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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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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签判,一任知县,一任通判,一年多知州,再加上二年多京官,自己对州县官员不说了如指掌,至少也是极为了解的。要认真,还真找不出几个像样的人来。光说常州治水,要治的官员就有不少。可真要治他们,就没那么简单了。敷衍塞责吗?也要能心安理得!唯一的办法只有回避,眼不见为净,至少可以眼不见心不烦吧!
  做州县官,虽然也不在红尘之外,但接触究竟有限,且不是专职。身为提点刑狱官,就不一样了,负的就是专门督察一路州县官吏的职责,天天接触的都是那些事情;不但要接触,还要逼着你表态处理,只在那些事情上见功夫,你还上哪儿去回避?要回避,只好卸职。
  既卸不了职,该怎么办呢?
  庆历的事,自己虽没赶上,这几年听也听得耳熟能详了。背上三虎四狼恶名的人,其实有多少错处?不过错在认真而已。背了恶名如果能于事有补,倒也罢了。问题是不过热闹一场,让人多些茶余饭后的谈资,这真还值得认吗?就那,还是因为有庆历新政的变革大势,才可以煞有介事地折腾一番。没有那个大势,连要这样折腾一番也难。这几年自己耳濡目染,乃至亲身经历的事,还少吗?哪一件不是不了了之?不说别的,还说治河:即使自己有心找几个人问问,结果不还是连问也没问,就丢开手了吗?
  

大宋遗事 第三十六回(4)
可越怕越来,说什么也是白说,只能硬着头皮去面对它。别无选择呵!
  一旦决心面对现实,很快也就能看出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了。江南东路,辖下有一府、七州、二军、四十三县。府为江宁府,七州则是宣、歙、池、江、饶、信、太平等,军为南康、广德。幅员数千里,光是朝廷命官就不下数百名。较之一路,县、州都只是一个局部;群牧判官又是专任,对于吏治难有更多的了解。那么,任官一路提点刑狱公事,无论如何也是一种新的经历,对于了解吏治该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至于处理应对,只要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出以公心,也未必就真的一筹莫展,总会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的。
  这么一想,安石也就多少又有些信心了。
  尽管安石从来没有高估过官场,对官场的贪赃枉法、苟且渎职,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也准备好了一种处之泰然的平常心态,但上任之后的所闻所见,仍然叫他莫名惊诧:照他的标准,一路数千里之间,大小成百上千名官吏,要想找几个称职、合格的官吏,竟比登天还难!
  就像蓦地刮起一场飓风,他本来平稳的心态,立马又掀起了万丈狂澜。他先是极为愤怒,恨不得将所有的不法平庸官员全都绳之以法,申斥贬降;继而,又忧虑之至: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就会天下大乱了!不仅黎民百姓要万劫不复,大宋的江山社稷也一样会跟着灰飞烟灭。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情景呵!可一旦考虑到处置的现实可能性,他就不能不泄气了。要将那些人全都绳之以法,或申斥贬降,绝不可能。那是一个无边无垠的庞大群体,与它相对,根本就是与漫无边际的海洋作战!古往今来,有谁真正战胜过海洋?没有。他突然想到了精卫:苍茫无际的大海上面,一只小不点儿的鸟儿,鼓动着小小的一对翅膀,将嘴里衔着的一块石子勇猛地投向海洋,又哀鸣着,向遥远的天际飞去。在它身后,大海一如既往地咆哮着,仿佛在刻意嘲笑它的执著与疯狂。
  安石不由自主地苦笑了:“一个永恒的神话!弘扬的也始终只能是精神,海洋是永远无法战胜的!”
  面临不可战胜的敌人,不甘失败的斗士照例总会产生一种心理补偿。这种补偿可能自觉,也可能不自觉,完全是一种下意识行为;其表现形式,可能与本题直接相关,也可能离题十万八千里,只有仔细搜寻,才能发现两者之间居然也有那么一丝两丝的联系。安石此时想到的是:法不责众;追根究底,当今吏治之所以叫人扼腕浩叹,是社会与时势使然,理有可恕,情有可原,并非哪个个人的责任。完全要他们个人承担责任,似乎不大公正。但也不能完全不追究责任。无论如何,大也好,小也好,吏治总是要整顿的;而要整顿,也就不能不拿人开刀了。
  他将所有的卷宗又看了一遍,选出六份交给属下官员:“你们互相交换着看看这几份材料,该怎么处置,拿个意见出来。”
  他们接过来一看:一份是个命案,江州百姓周大新,状告知州张扬纵子张帆行凶,抢夺民女,致死人命;其余五份,大抵都是状告州县官吏贪赃枉法。这些属下都是办案子办老了的人,看过卷宗,就大抵琢磨出安石的意思,不过是要震慑一方,整饬纲纪,处置的办法也就相应而来了。
  杨番向安石禀道:“大人,我们几个人看了卷宗,也小议了一下,都认为张帆抢夺民女,致死人命,情节恶劣,证据确凿,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应当处以极刑。张扬身为朝廷命官,纵子行凶在先,袒护包庇在后,手段卑劣,人神共怒,至少应当贬官。其余五位,贪赃枉法,可以责令退赃罚铜,以示惩戒。不知是否恰当,还请大人定夺。”
  安石问另外几个人道:“杨大人说你们也都是这种意见,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们都是这么想的,没什么要说的了,只请大人裁处。”那几个人一起答道。
  “那好,就照杨大人的意见办,请杨大人起个本章上奏朝廷。一等朝廷批复,就着手施行。”
  这一次,朝廷倒是爽快,本章上去,很快就批复下来了。张扬被连贬两级,离职候任去了;张帆则被重新逮捕,关进大牢,到秋后处决刑犯,随同斩首示众。几个罚铜的官吏,批复下来的当天,就分别处罚了。
  几件事情刚了,各种议论也接踵而至了。为官为民,什么人都有话,说好说歹,说什么的都有。当官的,往往都说安石处理得恰到好处;做百姓的,却嫌他处罚太少,量刑太轻。安石听了,也不怎么往心里去。毕竟完了一件棘手的事情,倒是有几分愉快。晚上竟叫淑贤准备了几个小菜,与她小饮起来。
  淑贤心里也高兴,笑道:“这一向总见你阴着个脸儿,害得我们都不敢与你多话。今儿总算有了笑脸,我也放心了。”
  安石也笑道:“前一向是心里有事。如今总算解开了疙瘩,也就放松了。”
  两个人都不胜酒力,不过三五杯,也就撤酒入睡了。安石这里刚落枕,就见逢源从门外轻飘飘地进来了:依然是一袭白衫,犹如玉树临风,只是比先前略清瘦些而已,比病中则精神多了!
  安石大步向前,一把抱住逢源:“逢源,你怎么这么长时间老不来看我?真是想煞我了!”
  

大宋遗事 第三十六回(5)
逢源也动情地说:“我也一样想念仁兄。只是江湖不易,风波险恶,哪能想来就来呢?”
  安石想想也对,就说:“可惜我是个官身,什么时候辞官不做,咱们就可以自由往来了。那时我一定常常去看你!”
  “那敢情好,只怕永远不可能了!”逢源伤感地说。
  “你总喜欢说丧气话,这有什么不可能的?你知道我的本心,做官并不是我的初衷。”
  “话虽这么说,毕竟已有阴阳之隔,哪里能随便往来呢?”
  “说你丧气,你益发胡说了!什么叫阴阳之隔?这话也是随便胡说的吗?”安石不满道。
  “您不知道,这哪里是胡说!到您醒的时候,您就会明白了。”
  “我这不就是醒的吗?还说你不胡说呢?”
  逢源听了,也不辩解,只是一味地冷笑起来,笑得安石浑身发毛,止不住问道:“逢源,你从来不这样,今天是怎么了?”
  逢源依然只是冷笑。好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您想想就会明白了!”
  安石忍不住火了,大声问道:“我明白什么?这种莫名其妙的话,再怎么我也想不明白!”
  逢源却突然和解了,说:“仁兄,我来一趟好不容易,干吗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扯个不清?差点儿忘了我为什么来的了!”
  “真是,我也忘了问了。你是有什么事吗?”
  “我为《商君书笺释》写了一首卷头诗,特意来告诉您。”
  “噢,是什么诗?”
  逢源念道:
  治国从来在措法,爵尊罚重大功成。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念完之后,逢源又道:“书已经在您跟前了,烦您将这首诗补题到扉页上去!时候不早,我这就要别过了,仁兄再见。”
  说着话,人已经像来时一样,轻飘飘地飘出门外了。安石喊了一声:“逢源!”伸手一抓,却只抓住一缕轻烟,轻烟又变成一块布头,人也迷迷糊糊地醒了。
  只听淑贤在耳边叫道:“相公,你怎么了?快醒醒!”
  安石这才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手里抓住的原来竟是被头!可人依然恍恍惚惚,问道:“奇怪!明明看见逢源来了,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你看见他了吗?”
  淑贤知道他睡魇了,像孩子一样轻轻拍着他,安慰道:“相公,你是睡魇了,做噩梦呢!逢源都死了快一年了,你上哪儿见他去!”
  安石这才完全清醒了,叹了一口气:“是呵,可这梦做得多真呵!刚刚逢源还做了一首诗,说是要做《商君书笺释》的卷头诗。诗我还记得呢!”
  淑贤听了,止不住好奇,问道:“是吗?说给我听听。”
  安石张口要说,可头两句怎么也记不清了,非常模糊,既像这样,又像那样,唯独后两句确切无疑,只好说道:“奇怪!头两句越来越模糊了,只后两句记得真,是:‘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我的记性从来没这么差过,转眼之间竟至忘事了!奇怪!”
  淑贤笑道:“梦里的事情,哪能认得真!可这后两句真是有见识,你倒应该将它补齐才是。”
  安石觉着也是,也笑道:“夫人说的对,我这就起来将它补足了。”
  说着当真披衣而起,淑贤也跟着起来为他铺纸研墨。安石推敲了半天,到底最后认定了逢源的原诗,提笔写道: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写好诗,睡意一点也没有了。夫妻两人又想起逢源的许多事来,安石益发动了感情,当即又写了两首《思王逢源》:
  蓬蒿今日想纷披,冢上秋风又一吹。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惟有故人知。庐山南堕当书案,湓水东来入酒卮。陈迹可怜随手尽,欲欢无复似当时!
  百年相望济时功,岁路何知向此穷!鹰隼奋飞凰羽短,麒麟埋没马群空。中郎旧业无儿付,康子高才有妇同。想见江南原上墓,树枝零落纸钱风。
  写罢搁笔,夫妻两人早已热泪滂沱了。
  代  序
  大宋朝的事,颇为吊诡。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统一中国之后,它强化皇权,崇文抑武,扬儒贬将,如此等等,不过二三代,外侮内乱就接踵而至,民穷国弱,几乎难以收拾。由此,引发了庆历与熙宁的两次改革。庆历新政浅尝辄止,无疾而终;熙宁改革,虽成为商鞅之后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政治变革,震动之大,影响之广,无与伦比,却也一样彻底失败了。历史从来不会中断。今天的中国,不过是历史的中国的一种延续与发展。不是都说溯古可以通今、鉴往可以知来吗?大宋朝的变革,对于咱们今天,或者也不无警醒、借鉴之处?
  说到大宋变革,尤其是王安石领导的熙宁变法,牵涉到方方面面,许多人都不能不置身其中。尤其是一些大知识分子,除范仲淹、王安石外,诸如欧阳修、司马光、曾巩、苏轼、苏辙、吕惠卿、章子厚等,其遭际命运、心路历程,无不让人感慨万端。变革大潮之下的这些大知识分子的人生经验,也该同样极为难得、可贵。
  还有一件怪事。领导了熙宁变法的王安石及其追随者,本是千古功臣,却一直被泼以污水,糟蹋得不成样子,千百年来竟都成了罪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冤案。原因固然很多,党争和程、朱理学的得势与泛滥,该是最重要的。直到清代,才有一个叫蔡上翔的人,编了一本《王荆公年谱考略》,辩证诸事,为王安石多少说了一些公道话。再,就只有梁启超了。他因为变法的需要与启悟,专门写了一本《王荆公》,为王安石辩诬,还原他的一代“伟人之模范,庶几百世之下有闻而兴起者”。1949年之后,倒也有那么一两个人做过努力。这当然不够。何况,时隔有年,读者有限,要拨乱反正,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似乎还该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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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三十六回(6)
再就是民情风俗、文化景观、宫闱秘事、朝野百态等所有关系大宋朝的种种现实生活图画,无不都让人醉心。正是这一切,让笔者有了写作的冲动,并最终写成了现在这样一部书。
  本书要是归类,该是一部历史小说吧?历史小说,顾名思义,自然应该既有历史,也有小说。由此,历史小说也就有了两种不同的写法:一是以小说的方法来写历史,一是以历史的方法来写小说。中国历史的文本,一向也有两体,一是编年体,一是传记体;传记体最为丰富,影响也最大。而传记体,实际上是以小说的方式来记录历史的。因为中国历史文本的这一特点,如果再以小说的方式来写历史小说,固然可以惊心动魄,天花乱坠,但因为无限片面地凸显了它的想像一面,再想从写出来的东西要历史,可就比较困难了。有鉴于此,笔者也就只取后者,只用历史的方法来写作本书了。
  因为用历史的方法来写,自然要注意保留它的历史面貌;但既是小说,也不想完全拘泥于文献。且放弃焦点透视,只作散点透视;不刻意于外在的紧张,多关注内在的张力;政治角力的大开大合固然不会放过,各种花絮与轶闻趣事也每每兼收并蓄。想的主要是人物鲜活、杂色纷陈与摇曳多姿,好让各类读者都能兴趣盎然。但半折心始的事也是有的,实现与想法就难免有距离,陆机所谓“非知之难,能之难也”。究竟如何,只有仰仗读者先生们的雅鉴了。
  2006年8月27日于北京
  

大宋遗事 第三十七回(1)
出尔反尔朝令夕改
  解罢榷茶一路欢歌
  茶虽不在“四大发明”之内,其发祥地却在中国。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先民就知道采茶、饮茶了。
  茶圣陆羽的《茶经》第六卷《茶之饮》,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神农氏,就是以火德王的炎帝。我们这些黑头发黄皮肤的人号称炎黄子孙,我们的先祖,除黄帝之外,也就只有这个炎帝了。陆羽的根据,是《神农本草》说,神农尝百草,一天能遇上七十二种毒物,全靠有茶(荼)解毒,才终于安然无事。鲁周公,就是西周初年的名臣周公旦。鲁国的君王原是他的后代,所以有时也称他为鲁周公。《尔雅·释木》说:“槚,苦荼。”“荼”是“茶”的古字,到陆羽才减去上面一横,改“荼”为“茶”了。相传《尔雅》是周公写的,所以陆羽说“闻于鲁周公”。照陆羽所说,这采茶、饮茶,不是古之又古的事情,能是什么呢?
  要说《神农本草》、《尔雅》的成书年代还有争议,陆羽所说未必笃实,至少《周礼》已经有记录,说西周宫廷里已经有专职的“掌茶(荼)官”了。东晋常璩的《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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