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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敌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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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影响最深刻的是父母亲的教导：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最重要，最不能犯的是两大错误，一是经济问题，二是作风问题；要听党的话，听组织安排，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上小学时，父母亲因为我拿了家中5元钱请同学吃喝玩乐，让我在毛主席像下跪了几小时。当时的5元钱不是个小数目，相当于现在的500元，是父亲工资的近十分之一。
母亲姓许名菊仙，生于1931年，思想极端先进，为人谦虚谨慎，工作非常出色。解放初期，19岁的她就冲破市俗的偏见，当了一名女理发师，22岁就加入了中共，这在当时的女青年中是罕见的，后来成为杭州最大的理发店时美理发店的经理，获得过许许多多的荣誉。应该说，母亲的辉煌至今在我们子女中印有深深的记忆，我们下一代的成长都得益于她的严传身教。姐姐小时候曾经说过，母亲带着她坐小轿车、上观礼台、吃高级宴，有多风光。我和弟弟在工作中也立功受奖无数次，但总不如母亲的荣誉给全家带来的印象深刻。
“文革”中，母亲被作为“当权派”“打倒”。在当时，被“打倒”的子弟是很不光彩的，邻居、同学都会另眼相看，甚至被一些恶人欺侮。我读小学是在杭州市长生路小学，当时改成一个红色经典的校名：延安一小。从我家住的湖滨六弄20号出发，由东坡路、经龙翔桥、到长生路的学校，也就是10分钟的路程，为了躲开那些恶人，上学放学只能绕远道走，由湖滨路、经白傅路，或由平海路、经延安路去学校，至少要半小时。小时候的遭遇，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复仇的种子，发誓长大后要让这些欺侮过我们的人经受同样的遭遇，把我受到的耻辱还给他们。然而到今天，我甚至连这些人的长像、名字都忘得一干而净，毕竟这段经历与我后来的所见所闻相比太不足挂齿了。
母亲为了逃避批斗，就长期称病在家，这样就把我管束住了。“文革”中，母亲的脾气很爆燥，在外忍声吞气，回家稍有不顺心就像发威的母老虎，姐姐上初中了，还要负责为母亲誉抄检查稿，弟弟才几岁，他们自然不会成为母亲发威的对象，我便成了她的出气筒。有时她挨斗回来，深更半夜把我从热被窝里拖出来给我洗脚洗脸，常常从美梦中喝斥而醒。我还记得，家里有一把用十多根细毛竹扎成的小鞭子，是专门用来威吓我的。一场“文革”使我的童年失去了许多欢乐。
事过境迁，我经常百思不得其解，政治到底有多残酷，与人斗到底有多大乐趣？一家理发店的经理，领导十几颗人，科员级别也算不上，居然要被“打倒”，可见这场运动涉及面之极其广，危害之极其大。母亲对于在这场运动中受到的冲击还挺坦然，还常常自诩，她是与杭州市的一位副市长一起挨批斗的，因为她是省级劳模，还因为她给王光美理过发，言外之意她是够那个级别的“当权派”。那又能怎么样呢？今天，谁还会惦记母亲这样享有挨斗级别，没有待遇级别的“当权派”呢？那种戴高帽、“坐喷气式飞机”的滋味，难道没有一点痛和怨？也许这是她一种人生历炼或一份最深刻和最能唤醒的记忆吧。
父亲生于1924年，性格直爽，爱交朋友，乐于助人，一生追求上进，写得一手好字和好文章，吃过很多苦，受过许多怨屈。1984年3月28日，父亲沈宝庆因患胰腺癌不幸逝世，终年才59岁。父亲作古对我的打击很大，我的努力还没能达到他期望的成就。在杭州龙驹坞殡仪馆里，望着他的遗体被推进焚烧炉，他的身体转瞬化着缕缕清烟时，我发誓，要为父亲争气，做一个出色的好男儿。父亲去逝已整整20年了，一直想写一些记念他的文字，总感到无从下手。我总是想，这些文字对他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他最大的心愿应该是我们这些子女过得幸福快乐。我还想，父亲如果还活着的话，他应该很高兴！因为在他那个时代，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解放前绍兴农民的后代、杭州大同酒家的学徒，一个是女理发师、省级劳动模范，他们竟然会培养出一个战争问题专家。我想，我今天所拥有的成就，应该可以告慰老人家在天之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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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学业
我的学生生活是随着“文革”的兴衰而开始而结束的。1966年9月，我踏进杭州长生路小学时，正是中国著名的文化大革命疯狂兴起的时刻。
这场运动，对于我这个刚有记忆的孩子来说，最开心的一件事是“停课闹革命”。那时的学校，一律取消考试，即使后来“复课闹革命”，上课也很自在，尤其是不必考试，学习的压力就没有了，可以天马行空，学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始终认为，我人生中最值得庆幸的快事，就是没有受考试约束这一件。逃避考试也是我个人当时迫切想当兵的主要原因，因为1975年以后，尤其是打倒“四人帮”之后，学校的秩序开始恢复正常，最主要的标志就是考试制度的建立完善。直到今天，我所做最恐怖的噩梦是各式各样的考试梦，经常因为答不出题从梦中惊醒。
我们小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可选择的文娱活动，家里唯一的奢侈品是一台叫做“熊猫”的无线电收音机，受我的好奇心驱使“分解组合”几次后，“革命样板戏”从此就从我们家里消失了，记得父亲还夸我有敢闯精神，说“万一插队落户，可以在生产队里当电工”，还“开后门”送我到少年宫的电工班去培训。所以今天我对儿子辈少看书非常理解，现在的娱乐方式很多，获得知识的渠道也很多，社会上的书籍更是鱼龙混杂，有时我真希望他少读些书，多享受些社会文明带给我们的、适合他们的精神物质生活，而不是我们那时候单调、枯燥、强制性的文化生活。在当时，偷偷摸摸借阅又旧又破、没头没尾的“毒草”小说是最大的享乐了，有时一本书的借阅时间只有一晚或一个上午，那只能等父母睡着了到厨房间悄悄地看，要么在上课时一心二用偷偷看，缘由这些可看的书大多是“毒草”，家长、老师发现后要被没收撕毁。那时候只要是书我都看，包括“革命样板戏”的剧本。我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被李牛老师没收“毒草”是一部叫《香飘四季》的小说。那些年代，看书、写作成了我的全部业余生活，这也使我对作家有着特殊的崇拜，痴迷程度绝不亚于现在的追星族。9岁那年，我开始就向报社、杂志社投稿，什么体裁的文章都写，创作的欲望和亢奋包围着我。
立志当作家，对我来说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提高驾驭文字的能力。我的学习生涯是在“文革”中渡过的，至今的学历仍是高中肄业。虽然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赶时髦上过刊授、函授大学的中文专业，自学英语、世界语，但“文革”这种特殊时期学业经历，决定我不可能有良好的文化基础。我现在的记忆中，10年学生生涯所学的知识对我人生经历并没有很重要的帮助，现在所获得的都是从社会大学自学中很来的。我深信，学校的深造，智者的点拨很重要，但知识的更新，接受终生教育更重要，这主要靠自学。
大量阅读写作是开展研究的基础，脑与手要成为有机的统一体，要有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满脑子想法要用文字表述出来，就首先要知道你的表述别人是否有过，现在可以通过互联网查阅、检索，过去主要靠博览群书；为查找一个贴切的例子，可能要翻看数百倍的资料；有时为了找到一个似是而非的字、一句成语，可以翻上几部工具书；那时哪有电脑打字、排版，为了誊清一页稿纸，需要付出誊写几张的代价……苦是苦了点，方法也笨了些，获得的却是非常珍贵和永恒的果实。有时真羡慕现在的学生，发篇文章如儿戏，因为媒体太多了，发稿的机会更多了，当然现在的文字也不像那个时期稀罕了。现在很少有人说靠稿费养家糊口的，出版书还要自己贴钱。小时候写稿，悄悄的干，怕别人看到说你有非分之想；一旦发表不了，又怕丢人现眼。现在写书，就怕没有人看，甚至书还没有写就开始“炒题材”了。这与时代发展有关，今天已进入“眼球经济”时代，像互联网上的平台，别人看你的东西、关注你，就是恩赐你，给你增加点击率！
1978年，连队在安徽丹阳湖农场劳动，非常辛苦，非常疲劳，而写作的劲头却非常足，非常“疯狂”，甚至以这种大量的写作，大量的投稿来转移肉体的极度疲劳，填补精神的极度空虚。那时候，小说、散文、诗歌、杂文、新闻报道等各种体裁的文章我都写过，什么样的内容都敢拿来写，猪生病了深夜请兽医，老班长探亲结婚不忘纪律提前归队，等等，居然可以一年给报社投稿300多篇而不中。也许越是体力疲乏越需要精神饱满来弥补，也更能体验精神创造的愉悦，更加珍惜自己的精神产品。1985年，我动手写第一部学术著作《信息战》后，因为受精神所累曾将原稿撕毁过多次。我的学术生涯像一场看不到终点的马拉松，靠笔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爬，用电脑一个字一个字敲，艰难地走向这条不归路。搞研究不像体育比赛有对手有压力，很寂寞，很傍惶，有时为了达到目的还需要给自己找无形的对手和压力，给自已寻找敌人和设置目标。而且与文字打交道来不得半点疏忽，掉一个字就词不达意，错一句话就文不对题。如果没有抗艰苦的信念和毅力，在希望与失望的循环中寻找快乐，是不会坚持到现在，拥有今天的学术快感的。
当上一名解放军干部后，我终于疼下决心抛开那些不切实际的文学梦、作家梦，把写作的眼光盯到军事学术研究这个目标上。第一篇军事学术研究文章的题目是：《谈谈战斗中团后方地域的配置》。这篇文章被入选师司令部举办的军事学术研讨会，作为发言论文，但放在最后一位，规定发言时间是10钟。主席台上最高的领导人是已任师司令部参谋长的吴铨叙，会议将近尾声，主持会议的作训副科长刘洪凯正准备请吴铨叙作指示，一个重要电话把吴铨叙催走了，为了不使会议冷场，刘洪凯挑了一篇时间最短的文章救场，从而懵懵懂懂把我推上了军事学术研究的讲台。接完电话回来的吴铨叙，心情非常好，作了热情漾溢的总结讲话，还讲了一大堆表扬我的话，有一句话使我刻骨铭心：“我听了半天的发言，只有沈伟光的发言像一篇学术讨文，观点鲜明，论据充分，”云云。后来我猜想，也许其他的发言他根本没有认真听，也没有心思听得进去了，因为那个上午是决定他命运的半天，军区常委会正在研究他出任2师师长的任命。而那个电话对他确实很重要，据说那个电话是他仕途中无数个头报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不能不令他振奋：军区常委会任命他为2师师长。不管是怎样一种情况，无论是机遇的青睐，还是命运的安排，不管吴铨叙将军的一番话是有所指或无所指，或者这番鼓励我的话，是将军先生说过千万句褒奖词汇中最无关紧要最缺少记忆的一句话，但这一番话，这一段经历对我很重要，因为这一切的的确确影响和改变着我的一生。
那一年我20岁。
很有意思，就在我的文稿修改到此处时，也就是2004年10月8日那天，吴铨叙将军携夫人到杭州休假，他点名要见我。吴铨叙将军这次是无官一身轻，从参军入伍到副总参谋长退下来那天正好是50年零7天。23年后，我在杭州的华北饭店再一次见到了他，我从包里拿出《沈伟光战略研究丛书》送给他，他哈哈大笑，说：“你的书我早有了”，并告诉他夫人：“沈伟光出书是一套一套的”，又指着我《新军事参考丛书》说：“这套书我也有，我经常对他们说，现在信息战那么热，沈伟光早就写了那么多有关信息战的书了”。他还教导我，为人处事要做到“为人正，办事实，做官清，待人诚”，年轻同志要“牢记老传统，写实新篇章”。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面对面地单独聆听他的教诲。这次见面我很感慨，我们能像老熟人似的交谈，并不是他对我特别熟悉，他的部下有成千上万，能够叫上名字的并不多，对我来说，主要还是我的那些书给他留有深刻的记忆。这就更坚定我的信念：走自己的路，为理想战争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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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女之作
我的处女作是发表在南京军区陆军学校一份内部刊物《教学研究》1982年第4期上的一篇学术文章，题目是：《要拔“钉子”不要钻“空子”》。
那时我们的作战对象是“苏修反动派”，我们军还曾经出过一个因研究苏军成名的蓝军司令王聚生。《拔“钉子”》这篇文章就是研究如何突破苏军摩托化步兵营防御阵地的一个战术问题。过去一般认为，也是教材、经典的规范，进攻部队应把突破口选在敌方两个支撑点之间的“薄弱部位”，如防御的间隙地和接合部上，突破分队应像庖丁解牛一样游刃于骨隙之间，善于钻“空子”。这篇文章对这种规范提出了质疑，认为在现代化条件下作战，苏军的“薄弱部位”并不弱，这种间隙地和接合部往往是苏军的障碍物设置地和各种武器密集射击区，钻“空子”等于掉进泥潭，钻入火袋。打开突破口，必须拔“钉子”，突破分队应像一把钳子专门用来拔支撑点这颗“钉子”。苏军环形防御上的支撑点，好像三角架的支架缺一不可，只要拔掉其中之一个，就会动摇敌整个防御体系，震撼敌斗志。
那时我们搞军事学术研究的面很窄，加上阅历浅，根本不敢闯禁区。而且我们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还处在“两个凡是”的阴影中。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系统性和实用性，对我这样初出茅庐之人来说，影响有多深，束缚就有多紧。写《拔“钉子”》这篇文章时，常常是想到一个观点，写了一段文字，就会想一想，毛主席有没有说过。写作技巧和功力先天不足，思想贫乏加禁锢，使我的研究起步非常之艰难。
当得知这篇文章即将发表后，我足足兴奋了10天，先是看到编辑寄来的校样，又足足兴奋了10天，从投稿到看到编辑部寄来的杂志，再寄来了10元稿费，每个过程都是那么的兴奋和愉悦，前后折腾了近半年，使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当然，过铅字瘾的时间可追溯到1979年，当年11期的《后勤通讯》杂志一篇综述文章中摘用了我大量投稿中的一段话，是反映我们团后勤工作成绩的。团政治处宣传股新闻干事张明郁说，这也算见报了，而且是中央级的新闻报道。这份杂志是解放军总后勤部办的，规格也确实很高。但我并不高兴，因为没有我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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