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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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近代社会转型史上，无足称道。重弹“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之类乌托邦老调的《天朝田亩制度》，了无新意，至于那些“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的拜上帝理论，则更荒谬不值一提了。　　　　
　　太平天囯最大的历史作用，在于削弱了朝廷控制南方的能力，从而使一批南方汉族官员——曾国藩、李鸿章、刘坤一等人，得以脱颖而出，登上舞台，成为领导洋务新政的中坚力量，为中国的现代工业奠定基础，创造了一个“同治中兴”的局面；在后来的义和团之乱中，如果不是他们的“东南互保”，中国很可能陷入全面的对外战争中，结局必然更加惨烈。如果没有他们的扶持，中国的绅商阶层，将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没有绅商这股政治力量，也就没有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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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大国的迷失（6）　　　　　　　　
　　同样地，如果没有太平天囯，就不会有湘军，也就不会出现战后由于遣散湘军，会党如水银泻地一般，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尤其是渗入到新军中的情形。南方会党势力，在清末极度膨胀，与此不无关系。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为有了太平天囯，有了湘军的哥老会，所以才有后来以会党为主力的辛亥革命。　　　　
　　由于科举废除，大批知识分子仕途无望，转而加入军队。会党与知识分子，这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居然在新军中“会师”了。在知识分子的改造下，会党得以向更高的境界开拓与伸展，其后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之一。江湖终于与庙堂合流。呜呼，虽曰人事，岂非天意哉！　孙文的政治理想是驱除鞑虏，成立“合众政府”。但他所依靠的力量，却是“忠心一点扶明主，个个封侯列国公”的洪门天地会、三合会一类江湖组织。自从南方出了一个洪秀全以后，郑观应、容闳、康有为、梁启超、孙文、黄兴、宋教仁接踵而起，历时近一个世纪的南北对抗，把中国带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里，中国人头一次听说天地间有一样东西叫“民主”。　　　　　　
　　号称“政治革命运动”的YOUNG　CHINA　PARTY在中国崛起，乃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当时有人把它译作“少年中国党”，有人把它译作“兴中会”。两个名字的异同，无人考究。但从字面上看，前者有政党色彩，后者则仍未脱秘密帮会的窠臼——也许，这更符合创始者孙文等人的初衷。　　　　　　
　　最后名垂青史的，是兴中会，而非少年中国党。这虽然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几乎无人在意，历史学家也没有觉察二者的区别，但中国的悲剧，由此可见端倪。　　　　　　
　　1894年，孙文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目标。在286名兴中会会员中，有271个广东人。　当时华侨对孙文的主张，反应冷淡，“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数十人而已。”　——读医出身的孙文，还没学会“革命”二字，他只是说“作反”而已。华侨们一听“作反”，马上关门上闩，掩耳掉头而走。　　　　　　
　　在国内，孙文的“合众政府”理想，同样处处碰壁，几被视为毒蛇猛兽。他也只能凭借桃园义气、瓦岗威风的江湖势力。离开了会党，寸步难行。因此，兴中会成员几乎个个都是天地会红花亭的座上客，或者本身就已经是入了圈，滴过血的会党分子。孙文在香港设立专门招待会党的机关，并派人到长江流域联系会党。“于是乃有长江会党及两广、福建会党并合于兴中会之事也。”　　　　　　　
　　清代广东珠三角、肇庆、韶州地区是天地会、添弟会、三合会、隆兴会、卧龙会的天下，惠州、潮州地区是合义会、天地会、牛头会、添弟会、三点会、双刀会的地盘，共计有21路英雄好汉。1899年，兴中会、哥老会和三合会首领在香港成立兴汉会，孙文被推为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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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大国的迷失（7）　　　　　　　　
　　1900年7月，北方大乱，义和团围攻各国使馆，联军进攻北京，首都旦夕不保。孙文认为时机至矣，策划在粤东举义，他在台湾说服日本总督支持。日本的向背，似乎成了革命成败的关键所在。孙文后来承认：“本人之事业系于日本，日本既不能主动占居主导地位，则本人之事业即将无可作为。”　　　　　　　
　　负责在粤东召集人马的是一位南洋的江湖大老，他一声令下，六百多名会党分子（以新安县的绿林好汉为主，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嘉应的三合会会员），便应声而来，在三洲田扯旗举事。当时南方遍地伏莽，来者千千，去者万万，无不蠢蠢欲动。兴中会在香港的西文报纸上发表公告，与义和团划清界线，革命党的目标是“誓灭满洲，以兴中国”。呼吁英、美、日各国助成革命义举，否则置身局外，以示两不偏袒之意。这便是知识分子介入江湖后，为江湖带来的一种新现象。　　　　　　
　　草莽英雄的文化水平虽低，但其社会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却一点也不低。起事仅一月有余，出平山墟，过佛祖坳，飞越淡水，直逼汕尾，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队伍扩大到两万多人，闽、粤两省震动。　　　　　　
　　会党连战皆捷，孙文闻报兴奋莫名，他给在上海的李鸿章幕僚刘学询写信，希望李鸿章出面支持成立新政府，并打算请李鸿章或刘学询出任新政府主政：“先立一暂时政府，以权理政务。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　　　　　　　
　　为了争取官僚集团的支持，甚至开出让他们当皇帝的支票，这种策略，本身就带有很浓的江湖味。尽管由于信使的耽误，信件未能及时送达刘学询手里，但可以肯定，即使送到了，也不会起任何作用，老于官场世故的李鸿章，怎么可能被一个民间医生许诺的“帝王”徽号所打动呢？　　　　　　
　　义军推进虽然神速，但原来答应提供帮助的台湾日本总督，却因为国内政局的变化，临时转舵，不让孙文入境。负责购买军械的日本人也卷款而逃。义军最后弹尽援绝，只好就地解散，各自回家。　　　　　　
　　孙文面对失败，仍气壮山河：“如果我有洋铳万杆，野炮十门，则取广州省城如反掌之易。广州既得，则长江以南就是我们的囊中物了！”　孙文深信靠几个冒险家，可以在一夜之间，扭转乾坤。他的这种性格，后来一再使中国历史发生戏剧性的突变，也使他得了一个“孙大炮”的绰号——粤语“车大炮”为吹牛之意也。　　　　　　
　　1903年，兴中会的几位冒险家又在策划另一次暴动。这次是由兴中会首领谢缵泰和太平天囯的瑛王洪全福主持。洪全福是洪秀全的从侄，当年转战桂湘鄂皖苏浙各省的左天将。谢缵泰从小就是洪门成员。他们在香港中环德忌笠街设立总机关，又在广州城内设立秘密机关，贮存军火、军服、旗帜等物。然后飞檄江湖，传令北江、东江各路绿林人马，同时响应。洪全福自号兴汉大将军。可惜事机不密，还没有发动，就被官府侦破，香港的机关也被港英当局破坏，好几名党人被捕，起义又复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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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大国的迷失（8）　　　　　　　　
　　兴中会的暴动，几经受挫，再而衰三而竭，大家的元气都泄了。谢缵泰黯然退出革命，埋头办报纸去了，但孙文却是一位具有豪杰性情与胸襟的人物，他认定了一个目标，便义无反顾，虽千万人吾往矣。哪怕只是一出独角戏，也要一演到底。因此，在江湖上，出现“革命党消，革命领袖兴”的情形，兴中会衰败下去了，但孙文的名字，反而冒了起来，愈叫愈响，简直如雷贯耳。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革命党的出现，一开始赢得留学生的热烈支持，然后渐渐得到国内开明士绅和新军人的附和，但真正的推波助澜者，却是三山五岳的黑社会大哥。　　　　　　
　　孙文为了争取华侨的支持，决定加入海外洪门。1903年他第二次到檀香山时，在洪门大老黄三德的介绍下，填了红单，进了香堂，“孙文亲在五祖像前发三十六誓，愿遵守洪门二十一条例，十条禁，于是洪门封以红棍之职，孙文欣然接受之。”　加入洪门以后，情形果有天渊之别。筹款由洪门出面，人们踊跃捐输，事半功倍。在洪门资助下，孙文得以游历美洲、欧洲各埠，到处演讲革命，华侨也不再给他闭门羹吃了。　　　　　　
　　洪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上吊，清军入关之后，大批忠于明朝的士大夫、明室宗藩后裔纷纷逃亡，流落江南，与南方各地的草莽英雄相结纳，投靠梁山，落草为寇，组织起无数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秘密团体，江湖上呈现风行水涌的滔滔之势。　　　　　　
　　相传清康熙年间，朝廷围烧福建少林寺，有五僧逃出生天。这五僧便是被洪门奉为“前五祖”的蔡德忠、方大洪、胡德帝、马超兴、李式开。五僧逃亡过程中，又得到吴天佑、洪太岁、姚必达、李式地、林永超五位义士的相助救护，这五位义士即洪门的“后五祖”。五僧在白鹤洞下普庵会商举义，图覆清廷，爰集合志士于下普庵后堂红花亭，择吉于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同盟结义，成立洪门。而有崇祯帝的孙子朱洪竹参加大会，众以黄炎甲胄，明室正统，遂公推朱洪竹为盟主。这次聚会，洪门中人称为“洪家大会”。　　　　　　
　　这类稗官野史，颇有志怪传奇、词鼓演义色彩。天地会的起源，实与南方根深蒂固的宗法社会有密切关系。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官府在远，拳头在近，械斗是家常便饭。不同籍贯、不同姓氏宗族之间、土客之间，一言不合，就要上演全武行，往往酿成命祸。于是，人们便纷纷结拜异姓兄弟，互济互助，一旦打起架来，拳头也多几双，嚷嚷起来声势也大些。群殴总好过单打独斗。　　　　　　
　　老实说，江湖上哪有那么多胸怀反清复明大志的会党？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谁做皇帝干百姓何事。哪个皇帝来了都一样要纳粮。会党初起时并无政治色彩，结拜异姓兄弟一个最原始的原因，不过是为了打架，为了争地盘，为了求生存。故凡有聚众械斗风气的地方，必有结党拜盟之事。啯噜会、青莲教、江湖会、仁义会一类组织，也就在这温床之中，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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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大国的迷失（9）　　　　　　　　
　　洪门也即天地会，三合会和哥老会属其分支。三合会在海外称为洪顺堂，或义兴会，在日本也有称为三点会的，在美洲则称为致公堂。华侨十之八九都入了会，势力极之雄大。江、浙一带，洪门又有终南会、双龙会、白布会、伏虎会、龙华会、平阳党等小团体。　　　　　　
　　革命党在短期内发育成长，有赖于它所高揭的民族主义大旗。“驱除鞑虏”的主张，和康熙年间洪门聚义时“满覆明兴”的主张，一脉相承。大汉族的理想，曾激发起无数仁人志士彻底牺牲自我以救世的勇气。　　　　　　
　　在南方，反抗专制的革命党，把众多不同出身、不同阶层的人，上至名门望族、达人雅士，下至贩夫走卒、屠儿刽子，团结在一个团体之中。这种成功，不是主义的成功，而是秘密帮会的成功。1905年，日俄战争刚刚结束，在“火红的夕阳”照耀下，满洲原野依然硝烟弥漫，日本人还没有从纵情狂欢之中平静下来。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把自己的锦绣山河提供给外国人打仗，天朝尊严，扫地无遗。在亡国空气的笼罩下，反叛情绪油然而生。离经叛道的言论，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尤为畅销。谈论革命，已经成了公开事情。　　　　　　
　　7月30日，孙文与来自湖南的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来自广东的冯自由、胡毅生、汪精卫、朱执信等人，在日本东京共同组织“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所揭橥的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在东京加盟的留学生就有好几百人。除甘肃没有留日学生外，17省的人都有。第一年（1905年7~12月）入会的成员，如果以籍贯划分，广东人数最多（170人），湖南居其二（158人）；陕西最少（4人）。可见王朝叛徒，多出于南方。　　　　　　
　　同盟会本部设在东京。孙文（广东籍）担任总理，绰号黄鬍子的黄兴（湖南籍）担任庶务部总干事，马君武（广西籍）、陈天华（湖南籍）负责书记部，程家柽（安徽籍）、廖仲恺（广东籍）负责外务部，宋教仁（湖南籍）为司法部检事，汪精卫（广东籍）为评议部长。后来马君武入京都工科大学就读，书记部一职，孙文指定由广东人胡汉民接任。会中要职，几乎全由南方人掌握。孙文的亲信，有所谓“上三”、“下三”之说，“上三”是指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下三”是指朱执信、邓铿、古应芬。这六个人全是老广。　　　　　　
　　同盟会纲领第一条“驱除鞑虏”，把同盟会革命定位于“汉族革命”，这已经使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偏离了正确方向。驱除鞑虏之后，是否平均地权就为最重要和最急迫的事情？如何平均？这一切，在当时人们已各持歧见。许多人觉得，平均地权并非急务，且陈义过高，不利于发展组织，建议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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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大国的迷失（10）　　　　　　　　
　　但孙文认为革命成功后，要避免重蹈欧美日本的故辙，就必须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他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共和主义。“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但何为“共和”？孙文向友人解释说，共和“是我国治世的真髓，先哲的遗业”，可以上溯到三代之治，“而所谓三代之治，的确掌握了共和的真谛”。由此可证，孙文心目中的“共和”，与近代世界的民主制度，扯不上什么关系，欧、美、日的模式全是“覆辙”。他承认他的理想是怀古的，不过，“其所以怀古，岂不正是抱有伟大理想的证据吗？”　　　　　　　
　　无论从理论或实践上看，孙文的共和思想都是十分混乱与模糊的。他的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也无任何具体实施计划，直到1924年前后，才在苏俄顾问的帮助下，搞出一个二五减租的方案和制订劳动法，但始终没有认真贯彻。　　　　　　
　　南方人并不是天生有民主、共和的基因，而是由于地理关系，长期耳濡目染，较易接受西方的文化概念，也意识到这是一种强势话语，于是借钟馗打鬼而已。从洪秀全的皇上帝天父始，以迄于今，各式各样的“改良”、“变法”、“革命”，概莫能外。　　　　　　
　　在孙文的心底里，也许更多地把自己视作天下寄其身的圣人，而不是某一党派的领导。他成立同盟会的目的，是希望把它变成全国帮会组织的大同盟，以“驱逐鞑虏”的旗帜，一统江湖，号令天下。同盟会盟书、宣言、方略上的日期均以“天运某年某月某日”纪年，所谓“天运”者，乃洪门三合会的年号。　　　　　　
　　在讨论成立同盟会的会议上，有人对孙文的理想表示怀疑，提出质问：“将来革命成功，先生其为帝王乎？抑为民主乎？”当时孙文、黄兴均默然相对。现场气氛变得十分尴尬。安徽党人程家柽急忙打圆场：“如果吾人之心中，苟无慕乎从龙之荣，则君主无自而生。今日之会，只问满清要不要打倒，不问是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