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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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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叫他苦恼的是,这一次,他碰到的竟是一只无影手!
先前,他的对手都是有形的,阎文应就是阎文应,吕夷简就是吕夷简,靶的也很明。阎文应有罪于皇后,他要阎文应对皇后之死负责;吕夷简用人唯亲,他上《百官图》告他。可现在呢,他找不到真正的对手!但那对手,似乎又无处不在。那是一只真正的无影手!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会突然给你一刀,地方与角度也都无法预料,让你防不胜防,躲不胜躲,而且还不知道为什么!这实在可怕极了,也叫他灰心极了,已不只是苦恼了。
而他对这一切,是没有多少心理准备的。
他从一开始,就没准备这么大张旗鼓。
就他的性格而言,虽然清正廉直,却缺少做大事的勇气、魄力与义无反顾的决心。他较为细密,较为谨慎,实施具体事务可以很周到、完满,但要开创大局,摧枯拉朽,除旧布新,他就不是最合适的人选了。他可以做将,但难以挂帅。与他常在一起的韩琦,比他粗疏,比他空洞,却也比他阔大,更有担待。如果让他与范仲淹调个个儿,局面或者会有些改观,也说不准。历史毕竟没走这一步,谁能真正说得清呢?不过,要从后来的情形看,他甚至还比不了仲淹。
仲淹的内心深处,或者已经萌动了退意?但至少,他暂时还没有任何表示,似乎也还缺少能够有所表示的机会。为滕宗谅辩护的时候,他虽说过引咎辞职的话,也提出了去向,那多半是一种说辞,并没有多少真意。
但仁宗皇帝,却抢先动作了。
他先是在迩英阁飞白,除写了一篇《危竿论》,又一口气写了十三轴大字。写好之后,就让内侍陈舜封宣丁度、曾公亮、杨安国等几个翰林学士进来了。
迩英阁与延义阁,都是仁宗于景祐二年盖的。迩英阁在迎阳门东北,延义阁在崇政殿西南,都不大。迩英阁是皇帝平时修身养性、读书听讲的所在。这几个学士都在这里侍候过皇上,侍候他读书,给他讲过经,杨安国还专门给皇上讲过《无逸》。虽然如此,巴巴地单独召见,无论如何,仍然是一种荣耀,几个学士都很兴奋。
仁宗先拿出那篇《危竿论》,叫舜封:“拿给几个学士看看。你们是行家,看朕这篇《危竿论》,还值得一看吗?”
大家一看,是篇小小的论文,不过是居高慎危的意思,也没有多少新意。但它既出自圣上之手,就又当别论了;除了文章本身,还有文章之外的微言大义呢!
丁度道:“圣上这篇文章,高瞻远瞩,申述居高慎危之意,言简意深,千钧笔力,正是圣君贤帝的胸襟气度,臣等深受教益。如果做大臣的,个个能像皇上教导的这样居高慎危,朝纲何愁不振,国家何愁不治!臣斗胆恳请皇上,能将这篇文章刻印出来,发给大臣,让他们记诵、研习。”
“嘿,也没你讲的这样好!不过寄托着朕的一点意思,倒是真的。就照你的意思办吧!舜封,再将那十三轴大字拿给学士们瞅瞅。”
舜封将那些字纸拿过来,一一展开,几个学士都围着欣赏:“皇上的字,写得越发好了!”
朝下再仔细瞅瞅,原来都是一些语录,一共三十五条,一条说一件事情,无非都是些老生常谈,什么遵祖训啦,守信义啦,好硕学啦,求忠正啦,从民欲啦,戒满盈啦,也还谈到辨朋比、斥谄佞,等等。
大宋遗事 第十六回(2)
仁宗见他们不大明白,便问道:“你们是不是奇怪干吗写这些东西?”
曾公亮道:“请圣上教诲。”
“这都是我读书之暇,没什么事的时候写的,著述权可都是你们臣子。有的是从给朕的奏章中直接摘的;有的则是臣僚们对事时说的,由朕作了概括。大体都与治政有关。你们要,就带回去分赐给大家吧,也是朕心求治的一点意思!”
皇上赐字,这是少有的隆恩,几个学士全都趴在地上感激不尽。
退下来之后,丁度又撺掇着给三十五条语录都作了注释,凑成一卷《答迩英阁圣问》,进给了皇上。
皇上特别欣赏丁度作的那篇序,指着其中的文字夸道:“从来圣明天子,没有不求治的,没有不想治国安邦、纳忠退邪的。关键在于明与威、断。明则不惑,威则善纳,断则能行。这三样是纲,能做到这三样,就无往而不能。说得好极了,就是这么回事。唐宪宗的例子,举得也好。”
据《唐书》上记载,唐宪宗也是个求治之主。每次遇到事情,他都要向臣下反复问清道理,然后再感叹一番:“凡是好事,都是说着容易做着难。你们说的已经很明白了,希望也能真正动手去做,不要光说空话!”大臣李绛,接过宪宗的话茬劝道:“陛下这话说得太好了!但微臣也与天下百姓一样,看陛下,也只看行动,不光听言论。但愿陛下也能说到做到!”
仁宗意犹未尽,继续说道:“你们不想让宪宗专美于前代,是望我也能言必行,行必果。朕岂能让你们失望!咱们君臣一起努力,都再不说空话,只干实事!”
丁度叩头道:“皇上圣明,做臣子的再没有说的了!”
皇上当时就从问答里面挑出五六件,让丁度转告中书、枢密院,让他们参照执行,不过是些大的办事原则,官话而已。类似的话,光大宋立国,就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
跟着,皇上又连下了几个手诏,要二府大臣找一些可以说到做到的急事,抓紧处理。是不是要专门印证他的新作风,就不大好说了。
余靖见皇上又要生事,赶紧求见,先奏道:“陛下近来赐字、下手诏,臣等大体都能体察圣意,既觉着内疚,也替圣上着急。圣上龙体要紧,还请皇上不要过于操心,凡事只能慢慢来,急不得的。”
仁宗叹道:“国家的事情老是没有起色,我怎么能不着急呢!”
余靖道:“陛下因为看到天下因循,弊端四起,所以起用新进大臣,振兴图治。可一年多来,各位大臣尽管也颇尽心,却进展迟缓,有时是他们不了解圣上的思虑所在,张冠李戴;有时虽有章有法,却不满大家的意,闹得怨声四起。上下始终难以同心协力,共赴艰难。到最后,原本任事的大臣也都有些畏首畏尾,不敢出力了。皇上焦急,原是情理之中的事。”
仁宗见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禁不住接口道:“是呵,朕岂是个没事找事的人哪!”
“微臣私下里反复想过,眼下这事儿,一时恐怕还是难以称心!主要是时势不在当口。”
“什么叫时势不在当口?”仁宗不大明白余靖这话的意思。
“陛下,当前的问题,主要在于上下难以同心协力。而不能同心协力,关键又在上下没有大灾大难可以共同面对,人心不一。微臣纵观历史,多半总是因为有了大灾变、大患难,上下有目共睹,全都看出不变革不能克服危机,不图新不能生存发展,于是,帝王不失时机倡导于上,贤才众志成城戮力于下,目标统一,上下同心,共救艰危,变革这才会顺理成章,卓有成效。没有这种可因可乘的时势,想大动作,总会矛盾百出,很难达到预期目标。”
“照你说来,本朝是不是也有过这样可乘可因的时势呢?”
“有。元昊造反之初,契丹骄横又乘人之危,国家震动,举国忧戚,那个时候就是变革图新的最好时机。可惜吕夷简、张士逊一班人因循守旧,不达权变,错失了大好机遇!”余靖似乎有无限感慨。
“依你看,眼下该怎么办?”
“依微臣之见,时机稍纵即逝,不可强求。既无大变革可因可乘的时势,就不宜大肆更张,只宜脚踏实地做些利民利国的实事,诸如选才择官,去冗兵冗费,理财足用等等。当务之急,则是为官作宦的各怀倔强,自行其是,相互倾轧。唯有请皇上圣明独断,自揽权威,法出令随,天下慑服,才能国家安泰,渐趋大治!”
余靖的话不无道理。大变革,确实需要时势凑合,不能强求;可另一方面,不变革,实事也难做。仁宗还不就是因为实事做不下去,才要振兴图治的吗?那么,仁宗也不容易。
不久,仁宗皇帝又开了一次天章阁。这次召见的,清一色是中书与枢密院的辅政大臣。
刚行完礼,皇上就直截了当地说:“今天请大家来,没有别的事,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你们一下。你们都是朕的辅弼大臣,有什么想法只管说,不要避讳。”
章得象、范仲淹等都躬身答道:“请皇上明谕,臣等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皇上说:“五个问题:第一,该用什么人去守卫西方边境?第二,国贫民穷,怎样才能国富民康?第三,军马倒是不少,怎样才能兵强马壮?第四,将帅不和,怎样调节,让他们亲如兄弟?最后一个,贪官奔竞、不择手段的人屡禁不止,怎么才能阻塞、抑制他们?”
大宋遗事 第十六回(3)
五个问题都很具体。当时虽各有所答,退下来后,大家还是合上了一个条陈,作出更细致周密的回答。但问题既是老问题,答案如何能新鲜,不外老生常谈而已。
而回答一些本来不难找到答案的问题,对于范仲淹,无疑是一种难堪,他心里原已潜藏着的退意,终于跃上层面了。
就在这时又出了一档子事儿,迫使他不得不尽快作出最后的抉择。
石介没当成谏官,还在他的老位子上炒冷饭吃。后来还是杜衍、韩琦看不过去,举奏叫他升了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升不升官,他似乎也不大在意,仍然我行我素。爱什么人,恨什么人,全都落实在行动上,不但不避讳,而且还有意张扬,招摇过市。
他家里没马,要访问什么人,路远都得找人借马。人家还没问他,他已经自报山门,说:“今儿我要去拜访某某,像他这样的贤臣,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几天都没见他了,怎么能不去看看呢?至于某某那样的东西,他就是八抬大轿抬到我家门口,我也不会去的!那天,有那么一位想邀我去壮壮门面,叫我碰了一鼻子灰,到现在也没吭一声哪!再像某某,他就是不叫我去,我也会自己打上门去看望。这就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石某人,就是这个德性,哈哈哈!”
借了马,呼七喝八地去了。
他不仅常常做客,自己也好请客。平常就率性而为,老朋友们相聚,他的嘴更会没有遮拦,想哪儿说哪儿了。
他所攻击的对象,无非还是《庆历圣德诗》所骂的吕夷简与夏竦那一批人。吕夷简已经致仕,不能还手了,夏竦可还在台上。而他们这批人多少都有些不带事,而且也有些敢作敢当,只要有机会,总是要狠狠还手的。过去结的疙瘩还没解,他们正悄悄较劲呢,还搁得住石介再这么张牙舞爪地挑衅张扬吗?
机会不全是被动的东西,常常也能创造。
石介是文章名家,书法文章所在都有,夏竦手头就搜集了许多。他似乎很喜欢这些东西,对他宠信的一个小妾说:“你们整天瞎嚷嚷没东西练手。我看石守道石大人的文章书法,就很值得玩味。怎么样,我这里倒搜集了不少,给你拿去学学?什么时候学到家了,既形似又神似,再拿来见我,我来给你圈点。好不好?”
小妾喜欢的就是书法文字,当然欢天喜地,立马领了任务走了。这小妾原来就冰雪聪明,何况又要讨老爷喜欢,更加努力尽心,很快就学得炉火纯青,几乎可以乱真了。
夏竦拿在手里反复推敲也找不出半点毛病,禁不住夸道:“你是真行,我都看不出一点破绽了!晚上叫太太将那匹蜀锦拿给你做裙裳,算是奖励!”
小妾高兴得什么似的!
有一天,夏竦又拿来一封信,说是石介写给富弼的。也没谈别的,不过说了一些慷慨激昂的大话,希望他与范仲淹这些辅弼大臣,能像伊、周一样好好辅助皇上,共趋大治,叫天下繁荣昌盛。不过,“伊、周”两字有些涂抹,改成“伊、霍”了。“这是石大人新近写的一封信,你再拿去抄一遍。脱胎要是再像,你这功夫可真就算学到家了!”
小妾功夫已经到家,当然不成问题。可这一字之差对于石介,可就有天渊之别了:有可能就因为这封信,将他彻底送上鬼门关。
原来这伊、周,通常指的是伊尹、周公;这伊、霍,则是指伊尹、霍光。伊尹、周公,一个是商汤的臣子,一个是周成王的臣子。他们两人虽然也有废立之举,但都以辅助皇上建功立业而名垂史册,是有名的贤相;霍光也是汉朝名相,但他曾废了昌邑王刘贺,另立了孝宣皇帝刘病已。从来伊、周并称,强调的是辅政贤相;而伊、霍并称,强调的则是废旧帝立新帝。所以,一字之改,废立之意立见。仁宗皇上当得好好儿的,石介突然要辅政大臣废旧立新,这不是谋反是什么?要谋反,还能不杀无赦吗?
跟着,夏竦又让小妾抄了一份诏书,说是石介替富弼起草的废立诏书。这么一来,石介怂恿富弼等妄图废掉仁宗,另立新帝,更加坐实,铁证如山了。
妙在夏竦并不公开拿出去,只在底下疯传。他的目的,似乎只在敲山震虎,并不真要坐实办人:真要坐实办人,拿到御史台、大理院追究考查,问题就复杂多了;还可能露馅,将自己一干人套进去。
皇上听到消息,也问过陈舜封:“舜封,说是石介有信给富弼,要他们学伊尹、霍光,连废立的诏书都起草好了。有这事儿吗?”
陈舜封说:“只是听见传闻,阁门并没有收到奏章。”
问章得象,得象也说:“只是传闻,未见告状、奏章。”这种大事,得象是不会轻易说这说那的。
皇上交代陈舜封:“去查查,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舜封从与夏竦有关系的人那儿拿到了两封原稿,那人并没有说明稿子的来源;行家分析,字虽然很像石介所写,但细看,笔力似乎还是有些嫩弱,没那么老辣;又始终没人上奏告状。
仁宗问舜封:“你看这事怎么办才好?”
舜封说:“全仗陛下圣裁。”
仁宗恼火道:“什么圣裁不圣裁,朕在问你呢?”
舜封道:“是,陛下。奴才不敢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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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十六回(4)
“但说无妨。”
“是。照奴才想,这事还是不问,让它自生自灭为好。这事来得就有些蹊跷。石介私相授受的东西,怎么会流落到外面来呢?只是孤证不说,且没人告发,只是传言。真有这事,会没人上告?派人去查个水落石出,并不难,又投鼠忌器。有还好,抓起来就是了;没有,闹得满城风雨,几个辅弼大臣怎么办?朝廷的脸面、威信,都会受到影响。请陛下圣裁。”
仁宗也说:“我也纳闷:他们要闹废立,废谁,立谁呢?就说朕可以废,可朕子嗣未立,他们立谁?可见是莫须有的事。就照你说的,随他去。”
尽管有惊无险,富弼、范仲淹却再也无法安然了。不管其他怎么样,至少有一点很清楚:朝廷里有人想置他们于死地。
他们两个都决意离开朝廷了。去处也想好了:安抚、守卫边疆。
皇上重开天章阁,第一个问题,不就是派什么人去守卫陕西吗?
其实,陕西大局已大体稳定了。
因为称“兀卒”,不愿称臣,西夏的和事先是耽搁了一下。张元原先就劝过,元昊没听;现在知道问题出在这些小动作上,很不以为然,又劝元昊道:“陛下,办大事者不计小礼。从来胡汉华夷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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