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袁家-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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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百年袁家

　　　　作者：王碧蓉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王碧蓉，浙江慈溪人，198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曾任中国科学院管理学院哲学讲师，《群言》杂志社的编辑、记者，1990年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先后就读于蒙那西大学艺术系和澳大利亚心理咨询师专家学院，现任职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多年来一直关注民国史和家庭史，对袁氏后人做了大量细致的调研和采访工作。

　　　　内容简介：

　　　　“祖父袁世凯，我们五姊妹都没有见过，但是他带给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真是百年沧桑一言难尽。”

　　　　这里讲述的袁世凯，不在于结束帝制、走向共和的乱世枭雄，不在于复辟帝制，而是重点展现“家庭中的袁世凯”和“袁世凯的家庭”——一个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袁世凯，一个孝子，一个有10位夫人的男人，一个有32个子女的父亲，以及袁世凯的五夫人和他们数十位后裔的人生轨迹。__

　　　　在袁世凯离世的这一百年里，他为他的子孙留下了什么？袁家的第二、第三、第四代，跟多数中国人一样，历经民国乱世、日军侵华、国共相争、共和国诞生、“反右”、“文革”及改革开放身为袁氏后人，家族的背景对他们来说是福是祸？

　　　　本书全面展示了袁世凯及其杨氏夫人后裔的百年家族史，逐次讲述袁家四代数十人的人生故事，或平凡或跌宕，汇聚一起时便自然映照出袁氏一脉的百年沧桑。这也恰是百年中国历程中一卷镜像。在杨氏夫人这一支的后裔中，有民国著名的民族企业家袁克桓，有多位人民教师，有海外创业者，有政协代表，有普通的企业管理人员，也有艾美奖获得者，还有建筑师、神甫、画家、诗人、音乐家

　　　　书中同时展示有179幅珍贵的影像图片，从袁世凯到他的五世玄孙，构筑了一道百年袁家人物群像的专题长廊，带我们重新认识袁家后人眼中的祖辈以及他们对家族身份的认知，感慨袁世凯后裔鲜为人知的往事。

　　　　书摘正文

　　　　第一章袁世凯：为人、为夫、为父

　　　　一个人和一个国家

　　　　任何历史都是胜利者的宣传，也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因此汤因比说：“历史学家必须提防的事情之一，就是听任胜利者垄断对后人叙述故事的权力。”［1］这样的“垄断”，对于后人来说，往往已是面目全非了。袁世凯称帝失败，流于寇，名于贼，于是一顶“窃国大盗”的帽子扣在头上近百年，一代又一代的人被告知袁世凯是“贼”是“盗”，置其后世于梦魇阴霾之中。对于这样一个清末民初的重要历史人物来说，用“窃”和“盗”的论断，似乎有点太简单、太粗暴了，也不能使得后人探明实情和真相，而且这种态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相对性。
第2节。
　　　　主观性就是，所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被描述时，往往根据撰史人的环境和心情经过大脑记忆的过滤、加工而记录解释而来的。所以，历史往往是被解释出来的，每一种解释都是为各自的时代服务而解释，也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解释。而历史的相对性，就是人性自身的弱点和局限性，我们无法避免地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比如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等等局限，我们或多或少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如果我们认为能够摆脱这种局限性，如果我们认为自己能够洞若观火、明察秋毫，其实是一种自负和傲慢，我们也许永远无法拨开笼罩在历史之顶的迷雾烟幕。

　　　　历史是谜，是一团迷雾、一张迷网，历史有时也迷人而神秘。历史是不可挽回、不可假设和不可更改的。可是，在人类历史的研究中，选择什么而且能够被历史证实的意义就尤为重要。而历史人物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对于今天的社会又有什么意义也极其重要。我们通过了解历史人物，可以探究隐藏在事物现象背后的本质。；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袁世凯，首先，他是一个人，是一个有作为的人，也是百年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历史选择了他。反过来说，也是他选择了历史。这种双向的选择，既有偶然的契机，也是必然的结果。这种偶然性，是由一个个具体细节的人和事所组成，构成一个个故事和片段，而必然性，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具有不可抗拒性。而每个人的人生就是选择的过程，选择决定命运，选择了什么，就会错过些什么；选择了什么，也必定放弃了些什么。人生也很神秘莫测，每个人通过人生历史理解他所不能理解的东西，接受他不能接受的现实。

　　　　袁世凯也如此。

　　　　河南项城，地处中原。康熙二十九年（1690）《项城县志》这样描述：“项城远处顿山阿，襟连黄河带瀔河。大邸阁前青草满，占星台上白云多。五行善记怀应奉，十代名医想华佗。”［2］这里，“项”是西楚霸王项羽祖先的封地，“顿”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发祥地。中原文化素有天下大同、天人合一、尊道贵德、中庸辩证之精神层面。“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3］，

　　　　这是袁世凯十三岁时所作的对联，自喻是藏龙静处以待勃发，亦有养精蓄锐企图逐鹿中原之抱负，而个人的牵一发，动了全家甚至动了全国，于是在中国的百年历史中，袁世凯制造了诸多第一：

　　　　1895年，小站练兵，开始在中国创建第一支新军。

　　　　1905年，与张之洞合奏，第一次提出废除科举制度，举办新式学堂。

　　　　1905年，在天津设立了第一个巡警部。

　　　　1912年，第一次以和平方式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皇权。

　　　　1913年，第一次实行国会选举，建立国会制度。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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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年，成为第一位由国会选举产生的正式总统。

　　　　袁世凯还建立了中国人的第一家银行，督修了第一条铁路、第一家自来水公司、第一家发电厂、第一个电话电报公司、第一个电车电灯公司、第一个烟草公司、第一条环城马路，等等。［4］

　　　　同时，袁世凯又是在百年历史中最具有争议的人物：

　　　　戊戌变法期间，到底有没有向荣禄告密、出卖维新派？

　　　　民国初年，到底有没有派人暗杀宋教仁？

　　　　1915年，是被迫无奈还是忍辱屈尊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5］

　　　　德国诗人歌德在两百多年前对于人生、对于天命有四句蕴蓄着感动和启悟的诗：“谁没有和泪啃过面包，没坐在床上哭泣呻吟，度过充满哀愁的深宵，天神啊，他不会认识你们。”［6］认识苍天的威力其实就是面对生活环境的挑战和对自己心灵的挑战，历史学家不否认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气质的影响，而家庭社会的环境对于一个人的成长以及日后的所作所为更是十分重要。

　　　　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降生在河南项城的袁寨。袁世凯出生的那天，他的叔祖袁甲三恰好从淮南寄书信到家，向家人报告以重兵攻下了捻军重要根据地临淮，捻军各部溃退，族人都说其命大福大造化大。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闻讯大喜过望，因此为儿子取名为“凯”，按照家族“保世克家启文绍武”的排行，命名为“世凯”，字慰亭（又作慰庭），号容庵。袁世凯的得名即与征战行伍有关，真是人有善愿，天必从之，诚有其名则必有其实，“世凯”二字似乎也在昭示着这个新生男儿一生的戎马生涯，征战疆场，一世的凯旋得胜，名扬天下。

　　　　袁世凯从小生活在袁寨，直到七岁时，养父袁保庆去山东做道员，袁世凯随其去了山东。童年的记忆都在袁寨，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童年的成长经历、环境和家庭背景因素毫无疑问对个体心理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袁寨，是为了避捻军袭击、众志成城保卫家族安全的堡垒。寨堡一丈高，寨墙外有深沟环绕。寨的东北、西北、西南、东南角各有一座炮楼，平时每座炮楼及东西寨门均有卫兵值班，几十名卫兵轮流站岗放哨，日夜守护。寨门前架设吊桥，吊桥的升降起伏，是一种既让人安全又孤立无援的象征，人不可以随便进出寨堡，戒备防范森严。虽然在寨堡里生活相对安稳，但是每当捻军侵扰，征尘狼烟，呼啸而至，袁寨中的人就倍感紧张，十五岁以上的男人都要登上炮楼鸣枪放炮以助威，直到捻军撤退。据《容庵弟子记》记载，袁世凯五岁时，被人抱上炮楼观战竟面无惧色，我们可以解释为：人小无所知也就无所畏，天生胆大就处事不惊。相反，袁寨再坚固再森严，也抵挡不住时不时心理上的恐慌与失衡。袁世凯从小生活在袁寨就有一种对命运的不安全感、一种家园的不安定感、不确定性和无助感，向往强势强权保家护家的和平和安宁。后来他在河南彰德洹上村筑起另一座名副其实的“小城堡”，不过即使他当上了内阁总理大臣和民国大总统，也并没有获得人身安全感和精神安全感。
第4节。
　　　　幼年的记忆和经历让袁世凯在少年述志时即写下豪迈的诗句：“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这里的胡天骄，应借历史上侵扰中原的游牧民族，代指当时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国。他在二十岁时已经历两次科举落榜，到京城想报捐功名又无望，而这也许是他投笔从戎的契机。后来在1882年二十二岁时，他随吴长庆赴朝鲜平乱，负责前敌营务处，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军人。1883年，袁世凯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扎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经过在朝鲜十二年的历练，经过甲午战争的大国弱兵的教训，袁世凯坚信“欲使中国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7］。1895年12月8日，经慈禧太后批准，光绪皇帝终于颁发任命，袁世凯成为“新建陆军”的督办大臣——中国近代陆军的创始人，这一路的艰辛、一路的磨难，让他渐渐胸有城府，藏而不露，谨言慎行，人情练达，能屈能伸。此时，袁世凯年仅三十六岁，事业如日中天，小站练兵是袁世凯个人的抱负与国家的重任利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开始。而天津小站，这个小小的海河小镇，由于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曾在1895年后的欧美世界地图中被标记在中国版图上，这在中国千百个小城镇中绝无仅有。天津小站从此拉开了北洋军阀集团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序幕，而北洋集团的重要人物如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此时大多都已聚集在袁世凯的麾下，行将主宰中国未来的命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此语千真万确。

　　　　英国海军司令员贝思福爵士（CharlesBeresford，1846—1919）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参观天津小站练兵，给他印象最深的细节是袁世凯主持的给士兵发饷仪式，后来在他的《保华全书》中这样记载：“袁公于发饷之日，亲自督率委员，按名发给，无丝毫克扣之弊。假使中国统兵大臣皆能效袁公之发饷则兵无缺额，饷不虚糜，华人何尝不可成劲旅哉！”［8］

　　　　2011年9月7日至2012年2月5日，“胡博华士画笔下的晚清权贵——休伯特与苏珊伉俪捐赠展”在首都博物馆举行。展览前言有一句话说：“画像中的那个适逢三十九岁、意气风发的袁世凯便成为刚巧在那场惊心动魄的戊戌政变中崛起的壮年政治家的唯一真实形象，可谓弥足珍贵。”袁世凯出生于1859年，1899年袁世凯刚迈入不惑之年。画旁边的标签如是说：“胡博华士在天津结识了一位名叫诺曼穆泽（NormannMunthe，1864—1935）的挪威上校。诺曼1887年来到中国，加入军队并参加过甲午战争。战后，诺曼负责训练骑兵、设计军服并给新军司令袁世凯做军事顾问。他谙熟中文，而且是个中国艺术鉴赏家。时值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军中弥漫着浓烈的反洋情绪，诺曼怕胡博华士受到伤害，于是陪伴左右寸步不离。尽管士兵们并不友好，但袁世凯待胡博华士为上宾，他愿意每天早晨腾出一点时间，坐下来给画家当模特。此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胡博华士或许想不到，眼前这位四十岁的模特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不仅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还于1916年复辟帝制，做了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在西安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一道上谕，指出：“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指出顺应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做法是：“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9］这道上谕其实是清政府“新政”推行之信号，四天后，袁世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新政，向朝廷递交了著名的《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提出“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辨民实”、“裕度支”、“修武备”等十条建议。［10］袁世凯把北方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与工业中心城市——天津，作为他振兴实业、改革金融、废除科举、建立巡警、大办教育的实验场地。
第5节。
　　　　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至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在中国掀起“洋务运动”，开始重视工商业的发展。而洋务运动掀起的重工重商，包括西方国家变革腐朽政治体制，对袁世凯有或多或少的影响，袁世凯在《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裕度支”条中指出，西方国家的致富之途，“大要在采矿产、造铁路、兴商务、通货币及一切生财之道。凡可以利国利民者，靡不竭力经营，官吏提倡之、保护之，而又昭示大信，历久不谕”［11］。

　　　　袁世凯把办实业和理财的重任交付给周学熙（1865—1947，字缉之，安徽至德人）。在袁世凯的信任和支持下，周学熙设立了直隶工艺局，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家官办的实业机构。周学熙带头集资募股创办的大型企业就有两家——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煤矿公司，以后在民国时期又创办了华新纺织公司、中国实业银行、耀华机器制造公司和玻璃公司等等。可以这么说，当时袁世凯和周学熙开始成就了中国民族工业的雏形，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北一带，开滦、耀华、启新、华新等是最早打开京津冀的实业公司。冀为河北，耀华总部就设在河北秦皇岛；开滦、启新和华新都在唐山，但是它们的指挥大本营仍然设在天津，在北京也设有分部。所以，实际上这时已经形成了京津冀的一个经济实业圈，组成了发展最早、最有实力的北方民族工业。

　　　　袁世凯在复兴商业的同时，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