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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敌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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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时候，长辈们老给我们讲旧社会，让我们忆苦饭，怎么都不理解，尤其是现在，吃糠咽菜有什么不好，我们现在还要减肥。其实，这种好日子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点级别的领导干部最高待遇是到某地集中起来增肥，吃几天红烧肉。同样，没有经历过战争人的，对战争的残酷性是怎么都无法理解的。
傅全有司令员有一个习惯，每天下午要到战地医院慰问前线下来的伤员，隔一断时间要到陵园去悼念牺牲的烈士。那种场景令我震惊。一个人只要到了那种环境，思想突然得到净化，生死可以置之度外。那时每人有两个包，一个装日常生活用品的旅行包，一个是用来放遗书遗物的白色小包袱，每个人必须把遗书写好，领导要检查，这叫生死置之度外。尤其是临战训练期间，因为大家心理没有底，气氛特别紧张，我们有两位干部到前线看地形，听到爆炸声就喊“有敌情”，跳下车就往路边洞里钻，头钻进去了屁股厥在外面，后来才知道是部队在修工事，这件事一直被当作笑料。真上了前线也就那么回事了。虽然我们在首长身边，但同样很危险，我们的指挥部都在敌方加农炮的射程内（27公里），如果战争升级，必然是敌人打击的首要目标。第一次上前线，是搭一位领导的北京吉普车，在平时坐这种车，领导一般喜欢坐前排副驾驶的位置上。我按惯例请领导坐前排，可他就是不动，其他同志却推我坐到前排。战区的山路很陡，车很颠，而后排座颠得更厉害，我坐在那里感到很别扭，心里很过意不去，内心更钦佩这位领导了。过了交址城，有一个三道湾，同志们称它为生死线，行驶的车辆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真像一个移动靶场，我们许多车辆被炸毁在这条生死线上。车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让我坐前排是让我挡子弹呀。在战场上呆久了，才感到这种想法的幼稚。战争中每个人都有他的定位，将军与士兵在战争的地位和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在战争的生与死所带来的后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关系战争控制的度。
当时作战，部队还强调目视指挥，各级指挥员都必须深入前线勘察地形，了解敌情。傅全有军长是往前线跑得最多的高级将领，很怪，只要他的车一暴露在对方的视线下，前线就异常的平静。据说，对方战区的司令武立中将，是50年代傅全有在南京军事学院上学时的同学。我很好奇的问，是不是他特别关照您？傅军长告诉我，子弹不长眼睛，对谁都一样。现在敌人是怕我们，战争的主动权控制在我们手上。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战争能够控制的说法。
从那时起，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既然战争的过程能够控制，为什么不把这种残酷的战争也控制住！谁想到，这样一个念头，却已耗掉了我20年的岁月。
其实我是比较幸运的。我能抓到这样一个课题，为人类控制战争做一些有益的工作，能够死而无憾。
控制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而这个问题是人类有史以来就梦寐以求的。今天，我们人类几乎只要动动嘴就可以满足一切最高级最充足的欲望，同时战争的破坏力也进入只要开开口可以将地球瞬间毁灭的境地。原因就是我们在战争控制的思路上出了问题，我们至今仍在走着弯路，陷入两个极端。一种是非战即和，彻底消灭战争，甚至幻想以和平躲避战争，实在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另一种是企图以战制战，以无限增大战争破坏力演义战争，像核战争，赢得短暂和平，这实际上是饮鸩止渴，是一种恐怖和平。
战争是残酷的，20世纪全世界因战争死亡的人数高达1亿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每年因战争死亡的人数高达1000万，每分钟死亡人数为19人。战争中，可能死亡是一种偶然，但活下来更是一种偶然，是一个奇迹。上下五千年，世界因战争死亡的人数已高达36．4亿人，超过今天地球人类一半还多，难道要等到我们人类都死光了，战争这部机器才能停滞下来吗？
人类文明史已经反复证明，“以战制战”和“非战即和”这两条道路都是走不通的，我们应该走第三条道路，或者说是中间道路。
今天，我们还很难想象人类社会没有战争是什么样的景象：原始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战争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的，最终一定会消亡；战争只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们再回到原始社会是不可能了，到战争最终的消亡似乎还很遥远（对世界上现存的两种社会制度和国家来说，资本主义国家在新经济作用下并未出现衰败，社会主义国家处在初级阶段）。难道我们只能战战兢兢面对战争威胁？或者是不遗余力地调动所有的智慧和能力，不断地破坏，不断地“创造”，“乐此不疲”？如果我们要靠这种破坏来刺激来推动创造精神和文明进程的话，那最终消亡的不是战争，而是人类！
因此，我们应该在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找到新的出口，在当今世界战争舞台上投放一些新的力量，设计一些更为理想的战争形式，来释放那些随时可能迸发的战争破坏力。也就是说，在战争形态无法铲除的今天，我们如何采取有效的形式和方式，使积蓄的战争能量通过一定的渠道和场所释放出来，努力减小战争对人类的破坏程度。
这一切，触动了我学术创新的神经，激发我研究信息战的灵感。
在20年前也就是我创造信息战理论的时候，被许多人也包括我自己，称作是一个梦想：一个信息战的梦想！梦一般都在入睡以后做的，但别人说我研究“信息战”，提出“信息能作战”是白日做梦，有的人更刻薄，说“沈伟光想成名成家先成神经病了”。
1985年对军队来说有一件大事，就是小平同志对国际形势作了正确分析后，认为世界大战在较长时期内可能打不起来，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于是对我军建设指导思想作了战略性调整，军队从过去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变到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小平同志的判断和决策是非常正确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切。但我当时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从国家全局来讲，军队要“忍耐”，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而作为军队自身来讲仍然应该以战争为中心，脑子里要有战争这根弦，时刻准备应付战争危机，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更不能直接参与经营活动。在当时国际国内大气候下，要能认清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从国际环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没有爆发传统意义的世界大战，一些资料还表明，战争形势有趋缓的迹象，和平因素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对军队来说，感到自身的地位作用下降了，潜在的敌人似乎没有了，部队训练中假想敌也找不到了。那么，世界真的是天下太平了吗？
1985年前后，对国内影响最大的还有一件事，信息化浪潮开始冲击全球，信息时代、信息社会的征兆开始出现，信息的魔力体现到社会的一切领域。我想，新的时代必然伴有新的战争形态出现。尤其是当时，美苏对抗、东西欧对抗，尤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异常激烈，却没有爆发传统的大战，却在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等“寂静的战场”展开激烈的鏖战。尼克松有一段话使我深思，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已经开始，”“今天有一个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广大的中间领域，……我们必须在这个领域内同对手交锋”。第一句话比较好理解，是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第二句话连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那么是否存在着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战争呢？
上述这些思考，形成了那个时期我研究的三个问题：
第一， 能否设计一种“文明”的战争；
第二、战争趋向缓和，是否天下太平，还是以其他形式展开：
第三，信息时代到来，在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是否也在改变人类使用暴力的观念和方式，是否会出现新的战争形态？
带着这样批评的眼光，带着这些不可思议的问题，开始了对信息战的研究。《信息战》这本书写得很快，1985年底就完成了，但出版周期却用了5年，其间的坎坷是无法言表的。这5年，我只发表了一篇散文、一篇诗评，我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完善信息战理论。学术界的朋友们说，沈伟光失踪了。
应该说，我在提出信息战理论时，确实带着美好的梦想，是把它作为一种文明战争、理想战争来设计的。
世界上最著名的研究“梦”的专家是奥地利人弗洛伊德，这位出生于1856年的犹太藉神经病医生被称为精神分析的创始人，他的《精神分析引论》、《梦的释疑》非常著名。他认为：虽然每个健康人都做梦，但同时“梦”又是一种神经病的症状。在座的各位都做过梦，有的一晚要做好几场梦。我们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白天想一个人了，晚上会做“春梦”；白天干坏事了，夜里会做“噩梦”。我做的最恐怖的梦，是考试的梦。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没有考试这一说，在文革时期，高中学历至今，所以最讨厌考试。而200年前一位女人最讨厌喝水，这位得了癔病的女人在连续六周不能喝水的情况下找到了弗洛伊德，按照弗洛伊德的研究和实践，一些神经病症状是可以通过“做梦”达到治愈。于是弗洛伊德给她用催眠法治疗。在催眠状态中，她诉说了童年时，看见女家庭教师用杯子喂她的狗喝水，从而产生厌恶。弗洛伊德通过谈话和暗示，让这位女病人尽量发泄这此事的愤怒情绪。此后，她不能喝水的怪病从此消失了。这种所谓的“谈疗法”后来成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基础。我们现在讲的心理咨询，心理精神卫生，都是从这里延伸开来的。我们讲“七分精神三分病”，意思是许多病是精神因素造成的。按照洪昭光的观点，这是国内很著名的保健专家，治病70％靠精神疗法、22％靠食疗、剩下8％才是药疗，这话有一定道理，许多病是吓死的。我这么胖，前几年检查各种指标都很正常，为什么？因为我开心。比如喝酒，酒量不大，但我真要喝起来也敢喝，喝了以后就渲泄一下，当然不是打架发酒疯，就是话比较多，有的人听了受不住。我才不管呢，我要不说，我就受不了，会郁闷，会得癌症。
信息战是一个梦想，是一个全新的战争概念，前无古人，外无洋人。写作《信息战》时，光书名就想了一大堆，今天流行的名词“信息战争”、“信息作战”、“制信息权”、“信息斗争”等等都想到了。如果我不能自圆其说，那么真的成了神经病了。
为此，我提出了了三种假设：
我首先建立了一个非暴力战争的模型，把信息战设计和武力战剥离出来的内容结合在一起，对战争等于暴力的公式提出质疑，认为信息空间指由信息网络和信息技术复合发展形成的看不见的空间，这一属性决定了信息战必定是一场无形的战争，战争可以不流血。
其次，提出信息战攻击的对象是信息边疆。1995年以后又提出信息边界的概念，对信息边疆的概念进行了完善，认为信息边界是战争形态演变与发展的结果。第五维战争——信息战的出现，必然把我们的视线引向新的战场形态和新的疆域形态，探讨新内涵的国家边界。
再次，设计了信息联盟的构想。信息联盟是一种跨国界、跨地区、跨种族，以信息的需要为主旨的联合体，信息是联盟组合与解体惟一的目的，它的成员是散居在世界各地具有各种文化传统的各种性格的人们，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出现更为隐蔽、更为便捷的信息联盟，不受国界、地域和政府的控制，完全由民众自己来掌握。
另外，还提出许多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观点，如信息工厂、信息警察（现在称网络警察或电脑警察）、信息化军队（现在称数字化部队）等，对信息战理论的建立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从目前看，信息战较之传统武力战要文明得多。但随着网络世界的形成，信息战的高度发展，它的危害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1985年我曾预言，信息战把战争推到悬崖边，其危害比核武器还要大，当时只是一个预感，就把它写进书里去了，现在看这种判断还是比较正确的。
还有，我认为我当时提出的概念还是比较客观的：广义地指对垒的军事（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及社会一切领域）集团抢占信息空间和争夺信息资源的战争，主要是指利用信息达成国家大战略目标的行动；狭义地是指武力战中交战双方在信息领域的对抗，夺取制信息权。因为“信息”这个名词，相对于时代来讲，是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相对应；就社会形态而言，又是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相呼应；同时，它又是与物质、能量相提并论的人类必需的三大资源之一。考察信息战，只有从这个层次上去认识，才能揭示真正意义上的信息战。
1985年，军队整编，成都军区与昆明军区合并；前线正在打仗，所以当司令员专职秘书的日子很忙，每天仅文件、批件、信件三大件就忙得不可开交。傅全有司令员从云南前线到成都军区报到时，万海峰政委率成都军区有关领导在双流机场迎接，排了一长队，很壮观。到北较场军区第一招待所吃了晚餐后，就在礼堂召开欢迎大会。记得傅全有司令员1500字的讲话稿还是我在专机上誉写的。（见文件原稿）在开会前，万海峰政委还专门走到我的座位旁说，在北京开军委扩大会期间，傅司令就说只带一个小秀才，原来就是你啊！从那以后，我对万政委就感到特别亲切。（见附图：万傅在机场）第二天，我就随傅司令到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上班，我与原成都军区王诚汉司令员的刘秘书在一间办公室。当办公室瞿主任领我到办公桌前时，立刻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办公桌上铺满的文件有半米高。整理文件，成为我秘书生涯的第一件工作。接下来就要准备一周后召开军区党委扩大会傅司令的讲话，当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就是从办公桌上的文件堆中帮傅司令提炼出这样一篇重要讲话。现在想想都后怕，军区有写作班子，但自己不知道高层机关的操作程序，吃了不少苦，1米76的个头体重只有55公斤，但确实长了不少见识。而且当时还与傅司令同住招待所，真正实现了三同：同吃、同住、同工作，要搞自己的研究只能利用车上、枕上、厕上来思考，会上、晚睡早起和休假等业余空闲时间写作。
当我写出22万字的《信息战》初稿时，最大的难题还是出版。
这里，我不能不提到解放军报社的曾光军和李炳彦两位老师。当我的《信息战》遇到出版困难时，望着塞在抽屉里的手稿沮丧时，我想到了曾光军。他建议我将主要观点抽出来，先写一篇文章，在《解放军报》他负责的“学军事”版上登一下，为此，我们通过很多封信，经历了半年多，他非常惋惜地通知我，李炳彦编好的稿还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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