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遗事-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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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淹自己看不重，王拱辰却很认真。他找到得象，问他：“丞相，您干吗不劝皇上，让他听范仲淹的，搞复古？好不容易赶了出去，又要他兼政，不是里外更多出一个范仲淹了吗？”
　　得象笑道：“急了不是？你张网的耐心哪儿去了？”
　　王拱辰没笑：“这不一样。他这个根子，拔得越快越好。要不然，就该我们进网了！”
　　得象仍然笑呵呵的：“有什么不一样？他在朝廷都无能为力，离开朝廷挂个空职，反倒有办法了？”
　　拱辰还是忧心忡忡：“说什么也是一种威胁，叫人心里不踏实。”
　　“不用。朝廷没有下梢的事，还少吗？古制那么好复的？天朝立国快一百年了，没行古制，不是也国泰民安吗？”
　　“既然这样，丞相干吗不阻止他？”
　　“有这个必要吗？行了文，自动搁置；行不通，自动中止。干吗还要多费唇舌？”
　　话虽这么说，拱辰还是将信将疑。到诏书真的成了一纸空文，谁也没想到实行，更没人想到检查、督促，他才真正服了丞相，还是老丞相料事如神！
　　仲淹人在外面，耳朵却一刻也不能清净：朝廷又下令戒朋党了，舜钦他们的事叫他心烦，攻击的言论时时都有……挂名的参知政事既有名无实，何必带着显眼，惹不痛快？
　　他写了一本奏章，请求辞去参知政事，专知邠州。
　　皇上问得象：“范仲淹请求辞掉参知政事，专知邠州，是不是准了他？朕想听听丞相怎么看？”
　　得象说：“陛下，范仲淹一向虚名在外，有些影响。历来大臣辞职，总要交章才准。如果他辞请一次陛下就准了，外面不了解实情，还以为陛下轻慢人才，随意贬黜贤臣，总是不大好。不准他请辞，他要上章称谢，就说明他请辞是假，意在要挟欺诈皇上，固宠抓权。那时再罢他的官，任何人都无话可说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范仲淹还真的走了一着昏招：上书感谢皇上不让他辞职。
　　得象拿着仲淹的谢章，向皇上奏道：“皇上，老臣不幸真说对了。进奏院转来的范大人奏章，专谢皇上不准辞职的恩典！”
　　皇上一听，气轰地一下就涌上来了：“果然欺诈要挟朕躬！不是丞相眼力好，朕差点儿还就上了他的当！”
　　皇上一面恨着仲淹表里不一，一面也就更加相信得象了。得象一箭双雕，得了个满堂彩。
　　下面的事，就由谏官来收拾了。
　　说话的是右正言钱明逸。明逸是吴越王钱俶的后代。吴越王降宋称臣，后代全都沦为臣民，在大宋讨官做了。明逸的父亲钱易与堂伯父钱惟演，在真宗、仁宗朝都以文章名世，惟演更是西昆诗派的一个干将。明逸的谏官是吕夷简提拔的，天然与得象相近，知道得象剑锋所向，当即上书，请罢了范仲淹的参知政事。先说他更张纲纪，淆乱朝政，大搞朋党，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接着，就揭他固宠欺诈。去陕西、河东宣抚，听说朝廷下诏戒斥朋党，心存畏惧，上表称病求医，请求解职；到知道朝廷宽恩不予追究，又上表请知邠州，只请解去参知政事；朝廷加恩留任，他就再不推辞，立即上书称谢。像这样明目张胆地欺诈朝廷，固位抓权，立国以来亦属罕见。不尽快予以废黜，以儆效尤，忠直之士，何以自立？
　　

大宋遗事　第十八回（2）
与范仲淹一起请贬的，还有一个富弼，罪名也是一样的：朋党乱政。
　　皇上都恩准了。仲淹丢了参知政事，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安抚使；富弼丢了枢密副使，为资政殿学士、知郓州，兼京东、京西路安抚使。
　　富弼虽一样丢官，却丢得惊心动魄，叫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他不是做了河北宣抚使，去了河北吗？事情完了，该回来述职。可快到京城的时候，却有内侍口宣皇上圣旨：“河北宣抚使富弼接旨：着富弼就地停留，不得进京。”
　　既无慰劳，更无奖掖，也不说什么事！他原是个有前科的人：为刘六符讹诈成功，不是有人上书请杀他以谢天下吗？现在遇到这样一道不明不白的非常口诏，他怎能不慌？吓得觉都不敢睡了！
　　好歹第二天就接到圣旨，贬职去郓州知州，不必陛辞，有奏章可交进奏院转递，即刻动身赴职。虽贬了官，人却平安无事，他反而有几分欣喜了！蓦然想起范仲淹过去说的话：“皇上春秋鼎盛，一旦开了杀戒，往后要是手滑了，你我能保住没事儿吗？”又出了一身冷汗，不禁叹道：“还是范六丈高明呵！”
　　另一个丢官的是杜衍。降诏免范仲淹、富弼的当天晚上，皇上就让内侍锁了翰林学士院，叫学士草诏罢杜衍了。他自己还不知道，一直蒙在鼓里。
　　杜衍这个人本来就缺少霸气。自己的嫡亲女婿，罪不当罚，他却一点办法没有，眼睁睁地看着他到苏州去当了寓公，其他也就可以约略想见了。但他又丢不掉那一点忠介：范仲淹他们纷纷离朝，原来行的事陆续都要被腰斩，只有他一个人勉力苦撑，保一点是一点，拖一时是一时。本来没有力量，还愣充中流砥柱，那结果能好才怪！
　　蔡襄不是与欧阳修、余靖一起上台当了谏官吗？眼见朝中政事纷纭，他原来谏阻的陈执中照样做了参知政事，知道朝中不可久居，就借口双亲年老需要侍奉，上书请调回福建老家去做州官。杜衍想留他，也还是苦苦周旋的意思。
　　他启奏皇上：“陛下，谏院眼下正缺人，几个谏官又纷纷要走。是不是恳请陛下，最好能留下他们！”
　　皇上点点头，并没说别的。
　　回到中书，杜衍要堂吏起草了行文劄子，自己先签署了；又叫堂吏拿给得象签署，得象也签了：他与蔡襄是同乡，怎么着也亲近些。
　　到陈执中那儿，他却不肯签，说：“圣上并没有明说同意，怎么就能行文呢？这事还得请明圣意，才能行文。”
　　杜衍见他有意刁难，自然作气，当场就将行文烧了。他没想到，这一烧愣是烧出话把儿来了。
　　陈执中去见皇上，奏道：“陛下，杜衍这一向越来越够瞧了！”
　　皇上问：“又怎么啦？”
　　“还是搞朋党那一套，变本加厉！蔡襄他们原是他的死党，他留他们在谏院，无非是继续为非作歹。看他写的劄子，就是铁证。微臣刚要说几句，他竟一把将劄子抢过去烧了，真正岂有此理！陛下正整戒朋党，像杜衍这种人都不清除出朝，整戒朋党恐怕就是一句空话了！”
　　眼下这话，皇上最敏感，一听就着。免仲淹、富弼时，就顺手捎带，下诏免了杜衍的工部侍郎、平章事、兼枢密使，贬为尚书左丞，知兖州去了。前后算起来，杜衍当丞相才不过一百二十天。
　　几个位居二府的人也撵走了，下面就该一件一件清账了。
　　最叫仲淹他们扼腕愤恨的，可能是背后捅来的刀子。
　　首先捅苏舜钦的，就有这一刀，捅刀子的是刘元瑜。当年，仲淹几次被贬及尹洙、余靖、欧阳修等“四贤”被逐，他都认真为他们说过话。到这一次，仲淹危险，他要划清界限，反戈一击立功，首先捅了舜钦他们一刀。嫌一刀还不够意思，接着他又连出两刀。
　　一刀是为夏竦翻案。当年夏竦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愣是被余靖、蔡襄他们给反掉了，改换了范仲淹、韩琦。刘元瑜翻出这笔旧账，说仲淹他们结党营私，无所不用其极。说完夏竦，刀锋一偏，又比方当前请留蔡襄等也是朋党乱政之举，绝不能姑息纵容，顺便擦了杜衍一下。
　　第三刀，捅的是仲淹的十件事。仲淹不是请求实行磨勘、保任、考核等等吏治改革吗？刘元瑜上书皇上，说是助长奔竞之风，是实施朋党政治的不二法门，应该立即停止实施。皇上也真听了，当即下诏，说官员非由人保举不得叙迁，不利于养成士大夫的廉耻退让之风，助长奔竞，将它罢了。
　　刘元瑜这一带头，其他人可就纷纷跟进了。
　　保荐官员，一路好人下来，是范仲淹他们设计的最关键一招，也是别人最眼红的一招。或许是受刘元瑜的启发，钱明逸上奏猛攻这一招。理由无须多说，不外有违祖制，先皇们都是自己选人；不利敦厚风俗，助长奔竞，滋生朋党，等等。
　　妙的是钱明逸算了一笔账：“陛下，别的且什么都不说。有一笔账算出来，您就清楚了。”
　　仁宗问：“什么账？”
　　明逸说：“两制以上不是可以举荐官员吗？臣查了一下，这样的官员不下五十名。假定一个人一连荐三个人，这绝不算多，那么，一年就是一百五十人。不要说年数久，三年就是四百五十人，五年就是七百五十人，十年是一千五百人。这么多人，不说别的，光站，金殿上也难得站下！长此以往呢？还有两制以下官员举荐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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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十八回（3）
仁宗仿佛已经看见这些人正在金銮宝殿挤成一锅粥，急得头上汗都差不多快出来了：“你这笔账算得好！不经你这一算，朕还真没想到这么严重。去年的荐官诏书的确要废，朕这就吩咐下去。”
　　欧阳修虽上书要求严格翰林、台谏官员的举荐制度，却鼎力支持仲淹的好人荐官改革。知道钱明逸上奏请罢举官制度后，当即上书论辩，逐条反驳，连账也算得倍儿清。
　　他的账，与明逸算的完全不同：一个被荐官员，按要三个人保举算。两制以上官员不足五十个人，全数保举，一年也只能保出十五个人来。何况，还有三个以上的人保举一个，或一年之中根本不保举的人呢？仅算账一项，也可以看出明逸他们是如何恣意欺骗了！
　　可仁宗此时已移情别恋，同样是三加五，他也只认钱明逸的账清，根本不买欧阳修的账了。很快，诏书就下来了：两制以上举荐的路断了，官吏仍旧按惯例升迁，论资排辈。不过，钱明逸的账也有不精明的地方：范仲淹一拨的，差不多快被清洗光了，两制以上已没有力量。那么，限制的反倒是钱明逸这一边的了。这账，不是成了一本蚀本账吗？
　　封荫官僚子弟，也有过一点儿小小的扼制，添了一点儿规范。有人上书不满，新规定也罢了，一切照旧。监察御史包拯看不过去，上了一本，极言过去封荫制度的弊病，改革抑止的必要，请求不要废了庆历三年的新措施，但奏上之后，只如石沉大海，连涟漪也没能撑起一个。不久，更有人上书无端要求广施恩泽，封任子弟。封荫之风，倒愈益变本加厉了。
　　转运使带按察之名，从一开始就受到猛烈攻击，闹出许多是非。现在赶上江河日下，自然更难逃噩运，被下诏彻底罢了：转运使再不带按察之名，更不得按察生事。
　　一切都恢复了原状，那些更张生事的人的日子，自然益发难熬了。
　　韩琦曾参与过新政，新政弄成这样，他不能无动于衷；范仲淹、富弼又是与他一起进退的，他们纷纷被贬，他也不能不同病相怜。自己又天性激烈，不是那种能够装呆卖傻的人。凡此，都注定了他不能不说话。
　　他专门奏了一本，为杜衍、范仲淹、富弼辩护。其中特别提到，富弼已近国门而不准还都，这样羞辱大臣，实在有伤国体，无形损失不可尽言。为扯开朋党之嫌，他特别提到：搞朋党总是为了升官，没有为了朋党而谏救大臣，自找霉倒的。请皇上务必不要疑心他搞朋党，而宽恩大臣，使他们能尽忠国事。
　　奏本上去，毫无消息。不但没消息，人家已经开始动他的手了：前些时候他为苏舜钦、王益柔说话，他们早已侧目牙痒。这一回又来逆流，岂有再放过他的！
　　不是怕人说朋党吗？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们又抖落了他的一本陈年老账：处置水洛城失当，罪责难逃。还找来当时受到打击的当事人董士廉，让他到京城来告御状。
　　水洛城在德顺军管界内，地处渭州与秦州之间，雄踞陇山，堪称渭、秦之间的交通要地。一旦边防有事，秦州、渭州的援军即可以由水洛城源源而出。原来没有城。真宗的时候，知秦州的曹玮才着手经营，后来也有人相继努力修筑，但始终未能完工，没有个城样儿。不为别的，这儿历来是羌人住的地方。羌人有生番与熟番的区别：所谓熟番是投降大宋，已经汉化的羌人；生番则归属不定，有时投诚，有时又背叛。而水洛城所在的地方，恰恰生番居多。因为他们或降或叛，没个准头，修城也就只能时断时续，终于没有结果了。
　　水洛城北边的静边寨寨主刘沪，为守寨起见，也想立一功，要把水洛城给修起来。那时还是郑戬在当陕西四路都总管，郑戬当时就拍了板，并委派著作佐郎董士廉与他一起促成此事。这刘沪也还能干，先以大兵压境征服了土著生番，以后又恩威并施叫他们服服帖帖，水洛城的修筑终于重新启动，进展相当顺利。这事也报告了朝廷，朝廷还通令嘉奖过。
　　这不是没事了吗？可郑戬却调到永兴军去了，韩琦当了宣抚使，前来陕西宣抚。
　　已经知渭州的尹洙，先就不同意筑水洛城，郑戬当道，他没法儿说。韩琦是他的老上司，自然可以无话不谈。韩琦自己先在泾原、秦凤路任经略、安抚、招讨使的时候，对修水洛城就不感兴趣，否则，他也想办法修了。尹洙一说，他更反对了。当时就下令，要刘沪、董士廉停止修城。修得好好的城池，朝廷又明令嘉奖过，他们两人如何能就那么停了？
　　“军令如山，他们居然抗令不遵？尹知州，派人去将他们两个给我抓起来！”韩琦火了。他一向是个法出令随的人，如何能容忍别人违抗军令！
　　郑戬走后，尹洙已经不止一次要刘沪、董士廉停工了，都没用。有韩琦这句话，还不立马派人吗？
　　他一派就派了个横的：泾原副部署狄青。
　　这狄青，地道行伍出身。每次打仗都披头散发，戴一个铜制面具，天神恶煞一般向前冲去。敌人见了，没有一个不心惊胆战。愣是凭着军功，逐渐升了个武官。
　　人虽升了官，当兵时脸上刺的字还始终留着。人家劝他：“狄大人，您已经是个官儿，留着这刺字，也太不好看哪！”
　　他却有词：“要是没这两行字，我狄青怎么能有今天？留着它，好叫天下当兵的都看看：朝廷有的是位子，就怕他们不尽忠报国！”
　　

大宋遗事　第十八回（4）
他是由尹洙推荐给韩琦、范仲淹，才逐渐升官的。仲淹还送了他一本《春秋左氏传》，劝他好好读书，争取做个名将。既有知遇之恩，他对这三个人自然极为尊崇。韩琦、尹洙要他办事，他怎么会不尽心？当时就带了人马，到水洛城将刘沪、董士廉抓起来，戴枷上锁，押到德顺军大牢里关了起来。都上了枷锁，那态度、动作当然好不了。
　　人一关，这事就闹大了。沸沸扬扬，扯动了半朝：先是郑戬上书告状，后是朝廷派人反复体量，大体总是为刘沪、董士廉鸣冤叫屈的多。尤其是说他们修城有功，与不听军令是两码儿事，根本不该关押。两个人自然都放出来了，城也继续修缮，终于完工了。
　　韩琦虽也上书列举许多理由为自己辩护，诸如另有近路通渭、秦两路援兵，不该分兵太多等等，毕竟处在下风。眼见董士廉又上朝讨债，知道不利，他就有些心慌了：专制政体之下，不管是谁，再横都有极限；或者不如说，再横都是假的。韩琦憋不住，上书请求外调。终于也一样被罢了枢密副使，加个资政殿学士，知扬州去了。
　　韩琦一走，范仲淹、富弼也每况愈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