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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迷失-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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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以后，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派汪精卫、蔡元培、宋教仁等人为专使，北上请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但是，幻想迅速破灭。袁世凯支吾其词，就是不肯动身。2月29日晚，北京发生兵变，乱兵抢掠多家商铺。流弹从南方使者下榻的旅馆上空呼啸而过。袁世凯正为找一个拒绝南下的理由挠破头皮，这场兵变真是及时雨，老袁大喜过望，连呼“天助我也！”
袁世凯借口坐镇北方大局，拒不南下。汪精卫、宋教仁诸人惊魂甫定，亦同意了他不到南京就职。1912年4月1日，孙文正式卸任。偕同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离开南京，辗转南下。4月24日孙文抵达香港，换乘兵轮，次日下午抵达广州。省城万人空巷，热烈欢迎这位下野总统。
孙文的南下，对于北方政府来说，喜忧参半。孙文一再表示，下野之后将致力于中国的铁路建设。但袁世凯不敢肯定，这位洪门大哥，是否真的会一门心思去修铁路，还是韬光养晦，蓄势待发。为了摸清孙文的底牌，袁世凯邀请他到北京一晤。孙文慨然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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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大国的迷失（21）
8月18日，孙文启程北上。8月24日，由天津入京，受到极其隆重的欢迎。当他乘坐的专车驶入前门车站时，军乐队奏着欢快的乐曲，儿童队伍唱着欢迎歌，礼炮轰鸣，人们挥动着帽子，掌声雷动。孙文乘坐一辆金碧辉煌的朱轮马车，车内衬着黄缎，驾以白马，前有30名骑兵开路，后有几十名军警拥护，从正阳门直入迎宾馆。
继孙文晋京之后，黄兴、陈其美等人也联袂北上。南北巨头举行了十几次会谈，话题无所不包，但最重要的还是经济问题。孙文向袁世凯谈到了引进外资、修筑铁路、平均地权等问题。袁氏乃官场上的千年老道，对孙文所说的，一律点头称是。
在一次宴会上，孙文豪情万丈地举杯对袁氏说：“愿袁大总统练200万精兵，孙文造20万里铁路！” 这20万里铁路，并非信口开河，孙文在众多场合，都一再宣称他打算花10年时间，筑20万里的铁路线，纵横五大洲之间。他的计划是由十大公司自行借外债。铁路初归民有，40年后收归国有。事权不落于外人之手，国家不负债务，到期收路，不出赎资。
铁路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如果一位下野总统能够放弃长期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去从事铁路建设，亦不失为一桩垂范千秋的美事。不过他的计划太夸张了，中国的铁路，直到1982年（即孙文提出该计划70年后），才修了五万公里（10万里）。
9月16日，孙文、黄兴和袁世凯共同协商，制定了八项《政治纲领》：一、立国取统一制；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这八项纲领，条条在理，但对许多涉及民主共和政体的关键问题，如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国会的地位、政党的地位、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等，却无明确说明。孙文和袁世凯还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即南方对北方的中央行政不加干预，但北方对南方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用人也不要干预。
表面看来，北方搞政治，南方搞经济，各干各的，井水不犯河水。但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政治？南方既没有从事经济建设的环境，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更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计划。这种空口白话，双方都不会当真。一切只是纸上谈兵，微弱的光芒一闪即逝。留在北方的宋教仁，几乎是孤军奋战。他日夜忙于组织政党，这倒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袁世凯一向很看重宋教仁的才干，视同子侄，早在辛亥革命前就想招揽他入幕，只是双方没有谈入港。宋教仁以为有了政党就可以和袁氏抗衡。在原来同盟会的核心层中，他是唯一致力于使同盟会摆脱帮会影响和草莽英雄形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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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大国的迷失（22）
黄兴则自鸣清高，扬言“功成身退，解甲归田”；孙文也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主张将国事完全交给袁世凯，同盟会从事社会事业。1912年10月，孙文还煞有介事地成立了一家铁路总公司，制订了一个耗资五亿元，修建一万英里铁路的空中楼阁方案。他劝胡汉民和陈炯明合作，把广东建成一个模范省。
与宋教仁的活动相呼应，陈炯明是一位在基层推动地方自治和民主建设的急先锋。他热情高涨，把模范省当成了自己的职志，在广东又是禁烟，又是禁赌，又是剿匪清乡，又是振兴商务，整顿交通，拆除街闸，安装路灯，疏通城市排水系统，忙得不亦乐乎。
到了这年的秋天，宋教仁的努力似乎有了结果。在他的奔走撮合下，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和同盟会终于合并而成一个大党——国民党。
由同盟“会”变成国民“党”，是一个进步。宋教仁追求的，不仅是名义上的改变，还要有实质的进步。后人批评宋氏援引大批官僚政客入党，以造成表面声势，结果把腐败的空气带进党内，致使国民党自创立伊始，其宣言党纲，以及人员，完全失去革命的主义和精神。其实，宋的原意并不是要搞五党合一，而是要解散同盟会，另造一个新党，但受现实条件所限，只能先走这一步。
在宋教仁看来，政党的意义恒不限于“革命”二字，欧美式的政党，纯以政见结合，并没有严密的纪律约束，与后来俄国的列宁式政党，是南辕北辙两回事。宋教仁的理想是走欧美的代议政制道路。孙文并不喜欢这个大杂烩党，虽然大家公推他当国民党的理事长，但他以要埋头修铁路为由，把职务交给宋教仁代理了。
宋教仁相信有了这个大党，就能控制国会，制约总统。国会正式开会时，议员主要来自国民党、民主党、统一党和共和党，但后三党的人数加在一起，仍不及国民党多。国民党稳居国会第一大党的位置。当时“北京之国民党，以所谓参议院派者占中坚，十八九皆宋派也。”著名政论家黄远庸感叹，“故北京之国民党本部，平心而论，实渐近政党之模型”。 宋教仁以为在这场角逐中，已经稳占上风，因此开始到处发表演说，以在野反对党自居，公开指责袁世凯的种种劣迹，同时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
宋教仁的组党和基层竞选活动，卓有成效，开创的局面，真有些气象万千，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具现代民主色彩的事件。然而，中国这个有两千多年帝制历史的国家，又岂是一朝一夕可以走上民主共和之路的？历史学家常说，袁世凯搞帝制搞得走火入魔，其实，走火入魔的不是袁世凯，而是宋教仁。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他对自己的对手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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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大国的迷失（23）
1913年3月21日，当宋教仁和国会议员乘搭火车北上时，在上海车站被人开枪行刺。宋教仁腰部中了一枪，大叫一声“有人刺我！”就倒了下去。
凶手逃进了夜幕沉沉的街道，消失无踪了。前去送行的黄兴、陈其美、廖仲恺等人急忙把他送到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抢救。但因为子弹有毒，终告伤重不治，年仅32岁。他的最后遗言是：“我为南北和解的苦心，被人误解，真是死不瞑目！”
宋教仁以推行民主实验开始，以进了烈士祠告终。呜呼哀哉！
追查凶手很快发现，幕后人竟是现任内阁总理和内务部一名官员。租界巡捕房把疑犯抓获，移交江苏都督程德全，由中国法院审理。这一重大政治丑闻，显然牵涉到袁世凯。大鬍子程德全把证据统统对外公布了。黄兴一时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曾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暗杀手段对付袁世凯。
孙文自辞职后，一直耿耿于怀，憋着一肚子鸟气，这时终于有理由爆发出来了。上海车站那一枪打响时，孙文正在日本，他立即结束行程，赶回国内，25日抵达上海。当天召开党内高干会议，孙文斩钉截铁地说：“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
但这时黄兴已冷静下来，改变主意了，他认为现在是民国，是法治时代，宋案可由法律解决，不应诉诸武力。他建议向北京要求成立特别法庭，公审宋案。江苏省辖下的上海地方检察厅，已两次发出传票，要求国务总理到厅作供。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乃绝无仅有之事。如果国民党能坚守法律，利用强大的社会舆论，把袁世凯逼入法律范围内，对推进民主、法治，未尝不是好事。
但孙文对法律嗤之以鼻，根本不相信它有任何作用。宋案只是一个导火索，其实早在袁世凯还没上台时，孙文就已经准备将来要推翻他了。在清末民初崛起的那一代革命者，恒有一种观念，认为破坏与建设是两回事，一定要先把旧的彻底破坏了，把地面打扫干净了，才能开始建设新的。因此，孙文终其一生都觉得破坏没有完成，至死还是“革命尚未成功”，所以建设也就无从谈起。像宋教仁那样，以建设作为破旧的手段，寓破于立当中，反而被视为远水不救近火。
现在，南北两造，恩断义绝，立即发动“二次革命”的时机，已然降临，由江西、湖南、安徽、广东、福建五个由国民党控制的南方省份兴师讨袁。速战速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同时联合日本，对袁世凯政府施加压力，增强革命的声势。
文武两派争论不定，在孙文的一再坚持下，他们打了一份电报给湖南、广东两省，征求意见。结果两省的反应，颇出孙文意外。湖南固然对动武一口拒绝，还滔滔不绝，历数不宜用兵的若干理由；而广东的财政一团糟，饷械俱穷，公私交困，胡汉民要维持下去，已属不易，哪里还有余勇可贾？政法学堂毕业的陈炯明，力主循法律途径，解决政治危机。在追悼宋教仁大会上，他指出：“现在为法治之国，政府倘有违法行为，皆得以法律范围之。所望此案与政府无关系。如果有关系，吾人须以法律对待之。凡属国人皆应表同情，以维持国民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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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大国的迷失（24）
没有陈炯明的支持，胡汉民动弹不得，但为了表明立场，他还是和湖南都督谭延辏А⒔鞫级嚼盍揖不斩级桨匚奈盗ǖ纾挂橹醒胂蛲夤欠ń杩詈椭赋鏊伟赣朐那Ａ！ �
孙文得不到党内同志的支持，怒不可遏，声称要亲自到日本寻找日本政府的援助。黄兴对此更不赞成了，依靠外援来反袁，“是不容易得到国人谅解的”。 这无疑是一个吃砒霜拉屎去毒狗的计策，所幸没有实行，否则，国民党将遗臭万年矣。
结果，反对动武，争取法律解决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
然而，南方一方面很清楚自己没有动武的本钱，但一方面又不停摆出动武姿态，甚至以“粤省兵尚充实，械亦精利，军心团结。谁为祸首，颠覆共和，当与国民共弃之”的激烈通电 ，向北方直接叫板。袁世凯亦撕破面皮，公然威胁说：“彼等若有能力另组政府者，我即有能力毁除之。”
从5月开始，北京政府陆续调军队南下，准备兵戎相见。6月14日，袁世凯下令免去胡汉民本兼各职，调为西藏宣抚使，而以陈炯明为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钧也被免职。
胡汉民在台上时，以广东没有动武的实力答复孙文，如今下台了，却力劝陈炯明立即组织讨袁军队，兴兵造反。但陈炯明犹豫不决，他深知战端一开，不仅赌不会再有人禁了，下水道不会再有人疏通了，市场的清洁卫生不会再有人管了，模范省将化成泡影，而且共和政治的理想亦必毁于一旦。6月20日，胡汉民通电辞职，满怀失望离开了广州。
7月5日，袁世凯先发制人，派军队开往江西。渔阳鼙鼓，警号频传。南北战火一燃，从此天下荡覆，群雄虎争，所谓“共和的根本在法律”，便不可复问了。7月12日，湖口宣布独立。三天以后，黄兴赶到南京，出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时局演变至此，撕破龙袍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陈炯明只好在广东宣告就任广东讨袁军总司令。
战争终于爆发了。中华革命党是孙文在经历一连串的失败之后，再次援引秘密帮会的形式来组织革命。也许这是一种更为得心应手的形式。在北洋军的攻势下，国民党的抵抗顷刻瓦解。广东并没有直接卷入战争。陈炯明宣告广东独立后，银业行、金铺行、生药行、南北行、冰行、洋参行、入口洋货行、米行等，纷纷表态，反对独立。市面纸币由兑白银八成，急跌至三成左右，无辜小民，惊恐万状，开往香港的船上，难民满坑满谷。
陈炯明在独立后的第17天，就被倒戈的部属所逐，仓皇出逃，以致故垒尽失。副护军使龙济光的军队从西江顺流而下，打着拥护中央的旗号，广州乱成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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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大国的迷失（25）
当时胡汉民、朱执信在上海协助陈其美作战，但失败来得太快了，杀虎不成，反被虎伤。8月2日，当北洋军向讨袁军最后一个据点吴淞发动猛攻时，孙文和胡汉民乘坐轮船，离开了硝烟滚滚的上海，准备南返广东。次日途经马尾，日本驻福州领事馆武官告诉他们，广东的独立也完了。孙文大失所望，只得临时改变计划，改道前往日本去了。“二次革命”得道寡助，败不旋踵，则尤使革命党人感觉惘惘然。
国内风声紧急，凡参加“二次革命”的人，武职旅长以上，文职厅长、省议员以上，一律通缉追捕。孙文、黄兴、陈其美、陈炯明等人，均在通缉名单之内。8月7日，国民党两院部分议员在北京开会，宣言不变更组织，维持现状，在法律范围内，从事政治活动。但这不过是一厢情愿，袁世凯已经把柄在手，岂肯轻易放过？11月4日，袁世凯以叛乱为辞，悍然解散国民党。
两年前袁世凯出山时，曾向朝廷提出六项条件，其中有解除党禁一条，似乎视政党政治为救国良方，但现在就职还不及一月，便解散了国民党，兴兵讨伐“暴民专制，土匪横行”的南方。凡是国民党籍的议员要离开北京，必须有五人以上结保，担保离京后不再从事任何反对政府的活动。1914年1月10日，袁氏复下令解散国会。历史的倒车，一下子开回到黑暗的专制年代。宋教仁自民国成立后，对建立民主体制所作的一切努力，至此化为乌有。同盟会肇创民国，一向备受绅商士民的拥戴，然“二次革命”之后，形象严重受损，信誉跌至谷底，几被一般人视为“暴徒”、“乱党”。
不少国民党人亡命日本，他们讨论起失败的原因时，难免互相指责，意见纷纭。孙文和黄兴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也许两位伟人也不想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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