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琉璃厂(选载)-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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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宝斋向以木版水印的笺纸闻名于世。笺纸也称诗笺，或信笺，专指以传统的雕版印刷方法，在宣纸上印以精美、浅淡的图饰，作为文人雅士们传抄诗作或信件往来之用，统称笺纸。它集诗、书、画、印于一体，具有国画的韵味。每张笺纸，可称是一幅微型国画，很具清新、淡雅，画面又常用典故，笔简意深，传统文化的意蕴浓郁。把笺纸中的佼佼者加重颜色，集结成册，即成笺谱，既是书房中清玩鉴赏之物，又是后人借鉴制笺传统、发展木版水印艺术的重要资料。
　　印制笺纸是荣宝斋1894年开业后的主要生产营业内容。自1896年在其东侧的井院胡同2号设立了帖套作后，就开始自己印制笺纸，有画家刘锡玲绘的《聋道人百种时笺》、《七十二候笺谱》和《二十四节气封套》。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他们刻印了大量新风格、高品位的笺纸。据郑振铎所记，他在荣宝斋就见到了林琴南的山水笺，齐白石的花果笺，吴待秋的梅花笺，齐白石、王梦白等人合作的壬申（1932）、癸酉（1933）笺，仿成亲王的拱花笺等，有“似较清秘（阁，西琉璃厂另家历史悠久的大南纸店）为精”的评语。正因如此，1933年鲁迅、郑振铎在北京搜集编辑的《北平笺谱》6册330种中，由荣宝斋刻印了65种；还被委以负责全谱汇总、装订。1935年荣宝斋自己编印《北平荣宝斋诗笺谱》，一函两册，收入笺纸200种，罗振玉为函套题签，溥雪斋给扉页题名，寿石工作序，高度评价。可见当年盛况和影响。
　　1935年重刻《十竹斋笺谱》，是荣宝斋制笺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由于《北平笺谱》的成功，鲁迅、郑振铎决定委托荣宝斋重新刻印明代著名的《十竹斋笺谱》，共四册，笺画261幅（应283幅，缺22幅）。从1934年开始，包括勾描、刻板、刷印、装订，历时七年，1941年才全部完成。鲁迅并没有等到全笺完成就谢世了，但他在1935年春收到《十竹斋笺谱》第一卷时，喜悦至极：“我虽未见过原本，但看翻刻成绩的确不坏。清朝已少有此种套版佳书，将来怕也未必有此刻工和印手。”郑振铎的评语是：“持较原作，几可乱真。”后郑又获得另一版本，有缺失之22幅画作中的21幅，仍缺卷四香雪八种的最后一幅梅花，用王宗光临摹的代替，总算凑齐。至此明崇祯十七年（1644）刊成的《十竹斋笺谱》目录上的283种笺画全部重现于世。这些都是在原老店经理王仁山的主持下完成的。1952年新荣宝斋按全目重新刻印，之后又几次再版，最后一次重印是1999年，都保持了原版的韵味，达到原有艺术水平。
　　1951年又出版一部《北京荣宝斋新记诗笺谱》，两册，笺画200幅，齐白石题签，叶恭绰扉页题名，郑振铎作序，高度评价。后又有1955年出版的《荣宝斋诗笺谱》四册，收笺画200幅；1958年重刻《北平笺谱》；还出版过《梅花喜神谱》等。他们除了出版笺谱外，还印制了大量应市的笺纸。初步统计，自1896年后，他们印制的笺纸，至少在两千种以上，大多为名家所绘。以《十竹斋笺谱》为代表的木版水印制笺技术，升华到历史最高水平。在20世纪后的百年中，尽管我国社会发生了大动荡和大变革，荣宝斋的制笺业始终不辍，实践出真才，这方面他们有极大的提高发展。
　　荣宝斋的笺纸，木版水墨套印的丰富经验和高超技术，是后来他们向木版水印名家名画进军，攻下一个又一个难关，达到出类拔萃的世界水平的基础。没有当初的笺谱笺纸的刻印，焉能有后来成就那么高的名画古画的木版水印的大量复制，从而使中国优秀传统艺术发扬于全世界。
　　事实上，荣宝斋在木版水印名家大幅画作的首次尝试，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张大千从西南后方北上重返北平后。张与荣宝斋的王仁山经理友情深厚，王提出为张的新作《敦煌供养人》木版水印，以广为流传。张开始不大信任，以为荣宝斋印点小幅信笺尚可，也乐于为他们画点这些方面的作品；大幅作品恐难以胜任，看在老朋友的面子上同意他们一试。不想功毕事竟，效果奇佳，以至张大千一时也难以分辨真迹和复制。这是木版水印技师田永庆的努力成果，也是他们试印大型国画精品的开端。木刻水印此画可能没有批量生产，却积累了经验，为八年后开始大规模印制木版水印的徐悲鸿、齐白石和其他当代国画大师的名作奠定了基础。而张大千极少绘制信笺纸，却多次为荣宝斋专作信笺画稿，供木版水印。
　　

笺纸制作与木版水印名作（2）
到20世纪40年代末，荣宝斋的业务陷于风雨飘摇中，维持尚且困难，无力再开辟新品种。公私合营继而国营后，实力大增，又谋思开发新品种。这时徐悲鸿看到他们印制的《齐白石画集》，大为赞赏。一天下午，他拿来他的杰作《奔马》，对经理侯恺说：“一个英国朋友想要这匹马，但这匹马我也很喜欢，有点舍不得，不知你们可不可以用木版印一下，再送给他。”侯经理立即表示可以试试。随即领他到刻印车间，看了勾、刻、印全过程，徐增强了信心。半个多月后，新荣宝斋的首幅木版水印的徐悲鸿的《奔马》就印成功了。徐先生非常满意，还谢绝稿费，并在开始售卖时亲笔签名以示支持。后来他又拿来一幅《马》，对经理侯恺说：“这幅《马》我觉得还不错，只是这条后腿长了点，有没有办法给修修，再印。”侯恺说：“这容易，复制勾画时，把他缩短些就成了。您看去掉多少合适？”徐先生用手指甲在那条显得长些的马腿中间上下画了两条印。印制中，徐先生不时来观看，当他看到试印出《马》的局部样张时，高兴极了：“修改得简直天衣无缝，真是好手艺。中国画一笔下去就见效果的，发生一些笔误在所难免，往往整幅画看上去还很好，可是有一笔发生笔误，去也去不掉，很影响情绪和效果；丢弃了吧，又可惜，很矛盾。用这种方法，可加可减，就把笔误给补正过来了，这真是一门好技术。”
　　自木版水印徐悲鸿的《奔马》大获成功后，荣宝斋没有停步，继续在木版水印名画上努力，步步迭升。在20世纪50年代，荣宝斋先后印制了徐悲鸿的《芋叶双鸡》、《鱼鹰》、《漓江春雨》、《风雨鸡鸣》等共18幅画、大小不同规格版本20多种。他们在齐白石的具体指导下，又成功地完成了其水墨画《白茶花》的木版水印。完成后，把原作和木版水印画放在一起，难分轩轾，连白石老人也说：“分不清，分不了。”之后白石老人的很多作品，都经荣宝斋木版水印化，得以广泛流传。故有荣宝斋的木版水印画是靠“徐、齐起家”之说。其实，好多名家的画作也早就被荣宝斋木版水印化，如吴作人的《鹰击长空》、《金鱼》，黄胄的《新疆舞》，吴冠中的《故乡》等等。
　　木版水印名画的原理与刻印笺纸相同，但工艺要复杂得多。虽也源于中国古代雕版印刷的“饾版”套印，却与笺纸等一般套印有所不同。它是根据画稿笔迹的粗细曲直、圆润刚柔，设色的深浅浓淡、向背阴阳，进行分版勾摹。分别刻成若干块木版，然后对照原作，由浅入深逐笔、逐色地依次叠印，力求逼肖原作，精准无误，足可乱真。其工艺程序包括勾画、刻板、刷印三个过程：一、勾画：由画师先分版分色，即把画稿上所有同一色调的笔迹，刻在一套木版内，画面上有几种色彩即定成并做出几套版；然后按照分就的套数用墨线勾在一张透明的纸上，并要求把画面深浅浓淡的层次和笔墨情趣如实地反映出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活，要求勾画者有相当的国画修养，甚至自己也是画家。二、刻板：刻者先将勾好的透明纸反贴在较坚硬的木版上，参照原作，细心领会作者作画用意、画面情趣，依据墨线，持刀如笔，惟妙惟肖地把原作技艺、神韵雕刻在木版上。这也要求刻者在国画上有相当的修养，还须刻工精湛。三、刷印：各分版刻成后，根据原作的纸、墨、色等用料和神韵，依次逐版套印成画。这和传统的木刻水印的各种画作没有大区别，但印的是名家名画，与一般的套印年画不同，要求刷印者也要掌握一定的绘画技巧，在充分了解勾描、刻板工艺后，再用刷印技艺，以轻重有别的手法，追摹原作风貌，传达原作精神。荣宝斋店堂中高悬的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木版水印的精品画作，就是经过这三个程序制作出来的，最后再精心装裱。
　　他们在当代画家的名作的印制上硕果累累，但觉得不能仅此而已。当时画作价格不高，再大量木版水印，售价更便宜，对繁荣国画创作也有不利的一面。他们就把目光移向著名的古画精品上。这类作品流传在世上很少，往往被收藏家或博物馆珍藏，一般爱好者难得一见。若能选择一些古代名画使其木版水印化，而使更多的人能欣赏到、悬挂在堂中，那是极有意义的。早在徐悲鸿先生在世时，鉴于他们在木刻水印画作上的突破性成就，曾建议他们刻印制作任伯年的作品，更促进了他们复制古代名画的决心和信心。
　　1954年，他们成功地印制了清代王云的绢本山水《月夜楼阁》，填补了1300年来雕版绢本印制的空白。1956年木版水印著名古画《簪花仕女图》成功，国家曾把此画的木版水印品作为国宾礼物赠送。之后，荣宝斋对古代名画的木版水印步前进，由小而大，由单幅而巨幅名作，步步迭进。在单幅精品中有《马远踏歌图》、宋代的《出水芙蓉》、宋代刘松年的《秋窗读易图》等。20世纪80年代，则以相当精力进行中国大型著名古画的木版水印化，先后有《韩熙载夜宴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和《清明上河图》成功问世。这三幅巨画的木版水印可不简单，不可能像当年初制徐悲鸿的《奔马》那样，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都是反复研究捉摸，费时费工，刻板几千块，刷印几千道，历时数载才成功面世。
　　

笺纸制作与木版水印名作（3）
《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顾闳中作。顾是南唐李后主李煜在位时的画院画师，擅画人物，《韩熙载夜宴图》全卷包括五段，有46个神态各异的人物，以及当时的屏风、床帐、桌椅和饮宴器皿等，如实地艺术地记录了当时社会上层的豪华挥霍生活。画作全部用青绿、朱砂、赤金等重彩敷色，显示出宫廷画的华贵豪奢。在技巧上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关于此画还流传有一个故事：韩熙载是南唐大臣，和李煜在政见上有所不合，引起李后主的猜疑，遂命顾去韩府看看，顾回来画了一幅画，表明韩就是饮宴享乐，没什么政治打算，去掉了李后主的猜疑，化解了君臣矛盾，彼此你作你的词，我喝我的酒，最后把南唐江山拱手让北宋赵匡胤灭掉。可是顾闳中为后世留下一幅传世名作。
　　荣宝斋木版水印复制此画，历时八年，雕刻木版1667块，印制时使用与原件完全相同的材料和珍贵颜色。由技艺精湛的技师陈临斋临摹勾描，张延洲刻版，孙连旺刷印——人们看到这惊世的作品，不能不言及为其费尽心血的制作人。此作只印了30幅，供各博物馆和收藏家收藏。此画出色地复制印成，标志着中国传统艺术——木版水印画的新发展。
　　《韩熙载夜宴图》的复制成功，促使荣宝斋向复制又一部中国古代巨作，唐人张萱绘、宋徽宗赵佶临摹的著名古画《虢国夫人游春图》进军。此画原件已是国宝，在复制前还要再一次临摹，由溥雪斋先生高足冯惠莲女士临摹于20世纪60年代。临摹本的气韵、线条、色彩效果完全能与原本媲美，是冯氏临摹生涯中的铭心绝品。为了追求临摹品形神双具，与具体描绘细节一点儿不走样，有时竟为一根线条、一块敷彩、一束发髻，反复修改多次，废寝忘食在所不计。摹本的成功为木版水印的勾、刻、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勾描择套由著名人物画家李伯实先生担任，他将此幅画分勾出500套版样。因画面上的人物服饰、马身、鞍鞯，多为繁密而细腻的图纹，且间有断裂或脱落，在勾描时必须反映出这种残损而又含蓄自然的原有效果，才能在刻印之后，重现古典作品的风韵。李先生巧运妙笔闯过了第二道难关，但未及全部竣稿而离休，再由木印大家之女方工接续完成。负责雕版的张延洲，已有《韩熙载夜宴图》雕版的成功经验，再次以刀代笔，将此卷的各种曲折、粗细、刚柔不同形态的线条，雕镌于坚硬的黄杨木上。刻板过程中，也要反复审读原画，对照原作进行修琢，力求惟妙惟肖地表现出原作的笔墨情趣，栩栩如生的人物和环境的内部和外部特征。张先生在绘画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能刀笔如一地进行雕版再现的创造性劳动。印者王玉良经验丰富，持木版刷印有年，擅印绢本，曾独自印制《韩熙载夜宴图》局部，后印《虢国夫人游春图》，历时数年，敷色印染，实非易事。如画中那匹雄健的黑色骅骝，色深而又滋润，墨色还有变化。他据原本的敷色特点，先掸印赭色，再印以掺着花青、胭脂、藤黄的深墨，反复压印，直至酷似原作。画面的人物眉眼、服装纹饰、鞍具马尾的线条，俱呈织细而又柔韧的状态。刻在木版上的线条，有的细如头发，如何印出与原作一致的效果，王玉良凭手感，以绘画用笔掸色的手法，创造性地进行布色，获得逼真、乱真于原作的艺术效果。
　　此画的木版水印件，1992年春正式面世，若从临摹原本算起，几位修养精深的专家倾注全力，前后断断续续历时二十多年，终于以木版水印复制出在《中国绘画史》上有重要地位的著名古画《虢国夫人游春图》。荣宝斋自此件起，重大作品的复制性创造，专门设置了整体策划和责任编辑的职务。此画由孙树梅担任此职。取得成功经验后，孙氏又用之于宋代传之千古的名画《清明上河图》的木版水印的复制上，担任责任编辑和设计。
　　北宋张择端的长卷《清明上河图》是盖世奇珍、画中瑰宝。更为少见的是这是一幅超长卷民间风俗画：高厘米；长厘米，卷前有宋徽宗赵佶的题跋和用印，后幅有金、元、明13家题记，印记90方，另半印6方。此画原为清宫收藏的珍品。1924年溥仪被驱赶出宫时，将此画携出，后藏于长春伪满宫内。1945年日本投降，伪满势力作鸟兽散，此画和其他许多珍贵文物一度散失民间。后被辽宁博物馆发现《清明上河图》，将其收回。1954年文化部将此画调京，交故宫博物院收藏。1973年重新揭裱，这就是一项很大的工程。之后将这幅名画长卷交荣宝斋以木版水印复制出版，就提上了日程。
　　荣宝斋组成了一个技术力量最强的班子。勾描是魏惠兰、萧刚，刻版是张进申、苏志生、崇德福，印刷是徐新友，装裱是贾双凤，装帧是王学春。从他们当时的工作照片看，男士穿的还是的卡中山服，时间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人员年龄都在50岁左右，显然是荣宝斋5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一批新的技术骨干。此卷的题跋部分只选用了原来13家中的最主要的两家复制。共雕刻木版2150块，历时七年多。长卷著名古画《清明上河图》，以十分逼真、传神于原作的巨画，呈现在广大民众面前，不能不让人拍案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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笺纸制作与木版水印名作（4）
荣宝斋向以木版水印著名画作享名于世，为国内外的人们敬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