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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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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里面，我能听见双方炮弹咝咝地从头顶飞过。 有消息传来，说敌人要使用毒气弹，我们好一阵紧张。所有的步兵都装备了毒气面罩，可从来没有用过。 我能用肉眼看见我方的新式臼炮的巨大炮弹摇晃着划过天空。 在新加坡郊外，敌人的要塞近在咫尺，他们从里边瞄准射击。我们匍匐在地面，一动也不能动。我觉得这回是死定了，我猜我已经吓得头发都白了。过了很长时间，攻击突然停止，我立刻撤了出来。我身后就是一个峭壁，我就从那里爬了下去。爬下去之后，我走到高地。在那里，我听见到处都在欢呼万岁，也就是说新加坡攻陷了。 我流下幸福的泪水，这幸福是因为我还活着！我没有死掉！许多伤兵正在橡胶林里挣扎，但战斗还要打下去。在战场上，生与死就是隔张纸呀。 若月贵久男 71岁 公司职员 下关市 。 想看书来
中途岛海战
我是作为海军三等水兵参加中途岛海战的。作为航空母舰千岁号上防空炮传令兵，全副精力都集中在受话器上，战斗指挥官的命令哪怕一个字也不能漏掉。一旦舰桥上的喇叭响起来，所有的高射炮和机关枪就一齐发射。 航空母舰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全速转舵，炮弹在身边爆炸，我们笼罩在烟雾中。敌人的机枪一直扫到甲板上。虽说我早决心为国牺牲，可是对生命的依恋和对死亡的恐惧使我两腿发抖。 战斗结束后，我向远处望去，海面上四处冒着黑烟，我们的舰艇受到了重创。夕阳西下，那些失掉了航空母舰的飞机在我方舰艇附近紧急迫降，一架接一架沉入大海。可能我所在的舰艇得到了撤退命令，我们一边作环形行驶，一边向西北方向移动。 第二天早晨扬声器里宣布说要进行海葬。除了必须的值班人员留下，其他的人在上甲板上列队肃立。军旗包裹的棺材在“在大海上”的乐声中由起重机吊起。致敬的枪声齐发，吊绳被割断，棺材落入海中。好长时间，棺材都沉不下去，我们看见它在波浪里上下起浮，漂得越来越远。这是海军的规矩，可我因为不能把它带回基地而痛心。 宫里嘉仁 64岁 印刷业 千叶市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钢盔救了我的命
从瓜达尔纳撤退，已经三个月了。我庆幸自己幸免于难。可没等体力恢复过来，瓜岛游击战开始了。从日本国内调来了增援部队，我和他们一起编入矢野大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新乔治亚岛的孟达接上了火。 一天早晨，我们五个人奉命从大队部出发，给打光了弹药的机枪小队送弹药。就在我们打算返回的时候，美军开始打炮。迫击炮弹咻地一声打过来，接着四发连续的弹着音嗵嗵地在我们附近响起。这是美军继续进行前几天的攻击。我对其他四个人说，“快回去！”机枪队小队长不放我走，说，“等打炮结束吧。你们呆在战壕里没事。”但这个小队的位置在昨天的攻击中就已经暴露。直觉告诉我，危险正在临近，但那四个人趴在战壕里不想动。 每隔一米就有近百发炮弹爆炸。嗵！终于，我们的战壕被击中，火药味直冲到鼻子里，接着是第二发，壕沟两边的土都炸飞了。第三发，我突然觉得一震，好象头上被打了一大棒。我觉得眼前一黑，金星乱闪。完了，我想，眼睛给打瞎了。要是我从此看不见东西，还不如死。约摸过了一分钟，我看见了亮光，啊，有救了。我睁开眼睛，战壕所有的掩体材料都已经炸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这时，炮击也停止了。 觉得脸颊上什么东西凉凉的，用手一摸，一把血。我摘下钢盔，看见上边有两个巴掌长的口子。我摸了摸头上的伤口，从腰间解下兜裆布包在头上，权充绷带——这时候才感到疼。M一等兵对我说，“上等兵，求你给我止止血吧。”他的脚都炸烂了，我赶快把他的大腿根扎紧。我们听见美军从山谷里爬上来的声音。他们向我们逼近，用机枪扫着，不到5分钟就到了我们藏身之处。“你们快走！美国兵来了！我会自尽。”M的眼睛恳求地望着我。“活着的，跟我来。”我叫着，可没有人跟过来。 下午，冲破了第一道防线的美军已经接近大队总部。我们用缴获的美国自动步枪予以还击。 宫本爱雄 66岁 保安人员 浜松市 。。
瓜达尔卡纳尔岛，孤鬼游魂似的士兵
在帕劳群岛，我剪下自己的指甲和头发，把它们装进信封，寄给我的亲人。这一年应征入伍的士兵，三十人一拨，给发往不同的部队。我被派到海军运输部队。昭和18年1月9日，我们在所罗门群岛的布干维尔岛艾温塔登陆。上岛两个礼拜，我们只干一件事，即将大米、味噌粉、酱油粉、火柴、蜡烛和别的东西装进油桶。听中队的军官们说，这些都是供应品，发给那些挨饿的日本士兵，他们陷在距这里大约东南500公里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上。 我们将装好的油桶准备停当，热切期望更多一点的食物能到我们饥饿士兵嘴里。我们用缆绳把油桶捆在一起，由潜艇在夜间将它们拖走。然后，绑上浮标，扔到关岛岸边。挨饿的兵藏在距离岸边数公里的丛林里，要赶在太阳出来之前跑过去捡走。两周过去，我们的工作结束了。开头这办法好像还行得通， 但在我到这里以后，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日本士兵已经饿得只剩下一口气，再没有力气到岸边来捡补给物了。 18年的1月20日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日子。非常奇怪，那天没有雨，海面很平静。几艘驱逐舰在我们眼前下了锚。不清楚那是什么时间，在热带火热的阳光照射下，船舶工兵队的铁船繁忙往来于驱逐舰和海岸间，马达声震天响。我们等在岸边，小心地一个一个地把撤出关岛的士兵举起来，放到沙滩上。他们的样子真悲惨呀。 他们一个个皮包骨，裹在军装里，瘦得像竹竿，简直没了人样，体重轻得就像婴儿。只有眼睛是亮的——他们准是靠着坚强的毅力才活下来的。我用勺子把一口凉粥送进他们嘴里，大滴的泪水顺着他们的脸颊滚下，嘴里吐出的道谢声就像蚊子叫。我不禁热泪盈眶。 对那些向他们发布命令的人，我恨得牙痒痒。作为低级士兵，我们不知道这是哪个连队，也不知道从我们手里吃了一口粥的人能否安全撤回日本。仗还在打。我们又给派到了新几内亚。 石田矢八 75岁 商人 鹿儿岛县 。。
真正的战地训练
昭和19年3月10日，作为一名陆军步兵少尉，我被派往南太平洋前线。那时候，驶往南太平洋的水路很不安全。离开宇品港之后25天，才到达新加坡，而一到就已经处在潜艇的日常攻击下。正是在这艘船上的整整六年中，我受到了军人生涯中最好的军官教育。 我们这支在M市编队的混成部队中，有来自日本各地的士兵。他们中间，有大约10名下士官，自日中战争爆发以来，已有七、八年实战经验。他们对我谆谆教导。他们教给我的实战要领，与青年军官的科班教育全然相反。 比如，第一，即使战斗非常激烈，也不要发出“冲上去”这样的命令。士兵们大多在年轻军官这类轻率命令下送命。第二，当敌方非常强大，比如面对坦克或者碉堡，绝不要贸然往上冲，要避开他们而不是去跟他们遭遇。逃跑也没关系。第三，逃走的时候，扔掉刺刀和别的武器，包括军事器材。 我出身于保定干部候补生队，那里号称培养出了最强的野战军官，作战勇猛的名声连敌方也有所闻。现在我却以这些下士官的船中教育为实战指南了。 我在南太平洋呆了三年半，其中包括了当战俘的那段时间。虽然有机会，可我没有杀过一个敌方士兵，也没有让任何一名我方人员被杀——除了三人死于疾病。可能有人会批评我，说就因为军队里有了我这号人，才打了败仗。可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 坂田真太郎 68岁 社团干部 横浜市
“哦，你是个种地的？”
“你是当兵的么？”敌方士兵用他的枪口指着我问道。他的眼睛一闪一闪的，像狼一样。他准是一直在提防着手榴弹。四、五天以前，在###上的东尼转移到马当加的时候，我右腿被迫击炮弹片击中，倒在山间的树林里。一个伙伴把我背到一个装稻米包的洞里。有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的小弟弟叫我、找我，醒来以后，我就从洞里爬出来了。 夜里，大雨倾盆。第二天夜里，在一场猛烈的炮火攻击之后，美军过海涌到岛上。我最后一次听到的战友的声音，是附近一个机枪手一边疯狂扫射，一边大骂道：“浑蛋，那边也被包围了！” “不，我是个种地的。我是夏莫罗人。”我毫不踌躇地回答他。就在那场倒霉的战斗中，我们连续遭到美国海军炮击时，我曾经设想过，装成当地土著夏莫罗人，偷一条船，从这个倒霉的岛上逃出去。 “哦，你原来是个种地的？”那大胡子的美国兵笑了，像是他乡遇故知。在家里他一定也是一个农民。他把枪口从我身上移开，指向天空。我的一颗心落下了。就在几秒钟以前，实在受不了疼痛的折磨，我还在想真不如死了算了。前一阵子我把血糊糊的裤子和兜裆布给扔掉了。大概我的身体散发着死亡的臭味吧，苍蝇闻风而至，蛆虫在我鼻孔、耳孔、嘴里——总之身上所有窟窿里打着滚往里钻。那份苦啊！但是，人类天性中深深埋藏着的生存意志，超过了社会传统给人的对于被捕、对于死刑等等的恐惧。 “你看上去伤得很重呀。”他喃喃地说，用脚抵着他的枪托，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他的领口敞开着，我能看见里边浓重的胸毛，像头大熊似的。医疗人员抬着担架过来，把我放了上去。 川上定 69岁 原一等兵 岩木市
“想死有的是机会！”
我被爆炸声震醒。火炮的轰击一直没有间断。每一发打过来，就掀起一阵爆土。我们四个人紧紧靠在战壕壁上，一动不动。战壕上边的战友好象全给击中了。 忽然一股汽油通过火焰喷射器喷了进来。我们想，这汽油没有燃烧，看来我们是要当俘虏了。“出来！”我们听见外面的美国兵用生硬的日本话喊着。我握着自杀用的手榴弹，觉得这个时刻已经到来。我看着他们三个人的脸色，等着他们一起动手。 就在这时，右手大拇指受了重伤（简直快要掉了）的曹长说话了：“听我的，出了事我担着。想死以后有的是机会。咱们出去吧。”他的军阶最高。我太知道被俘所要蒙受的羞辱，但出于胆怯，我同意了曹长的意见。我想喝一口水，我想活着。 按照美国军方的记录，海军陆战队第2旅6营3连攻占了军舰岛（在###西岸塞克礁群塔纳巴克洋面），时间是昭和19年7月13日，攻击从上午11点开始，105毫米的炮弹打了900发、75毫米的打了720发，共用了一个小时拿下了这个小岛。我们被俘后，那个受伤的曹士送到另一个战俘营去治伤，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见他了。我感谢他作了当俘虏的决定，他让我懂得生命的可贵。我真想再见他一面呀！ 足立源司 67岁 退休公司管理人员 爱知县 。。
战舰武藏的末日
“第三次攻击！”我们得到警告。第二次攻击造成了极大损害。几名伤兵正躺在甲板上接受紧急救治，我也正在一边喘口气。我的两名下手正走向医务室。就在这时候，一枚鱼雷发出不祥的咝咝声向我们游来。我一边大喊“往上去！”，一边冲到上甲板。那两个正往医务室走的人已经不见。我必须找到他们俩。我朝下往舱口望去，那里已经关闭，因为有一米深的水冲了进来。医务室就这么给隔开了。不管我怎么喊叫，也不管我怎么着急，和那边都接不上了。是不是太迟了？我不禁悲从中来。我想起通向药房的排气孔。我发疯般地把一根甲板上的绳子向下扔进排气管道，什么反应都没有。但我没有灰心，拼命地朝下喊。 在我稍稍冷静一点之后，我蜷缩进主炮塔下边的安全区。战事还在猛烈地进行着，我不知道那两个人怎么样了。一道舱门可能就是阴阳界啊！作为武藏舰的成员，我们曾经共度时光。回想起40多年前他们走向医务室这一幕，我依旧痛心。 经过第四次和第五次密集空袭，曾经被称誉为永不沉没的武藏舰，最后沉没在锡布延海。舰首倾斜了，水柱和火焰冲天而起，战友们在波浪里漂浮，海面上传来“在大海上”和别的军歌的歌声。即使现在，我两名手下的脸，还有战友唱着歌消失在海浪中的情景，还清楚地显现在眼前。 佐藤喜一 69岁 血液中心退休工作人员 横须贺市
不要朝落水的敌人射击
作为一名25岁的驱逐舰水兵，我参加了莱特海战。在战斗中，我方驱逐舰穿过风暴和烟幕，追击一艘正在逃跑的航空母舰。突然，一艘敌方驱逐舰从我们的前方横插出来。我们方驱逐舰群火力齐发，敌舰登时化作一团火焰。我们靠近这艘敌船，看着它结束生命。船体向一边倾侧，船上到处起火，快要沉了。有人浮在水面，有人沉到水底，水兵赤身露体地跳上橡皮艇，摇着桨逃生。 我们和他们离的非常近，他们蓬乱的胡子和刺在手臂上的纹身都看得清清楚楚。一名机关枪手拉开了枪栓——面对敌人，他一定仇恨高涨。就在这时，舰桥上一声大叫把他制止住了：“别朝逃命的人开枪！不许射击！”有了这命令，敌人没被伤着。 我读过这名死里逃生的舰长（他是印第安切诺基部落的后代）战后写的文章。他写道自己如何含着眼泪回忆起这一幕：“一艘日本驱逐舰从我们身边驶过，没有开枪。不但没有开枪，让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军官在舰桥上立正敬礼，仿佛对我们那条正在沉没的船志哀。”蓦地，日俄战争中上村提督搭救留里克号遇难船员的故事浮现在我的脑海。我们的的驱逐舰，是被称为世界上最幸运的战舰的雪风号。 奥野正 68岁 私营业主 大牟田市
善良慷慨的土著人
我父亲曾在轻型巡洋舰阿贺野号上服役。昭和19年2月18日，当这艘船在特鲁克群岛附近沉没，父亲阵亡。消息传来，家人在极度困乏和饥饿中难于支持，遂举家迁回会津若松市的老家。战争结束后一年，父亲的一名部下来给他烧香，给我们带了一些珍贵的大米，他给我们讲了他自己的故事： “阿贺野号刚刚离开特鲁克群岛，就在一场空袭中给打沉了。我听见有人喊：‘嘿，小伙子，快！立刻弃船！’我跳入海中，接着就失去了知觉。醒来后，发现自己正躺在附近一个小岛的海滩上。我不知道这岛的名字，连虫子正在咬嚼我的右臂，也不知道。一个白发披肩的土著老人，显然是这个部落的长老，正在向别人发令。那些人立刻把我抬到他们的住处，用他们的身体焐着我。 他们黝黑的皮肤发出一种强烈的气味，让我作呕。我几次请他们放开我，可没人能听懂我的话，我也只好算了。在他们尽心照拂下，我感觉好一点了。这时，我开始明白我大概是得了潜水瘫痪症，多亏他们一直抱着我，焐着我，我的身体恢复了。我开始想吃东西，打手势问他们除了从椰子果里嘬的几口椰汁外，能不能再给多一点。土人说不行，不给。后来我知道，这么做真是救了我。 我被带到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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