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琉璃厂(选载)-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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笺纸制作与木版水印名作（4）
荣宝斋向以木版水印著名画作享名于世，为国内外的人们敬服。其实他们从1945年试制张大千的《敦煌供养人》起，到古画长卷《清明上河图》的非凡成功，时间不过50年，而且主要在新中国、国营后取得的；不断的努力艺术实践和探索，终于使他们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木版水印，攀登上过去不太敢想象的艺术高峰，进而以超凡的作品走向世界！
　　

精工装裱施绝技　极度破损能复原
中国的书画，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平当然是决定性的。但好花还需绿叶扶，一幅水平不算太突出的书画，若好好装裱一下，立时能抬色不少。
　　装裱字画是琉璃厂的主业之一。虽没有人统计过，总不会少于几十家。在街面上，在胡同里，在土地祠等庙里，都有裱画作坊。人家也有字号：某某斋、某某居、某某山房，很漂亮。
　　裱画业也是少年时三年零一节学徒，这与琉璃厂其他行业一样，只不过这行更苦更累挣钱不多，虽然有不少人身怀绝技。看看他们吃的就明白：一年四季是窝头，还“长吃菠菜，老吃韭菜”。但还要加个“了”字，长了老了才吃，那时菜的价钱便宜；肉只能逢年过节才有。有个笑话：裱画铺里伙食苦，吃块豆腐都很难得。有一次吃熬豆腐，一个徒工猛吃，有人劝他给别人留点，他低头一边吃一边说：“别拦我，豆腐就是我的命！”后来过节吃炖肉，他又猛搂狠吃。师兄弟问他：“豆腐不是你的命吗？今天怎么不抢了？”他回答：“我今儿见了肉，就不要‘命’了！”
　　过去裱画铺、乐器铺、小器作、冥衣铺、帖套作、修旧书的装订作坊里，有绝招的能人不少，可是他们挣的要比琉璃厂其他行业少，尊重他们的只有真正了解他们并有求于他们那手技术的人。这种情况在北京解放后开始有所改变。
　　荣宝斋作为专营字画、南纸、木版水印者，装裱是他们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本来荣宝斋内就有相当强大的字画装裱班子。事业在迅速发展，他们对字画装裱力量的需求量很大，尤其在木版水印徐悲鸿的《奔马》一炮打响后，只靠召回店铺困难时不得已离柜回家的老师傅，一时仍难敷需要。1956年三大改造，成立了宣武区裱画合作社，改个体劳动为集体劳动。这些琉璃厂的裱画好手，合作社的裱画案子还没捂热，1959年就被荣宝斋整个儿给端了过来，组建成实力雄厚、北京首屈一指的装裱车间，由裱画圣手张贵桐率领一批老哥们，带着年轻的新手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张贵桐从小在琉璃厂随裱画名家赵翰章学徒，后来先后在融古山房、修本堂等处耍手艺，技术精湛，名气日起，参加荣宝斋工作后任裱画车间主任，出色地完成了好多重大任务。不仅如此，原来荣宝斋外加工的锦匣、装帧等好手，也趁机“收编”进来。
　　扩大生产车间，房子不够，尽量收购左邻右舍的房子，以至好宅子，做生产用房。紧挨荣宝斋的西琉璃87号，是韵古斋韩少慈先生的产业，两个磨砖对缝的上等大四合院，原来租给参局子，荣宝斋要收购，最后由今还健在的韩少慈先生的令郎韩廉夫先生出面办了卖房手续，参局子关张搬走，荣宝斋进行了改建，扩大了生产。后来荣宝斋把东西两侧的房子陆续收用，扩大营业和生产面积。三大改造和私房国家经租后，商店合并，原房和原私人住宅都控制在国家手中，荣宝斋扩大用房就方便多了。所以它在60年代“文革”中，很快扩展到西琉璃厂半条街。
　　大量房子归了荣宝斋，对他们的生产、经营、业务发展、影响扩大上非常有利，荣宝斋进展步伐之快是惊人的。还就装裱车间说，不仅承担着难以数计的日常新古书画的大量装裱工作，还在努力拯救抢修损毁已十分严重的古代经典书画方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例如，唐代绢本《女娲图》，因年代久远，已损毁到一触即破的地步，他们运用传统经验和现代科学技术，毫无损伤地装裱成幅，并使色彩稳固。辽代刻经本《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序卷第一上》和《通赞疏十》，原秘藏于塑佛腹中，年代久远，长期受潮，已粘连如棒，发现时就无法展观。由李振东等人抢修，使用了冲洗旧书画的传统工艺，成功地一点一点揭开了这部900年前的著名经卷，再作装裱，恢复原貌。另一幅明代绢本长卷，已酥裂破碎，无法展观此画，经李振东、李伯实（他还是木版水印的勾描大家）等三人修复、装裱，他们经过拼对、冲洗、托裱、全色后，原作的人物体姿丝毫不走样地呈现在绢本上。更驰名远扬的是，北宋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千百年来经过好多名家装裱，才得以保存至今。
　　在以前的一次装裱中，由于画卷过长，画面上舟车、桥梁、市肆、街道密集，裱画师给接错了段落，人们一直没有发现。荣宝斋复制此画，张贵桐重新装裱，发现有匹驴少了一条腿，经过仔细查找，在画中另个地方找到了这条腿，才把画接顺了。人民大会堂的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也是张设计装裱的。
　　经荣宝斋修复的损坏程度不一的历代名书画，数以千计，对中国传统文化事业的贡献之大，实难言表。这些平时并不露面的我国著名装裱大师张贵桐、王家瑞、冯鹏生、刘焕章等，埋头苦干，不断突破，把中国装裱艺术推上一个高峰。
　　

买卖书画事犹繁　收购精品藏国家（1）
出售当代名家精品字画，一直是50年来荣宝斋的一个主要业务内容。建国后，从老一辈的齐白石、徐悲鸿、于非闇、陈半丁、刘海粟，到王雪涛、关山月、潘天寿、石鲁、黄胄、李可染、吴冠中、黄永玉……中国一流书画家的精品，大多挂在荣宝斋待价而沽。今天依然如故，只不过又一批书画新人的佳作，也进了荣宝斋。荣宝斋不是随便什么人的书画都能进去卖的，那是一种高等级、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艺术界、书画界以至社会的承认。挂在荣宝斋里的待卖的书画，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一个不要门票的精品书画展览。
　　过去荣宝斋和琉璃厂其他南纸店，有为书画家“挂笔单”的传统。这跟古玩字画店收、售字画是不同的。笔单是文人撰写文章、鬻字卖画的价目表，即润笔的收费标准。标准多由本人或友好拟定，订出各种不同规格的书画、文章的润例。明码标价，顾客选择定货，书画家按时交件，店家按例收取一至两成费用，是中介性质。收买、出售字画的古玩铺，字画已成为商品，通过收和卖赚取利润，这利润有大有小，甚至也许“打”了眼，“漏”了货，视赝为真，或把真当赝，都可能赔大钱，严重的能把铺子拖垮。
　　挂笔单是书画家自选某家南纸店为他收件、付件和收取润例即笔墨费，这也是南纸店的一项业务。南纸店不仅可在润例上提成，还可推销纸绢、笔墨、绘彩、印色等货物。据说为书画家公开挂笔单，还是荣宝斋首任经理庄虎臣在清末民初时的开创，又由其弟子、第二任经理王仁山发展起来的，使荣宝斋和近代书画家结成深厚的翰墨缘。其他南纸店也有这项业务，但不如荣宝斋做得好。这项业务开展好了，既有利可图，又可和书画界的上层人物结交，扩大本店的知名度。但真做好了也不那么容易。
　　清末民初时，有不少是清朝遗老，当过状元、进士、翰林、尚书、侍郎，或是在民国接着做大官，他们书法好，绘画艺术高超，卸任无事，以书画古玩消遣，不以鬻字、卖画为生，却要表示自己宦游归来，“两袖清风”，为沽名钓誉而挂笔单。有的遗老笔墨丹青、金石篆刻的技艺超众，而生活确实陷入困境，需要一些笔墨钱，挂笔单以谋生。有的官大字画又好，脾气派头也随之而大，难伺候。当过清末内阁协理大臣、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以挂笔单挡住许多求字者，不仅润例极高，还不出“双款”，令人望而却步。
　　也有隐居不求名利、不肯同流合污之士，擅书画篆刻，清高博才，如魏旭东、寿石工、陆和九、祝椿年等人，他们的润例人们较易接受。做过一任甘肃省长的清末翰林潘龄皋，真是清贫如洗，一直以卖字为生。
　　庄虎臣、王仁山通过挂笔单，与当代书画家、篆刻家用不同的方法交往。同时还通过挂笔单、展销书画，帮助穷困的书画家、篆刻家推销作品，为宦海归来者，脸上贴金，还为卸任的大官僚挡了求书求画人的驾，免去笔墨应酬之烦，而荣宝斋也出了名、赚了钱。
　　书画家成名，有不少是通过荣宝斋挂笔单、展销书画，向社会推荐而逐步出名的，齐白石、张大千是为典型。20世纪20年代，齐、张还不怎么有名声，王仁山深知齐、张作品不凡，努力将他们推荐给社会。张大千的十二扇山水通画屏风，展放在荣宝斋前厅；齐白石的作品挂在明显处，通过挂笔单扩大他们的社会影响。张、齐声名大起后，仍不忘与荣宝斋和王仁山结下的深厚友谊。
　　20世纪50年代三大改造前，琉璃厂的南纸字画店大多沿用老例。1956年改造后，琉璃厂的古玩铺合并为文物商店。过去个人以卖字画为生者也被组织起来，同时对古玩、字画的收和售都有所限制，基本上取消了“挂笔单”的传统，且不准私人间买卖字画，包括自己的作品。当代书画家的字画只能由荣宝斋收。价格有规定，不高，按尺计；而后由他们标价出售。门市出售价和画家收入价往往能差十几倍，但只有这条路，别路不通，否则就是“犯错误”。通过这样的方式，荣宝斋收、售了大量当代精品书画。更因为他们是开放单位，可以向外国人出售，当然利润也是很大的。这样的经营已由传统的南纸店步入古玩字画店，而又有所不同：经营有相当的垄断性。
　　以“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后期为例，名家上等篆刻治印，荣宝斋付出的工价是每字1～2元，它的门市标价每字至少10元。有名气的已“落实政策”的国画家的作品，每尺付价最高不到20元，四尺画作，画家卖给荣宝斋，所得不到百元，此画出售价往往在千元上下。这种价格和价值的人为悖反，反而促进了书画、篆刻的私下交易。境外购买者也逐渐谙熟此道，托人直接找到书画、篆刻家当面订货讲价。这不是荣宝斋经营之过，而是僵化的体制、“左”的观念的桎梏。他们不能不执行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规定。文物盗掠一霸康生，以他的职务权力横行琉璃厂，曾给荣宝斋用左手题了一块匾，他们敢不挂在门前显著的地位吗？“文革”一结束，这块匾立即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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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书画事犹繁　收购精品藏国家（2）
好多领导人在书画文物上有修养，常和荣宝斋有来往，偶有购买，也是公平交易。像前《人民日报》领导人、后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文革”中冤逝的邓拓同志，酷爱书画，有相当的修养，也是琉璃厂的常客。他陆续在这里买了不少古书和二百多幅名人字画，那时这些东西价钱很便宜，邓拓的稿费和工资还能应付。但碰到价高的珍品，他就囊中羞涩了。1962年，重庆的白龙平先生携其珍藏的苏东坡的名画《潇湘竹石图》来京求售，暂住在荣宝斋。因为现存的苏氏书法已经很少，画更少，一些人认为此画是赝品，荣宝斋没有收购。邓拓听说并看过后，认为确为宋画，上有26人题跋，其中有明代状元杨慎写的很长的一段竹枝词。邓拓决心购买，对方索价2万元，这实使邓拓难以承受。经朋友努力斡旋，售价降至5000元。邓拓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就以一个老顾客老朋友的身份，请荣宝斋暂垫5000元，由他们挑选他的藏画偿还。荣宝斋最后从邓拓的藏画中选出32幅抵还。而邓拓的藏画中，不乏倪赞、徐渭、石涛、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郑板桥、华岩等人的名画。若是他凭北京市委的主管书记强来，荣宝斋也不敢怎么着，邓拓是绝不会这么干的。而康生是经常这么干！邓拓还收购了一幅五代南唐大画家周文矩的《太真上马图》。此画早被文物部门认定是赝品，他反复考证后证明是真作，从而挽救了这幅珍品。邓拓费尽心血收藏的古画名画精品大部分捐献给国家，其他收藏最后还是毁在抄家的红卫兵手中。
　　荣宝斋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充当民间博物馆，收藏名人字画和文房四宝精品。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们就开始了收藏近现代名人书画和文房珍玩。1960年国家拨专款15万元，用于荣宝斋收购艺术珍品收藏用。这就使他们大有周转余地。在“文革”前，民间流散的珍品文物字画较多，尤其在东北。溥仪的伪满政权迅速垮台，他们从清宫中偷带出来的文物珍宝包括字画，在逃跑中流落民间不少。后来北京的古玩商多次到东北寻找收购，还真能收到好东西。20世纪60年代，一个半大孩子，拿着一幅已经破损的古书法作品，包在包袱里到荣宝斋问要不要？收购人员一看，是米芾《苕溪诗》残部，大吃一惊，问他从哪里来？“东北。”这幅字怎么来的？“捡的，多少年了，再搁就全烂了，所以上北京问问。”收购人员商量后给价千元左右。这孩子喜出望外，没想到这幅残破了的字竟值这么多钱，马上点头答应，拿了钱高高兴兴地走了。他们再研究，觉得此件书法杰作够国家一级文物，价钱给定低了点，应该再给这孩子补添到1500元。按他留下的住处去找，他已经走了，而外地老家的地址不准确，没法子找到。这个故事说明荣宝斋作为国营商店，收购文物不蒙人、作风好。
　　荣宝斋这几十年到底回收了多少珍贵文物，这是不能也不应公开的机密。我从一本《荣宝斋新记50周年》的纪念册上，看到他们“经年积累的典藏”一节中公开发表的一小部分藏物的图片，有明代的毛笔、笔架、明清古墨，钱大昕刻铭的梅花端砚，陈师曾刻铭的破荷砚，赵芝谦刻铭的雕凤随形歙砚，清卢葵生制、金农刻铭的漆砂砚，刻有王羲之《兰亭序》的大铜墨盒，各种红木镶银丝，镶玉的镇尺、画床、墨床，清雍正青花印泥盒，乾隆水盂和镶玉，镶象牙的铜水勺，高23厘米、宽16厘米、重4275克的“田黄王”，清世袭罔替和硕怡亲王允祥之子弘晓的各重945克的田黄大对章，各种田黄石、鸡血石、白芙蓉石、寿山石的造型奇特、历代名家篆刻的图章，柯九思的楷书《老人星赋》长卷，沈周的《恋容川色图》，文征明的《东皋图》，盛懋的《清溪鱼者》，吕纪的《双鹤图》，徐渭（文长）的《行书五言诗》，归昌世的《竹石图》，仇英的《松溪高士》，王原祁的《仿大痴山水》，华岩的《昭君出塞图》，李方膺的《风竹》，朱耷《凫鹰鱼雁四条屏》，刘彦冲的《水木明瑟》，赵之谦的《瓯中物产》，石涛的《山麓听泉图》，任颐的《渔樵耕读四屏》，邓石如的《隶书八屏》，郑板桥的《竹兰图》，吴昌硕的《红梅图》，黄宾虹的《山水册页选》，齐白石的《福寿图》、《朱梅图》、《借山吟馆》，徐悲鸿的《天马图》，傅抱石的《蜀江图》，潘天寿的《映日》，李可染的《奇峰深壑图》。图列的仅是他们所藏珍品的极少部分，已让人美不胜收、拍案叫绝。
　　几十年来，荣宝斋收藏了元明清和近现代的各种门类的艺术珍品达数千件，是北京收藏这类文物最为丰富的单位之一。这些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