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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选载)-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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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冉的出色手艺不断为古玩奸商所用，十分可惜。新中国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冉忠祥和魏长青以及荣宝斋的徐之谦等琉璃厂的雕刻书法大家，被聘请参加了设计雕刻和书写文字的工作，他的一身技艺才发挥了正当用途。
琉璃厂古玩业的轶事与能人（7）
修理再制唐三彩的李德祥
琉璃厂著名的修理唐三彩等瓦器的李德祥，本来是一家古玩铺的少掌柜。清末民初，他不到20岁不幸丧母，父亲续弦，他与继母不合，分居另过。他只身去洛阳，买回的唐三彩瓦器，有破有碎——这些都是随葬品，埋葬后再出土，瓦器很易破碎，回来就自己琢磨如何修复它。经过多年整修唐三彩，学到了手艺积累了经验，后来自己设窑复制唐三彩的瓦人瓦马。他心灵手巧，无论是给人修活儿，还是自己复制，都惟妙惟肖，很为精到。他给大古玩商岳彬、夏锡忠做的活儿最多，主要是复制品。小古玩商的修理瓦器的活儿也离不开他，尤其前洛阳县长高少木开的大泉山房，卖唐三彩各种瓦器多，经常找他修理活儿。他为人正直，是非分明，人缘好，博闻强记，知道琉璃厂的老事多，又爱聊，在聊天中不仅给青年人介绍了历史知识，还在这些故事阐明是非善恶，不要学岳彬等人只认钱不认祖国和祖宗。
可是他也不能摆脱岳彬等人的控制，还要给他们做活。岳彬收了一个西域人骑骆驼的唐三彩，找李德祥照样复制两个。李做胎挂釉入窑烧，反复试制，终于成功，做得足可乱真。他觉得能做到这样不容易，就多做了一个，一共三个，一并拿给岳彬。岳很不高兴：“我就要俩，谁让你做仨了？”说着就拿起一个随手摔在地上，粉碎得没法再修。多留一个，那两个就不值钱了。他还是老规矩：留真品，把仿品当真的卖，给的手工费也不多，200元一个。这让李德祥心里冰凉，岳彬真是认钱不认人，对我们给他卖命干活的手艺人忒不当人了。李德祥出色地复制唐三彩西域人骑骆驼，可称为艺术精品，但都被岳彬卖给外国人了，国内无存。从此事之后，李德祥也不爱给岳彬做活了。因岳彬后来出事被判刑，财产全部没收，真品下落也不清楚。
仿制精美古瓷的能人
瓷器主要看时代和是否原来官窑的，还是仿的；这仿也要看仿的时代，是官仿还是民仿。总之官窑亦即御窑，由于集中了最好的材料和技术力量，出品求精不在多，而且不计成本，就是仿前朝的精品，质地也与近代民窑仿古仿官有所不同。琉璃厂也有一些烧小窑专做仿品的手艺人，小窑有的设在景德镇，有的就设在北京琉璃厂附近。由于手艺出色而仿出了精美的“官窑古瓷”，闯过一道道目光锐利的古瓷鉴定家收购者的关隘，几十年人们不知端的。
1939年，岳彬通过呼玉衡的手，以2000元买了他从雅文斋100元“搂”来的明永乐甜白高足杯。此杯胎薄，似透明又非透明，刻画的花纹细腻柔和，白釉似玉，篆书暗款的笔画细如“铁线”。岳和在座的古玩名家徐震伯都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好货，2000元，值。此杯后来送到上海，被卖出5000元。后来此杯流入香港，拍卖时评价和价格都很高。
60年后，原本出身古玩行的、《古玩谈旧闻》的作者陈重远先生，向其师叔范歧周老人询问，范老先生爽直而答：“回家问你四叔去。这是从他的同泰祥出来的货，他仿的他知道，古玩行里知道这事的很少。”陈先生赶紧回通州故乡，请教时已85岁高龄的陈建侯老先生。陈老坦然承认此杯是自己仿的，又滔滔不绝地说起当年的仿制过程。仿制甜白瓷最重要的是选料，瓷土中要增加高岭土，用细筛子筛，再用水淘，细得要胜过面粉。做胎是用模子灌浆，胎子才薄。釉料要精选加工，刻绘出自景德镇名师之手。焙烧要掌握火候，温度高了要爆，低了不熟。这一只仿明永乐甜白高足杯，就出自琉璃厂这些有鉴定眼光的大古玩商身边，几十年来谁也没看出来，闯入了国际市场。要不是仿制者自己坦然说破，这个谜可能永远被埋在地下了。这里说明了两点：一是当代照样有杰出的制瓷大艺术家，像陈建侯先生就有这样的绝世技艺，谁说民仿官、今仿古不能造出令人拍案叫绝的精品！二是像范歧周老人这样在古玩界中以攫取利润为第一的行业，仍能恪守职业道德，面对绝世之品，真的就是真的，仿的就是仿的，不在价格上耍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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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仁堂款所谓“御瓷”及其仿制
历代皇帝都要设自己名号的官窑，烧制御用瓷器。这些官窑中由于集中了全国最好的材料和艺人，又不计工本，当然能烧出精品。清朝覆灭后，袁世凯以大总统又复辟帝制，自封洪宪皇帝，只81天就天怒人怨地败亡了。可就在这短短的几年中，他居然也在景德镇开办了“官窑”，烧起了“御瓷”。给他操办此事的是郭葆昌。郭名世五，葆昌为其字，号觯斋，原是西华门外德聚成古玩铺学徒出身，与著名的古玩瓷器鉴定名家贾腾云是师兄弟。当年袁世凯在西华门这个古玩铺买过四扇挂屏，郭给送到袁府，还帮助布置客厅。袁见他年轻机灵又体面就留下当差。袁当了总统后，郭随之升官，当到总统府庶务司长，又被委任为陶务署监督，去景德镇烧造“居仁堂制”款的瓷器。
中南海居仁堂原名海晏堂，系清慈禧太后所建。袁世凯攫取民国政权后，就居住在这里办公。郭葆昌在民国初年来到景德镇，（时间有两说：一说是1913年，即袁任大总统、尚未称帝时；另一说是1916年，袁倒行逆施自称“洪宪皇帝”时。笔者倾向于前者，因袁复辟帝制仅81天就败亡，树倒猢狲散，即使“传旨”烧制“洪宪官窑御瓷”，也不可能立即实行。帝制思想浓厚的袁世凯，以大总统身份烧“居仁堂制”的变相“御瓷”完全可能）在此时清王朝的御瓷厂已经散摊，改成官商合办的江西瓷业公司。郭来到后，以重金请回原御器厂的造型、上釉、绘画、填彩、焙烧的名手鄢儒珍等，选用精良瓷土、彩料、燃料，先仿制雍正、乾隆官窑粉彩瓷器进行实验。他不惜工本，质量求精，每件瓷器入窑前，他一一过目，质量不合格的不准入窑。出窑时，他件件检查，没烧好的，仿过去官窑办法，都摔碎不留。他监督烧制的瓷器，造型端正，胎釉精白，彩质纯净，绘画工巧，比雍正、乾隆官窑的粉彩瓷器，毫不逊色。款有两种：一为“居仁堂制”，款为红彩楷书与篆书，也有青花篆书，这是专给袁世凯做的。另一是为郭自己烧的，用“觯斋”款。这类瓷器精致细腻，釉面洁白润滑，绘画工细，景色淡雅，人物尤其童戏很活泼，颇具水平。之后类似的为政府主要当政者烧专用“官瓷”的事，在袁世凯之后，还有多次发生。徐世昌为自己烧过“静远堂制”专瓷、曹锟为自己烧过“延庆楼制”专瓷，都可视为变相“御瓷”。再在其后，景德镇还为各届政府其他元首政要烧过专用瓷器，品质不让过去的官窑，办法也都与过去烧官窑瓷器一样，只留精品，其他一概摔碎不留。这延续了几十年。
郭葆昌督造的“居仁堂制”瓷器，包括他的“觯斋”款瓷器，数量并不多，有樽、瓶等陈设品和杯、碗、盘等日用瓷及成套餐具。由于袁世凯的“洪宪帝制”转瞬败亡，“居仁堂制”瓷器又十分稀少，立时物稀为贵。一些古董商为迎合人们的猎奇心理并谋取高利，制作了大量仿品，风靡一时，在京、津甚为流行，一些军阀政客、富商巨贾盛行以成对的署有“洪宪年制”、“洪宪御制”款的瓶、樽，作为礼品互相赠送，还配制各式讲究的锦盒盛放。事实上仅这个款识，就说明不是郭葆昌精心制作的，何况有的瓷质较粗，郭又断然否认曾烧制过这种“洪宪年制”款的瓷器。因之也可以说，凡署此款者即是赝品。但有“居仁堂”款的也不是个个皆真，有些就是细瓷仿制的“嫁妆货”。故这种民国初年的瓷器鉴定较为棘手。
郭葆昌在袁世凯手下为官，家资豪富。他致力于古玩收藏，懂行又有钱，收藏了不少珍品国宝。他收藏的精瓷较多，像乾隆仿古铜釉，用来仿青铜器，实为瓷器，造型逼真，釉色与青铜器十分相像，很为名贵。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乾隆官窑仿战国青铜器的古铜釉双螭圆耳壶，是罕见的艺术珍品，据说是郭捐献的。另外有说，日本投降后，经宋子文说合，郭葆昌之子将其父藏品悉数交予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并在钟粹宫展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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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之后的瓷器“民仿官”（1）
郭葆昌离开景德镇后，由于他办“袁御窑”已有相当基础，遂有刘勉之从1917年起，在郭铺开的摊子上接着搞，主要做“民仿官”，即烧造仿官窑瓷器。刘也是古玩行出身，后专门经营瓷器，在前门大街德泰细瓷店任副经理。有说，他在景德镇烧“民仿官”，曾得到北京某收藏家的指导，还与当时清宫古物陈列所有秘密协定，可以借出样品，烧的数量要有限制。由于制作成功，出了一些高水平足以乱真的各种式样的仿明清官窑瓷器，到1920年就十分出名。他秘密为北京一些古玩商和收藏家烧造了民仿官的瓷器上品，如仿康熙官窑青花绘群猴嬉戏图大凤尾瓶、仿康熙官窑五彩鹦哥惟妙惟肖，虽是民仿官，却达到很高艺术水平，流出国外收藏。
在刘勉之之后，又有李春生，在天津立了字号同泰祥，自己跑到景德镇拜会刘勉之，认真学习，与他合作，也开始民仿官的瓷器生产。这些仿品不是少量，而是一两种批量生产，质量虽不如刘，但受欢迎，生意很快兴隆起来，连20世纪20年代后期寓居天津的溥仪和清朝遗老、下野的民国高官，都到同泰祥定制民仿官窑的瓷器。在批量中也有精品，如仿乾隆官窑海水红月双耳背壶，被日本人当珍宝收购；仿乾隆官窑珐琅彩瓶三对，极精美，被有30年收藏古瓷历史的收藏家？菖？菖误当成真品。曾在同泰祥后来当过经理的古瓷仿制名家陈建侯总结同泰祥的货，“最能乱真的是仿雍、乾官窑一道釉瓷器；最精美的是仿乾隆官窑的珐琅彩和粉彩瓷器，还有仿黄地青花的宫廷用器；在鉴别中容易忽略的是仿明宣德官窑的青花瓷器，而被误认为雍正仿宣德，看不出是民国后仿的”。
乾隆官窑的仿古铜釉彩的瓷器，既然达到那么高的艺术水平，必然引起收藏家和古玩商的注意。1943年琉璃厂的文古斋摆出一件古铜彩的瓷花觚，远看就是青铜器，不用手摸不知道是瓷的。它不到一尺高，喇叭形口，腰细，腹和高圈足上有花纹，茶叶末色的釉面现出古铜器的光泽，还略有“锈斑”，真和青铜器的觚一样。
古玩行的人把口小腹大的器皿称为瓶，口腹相若的称为尊，口大腹小的叫觚，这是古代盛酒用的。之所以称花觚，恐怕还与曹雪芹的《红楼梦》有关：第三回中有“因嬷嬷们引黛玉进东房门来，临窗大炕上铺着腥红洋毯……，左边几上摆着文王鼎，鼎旁匙筋香盒，右边几上摆着汝窑美人觚，里面插着时鲜花草。”这可能是花觚之称的由来。但这段话有个值得注意处，即“汝窑美人觚”：一、这个不是青铜器，而是瓷的；二、汝窑是宋朝官窑，主要烧天青色的瓷器，是否宋朝就有了官窑烧制成功的仿古铜釉彩的瓷花觚？曹雪芹没说此美人觚是什么外观，也许就是天青色有玉石感的汝窑精品瓷。若是古铜色，那这种成品的时间要往前推，甚至涉及汝窑的生产有没有生产过这种古铜釉彩的产品？
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中，介绍过泰山岱庙的镇庙之宝——乾隆御赐的明代官窑黄釉葫芦瓶失而复得的故事，说官窑黄釉乃皇室专用，其釉色系从汝窑的茶叶末釉色演变而来。但还缺少证据。清中叶官窑又出现了茶叶末色釉的仿青铜器的瓷器。我曾在一友人处见到他50多年前在韵古斋以13元淘到的一个嘉庆的茶叶末釉色洗子，其釉色之细之佳，令人叹为观止。当时一位也在此淘宝的故宫人员，不由赞赏这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小老弟，好眼力！”
这件古铜彩的瓷花觚，被眼力非常好的上海收藏家桂月汀以1000元买下，几次问其来处，接待的大徒弟含糊其词。其实这又是从天津同泰祥陈建侯先生那里用200元进的。1920年前后，烧仿瓷名家李春生借来真样子，照着烧造的。他还烧出仿康熙天蓝釉小瓶，雍正胭脂水小碗和水盂。古铜釉、天蓝釉他仿得好。李春生烧窑做仿似应在陈建侯之前，他们与刘勉之在仿制古瓷上都达到很高的水平。
在北京就地架小窑烧制“仿官窑”瓷器
鉴定明清官窑瓷器，除了要区分是不是民国年间后仿的外，还要鉴定出是不是原胎后挂彩。1900年后，官窑瓷器逐渐走入市场公开买卖后，清廷内务府管理的北城瓷窑厂被琉璃厂的古玩商发现了，那里面存放着历朝选剩下的官窑瓷器未上釉、彩的胎子。此前，他们接手的瓷器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没法子变化加工。如果有破碴，最多是粘修一下，或请首饰楼给镶个银口，瓷器的画面是无法改变了。发现了这批旧胎，就可以在官窑瓷器素胎上挂上各种彩色，架上小窑再烧，烧出各种仿官窑的精瓷。
在清末这种仿活儿就悄悄开始了，首位是来自景德镇的，有绘画、填彩、上釉、焙烧“全活儿”手艺，叫詹远广（一作詹元广），在北京东城秘密给几家古玩铺做精品活儿，是内务府订的，烧出来与官窑原品一模一样。他还有一个绝招：出窑后他能去掉“浮光”、“彩刺”，手感像出窑多年的古瓷一样，很难鉴定出是后烧的。这位詹爷活儿应得少，又做得慢，收费很高，还不收徒弟。究竟他全做了什么精品都不大清楚，手艺当然也没传下来。对此，还有另种说法：当时居住在北京的詹远广曾受郭葆昌委托，秘密仿制“洪宪”款瓷器，还说是詹与其徒郑乃衡联手制作。这与后来“洪宪”瓷一度在市场上数量不少，从逻辑上说，非仅詹氏小窑所能完全承担，恐怕与京津一些专做“民仿官”的大细瓷庄分不开；至于郭曾有公开否认过，是否背后又从事过这类事，还须仔细辨识。
民国之后的瓷器“民仿官”（2）
在这位詹爷之后，还有一位詹兴祥，江西人，景德镇烧窑的，窑上功夫好，也能修补瓷器，还偷学填彩、上釉。刚来北京时，他主要是修补瓷器，琉璃厂哪家古玩铺的瓷器有碰坏掉碴，就找他给上釉过火补上。这活儿也不好做，胎釉要和原件差不多，配料配色也有一套技法，焙烧火候要合适，这样烧出来，补碴的那块釉能和原件混成一色，看不出破绽。某书上有“琉璃厂东南园有小瓷窑，烧造仿制官窑器。”前句可能属实，后句可能为虚，但北京琉璃厂有小窑烧瓷器，供给古玩铺和收藏者，确是事实。电视剧《人生几多秋凉》中就有关于琉璃厂有小窑烧瓷器的描写，有生活依据。后一位詹爷，就是后来能做后挂彩了，恐怕也烧不出电视剧中的仿官窑御瓷的“渣斗”那样的瓷器，若再挂上杏黄彩，就成为黄地青花云龙，属宫廷陈设器皿，身价就高了。据说，有四对雍正官窑斗彩盘，盘的外部是斗彩花卉，盘心是素白，找詹爷给盘里也挂上斗彩。斗彩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彩瓷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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