一定严加惩处，以正朝纲。
安石一接到张靖的折子，就敏锐地觉察到，他的矛头，很可能是冲着自己与变法来的。要不是自己在两府多次提出起用师正，好多年前的事了，人也走了，又处于下风，谁还能想到翻这种陈年旧账？而且，就为人处事而言，薛向也不像折子上所说的那种人哪。真有问题，这么多年，朝野怎么就一点风声也没有？有，自己怎么又会一点儿不知道？看来，除了张靖，朝廷大臣恐怕还有人。这事，应该不那么简单。
神宗原是信任师正的，贬他乃是迫不得已，接到折子，自然将信将疑。他先将折子转给两府大臣，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奏事的时候，文彦博第一个奏道：“张靖既是巡察回来，所奏恐怕不只是空穴来风。且不说贪赃枉法什么的，这马政事关朝廷安危，最是等闲不得。以臣下意见，该将此事移交御史台，请他们严肃查办。真如折子所言，则应严惩！”文彦博是枢密使，只说马政，冠冕堂皇，无懈可击。
“文大人说得有理，”安石附和说，“应当交御史台严查。只是，这薛向以盐易马，当年还是我向朝廷举荐的。事情已经隔了七八年，薛向也早由陕西调到别的地方去了。就当时情况看来，他做的是三件事：一是专管解盐贸易；二是用所得的钱购马；三是利用官有闲地，设置马场，饲养马匹。如今要查，应当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才能查得清楚。此外，他既早已调离原地，这些事该另有他人接管，清查应当分清前后，不能张冠李戴。”
“那是自然。”神宗说。
“还有一条。张靖上书，只是一面之词，彻查之后，才能决定是否有罪。薛向暂时还只是配合调查，不是捉拿问罪；他又是方面大员，御史台查办时，应当尊隆国体，以礼相待。再者，张靖上书固然是职责所在，但既投诉大臣，也应当随时准备质证，以便辨明是非，查明真相。”安石说的，也堂堂正正，没有一条站不住脚。
文彦博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他之所以提出由御史台严办，原不过虚张声势，只要安石或其他人略作说项，他就可以以退为进了。反正原来的意思，也只是要将水搅浑，将人搞臭，并不真正想严惩薛向——那是真要证据的！哪里料到安石竟接受挑战，真将它当回事了！怎么办？他只好认了：“王安石说得在理。应当这么办，才公道。”
其他人也没有异议，这事就这么定了：由御史台派员去潞州传唤薛向，张靖留京，准备随时对质。
这下发慌的，可就是张靖了。不是说不会对质吗？上哪儿找证据、证人呢？
他去找文彦博讨主意，文大人却皮笑肉不笑，一推干净：“思平是办事办老了的，怎么倒糊涂起来了？这事您不该来找我！”
我倒糊涂起来了？不该来找您？不是您叫我上折子的吗？又不是您拍着胸脯说不会对质吗？现在却说不该找您！不找您，我找谁去？说我糊涂，那也真不假！不是糊涂，怎么信了您的话，没事找事！可这话是只能想，不能说的。不说先前的恩德，将来的照应，就眼前这事，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后面更得靠他大人维持、支撑，不到万不得已，怎么敢翻脸？当惯奴才的人，天生的贱骨头，无论有理无理，总是替主人着想的时候多。转而一想，文大人不愿在这个当口掺和，是完全相信我这做官做老的人，能够应付这种局面；躲着点儿，也是为将来了事，及早留个地步。不是他这样的三朝###，有的是经验，谁能想到这个！一旦明白过来，一通百通，再不说别的，只能回去自己折腾证人、证据去了。
既是传唤，安石眼下在朝中又正处于上升时期，分管御史如何不知道进退？且不过刚刚立案，只有一面之词，结果还很难定夺。所有这些因素凑在一起，傻瓜也不会贸然下深水得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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