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胡同捌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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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唱着一首民谣，其中有这样的几句歌词：“我要带你们去我的家乡，那里有很多人活着和你们一样，花儿开在粪土之上，像草一样，像草一样。”因为正要写这一段，让我忍不住想起来黄花苑，我觉得苏阳的这首歌就像是为黄花苑唱的一样，那些低贱而顽强的生命，就是这样的，花儿开在粪土之上，像草一样，像草一样。
　　黄花苑的出现，从数量和质量上，虽然不能和八大胡同分庭抗礼，却成为了北京城那时候对八大胡同的一种补充，像是在一片大树丛的边上，长出的一片蘑菇地，供人们各取所需。从另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八大胡同的风光已经不再了，它不仅让黄花苑这样的三四等妓院分了自己的一杯羹，而且，它已经无可奈何得如一个落水的人，让黄花苑这样的下九流抱着自己一起下坠得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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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苑：八大胡同衰败的象征（4）
根据《申报年鉴》公布的甘布尔的《北京娼妓调查》，民国时期，妓院和妓女最红火的时候，是在1913年到1918年——
　　妓院 头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合计
　　家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总数
　　1913年　　366 721 838 1368　　　　257 3184
　　1914年　　357 744 833 1467 256 3300
　　1915年　　388 760 908 1535　 288 3491
　　1916年　　391 729 893 1580 298 3500
　　1917年　　460 781 986 1814 308 3889
　　1918年　　406 　 　　　　　　　　3880
　　这里的妓女仅是公娼，不包括私娼，这个时期的私娼的数量，一般是公娼数量的两倍左右，两项加起来，北京那时的妓女已经达到了一万一千人左右。根据当时的北京人口数据表明，那时候的公娼和居民比大约是1比200多；包括私娼在内的比是1比80左右；也就是说，在那时的北京城里，平均每80人里，如果刨去男人和儿童，每20名妇女里面，就会有一名妓女。这个比例，实在不算小了。
　　还是根据甘布尔的《北京娼妓调查》，从1929年起（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京的妓女数量逐年下滑，到了建国前夕的1949年，妓院总数只剩下了224家，几乎少了一倍。而妓女总量也减少至1316人（这个数字中还包括一部分私娼），几乎少了三分之二。
　　可以看出，黄花苑的出现，并不是北京城红灯区的扩大和繁荣，实际上，它不过是一种垂死挣扎，一种回光返照，它亮起了北京红灯区的一盏红灯。八大胡同，因黄花苑的出现，而彻底地走进尾声。它的寿终正寝，落下帷幕，是早晚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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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日子定格在那里无语话沧桑（1）
民国末期的八大胡同，确实和清末民初时已经大不一样了。迫于生存，它开始和黄花苑一般，也出现一些下等妓院，在朱家胡同的时升旅馆，在王广福斜街的广兴妓院，在小李纱帽胡同里的连升店、永生院，都是这样的三等四等妓院，而在庆云巷里的同春楼下处、小花园下处、荣春下处，在火神庙夹道（现在的青风巷）里的祥顺下处，都是一些四等妓寮，更是一个门紧挨着一个门。更不用说在王皮胡同和蔡家胡同里出现的一些更加等而下之的妓寮或暗门子了。
　　现在去那一带，虽然看见的景物十分破败，但是，除去房屋如老人一样老迈龙钟，以及一些后来搭建的拥挤不堪的小房外，其余的，和那时候相差不多，有的旧房门都还在，只是门上的漆皮斑驳脱落，皱纹纵横，布满点点的老年斑了，门在一开一关的时候，吱吱扭扭的笨重响声，沾满着尘土和油垢的味道，仿佛是过去日子含有一声声叹息的回声。虽然，六十多年的岁月过去了，那段日子却仿佛依然定格在那里，无语话沧桑，和着老房檐上长满在鱼鳞瓦间的那些狗尾巴草，一起瑟瑟地拂动在寂寥的风中。
　　那时候，妓女的成分和清末民初也大不一样了，为了生计，被迫自己投奔到八大胡同，以及根本不知情下被拐卖到八大胡同里的人，越来越多了起来。
　　素兰和英子，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她们都是山西大同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分别来到了八大胡同，素兰23岁，英子才17岁。
　　如果不是丈夫得了重病，苦于没钱医治，从医院的病床上回到家里，眼睁睁地没有一点儿办法，素兰断然不会走上这条路。她先去找了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亲戚朋友，但她实在不能怪大家心狠不帮她，都是穷苦人，吃了上顿吃不成下顿的主儿，谁也拿不出那么大一笔医药费呀。没有办法，她回到娘家，都说女儿是母亲的贴身小棉袄，她希望父母能够疼疼自己，给自己一点儿救命的钱，只要丈夫的病好了，就可以干活儿了，就可以赚来钱，一切都能够周转开来。
　　可是，走进家门，她把已经拱到嗓子眼儿的话，又咽了下去。她看见母亲和自己的丈夫一样也病倒在床上，好多天了，母亲知道她丈夫已经病了，怕她着急，给她雪上加霜，一直瞒着她，没敢告诉她。做母亲的还不懂得女儿的心思吗？女儿是从自己肚子里出来的，连着自己的肉啊，母亲知道她干什么来的，张着干瘪的嘴，却不知该对女儿说什么才好。女儿先开了口，堵住了母亲的嘴，说是知道母亲病了，特意来看看的，还一个劲儿地怪罪母亲，怎么一直不告诉自己。
　　母亲望着她，半信半疑，思忖着自己生病的消息一直对她封锁着，是谁把消息走漏的呢？她已经很难了，自己帮不了她，为什么还要给她添乱加堵呢？母亲支撑着身子坐起来，想对她说自己好多了，安慰她不碍事的，让她赶紧忙自己的事情去吧。她明白母亲的心思，再一次先开口堵住了母亲的嘴。她告诉母亲，她很快就能够找到活儿了，就能够挣着钱了，而且活儿还不错，挣的钱也不少呢，可以帮助丈夫治病，也能够帮助母亲治病了。她还特意强调这次来家，就是为了告诉母亲这个好消息，好让母亲放心。
　　母亲再一次望着她目瞪口呆，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临走的时候她还一再对母亲说，拿到工钱后，她一准儿马上给母亲送过来！
　　可是，走在回家的路上，她禁不住落下了眼泪。到哪儿去找活儿干呀？到哪儿去给母亲找钱呀？但情急之下，已经对母亲把话说出来了，她被自己逼上了悬崖，无路可退。这时候，她才想到了卖身这个最不得已的事由来。在那一瞬间，她忽然想起了以前曾经在小报上看过的对北京八大胡同的介绍，她想去那里，大同的人谁也看不见，自己也落个眼不见心不烦。虽然，那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可作为一个女人，除了自己的身体能够卖点儿钱，她还能够有什么出路呢？
　　回到家里，她发愁该怎么对丈夫说这件事。一路上，她都在发愁，好端端的，去北京的八大胡同当一个妓女，但凡有点儿血性的男人，都不会让自己的女人这么干的呀。可是，她没有想到，当她吞吞吐吐地把这事说出了口，丈夫竟然点头同意了。这让她目瞪口呆，望着自己的丈夫，好像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似的。令她更没有想到的是，丈夫忽然蒙头大哭起来，那哭声打雷似的，让她一时不知所措，非常害怕。丈夫对她说：找条活路吧，我知道我是快不行的人了，就别再牵累你了。临死再搭个垫背的！她抱着丈夫说：别这样说，我把钱挣了来，你的病就有钱去治了，我还会回来的。夫妻两人哭成一团，哭成了泪人，就跟生离死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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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日子定格在那里无语话沧桑（2）
素兰不是被人所逼，而是被生活所逼，走进了八大胡同。现在的年轻人，一般很难理解那个时代如素兰一样的女人。事非经过不知难，如果仅仅从现在的道德意义上来评判素兰，显然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真的无比绝望，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做得出来。还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的呢？比起人的生命来，作为人的尊严最外化的脸面，已经显得是那么不值钱了。这是女人从事的一种最古老的职业，我们可以指责这种职业的万恶不赦，却不应该从简单的道德意义上，居高临下指责这样的一个女人。
　　素兰进的是八大胡同里的双凤院，老板先给了她350法币，我现在算不出来，这350法币折合人民币，到底值多少钱，在当时又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我只是觉得，这区区350法币，就把一个女人一生的命运转变了，素兰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昂贵了。
　　拿着这350法币，订了三年的合同，素兰当了一名“使钱压账的”。这种妓女，就是如素兰一样先使用妓院老板一部分钱，还清债务后再恢复自己的人身自由。很多这样的妓女，合同满了，债务还清了，但已经没有归家的路可走了。有的是没脸回家见人，有的是吃喝玩乐游手好闲习惯了，不愿意再回去受苦受累，便当上了“自混的”。这种妓女，自己在外面有房子住，甚至有家有孩子，到妓院来卖身赚钱，和老板分成，来去自由，好像到妓院定时定点来上班似的。不知道素兰以后的命运是什么，三年合同期满，是丈夫和母亲都已经痊愈，她回家和丈夫、母亲团聚？还是丈夫和母亲都已病逝双亡，无家可归的她，只好当了一名“自混的”？谁也无法预料了。但可以想象的是，无论哪一种日子都不好过。走进八大胡同，即使有幸能够跳出火坑，脸上也像被火烙铁烙上了红字一般，一生无法抹去呀。
　　英子的父亲是个木匠，有一门手艺，艺不压身，一家子的日子应该是不错的。英子有一个姐姐，几年前嫁到了北京城，是全家人的骄傲。那时候，谁家里在北京有个亲戚，就跟和皇宫里拉近了似的，透着和别人不一样。谁想到，父亲突然病故，顷刻之间，全家的顶梁柱塌了，母亲无力养活自己和英子，只好投奔姐姐家。好几年没有见姐姐了，母亲带着英子坐上火车，心里充满阔别重逢的渴望，以及对未来生活的一点儿希望。她们娘儿俩从来没有到过北京，姐姐刚来北京的时候，曾经提出让她们娘儿俩来北京看看，那时，父亲的活儿忙，英子上学，都需要母亲一人拳打脚踢地去照料，一时抽不出时间。后来，姐姐忙，也就不提这事了。现在，她们娘儿俩突然就闯来了，不知姐姐会怎样高兴和意外呢。
　　英子和母亲按照以前姐姐来信的信封上留下的地址，找到姐姐的住所时，姐姐已经不住在那里了。亏了好心的邻居，告诉她们娘儿俩姐姐的新址。但是，当她们娘儿俩在前门大街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找到这新地方时，才知道姐夫已经去世好长一段时间了。姐姐不想回家，因为在家乡的人们看来，她能够嫁到北京来，是多少人羡慕的事情。她不愿意打破家乡人们给自己头上笼罩着的那一抹光环，她也不愿意回家让自己的家人失望，或多一个累赘。为了可怜的一点儿虚荣和自尊，偌大的北京城，没有给她一个外乡人多少选择，她走的是和素兰一样的道路，自己把自己卖到了八大胡同的妓院里，当了一名“自混的”妓女。
　　阔别重逢，没有显出多少欢乐，倒是多了姐姐的乡愁，勾起母亲心头对往事的回忆，一时娘儿仨泪水涟涟，一宿都没有睡着。
　　日复一日，日子平平淡淡，却也有滋有味地过着。开始，英子和母亲只知道姐夫去世了，却都不知道姐姐的秘密，特别是姐夫去世以后姐姐靠什么活着。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姐姐总是一袭款款旗袍，夜夜浓妆艳抹地出门，而且常常是夜不归宿，甚至在来例假“倒霉”的日子里，也常常如此，有时会弄得旗袍脏兮兮地回来，英子没有发现什么，母亲眼尖，一眼就看了出来，不免侧目。当母亲终于知道了姐姐是一个妓女时，一下子气得昏死了过去，然后是卧病不起，没有多久，就死掉了。死的时候，望着她们姐俩，没有合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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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日子定格在那里无语话沧桑（3）
对于发生得这样快又这样意外的一切，英子实在没有想到。更没有想到的，还在后面。
　　有一天，姐姐请一位琴师来到家中，对英子说是请琴师来教她学戏，将来好有个事由，混碗饭吃。琴师看看她，说她长得不错，又让她随便哼哼两句，说她的嗓子也还不错，是块唱戏的料，便当场收下她做了徒弟。英子想，这样也好，如今父母双亡，自己总不能赖在姐姐这里一辈子。如果真的能唱戏，就是混不成四大名旦似的名角，起码可以混一碗饭吃，自己养活自己了。
　　她没有想到的是，当自己跟着琴师学了一段时间的戏，刚刚可以唱上几句的时候，就被很快地卖给了一家叫做星辉阁的妓院。这是一家一等妓院，在韩家潭胡同里。琴师看中了她年轻又有几分姿色，又可以唱上两句，把她卖了个大价钱。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亲姐姐居然可以对妹妹下得了如此毒手。
　　在八大胡同，星辉阁是很有名的，这里有一等妓院里常设的凤冠霞帔一般的床笫，明亮的大穿衣镜，以及装有骨质麻将牌的锦缎盒子、大烟枪、烟灯、烟盘，除此之外，它里面还暗设密室。在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在别的妓院里少见的气派堂皇的名人字画，字画的后面，就藏着一扇通往密室的暗门。常常有一些达官贵人来此风流，他们一般不从热闹的大栅栏那边来，那样太扎眼，他们一般会走珠市口西大街，穿过胭脂胡同，到百顺胡同，一拐弯，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韩家潭。如果有意外的情况发生，他们怕暴露自己的身份，可以立刻从暗室里消失，遮挡别人的耳目。
　　英子就是在这里开始了妓女生涯，那时候，她仅仅17岁。她的服务对象，就是这些达官贵人。她要为他们唱戏唱小曲，还要为他们的风流出卖身体。狠心的姐姐在这样对待英子之后，还要英子感谢她，说自己给英子找了一个多么好的人家。
　　应该再说说一位叫做玉霞的女人，她16岁的时候，以400块大洋的身价，卖给了八大胡同的恶霸段桂舫。和英子一样，开始也说是学戏，其实就是当妓女，她比英子的命运还要悲惨，老板强迫她接客，昼夜不断，一天竟然要接客二三十次。弄得她饭都顾不上吃，有时裤子都提不上。来了月经，也得被迫接客，有人告诉我，据说这样叫做“梅花红”，可以和黄酒“女儿红”的味道相媲美。最后，玉霞得了一种倒月经病，下边不来，月经居然从鼻中喷出，真是让人惨不忍睹。17岁那年，玉霞实在痛不欲生，吞大烟泡自杀，幸亏被人发现，立刻灌碱水，送到市里医院抢救，才留下来一条性命。
　　我在查看八大胡同民国时期档案的时候，发现那时北方班的妓女，主要来自北平、天津和河北地区，来自山西的并不多，主要是大同人（大同人来京为妓，似乎有历史，明朝著名的红妓苏三即玉堂春，就是大同人）。因此，档案上为数不多的来自山西大同的妓女，很明显地都凸现在眼前，只是在那些名字中间我没有找到叫英子和素兰的。我想，也许她们一到北京就改掉了真实的姓名，这在当时是很常见的，名字并不说明问题。每每看到“山西大同”的字样，我就恍然觉得，似乎有她们的身影跳跃在那些陌生的名字中间，并和这些大同姐妹们的名字叠印在了一起。
　　我到过八大胡同多次，每次去的时候，除了陕西巷人多而显得有些喧嚣外，其他地方都非常的安静，特别是韩家潭，常常是从这头走到那尾，都见不到一个人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