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琉璃厂(选载)-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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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楼村是个老实人，平白跟醇亲王搭上了关系，捞了个王爷开的古玩铺掌柜的当，这是福气。可他又没福消受，宣统二年（1910）他就故世了，掌柜的当了没十年。接他的是冀县人程启元。这位是个虽爱出头露面，却助人为乐的好人。哪个同行碰上点麻烦，他交情广，三言五语就给你化解了，也不用谢。赏奇斋赚了钱，王府不要，程也不交账，把钱会同龙泉寺住持道兴大和尚创办了孤儿院，收养了三四十个孤儿；到冬天，还开粥厂舍粥。程启元很做了一些救济穷人的事，在琉璃厂得了个“程善人”的美名。至于买卖，醇亲王府那时很富足厚实，不把它当回事，做善事是积德，连王爷还不时捐款呢！
　　程启元当了十一二年掌柜的，又过世了，赏奇斋由程的徒弟杨润斋接手。
　　杨润斋沉默寡言，工于心计，有一对鉴定文物的好眼睛，是个有本事、派头足、脾气大的人。做生意独来独往，很是秘密，买卖的事，柜上的人都不清楚。他在同行中只与大古玩商和大收藏家来往，对琉璃厂的一般同行，他扬扬不理，与他师父的为人和作风截然不同。这样琉璃厂的同行逐渐与赏奇斋疏远了。
　　醇王府开赏奇斋本不为赚钱。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宫，暂住北府即什刹海后海北岸的醇亲王府。按清朝定例，出了皇上的王府是“潜龙邸”，家属不能再住，要另建新王府，原府升为庙宇。今日雍和宫的前身是出了雍正、乾隆两个皇帝的雍亲王府，是为典例。老醇亲王府在宣武门内偏西的太平湖（今中央音乐学院），出了光绪后，就在什刹海后海北岸的一个旧府（有说是昔日的明珠府）的基础上，另建了一个醇王府。30年后，这府里又出了宣统，其父当了摄政王，原王府还是不能再用，要在西苑即中南海里再盖一个新王府，据说已动了工。辛亥革命一起，清王朝倒台，一切都拉倒，载沣还得在老府里住着，当小朝廷的王爷。1924年冯玉祥发动了“首都革命”，突然皇上儿子溥仪让冯的军队给轰出宫回家来了。溥仪先从医院中跑到日本使馆，继之又跑到天津住进张园，跟日本人拉拉扯扯。载沣本不赞成和日本人太密切，虽是父亲，却拦不住儿子皇上，哪还有精力过问那个小古玩铺赏奇斋？
　　杨润斋也利用这个空隙，把原本做观赏用的醇王府的珍品，陆续变卖。像那个金胎珐琅彩盘，是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精品，杨通过收藏家桂玉汀，在太平洋战争刚爆发时，以15两黄金卖给了日本古玩商高田。载沣很不赞成儿子溥仪投靠日本人，去当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坚决不肯出关去东北依附溥仪，而困守在北京的府中，坐吃山空，经济日见窘迫。宁肯当卖为生，也不肯附逆，这是清朝王爷的一种民族气节。北京解放后，周恩来总理还去看望了已卖掉王府住在普通民宅中的昔日醇亲王。
　　

笔彩斋和赏奇斋　清朝王爷是东家（3）
后来，杨润斋又把十具银胎珐琅彩的“官僚雅集杯”也卖给了日本人高田。虽然这里面可能不全是真品，有仿的。但东家坚决不与日本人来往，宁败家也不当汉奸；他开的古玩铺的掌柜的却把他珍藏的文物珍品，卖给日本人。高尚与卑微对比多么鲜明。
　　1943年，赏奇斋倒闭了，杨润斋也不见了，这个醇亲王爷开的古玩铺是否让人算计了而被席卷一空，也未可知。因为杨润斋一向独来独往，对任何人也不敞开心扉，他做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一点也没学到他师父的品质为人，再有能耐也让人嗤之以鼻。赏奇斋也因此蒙上了一层谁也不知详情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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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型的黄家三代古玩商（1）
1920年以后，在琉璃厂的几十家古玩铺中，论影响，“三韩一黄”要排在前面；论财力以及鉴定眼光，那要说“一黄一岳”。而“岳”各方面都逊于“黄”，尤其在人品方面，这也是公认的。三韩指的是西琉璃厂铭珍斋的韩敬斋，东琉璃厂韵古斋的韩少慈，悦古斋的韩德贤、韩博文父子；一岳是曾经盗卖国宝龙门石刻《帝后礼佛图》、解放后被判刑、死在狱中的岳彬。这“黄”就是尊古斋古玩铺的黄浚黄伯川。
　　古玩业在业务上还有专工特长，如有的以夏商周青铜器和碑碣、石刻等金石文玩为主；有的以宋、明、清官窑古瓷为主；有的以字画、碑帖为主，此外还有各种古玩小件。当然经营者不是只工一门，而有兼通。如“三韩”长于古瓷、字画；岳彬是金石、古瓷、字画兼营；只黄家祖孙三代主营金石，而他们又不是一般古玩商从小学徒出身，而是先读书，再半路出家从事古玩业，身上具有一定的学者特征。
　　　　举人落榜涉足古玩业
　　尊古斋开业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比上述三韩的铭珍、韵古、悦古要早几年；当时的创业者是黄伯川的叔叔黄振基兴甫先生。黄家是湖广江夏人。光绪二年丙子，开科会试，举人黄兴甫进京赶考参加会试，却没有中榜，流落京师，只能暂在湖北会馆中栖身，在琉璃厂附近的安澜营开设私塾，教周围的子弟读书习字，谋取衣食。
　　他既是举人，经史子集当然有相当修养，更喜爱诗词字画。闲时就踱步到琉璃厂的旧书铺古玩铺串串，有时也跟掌柜的、伙计们聊聊天。古玩商遇到不解的诗文，就便请黄先生给讲讲。遇到青铜器上的铭文，黄先生开始就有些困难，只能从篆字的变形上去猜认，久之，有所积累和提高。他接触的金石文玩多了，无心插柳柳成荫，近20年的浸淫，积累了相当的修养，不仅能鉴别真赝，特别在三代青铜器的造型、纹饰、锈色、铭文上有深邃的见解。他用自己积蓄购买了不少古玩收藏，其中青铜器更被他看重，这就奠定了黄家三代以经营“上三代”金石（即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钟鼎及古代碑刻）为主的基础。
　　金石学，主要是研究古代铜器和石刻的一门学问，与考古、古文字学都有密切关系。早在南北朝时的梁元帝，独目却好学，过目能成诵，诗、书、画皆有造诣，专门研究著录碑碣石刻的作品有120卷之多，可称我国金石著录之始。到唐宋，金石学又有发展，宋徽宗赵佶著《宣和博古图》，是金石学名著；还有与他先后同时的赵明诚的《金石录》和吕大临的《考古图》，可视为金石学之开端。金石学历来是文人学士的考古、考证的学问，凭借的是古书和出土的三代青铜器、各种碑碣等。自唐以后，各代在研究金石学的同时，一些能工巧匠仿制上三代的青铜器也获得很大成就，出现了很多足可乱真、具有极高艺术和历史价值的作品，其中宋徽宗既是出色的研究者也是仿制的积极推行者。到清道光末年陕西出土了“毛公鼎”，以及在此前乾隆时出土的“散氏盘”、嘉庆时出土的“齐侯罍”，三件国宝的出世，推动了清代后期金石学的研究发展和金石文玩业的兴起繁荣。黄兴甫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投入金石研究和经营的。他在光绪二十三年于西琉璃厂81号开设了尊古斋古玩铺，以经营“上三代”的金石文玩为主。这位举人成了古玩铺的掌柜的。
　　举人成为古玩商并不始自于他。在清道光末年开业的琉璃厂博古斋古玩铺，老掌柜祝锡之就是个举人，参加过道光年间的会试，也因落榜而转事古玩业。他精通书画、铜器、古玉、法帖、碑碣的鉴定，且能书善画，自立字号博古斋，以“博古”二字表示自己对古代文物通晓，确实经营过各种有很大历史意义的古玩文物。祝锡之为古玩业树立了在豪门巨宦前不谄媚、不低声下气，坚持平等相处，以“年兄”称之，送贵客只至门口，不跨出门槛，维护了从业者的尊严的良好风气。博古斋在光绪二十六年歇业，存在了50多年，是为琉璃厂古玩业的先驱，培养了大批出色的金石文玩、瓷器字画的鉴定人才。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再建琉璃厂，中断80年的博古斋的匾牌又挂了出来，这是怀古敬古，而不是真的延续。
　　黄兴甫开设了尊古斋，因为正赶上金石文玩研究大兴起的风头，买卖做得很好。而黄本身的举人衔，使他有机会在开业前后，就与当时的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的朝廷显宦，咸丰朝状元、光绪帝师翁同龢，咸丰朝进士、后任尚书、军机大臣潘祖荫，湖南巡抚、清末金石风的倡导者吴大澂，侍郎盛伯羲，国子监祭酒王莲生等交往；为研究金石学不惜放下旗人贵族架子，认真与有真才实学的古玩商交往，潜心学习研究，有金石著作存世，后任清朝湖广、四川总督的端方端午桥，清学部侍郎、著名收藏家宝熙等，都同黄兴甫非常熟悉。这些人既是他的客户，又是一起探讨学问的朋友。
　　

学者型的黄家三代古玩商（2）
黄兴甫经营尊古斋13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基础。清宣统二年（1910），他将尊古斋交给他的侄子黄浚掌管经营，自己安居养老。民国六年（1917）黄兴甫逝世。
　　　　杰出的外语人才却成金石文玩专家
　　尊古斋开张不久，黄兴甫就把他一手抚养成人的侄子黄浚接来北京，送他进入“同文馆”学外语，以实现他的内心中赞成维新的想法。
　　黄浚，字伯川，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父早亡，幼在家乡江夏读四书五经，17岁来到北京。奉叔父命进入同文馆学习德文8年，同时兼学英文、法文。同文馆开办于清同治元年（1862），是恭亲王推行洋务运动专门建立的培养外语、外交人才的一所学馆，由曾国藩的儿子、近代外交家曾纪泽倡议设立的。本来只招收旗人少年入学。但旗人子弟自在惯了，不愿吃学外语之苦。这个学馆的条件很好，除主管官员外，所有外语教习，聘请的都是原语种的外国人。学生待遇也很好：每人每月有3两银子零用，相当一个旗丁的月钱粮。入学一二年后若成绩好，则每月增至6两，再过一期可到8两，最后可加到12两，最高可到15两，这在当时已是相当不小的数目了。那时一个翰林给中堂、尚书家教读，束修也就是8两。在同文馆享受到8两银子待遇等于是助教，在自己学习的同时，还要辅导新来者学习，15两就是副教习了。同文馆的学生除了不管衣服外，其他全管。吃饭是六人一桌，6两银子的标准，这个数字可以吃上等的燕翅席。那时的贪污中饱不可免，仍然是四大盘、六大碗，夏天一个海味大海碗，还有果藕荷叶粥等；冬天大海碗改火锅，什锦、白肉、羊肉和腰片、鱼片、肝片、鸡蛋、冻豆腐及各种作料任选，不够可以再添，绝不比北京前门外有名的正阳楼饭庄的什锦火锅差。难怪外国教习说，同文馆的学生待遇是世界上最好的。出路也相当好，三年一大考，最后成绩最优者可以保举为部（总理各国事物衙门，即外交部）司务，再三年若考得仍优，则可保举为主事，六品官，这是进士们一般才得授的职位。即使如此，一些旗人子弟还是不愿去。光绪二年（1876）后，则满汉学生都收。同文馆分前后馆，前馆是学生所工外语主课，后馆是辅课，包括兼修的其他外语和汉文补课。学生的汉文要有相当基础，否则必须入后馆补课。学生的出路大部分是做官，主要目标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做外交官、通译，以至各种官员，从晚清到民国，同文馆的学生遍布京师各个衙门。
　　也有个别不愿做官而改事他业的，代表性人物一个是齐如山。他对京剧有着深刻的研究，并在各方面支持培养了梅兰芳，功绩极大，同时还经营北京有名的大和恒粮店；他1894年20岁入同文馆，主修德文，曾去德国留学。另一个就是黄浚，他1898年左右入同文馆，也是主修德文，兼学英、法语，苦读八年，毕业后，也放弃了做官之路，而对他叔父从事的古玩业、尤其是金石学的研究，产生了浓郁兴趣。他本来被选派到德国留学，就在即将成行前，发生了“庚子之乱”，留学告吹。之后他先在一家德国洋行当翻译，几年后就接掌了尊古斋。他所以如此，还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正在同文馆学习外语的学生被强迫充任外国军队的翻译，眼看着他们欺负自己的同胞、抢掠琉璃厂，中国官员又低三下四，自己不能置一言有关，故放弃为官从政之路，而情愿当一个古玩商。
　　从1910年到1930年这20年中，尊古斋在黄浚手中又有了巨大发展，成为琉璃厂举足轻重的古玩铺，黄浚黄伯川在同行中声誉鹊起。人们称赞他的首先是学问和眼力，聪颖超人，胆大心细，办事果断。因为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书读得多，见的东西也广，琉璃厂的古玩商公认“论吃金石的古董商，黄伯川算是出类拔萃的了”。“眼下古玩行里识金文（青铜器上的铭文）最多的，要数黄伯川，再就是他的徒弟乔友声了”。
　　清末时，考古学家罗振玉常来琉璃厂走书铺串古玩铺，因为他当时官小没名气，没什么人和他打招呼。后来罗靠研究甲骨文起家，成为国内外著名的考古学者。他研究甲骨文有两位得力的帮手，一位是大学者王国维，另一个就是黄伯川。光绪年间，罗振玉常去尊古斋，结识了年轻的黄伯川。二人都有研究金文的兴趣，互相交换各自拓出的青铜器、古陶、古玉等实物的拓片，琢磨金文，共同切磋。1899年河南安阳出土甲骨文字后，黄曾将商代青铜器的铭文和甲骨文做过比较，发现它们很近似，他把这个比较结果跟罗振玉说过。这时，黄伯川可能还在同文馆攻读德文，他的兴趣已转向金石学上，并颇有心得。他接掌尊古斋后，在金石上所下的功夫很快显露出来。
　　光绪时的学部侍郎宝熙，对金石文玩有研究，与尊古斋黄兴甫、黄伯川叔侄都是朋友。民国后他成了清朝遗老，既收藏也不时买卖古玩。1921年，清宗室贝子溥伒家境日窘，只得出卖收藏的古玩，又不好意思自己出面，就拜托宝熙把家藏商代古铜山尊拿到琉璃厂去卖。宝熙拿给黄伯川看，索价5000银元。黄鉴定确是上品，一口应承没按惯例还价，说，这口尊我留下，款子明天送过府去。宝熙前脚出门，日本大古董商山中就坐着当时还很稀少的小汽车来了。他开办山中商会已多年，在中国收购珠宝古玩，运回日本再转口英美，从中渔利，为此他每年来中国两次。山中平日的架子很大，可到了琉璃厂，架子不得不放下来，因为这里藏龙卧虎，能人辈出，连状元进古玩铺都拱手称掌柜的“年兄”，这是道光年留下的规矩。就是多少年后，陈伯达来到琉璃厂，进旧书铺、古玩铺也是抱拳尊称“年兄”的，尽管他已是中央大员，仍沿袭此规矩。所以山中进了尊古斋，见了黄伯川很恭敬客气。日本人把罗振玉看成是中国考古的“圣人”，黄为罗所推崇，山中怎能不尊重。二人在太师椅上落座，黄伯川身材魁梧，正当盛年，占满了一个太师椅。山中瘦小枯干，身不满椅脚难着地，但谈吐文雅、透着精明。
　　

学者型的黄家三代古玩商（3）
黄把刚收购的古铜山尊请山中鉴赏。山中仔细看过后问：“请问中国的‘尊’是什么意思，怎么解释？”“山中先生，尊乃我国商周时代的酒器，也是祭天地鬼神、宴请宾客的礼器。中国的‘尊’字是从这种礼器引申出来的。凡酌酒者必资于尊，故引申为尊卑之义也。后专用于尊卑释义。而礼器之尊则另制‘樽’和‘鳟’二字以示区别。”“承教。再请问，从字义说，中国的尊字还有什么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