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文臣和太监: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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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蒙古贵族不会玩。成吉思汗当时大封功臣，他妈妈的一个养子，号称六弟的失吉•；忽秃忽认为大汗哥哥给博尔术、木合黎等人的封赏太厚，自己心中愤愤不平，找成吉思汗理论，历数自己的功劳。成吉思汗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封他大断事官（最高司法官）。这在我们汉民族看来，简直是太野蛮了，太没有文化了。从下往上劝进，要玩，从上往下赏赐，也常常玩这类游戏。开国君主大赏功臣，许多人照例也会推辞的，皇帝心中也很明白，会再次下诏让功臣“勉为其难”地接受封赏，像成吉思汗手下那样直白要封赏的，就会被人看成没教养的，且很有可能龙颜大怒而失宠。等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入主中原后，对这一套游戏很快也就驾轻就熟了。　　　
　　直到今天，西方的洋人都没学会这种谦逊的美德。清朝的黄遵宪在美国目睹总统选举，他认为那些竞选工作太难让人接受了，竞选者一方面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方面攻击对方的缺陷，黄遵宪认为这样的人怎能当一国之主？2006年的德国总理大选依然是这样，默克尔领导的基联盟以微弱多数赢了施罗德的社民党，谁当总理，如何组阁还没有商量好，便急不可待地宣称自己的政党取得大选胜利，哪有我们这种崇尚谦逊的中华文化先进？　　　
　　我们这里不但皇帝即位需要劝进，皇帝自己想退休，大臣们和皇位继承者也要慰留，因为大家不知道老皇帝这样表示，真实的意思如何，是不是来测试一下大家的忠诚。谁草率地将其当成真客气，就该倒大霉了。乾隆即位之初，就发誓在位时间不能超过他爷爷康熙的六十一年，因此等他当完六十年皇帝时，便想做太上皇，将皇位传给后来的嘉庆。包括嘉庆在内的臣子们，那可是苦苦哀求乾隆收回成命呀，似乎没了乾隆主政，清朝的早晨就可能升不起太阳，好在乾隆这次是真的想退休，嘉庆得以顺利即位。　　　　　　
崇祯帝即位初期的忍　　　
　　皇帝是天下第一人，看起来口含天宪，权力无边，有时候也得忍耐。崇祯皇帝即位后，就不动声色地忍了很长时间。　　　
　　崇祯帝朱由检是天启皇帝明熹宗的弟弟，哥哥做皇帝时他被封为信王按祖制居留在外藩。这天启帝是个没读多少书的糊涂皇帝，在位七年最大的乐趣就是干木匠活，朝政委托伺候他长大的太监魏忠贤。魏忠贤最后权倾天下，称“九千岁”。天启帝虽然糊涂但性格厚道朴实，他特别喜欢自己的弟弟由检，因此魏忠贤数次想构害信王时投鼠忌器，这一点在帝王之家是少有的。　　　
　　天启帝驾崩后没有子嗣，遗诏命信王进宫继承皇位。朱由检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独身进宫，被魏忠贤这些太监环伺，名义上握有天下之权，实际上连自身的安全未必有保障。刚刚进宫为天启帝守灵时，崇祯帝吃的是从家里带来的干粮，忍着渴不喝宫里的水。真是难为这位十八岁的新皇帝。这番防备并非多虑，斧声烛影的宫廷变故史书上有的是。　　　
　　当崇祯皇帝感觉到自己的人身安全基本有保证时，还是不敢得罪魏忠贤。魏忠贤投石问路，让另一个权监王体乾提出辞呈，崇祯帝好言慰留，稳住魏忠贤一派，可另一方面慢慢地消除魏忠贤的爪牙和强援，并巧妙地向天下散布某种信息。比如他将魏忠贤的对食（太监和宫女结成非实质性的伴侣关系）、天启帝的乳母客氏遣送出宫，这个客氏是魏忠贤能掌握大权的关键人物；把上书主张将魏忠贤的名位移入国子监和孔子一起拜祭的两位监生逮捕。　　　
　　这两位监生估计是读书读得一脑袋糨糊。一个大字不识的太监，竟然有那么多读书人给他建生祠，把他奉承为和孔子、周公一样的人物，本身就是够无耻的，无耻也罢了，不能无脑呀。新皇登基，必定会进行大规模的人事变动，才能真正坐稳龙椅，旧朝的宠臣继续被宠是概率非常小的事情，何况魏忠贤搞得天怒人怨。这时候还要拍魏公公的马屁，不是自找麻烦吗？　　　
　　崇祯帝的一番行为，立刻让大臣们嗅出点什么，特别是当年被阉党迫害的东林党人残余以及他们的同情者。明朝的权争，基本上是阉党和文官集团之间展开的，皇帝靠文官来治理天下，却靠阉党掌握特务、警卫人员，监视百官，二者之间的争斗是皇帝愿意看到的。但文官集团道义的资源比太监多得多，太监完全依附皇帝一个人，皇帝一旦死去几乎就是无皮之毛了。天启朝阉党虽然赢了东林党，但东林党却一直博得民间舆论的同情，这时候要清除阉党，这种舆论的力量是很有用的。　　　
　　魏忠贤此时只能步步败退，他能仰仗的技法就是“死人压活人”，因为他做的那些缺德事，都是打着先帝天启帝名义的，而天启帝待崇祯特别好，如果崇祯帝铲除魏党，平反错案就等于否定自己哥哥天启帝当年的施政，也等于说天启帝当年是个糊涂蛋。　　　
　　魏忠贤不得已只能以退为进，提出辞职，崇祯帝顺水推舟答应了。这下魏氏弄巧成拙，一旦没有职务，真是墙倒众人推，弹劾他的奏章雪片似地飞到崇祯帝的案上，几乎人人皆欲杀，崇祯帝利用舆论的力量趁热打铁将魏忠贤贬到凤阳替皇家看守祖陵，看到大势已去的魏忠贤，在半路上自杀。　　　
　　魏忠贤死了，按理说完全可以把所有的坏事推到他身上就行了。但他提拔的官员还把持朝廷要津，崇祯帝如果不把这场斗争引向深入，将魏党除根，他的权力布局意图是很难达到的。魏党余孽当然要反击，他们的招数还是不外乎拿先帝既定政策做幌子。　　　
　　可是，这世上总是活人最终胜死人的，聪明人多得很，完全可以绕过先帝已经做出的决定，将先帝的灵位高高供起来，而把他生前的政策措施来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中国的封建传统政治中，新的权力布局、政治变革总是从平反冤狱开始。此举既能打倒旧势力，又能收拾民心，争取舆论。　　　
　　此时，翰林院的编修倪元璐向皇帝连上奏折，不但要求为东林党平反，而且要求捣毁《三朝要典》。尽管这招有风险，但倪元璐看到了皇帝的心思，他比两个在魏忠贤快完蛋时还拍马屁的监生聪明多了。因为平反冤狱、新政实施不仅是人事上的变迁，还必须有理论上的突破，在古代就是“正名”。这《三朝要典》是天启朝在魏忠贤的主持下修订的国史，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对当时一些重大政治事件进行定性的“正名”之举。在这个“正名”过程中，东林党人被当成奸邪之徒，魏党则是忠贞的国家柱石。当年修纂成功后，魏党也希望《三朝要典》成为永不翻案的东西，它一旦翻过来，魏党余孽就没有了再在政治场上生存下去的正当理由。　　　
　　崇祯帝很聪明，面对因毁弃《要典》而可能有人质疑他辜负亡兄天启帝的信任，他说有了熹宗皇帝的实录，不必有《要典》，熹宗皇帝的光辉形象在实录中留给后人景仰。然后下旨说：“从今以后，官方不要以天启朝东林党人事件来决定好坏丑恶的评价，天下的人才不要依照《三朝要典》来决定进退。”　　　
　　理论上一旦有了突破，平反就顺风顺水了，魏党还留在朝廷的人很快就清除了，崇祯帝大胜。也许是崇祯帝在当信王和即位之初时装孙子，憋了很久，一旦释放就控制不住。魏党除掉后，崇祯很快就显露出他刚愎自用、狭隘多疑的本性，急躁冒进，闹得政局不可收拾，本想做中兴之君最终成了亡国之君。　　　
　　崇祯帝即位后，先忍耐静观，再进行人事调动，然后解决魏党首要人物，最后凭借“正名”，以求根本解决魏党的残余影响，这是封建政治中常见的套路了。　　　　　　
家法即国法　　　
　　崇祯当上了皇帝后，除掉了罢斥朝政的魏忠贤以及魏氏的对食——熹宗乳母客氏。一个团体的头脑除掉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剪除手足，这项工作一定会搞成轰轰烈烈的运动，否则怎能保住拨乱反正的成果？　　　
　　“阉党”逆案最后由皇帝钦定，罪犯分三级，首逆当然是第一等，非魏忠贤、客氏莫属；第二等为首逆同谋，是魏忠贤重用的崔呈秀等把持要津的高官，以及魏、客的侄子和儿子。第三等罪名为“交结近侍”。这个罪名仔细分析起来经不起推敲，魏忠贤连皇帝都可以操纵，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对于这样权倾天下的九千岁，朝廷能有几个人能洁身自好不去想办法结交呢？这种天下朝廷命官争相巴结一个自宫的废人的畸形政局形成，是谁造成的？当然是皇帝的昏庸、制度的腐朽造成的，但崇祯不能去责备自己的哥哥，熹宗朝政治糜烂的责任只能由魏忠贤和巴结他的大臣来承担。　　　
　　犯“交接近侍”大罪第一人是刘志选，此人已经七十多岁了，万历年间，任合肥知县时，吏部考察不合格，罢官回家。——当时京官和外官的考察，尽管掺杂着派系斗争，但程序上还是非常严谨的，决不是认认真真走过场。刘志选在浙江老家闲居了三十年，曾尝过做官威风的他，一日也不能忘却起复。　　　
　　魏忠贤当政后，刘志选通过跑关系，得以复出，这类好不容易重新戴上乌纱帽的人，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位置，处事更是利字当头，不讲廉耻。《红楼梦》中的贾雨村便是这样一个人，考中进士，第一次进入官场，手段还欠圆通，心中还残存着一丝读圣贤书所培养的荣辱观，因此得罪上司，罢官回家。后来投奔贾府重新做官，再次出山后的雨村便吸取教训，很快成为一个办事老到、趋炎附势的标准官僚。刘志选和贾雨村一样，三十年的闲居，痛定思痛，为官之术炉火纯青，努力奉承结交魏忠贤，自然是他的最佳选择。由于他替魏忠贤做爪牙十分卖力，短短一年内就提升为正四品的顺天府府丞，帝国首都市政府的二把手，这人还不满足，大约是因为自己来日无多，决定赌一把。熹宗的正宫娘娘张皇后，十分贤良，对魏、客的野心洞若观火，常常提醒皇帝，因此魏忠贤十分痛恨张皇后。魏忠贤一直想设法让皇帝废掉张皇后，把自己侄儿魏良卿的女儿嫁给熹宗做皇后，如此江山可能真的能姓魏。皇后可不是朝廷大臣，想要撼动皇后，风险极大，一般人不敢出来攻击皇后。关键时刻，刘志选这位老将出马，上书参劾皇后的父亲张国纪，这攻击国丈爷也不是闹着玩的，大概是刘志选罢官后，家人饱尝了世态炎凉，比刘志选更能感觉权力的含金量，于是鼓励刘志选冒险，刘的儿子们竟然如此开导老头子：你年纪这么大了，肯定死在魏公公的前头，只要魏公公在，刘家的富贵就有保障。将来万一魏公公败落了，你已经死了，很难被追究。　　　
　　刘志选的上书主要内容是攻击皇后不是张国纪所生，而是他收养的一个囚犯的女儿，显然这是欺君大罪。好在明熹宗别的方面糊涂，唯独对皇后，对弟弟信王——后来的崇祯帝十分爱护，连魏忠贤身边的人都劝他做事不要太过分，万岁爷别的可欺，唯独重伉俪、手足之情。　　　
　　魏忠贤完蛋后，刘志选被论罪，最大的罪行是“倾摇国母”。近四百年前的大明，虽然是不折不扣的帝制，但司法官员还得费尽心思从律法中找出罪名。最后有聪明人提议，法律虽无“倾摇国母”的罪名，但有“子骂母律”，以德治国的大明，忤逆不孝是大罪，打骂父母最高刑可以判处死刑。既然皇后是母仪天下，是天下人的妈妈，刘志选攻击皇后，就是骂自己的妈妈，罪该万死。刘志选自知难逃一死，干脆学习魏忠贤，上吊了断一生。　　　
　　七十多岁的儿子因为骂二十多岁的妈妈而论死，现在看来很荒谬，但在宗法社会这很正常，宗法社会是家国同构，国就是扩大的家，这个国家所有人的家长就是皇帝、皇后。所以高阳还赞扬这个判决十分公平，他认为，“法律贵乎有弹性，尤贵乎言简而意赅，汉高入关的约法三章，定四百年上下信守之基，而至今精神不失，乃由于此三章约法出于人人谓然的人情”。　　　
　　高氏这番论断我不敢苟同，尽管这番话包含有自然法的某些元素。这种判案方式在家长制的皇权时代，尽管能应付，但祸患无穷，法律弹性越大，判案者的自由裁量权也越大，也越能使有权者利用这弹性伤害弱势者。　　　
　　《明史•；后妃传》载，“一日，‘马皇后’问帝（明太祖高皇帝）：‘今天下民安乎？’帝曰：‘此非尔所宜问也。’后曰：‘陛下天下父，妾辱天下母，子之安否，何可不问。’”朱元璋极力防范后妃干政，因此他认为马皇后不该问老百姓是否安宁这类政事，可马皇后的回答让他哑口无言，既然国即家，国法即家法，国事乃家事，父亲可以管儿女，母亲为什么不能问儿女的生活状况呢？　　　
　　所以说，国法即家法，在明代有时候也不能自圆其说。当然，人家照样可以解释：夫唱妇随，一家子只能由老爸说了算，但当母亲的“过问、关心”是否应该在允许的范围内，因为这是“慈母”的分内之事呀。　　　　　　
崇祯帝身旁的“陆秀夫”　　　
　　历代亡国之君中，明代的崇祯帝死得最凄凉。1644年，农历甲申年三月，闯王李自成的大军攻破北京，三十五岁的崇祯皇帝让太监敲响紧急状态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钟。可平时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大臣，无一人出现，早就作鸟兽散了。只有太监王承恩陪在旁边。真正成了孤家寡人的崇祯皇帝吊死在紫禁城北面煤山的一棵槐树上。　　　
　　《明史•；庄烈帝本纪》记载着崇祯帝自杀前所写的遗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临死前依然说“诸臣误朕”一则反映崇祯帝刚愎自用的性格，也反映了他失望之际的心情：你们这些大臣，世受国恩，最需要你们的时候一个人也见不着，白养你们了！　　　
　　历史记载中，崇祯帝自杀前那几天惊慌失措，犹如一头困于笼牢中的野兽。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经将北京城围成铁桶一样，崇祯帝还在御案上写了一句“文臣个个可杀”，密示近侍。尽管随即抹去了，但可见此时君臣已同水火，相互不信任到何种地步。这种情形下，很难指望有大臣和他一起殉国。　　　
　　十八日外城陷落，他问太监为什么没有京营兵护驾，太监回答说：“皇爷安得有兵？京营兵皆散，今惟有劝皇爷走耳。”走投无路的崇祯召新乐侯刘文炳等带家丁前来护驾。刘的回答是：“臣等何敢私蓄家丁，所有家人，岂能当贼？”刘文炳说的是实情，明朝从洪武帝开始，对大臣监控甚严，大臣如果自己训练家丁，那就有私练武装的嫌疑，可能危及江山，是大罪，而一些没有经过训练的家仆不可能有什么战斗力。此时崇祯尝到了祖宗之法结下的苦果。　　　
　　当日崇祯将长平公主的胳膊砍断，叹息道：“汝奈何生我家？”命令太子化装逃到民间。他自己也趁黑微服到朝阳门，要出城，守门的不放行，说天亮再说。——这也是规矩，但此时李闯大军在外，稍微有点良心的人不会拘泥于成法，无论是城中哪一个达官贵人，能放出一个就可能救活一人，但此时守门的已生了异心，他们在为李闯守门不让人逃命，好日后邀功。崇祯扈从想夺门而出，守门的反而用大炮回击。他命令人去叫负责守朝阳门的朱纯臣来开门，可朱府看门的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