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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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力并不亚于孙文，他清楚知道，要维持天威，必须借助于紫禁城的凤阁丹墀。从南向北走，过了淮河、秦岭一线，就进入温带季风气候的北方了。这里四季分明，春季干旱风沙大，夏季炎热雨水多，冬季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华北是农业地区，以种植小麦、杂粮、棉花为主，工商业十分落后，除了大运河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内河航运，农村的交通工具，有钱人用马车，穷人用独轮推车。长途贩运的距离，能跑上300公里就差不多是极限了，因为超过这个距离，运费就比货物本身的价值还要昂贵了。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坐落在永定河的冲积扇脊之上。西部连接太行山脉，东面是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南面是一片平畴，北部为燕山山地。再往北去，就是汉代以来中原的大患——匈奴的地盘了。匈奴性情强悍，工骑善战，主要活跃于外蒙、热河、察哈尔、宁夏四省，及陕西、甘肃北部，直至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大部地区。　　　　　　
　　秦始皇筑长城，是要防止北方游牧民族南侵。汉朝与匈奴连年征战，也是为了争夺西北地区——甘肃的楼兰、月氏、乌孙诸国地盘，打通陆上丝绸之路。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表面上看，中原汉人与北方游牧民族是世仇，但实际上，不是冤家不聚头，无论地理与文化，两者都是互相纠缠，犬牙交错，既互相依存，又互相竞争。在中原同化四夷的过程中，胡服骑射的文化，也在不断改造着中原文化的基因。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北京就是燕国国都，辽置陪都于此，金正式建都，公元1421年，大明王朝的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从此改变了中国地缘政治的格局，奠定了北京在政治版图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在以后的六百年间，北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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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大国的迷失（41）　　　　　　　　
　　作为一个帝都，北京理所当然地被视作皇权的象征。它承担着向溥天之下、率土之滨推广政教风化的使命。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建立庞大的官僚体制，是势不能免的。在两千年的历史里，这一体制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到了明、清两代，已经渐臻尽善尽美了。　　　　　　
　　在政治上，官僚体制的最大作用，就在于“辅弼和谐其政”，即协调君臣之间的关系。它通过复杂的、重叠的、互相牵制的政府机构和繁琐的公文程式，起到生克制化的作用，使双方都不至于逾越纲常。　　　　　　
　　不管今天看来，官僚体制如何颟顸、腐败，如何可恶，但它是社会文化体系的必然产物，却无可否认。令人困惑不解的不是它何以产生，而是它何以偏偏产生于北方？有人说，凡是建都南方的王朝都是短命的，而建都北方的王朝却大多长命百岁。是不是北方有一种特别适合皇权政治生存的人文环境？　　　　　　
　　在南北双方的谈判过程中，孙文一再强调，在南京建都，不仅是他个人的意见，南北主张共和、疾恶于旧日腐败官僚政治的人们，都会同意。　　　　　　
　　然而，在北方人看来，国都乃数百年根本所在，也是他们的权力所及，决不能轻议变迁。他们并不欢迎带有新思想的南方人，而南方人对北方腐败的官僚气氛，也觉得格格不入。广东籍的外交家伍廷芳曾警告刚刚来北京的美国公使：“你抵达那个巍峨的北京城之后，要当心，那儿的空气是沉闷的。那气氛似乎会把人压倒，使他们变得保守。看来没有什么人抵抗那种力量！”　　　　　　　
　　对于南下就职，袁世凯是决不会答应的。　　　　　　
　　他声称南方人以虚荣厚礼诱他就范，乃调虎离山计。北方有军队几万，皇族旗丁的处置还未妥帖，他决不能离开，宁愿辞职回乡下，把这破天荒的总统让给贤者。袁大头身边的谋臣也纷纷献策，那怕和南方开战，也不能到南京就职。自古以来，只有西北可以制东南，而东南不能制西北，地利使然，不可改变。　　　　　　
　　“他们一定要我到南京，就让他们来接收北方军队。如果他们有本事接收北方军队，我就心甘情愿地到南京就职。”在2月15日给南京政府的电报中，袁世凯就以这个作为不能南下的理由。为了证明不是虚声恫吓，北洋军队在北京、天津、保定搞了一次“兵变”，大肆焚掠，最后南方人向他屈服了。　　　　　　
　　尽管人们知道，那个死守帝都的政府，是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找到一条根治恶疾的良方妙药。这种政治制度，成了近二百年无数流血革命的直接诱因，但每一次革命，除了制造一批新官僚填补被推下台去的旧官僚遗下的空缺，几乎完全没有触动权力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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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大国的迷失（42）　　　　　　　　
　　这是为什么？原因究竟在哪里？　　　　　　
　　袁世凯不肯南下就职，孙文反对把首都定在北京，本身就是一场关乎中国命运的对抗。这时，南北已成为一个鲜明的政治概念。袁世凯的胜利，标志着北方作为君临万邦、四夷宾服的天朝中心，依然如故。这是中国的悲哀，历史的悲哀。中国奠都北京，从此，正如孙文所说，“任天下怀庙宫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城社尚存之感”。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刚当上总统的袁世凯，已经沉浸在他的皇帝梦里了。当他还住在铁狮子胡同的时候，就想着搬进紫禁城，一尝帝王滋味。他一旦有了这个念头，自然会有一班承颜候色的谀臣，替他操心。　　　　　　
　　于是有人进言，京师最近流行谣谚，即有前清“颐和园”三字和“与乎袁”谐音，兼童谣和名物之兆而有之，可见率土式望，在袁一人，天意人心都是一样。袁果然大悦，并说“过去天子是四海一家，现在我是总统，便三海为家”云云。三海乃指紫禁城旁边的南、中、北三海。袁大头要搬进中南海，坐江山了。　　　　　　
　　中国人都喜欢说“打江山”。江山是打下来的。谁打的江山谁来坐，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袁世凯坐上了由同盟会流血牺牲打下来的江山后，几乎毫不迟疑地向南方人开刀了。第一刀，先砍在由南方人担任总理的责任内阁身上。　　　　　　
　　第一届的内阁，由孙文的同乡唐绍仪担任总理。唐绍仪既是南方人，同盟会员，也是袁世凯的朋友，他的上台，本来带有很浓的“南北调和”色彩。但北洋官僚们对有这样一位南方人，在他们的地盘进进出出，觉得非常刺眼。　　　　　　
　　这位唐总理其实并无实权，事无大小，都要请袁圣裁。唐绍仪每天都在公府和内阁之间往返奔走，请示报告。他和袁世凯虽相识有年，但并不在其个人、地域与党派圈子之内，属于“非我族类”之列。某次在谈论外交问题时，袁世凯忽然对唐说：“少川（唐绍仪字），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把唐惊得爆出一头冷汗。他很清楚这句话的斤两，但不清楚的是，大总统究竟根据什么不信任他？难道就因为他是一个南方人吗？　　　　　　
　　时隔不久，这位南方人，在北京便再也呆不下去了，导因有二。其一，袁世凯主张总统制，以便大权独揽；而唐绍仪则主张内阁制，设国务会议，总统的任何命令，均须国务院通过，始能生效。袁世凯对此深为不满。其二，黄兴曾经向唐推荐同盟会员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辛亥革命时，王芝祥在广西揭竿响应，当了一个军政府副都督，后被推为桂军援鄂司令，率军北上，其实因为他是直隶人，被广西人排挤出来，时任南京政府的第三军军长。唐绍仪请示袁世凯，袁痛快地答应了，叫王芝祥马上来北京等候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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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大国的迷失（43）　　　　　　　　
　　表面上，袁总统胸襟宽平，度量广大；其实内心深处，阴云重重，气愤填胸。两件事都犯了他的大忌。王芝祥虽为直隶人，但有南方同盟会的背景，袁的卧榻之侧，岂有他鼾睡的位置？6月间，王芝祥正拟束装就道，忽闻一份以“直隶五路军人”名义发表的通电，严辞拒绝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军人干政的恶例，由此开其端，但袁世凯以此为由，改任王芝祥为南方宣慰使。　　　　　　
　　唐绍仪自觉失信于南方，难免心生怨气，总统既已金口玉言，岂能出尔反尔？他表示决不副署这个命令。没有国务总理的副署，命令就不能发表。　　　　　　
　　然而，这道命令竟然发表了。　　　　　　
　　唐意识到，是急流勇退的时候了。6月16日，他留下一道辞呈，也不和袁世凯道别，便乘车直奔天津。袁世凯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到天津挽留。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公布《临时大总统宣告暂行援用前清法律及暂行新刑律令》，除个别修改之外，几乎照搬前清的法律。随后公布的《暂行新刑律》和《暂行法院编制法》，也都是沿用清末的旧法、旧制。　　　　　　
　　司法权完全受制于少数大军阀、大官僚，各级司法机关形同虚设。整套司法体制尚未发育，即告进入更年期。以后两年（1913年、1914年），各省的审判厅高等分厅和地方分厅相继裁撤；地方厅裁去三分之二，初级厅则全部裁去，恢复了县太爷升堂审案的旧例，由县知事以兼理司法，省长有监督司法之权。　　　　　　
　　民国初肇，虽说是百废待兴的过渡时期，但从北京治安管理系统的建构来看，军权至上、军人干政的趋势，已彰彰甚明。　　　　　　
　　在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有一个军法处，主要负责缉捕、监押、处理革命党人的案件，一向由总办直接向总统请示决定发落。袁世凯是最高法官，金口御断，完全没有斟酌余地。这个机构直到洪宪帝制失败后，才被取消。　　　　　　
　　负责维持北京城内治安的包括步军统领衙门、警察和军队三个部门。步军统领衙门是清代旧制，民国成立时本拟裁撤，但有些官僚提出，它可以补警政不足，于是便原版保存下来。按法规所定，步军统领衙门主司城门启闭和四乡车捐。但实际上它的权力远不止此，民初张振武一案，便是由步军统领衙门会同军法处处理的。　　　　　　
　　1919年成立的京畿卫戍司令部，权责与步署、警厅相似，而权力比它们大得多，直属大总统，卫戍军队平时由陆军部指拨；有特殊情况时，由陆军部指派京师附近军队归总司令调遣。必要时，政府得令地方军警长官受总司令指挥。　　　　　　
　　与军权有关的司法机关，还有陆军部的军法司，本来应属高等军法会审性质，但其受理的案子竟包括抢劫盗匪一类的刑事案。京畿军政执法处也是一个拥有比司法部更大权力的机关，它直接向总统负责，在政府的编制中，甚至无法找到有关这个机构的组织法规，可见其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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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节：大国的迷失（44）　　　　　　　　
　　军法处第一次显示其无限权力，是在1912年8月对张振武一案的公开处理。　　　　　　
　　张振武是辛亥武昌首义的主要军事领袖之一，战功卓著，曾在军政府里担任军务部副部长一职。民国成立后，黎元洪出任副总统，张振武到中央任职。但张振武到北京后，椅子还没坐热，就被步军统领逮捕，押至军法处，未经正式审讯，便枪决处死。　　　　　　
　　事发后，国会议员向袁世凯提出质问。袁世凯傲慢地回答：“他自然有罪名，自然要宣布，此事是我袁某的主意，大家不同意，到国会弹劾我好了。”　　　　　　
　　总统的权威，甚于法律，而军法处就是维持这种权威的恐怖组织。孙中山曾经说过：“袁氏可为善，勿逼他为恶。”不知是立法机关逼他为恶呢，还是军法处逼他为恶？北方官僚决心不让他们所习惯的那种生活因革命而中断。这种决心在袁世凯当上总统不久，便显露出来了。政治上的谋杀和军事上的讨伐，不过是要遏止南方的“叛乱势力”到处蔓延的应急手段，要维持那个属于他们的旧世界万世不堕，根本办法，还是重新提倡尊孔和推广教化。　　　　　　
　　中国儒学认为一代丕兴，赖乎个人的道德修养；而个人道德修养的核心在于礼乐的陶冶。一个国家的兴亡，并不会因有多少人参与政治而改变，完全是由礼乐的得失来决定的。因此，儒家并不鼓励人民参政，只要人人以礼乐自治其心身，各尽性以成德，政治便可托付给帝王和官吏，从而安人、安百姓、天下平。　　　　　　
　　这套理论，在汹涌的民主浪潮面前，是旧官僚的救命稻草。　　　　　　
　　革命对北京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冲击，虽然这里改挂了五色国旗，但人们依然过着和光绪、宣统年间没有多少区别的生活，甚至政府中的官员也没有多大变动。唯一给北京带来新空气的是一些从南方来的人。　　　　　　
　　1913年10月10日，寂静的秋天来了。袁大头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总统就职典礼，这里以前是皇帝登极的地方。当他坐着八人大彩轿，身穿钴蓝色的陆海军大元帅礼服，来到主席台，从南面入座的时候，俯视着参加典礼的文武百官，一种“君临天下”的欣喜，难免使他目眩神迷。袁庄严地宣读着他的就职宣言：　　　　　　
　　“历办革新诸政，凡足以开风气者，必一一图之。但余取渐进而不取急进，以国家人民为重，未可作孤注之一掷，而四千年先民之教泽，尤不可使斫丧无余也……清帝逊位，共和告成，以五大族之不弃，推为临时大总统。此种政体，吾国四千年前已有雏形，本无足异，乃事权牵掣，无可进行，夙夜彷徨，难安寝馈。”　　　　　　
　　他告诫国民，建立道德观念是当务之急。“立宪国重法律，共和国重道德。顾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今将使吾民一跃而进为共和国民，不得不借法律以辅道德之用。道德范围广大，圣贤千万语而不能其词，余所能领会者，约言之，则忠信笃敬而已……以上忠信笃敬四字，余矢与国民共勉之！日诵于心，勿去于口，盖是非善恶，为立国之大方针。”　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已经一败涂地，那些满嘴民主共和的南方人，纷纷逃往日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这些东南省份，都已落入北洋派的手里，南方人还有什么能够与这位“民国大总统”抗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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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节：大国的迷失（45）　　　　　　　　
　　袁氏解散国民党时，司法总长梁启超——大名鼎鼎的广东人，进步党的党魁——曾试图阻止，因为这项命令并未经国务会议的讨论。但当他冲破侍卫人员的重重阻拦，终于见到大总统时，袁世凯只是简单地说：“它已经拿去发表了。”　　　　　　
　　国民党一经解散，以国民党为多数派的国会，便面临无疾而终的命运了。兔死狐悲，进步党也将失去国会这一重要舞台。在国务会议上，梁启超以解散国民党的命令未经国务会议通过，主张内阁总辞职以示抗议。但大多数内阁成员都不敢附议。　　　　　　
　　与此同时，袁世凯命令全体人民必须尊奉孔道为至圣。他强调指出，确立传统的信仰是至关重要的，必须把孔道的伦理道德原则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贯彻到平民百姓中去。　　　　　　
　　12月20日，袁世凯发布祀天命令。这是过去历代皇帝每年都要举行的仪式。不久，祀孔典礼也恢复了。举行典礼时的衣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