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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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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少的，随着湍急的河水顺流而下，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那边不是日本军队占领的地方，我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本多弘太郎 70岁 商店店主 东京 。 想看书来
竟然姓名都无法确定
一个中年人来看我。他在一本书里读到了我在战争期间写下的从军记录，他说他想知道更详细的情况。他父亲是中国中部派遣军桧部队日本的军事单位常常使用代号或将官的名字来加以鉴别。比如桧部队，或以他们长官的名字命名的如山本部队。（英译者注）的，也被送到中国前线，最后因营养不良死在湖南省易俗河附近的基地医院。 作为一名卫生下士官，我参加了开始于昭和19年5月的湘桂战役。在7月间的衡阳战斗中，我担任桧、广、岚部队伤员和病号的接收工作，将他们送往设在衡阳郊区杨家坳的野战医院。惨剧就是在那里发生的。来自后方的补给被切断，最基本的粮食供应也没有了。在医院功能无法施展的情况下，霍乱病爆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大部分病人死去。数目没人说得清，据估计是四千甚至五千人。在这极端的情形下，逃跑和自杀也发生了，死了的人也得不到确认。 我所在的诊疗所，不过是一间民房匆匆改成的收容室。泥土地上铺上草垫，收了大约600个病人。他们在霍乱发生后一周内无一幸免。负责照料这六百名病人的六名看护，自己也因为营养不良而病倒，哪里也去不了。人死之后就放在那里，任其腐烂。我不记得我作过死亡将士名册和应送交先遣队司令部的死亡报告书。其他战地救护站一定也是一样。每个士兵都有姓名身份签，但是在那样极端的情形下，也都没有派上用场。 我的客人说，他父亲就是桧部队的一名下士官。四十年了，他依然期待着，期待能知道一点自己父亲临终的情形。我为他的心愿而黯然神伤。 飞田俊夫 67岁 公司主管京都府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未经确认就开枪
事情发生在昭和14年1月，我在华中战场汉江一带担任警戒期间。前一天晚上就有部队渡河，怀疑是敌人正在发动攻击。我们竭尽全力与中队联络，请求支援，不料答复是“没有可能”，并命令我们坚守阵地到第二天清晨。 小队长对哨位上的人说，考虑到从正面过来的只可能是敌人，开枪和刺杀之前不必示警，一定寸土不让。在这样的严厉命令下，每小分队各派两人，在前方100米处的大堤上设了流动哨。 那是个漆黑的夜晚，远处的狗吠声让人心悸。村镇之间声光交错，好象在互相打信号。对岸传来吓人的炮声。凌晨，雾气笼罩在堤岸前边草地上，一阵悉悉索索的响声传来，像是有一支大部队正逼近。我怎么使劲看都看不清。砰！砰！我放了两枪，对面的兵喊道“会津！”，我立刻回答“白虎！”，只听对方痛苦地喊：“我中弹了！我中弹了！”来人是我们中队长，还有他的两个兵。 “你是新兵吧？”“是，长官。”“为什么你不示警就开枪？”“有命令说紧急情况下可以不示警。”“笨蛋，你从哪儿听来的这规矩？” 我们回到阵地继续守卫。我很惊讶，开了两枪，居然打伤了三个人！如果我按照命令开枪打的是敌人，那就是英雄了；但击中的竟是自己人，那就得进军事法庭了。我懊悔不已，觉得与其蒙羞活在世上，不如自我了断。就在我把枪口对准我的喉咙的时候，我们小队的伙伴跑了过来，他们早就防着要出事。他们夺下了我的枪，把我关到一间屋子里，等着我从兴奋状态中恢复过来。他们严密地看着我，对我说：中队长过来也不先联系，命令又是小队长下的，你要死我们也不活着。 一个礼拜之后，在我得到允许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老乡。我告诉了他我的经历，他安慰我说：“连打黑枪的事都有。如果为了你这点事就如此打算，那你再多几条命也不够用。”他的话帮我缓了过来。 丹野美登理 70岁 农业 二本松市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加害者与受害者
从昭和17年春，作为一名士兵，我参加###中###队，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那是在中国的山东省一带。我们常规行动中的一个，就是“确保劳工行动”。 我们往往在黎明时分包围一个村庄，把所有的农民一网打尽。将妇女、老人、孩子搁到一边，把所有男人一个不留地交到我们的司令部。我直到复员以后，才知道这些人后来成了中国劳工，在各地矿山过着极度悲惨的日子。 当时的行动残忍可怕。我们的兜捕密不透风，一只蚂蚁都别想溜走。士兵们十米一人，有人举着亮（用蜡烛火把长颈玻璃瓶底烧去，然后把它倒过来，在瓶颈处插上蜡烛），有人使劲敲空油桶或脸盆，一步步缩小包围。不过在那时候，我们认为真实的战争就是这样。后来，我自己也被拘禁在西伯利亚，渡过四年劳工生涯。在那里，我想，这真是我战争期间作孽的报应呀。我们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呀。 山田一郎 67岁 染坊主 东京
列兵罢工
按照“长官之命即朕之命”这一条例，命令一下，士兵须拚死执行。但有一次，军阶最低的列兵们罢了工。 第14师医疗队摩托运输中队是由几乎没受过任何训练的士兵组成的。当我们给送到前线的时候，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连怎么给自己准备个盒饭都不会。摩托运输中队分成三个小队，每个小队的一分队是担架班，二分队是马车班。担架分两层装在车上。那时是昭和12年，日中事变刚刚开始。 中队长是一个品质恶劣的酒鬼，对士兵举止粗野。当我们按照队列行进时，他为了超过前面的部队，总让我们绕远，从傍边绕着走赶上去。士兵们肩上扛着分量很重的器械徒步行军，苦不堪言。这时中队长“傻瓜”、“混蛋”的骂声从队尾频频传来，大家只装做听不见。 一天，我们疲惫不堪，正躺在地上待命。就在这时，中队长骑在马上，命令我们去帮工兵队搭桥。没有一个人站起来。没有比下了命令没人服从的长官更惨的了。果然，部队长官骑马过来，叭地一声，坐在鞍子上给了中队长一鞭子，接着就离开了。 步兵担架中队的中队长策马过来：“步兵正在前线打仗。我们必须尽快把桥架起来上去增援。大家都很劳累，可是还得请你们帮忙。”一个接一个，士兵们站了起来，走进河里。这个中队长是一个尝过辛苦、通情达理的人。即使对我们其他中队的人，早上也会招呼说“吃过了吗？”。他在部队人缘很好。 丸山孝四郎 72岁 农民 长野市
坦克摇晃像一条小船
昭和17年6月，以第4骑兵旅团为主力的日军采取侧翼包围行动，意图消灭在河南北部的中国第28集团军。我驾驶的是旅团指挥官所乘的坦克。我们在半夜开始行动，投入所有的激烈战斗，包围了敌方司令部所在的镇。坦克部队配置于该镇西门附近。 第72连队的步兵进行了几次大胆的攻击，没有成功。在高树勋将军指挥下，敌人集结了他们最好的部队。这是一个难于对付的对手。最后太阳下山了。我们改变战术，撤下东门的包围，从西门攻入。在步兵的簇拥下，坦克冲破城门，一路碾过去，与预备部队一致行动，城镇被攻陷。敌人最后失败，他们急忙通过东门撤退。 坦克部队接到立即追击的命令，我们立刻调整路线。当到达东门附近地区时，前面全是左突右冲尽力逃命的步兵和骑兵。前面的路上，倒着中国士兵的尸体。我们尽量绕着这些尸体走，但不能一具都不压。要想前行，只有从这些战死的人身上驶过。我们决心碾过去。我抓着操作杆，闭上了眼睛。下边软软的，坦克缓缓碾过去，摇摇晃晃地就像一条小船在波浪里上下。我在心里向佛祖念着“南无阿弥陀佛”，硬着心肠朝前开。 追击了一阵子，我们发现一名衣衫褴褛的中国兵正双手合十跪在当道。我们的坦克停了下来。司令官命令道：把枪挂在坦克的无线电天线上。他照做之后，司令官说，“走吧，你没事了。”他站起来，立正、敬礼、向右转，飞快地跑了。这事发生在我们碾着尸体前行的15至20分钟之后。 在战场特殊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心情也没有时间顾及人类的感情。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执行命令。 须原清一 68岁 退休公务员 稻泽市 。 想看书来
中国的玛塔哈莉，系着发结的姑娘
参加过杭州登陆的四中队长吉田中尉，是一名身经百战的军官，以干练著称。我那时是二中队的一个小队长，常和他并肩作战，也多次模仿他的战术。在第一次长沙战役的转折点，比我们强大数十倍的敌军在后面赶击。吉田中尉的中队志愿担任断后，最后展开与中国敢死队的肉搏战。他臀部被敌军的手榴弹炸开了花，给送进汉口陆军医院。 这所医院雇佣了许多年轻的中国姑娘帮忙照顾行动不便的伤员。照顾吉田中尉的，是一名操流利英语的高中毕业女郎，她聪明、善良，在我们当兵的看来，简直美如天仙。她的衣服是简朴的，但他说她老是戴着一个精美的发结。大约三个月后，身体复原了，吉田中尉从医院返回，继续担任四中队长。女郎舍不得和他分离，从陆军医院退职，跟着他回到部队，真让我们年轻人嫉妒死了。 她就住在我们的阵地上，不论麻烦她做什么，她都立即回答“明白”，然后飞快地做好。我们于是都称呼她为“明白”。在这里，“明白”也老是戴着她的发结，做事勤快利索，弄得大家都觉得离不开她了。 16年12月，长沙第二战役开始打起来。吉田中尉和我一同朝长沙进发，“明白”却突然间失踪了，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这次战役从一开始就打得艰苦异常。虽然我们最后拿下了长沙，但伤亡惨重。 分析这次战役失败的原因，其中一条是，对我军动向，敌方的第九战区长官薛岳有详尽的了解。上峰对此进行了调查，“明白”的名字浮出，说情报有可能由她提供。吉田上尉被控有助敌行为，由军官降为一等兵，遣送回日本。后来有谣言传来，被称作“中国的玛塔哈莉”的“明白”，确是一个机警的间谍，接受重庆的派遣。回想起她老是戴一个发结，而且不许别人碰，是不是里边藏了一个微型话筒呀？ 川上登喜雄 69岁 退休公务员 枥木县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魔鬼军曹的本性
我是在昭和20年2月应征入伍的，被编进关东军独立守备队西山中队，在一个从地狱里钻出来的“魔鬼”军曹的手下。三个月艰苦的训练（主要是反坦克训练）结束，第一次实弹训练开始。我三发两中，被任命为轻机枪手。 此后日子更艰难了。扛着机枪连续行军6公里已经不容易，我还得跑在队伍的前头。本来白天已经疲惫不堪，夜里还必须保证机关枪状态良好。每当我们略微有点松懈，魔鬼军曹就一边打耳光一边骂：“一张红纸条就能补上一堆你们这号兵，一挺机枪可不是随便就能弄到手的。这是件珍贵的家伙。” 8月8日，苏军参战的消息传来，部队得到命令向苏联边境开进。在路途中，我们超过了正在疏散的满洲移民者。我见他们朝我们招手，还听见他们说“士兵们，指望你们了”，我们的勇气倍增。 逼近前线。突然，有人喊道：“敌机！空袭！”，魔鬼班长也叫道：“到高粱地躲避！”我跳进一条小水沟，由于机枪太重，我脚下一滑跌倒了。机枪落进泥水，怎么也拉不上来。就在这时，我听见军曹说：“嘿，中村，你干吗哪，还不快点？”“我的枪掉进水里了，够不着了。”“一会儿再拿枪，快，打着你了！”我爬上河沿，朝高粱地跑去。紧追在我身后的，是一阵机枪射击声“哒…哒…哒！”。刚刚藏好，就听见子弹扫到我身边地上：噗、噗！ 当人们面对死亡时，本性往往在最后一瞬露出来。对我说来，地狱来的魔鬼军曹此时成了菩萨，一个来自天界的军曹。 中村利夫 72岁 退休 下关市
中弹——最后的思考
大约在昭和20年8月15日下午四点钟，在一场与河对岸苏联人的战斗中，我紧贴着河岸，呼吸着令人作呕的烧焦的草的气息。那是在北朝鲜清津市郊外榆城桥边。（停火的命令那时还没有下达到前线部队）。 我正斜着探出身子打算看看苏军的动静，突然间右耳受到重重的一击，好象用火筷子剜了一下子似地，钻心地痛。我听说，如果子弹击中脖子以上部位，生还的希望不过一、二成。“完了！”我想，这回算是交代了。奇怪的是，这么一想，反倒平静了。 我跌倒在地，只觉得在我生命中最后一瞬，时间分外珍贵。血流不止，我虽然努力思想，神智已渐渐昏迷。没有比此时此刻以26岁的青春就这么死掉更让人遗憾的了。 一名担架员冲过来处理我的伤口。包扎的时候，他向我保证说，子弹没有打着要害部位，我没事。听他这么说，我立刻获得新生。我感到神智清醒，而苏军的炮火也突然间停止了。我的本能告诉我，天一黑，战斗就会结束。悬着的心放下了，人镇定下来。 我看着身边的伙伴。眼见恐惧焦灼从他们的脸上消失。炮声最终沉寂，战争结束了。两、三支烟点了起来，在暮色中点点发亮。 每当我想到这一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时刻，我对如今还活在世、并安享和平，心怀无尽感激。 加藤俊六 66岁 社团办事员 市川市
导 读
“大东亚共荣圈”这一称谓来自东京的宣传鼓动家。就在日本军队第一次开进中国，接着向前推进到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对这一地区日本的叫法是南洋——时，有数千平民随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军人的眷属，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军官们至少能把自己的家带到中国或者任何他们占据的地方；有些是日本军队攻占一个地方之后雇佣的文职人员，这批人迅即成为自成系统的官僚机构。日文报纸在占领地一份接一份地出现，当地报纸则被日本编辑和军方新闻检查人员所接管。日本企业家们一路飘洋过海，紧紧尾随在占领军之后。当地日本人开始他们的业务，先是给驻军提供军需品，然后是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与此相关的日本公司很快在新的“大东亚”建立起自己的分支机构和辅助设施。 殖民地官员随后到达。政府鼓励他们把家从日本搬到占领地。出于对日本将在此地长久统治深信不疑，他们实际上也正是这么做的。攻占一旦完成，日本学校跟着就建起来。日本孩子在中国、朝鲜、台湾长大，以殖民者姿态养尊处优地生活在当地居民中。 战争结束后，所有这些人都失了根而四处飘荡。住在港口一带的新移民是幸运的，他们会在盟军监督下立刻遣返日本。有些人在苏军占领下的中国和满洲挨延几个月甚至几年也回不去。在中国，他们夹在对峙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中间，受到的待遇五花八门，有很多些人根本就没有回家，因为在日本，平民的处境十分艰难。 有人突然之间成了被追捕的逃犯，在日本前殖民领地，他们绝望地为果腹蔽体而颠沛挣扎。数千名儿童在这期间死去，其中不少结果在他们绝望的父母手里。 一些地处“大东亚共荣圈”范围内的地名——香港、哈尔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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