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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历史人物-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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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嘲笑他的弟子卓如的幼稚，也给袁世凯算了八字，“长着反骨的袁大头，迟早会背叛民国”。
然而，梁启超有他的一以贯之的态度。
梁启超曾把历史分为停顿时代与过渡时代。他说：“欧洲各国自二百年以来，皆过渡时代也，而今则其停顿时代也。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其过渡时代也。”梁启超所说的停顿时代，是量变的积累时期，而过渡时代则是质变时期，即革命时期，他满怀激情地讴歌过渡时代，称之为“希望之涌泉”。梁启超说：“法国大革命，是近世欧洲第一大事。岂惟近世，盖古往今来，未尝有焉矣。”是“新旧两世界之关键”，“结数千年专制之局，开百年来自由之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熊希龄：从统一党理事到平民教育家（3）
梁启超十分重视法国大革命对欧洲及世界的深远和广泛的影响，法国大革命是对内保障公民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对外维护国家自由和独立的“民族主义”的代表，此后“此一大主义，以万丈之气焰，磅礴激冲于全世界人人之脑中，顺之者兴，逆之者亡”。
梁启超认为，“法国大革命，祸机伏于前王专制时代”，路易十四推行“朕即国家”的专制统治，人民毫无自由和权力可言，直到路易十六登基时，想调和矛盾，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但他优柔寡断，改革徒有其名，反使矛盾激化，终于导致攻占巴士底狱的壮烈一幕。
梁启超还高度评价了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对法国大革命所起的唤醒民众的重要作用。卢梭阐明国家不是贵族帝王所专有，开启了民智；孟德斯鸠则指出了君主专制的暴戾。
法国大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揭示了变法乃历史潮流，为国家图强之良策。历史发展到这一步，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与其被迫变，不如主动变，与其流血变，不如和平变。梁启超以法国大革命为鉴，规劝清帝早日变法，而竭力奉劝革命派勿走法国革命之路，期待变革而反对暴力，这是梁启超的基本立场。
梁启超这一态度，深为熊希龄所理解，也为袁世凯所赏识。
1913年11月初的一天，熊希龄应邀准时到总统府议事。熊希龄进门刚坐下，袁世凯便借口接见外宾，请熊希龄退到内室稍候。当熊希龄来到内室时，举目一瞧，只见书案上放着一件《热河行宫盗宝案》卷宗，就顺手翻开细看，里边含沙射影将国宝失窃之事与熊希龄联系在一起。熊希龄不由得大吃一惊，倒抽一口冷气。他对这一飞来之祸感到不安，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不由得一阵头昏目眩。正在这时，袁世凯进来，拿出解散国民党和取消议员的总统令让他发表看法。这一突然袭击，使熊希龄防不胜防。但熊希龄很快清醒过来，明白了这是袁世凯蓄谋多日、排除异己的一大阴谋。然而，“盗宝案”经不起熊希龄的反驳就真相大白了。袁世凯又一次失败，盗案草草收场。熊希龄成了袁世凯的心腹大患，熊希龄也看穿了袁世凯的险恶用心。1914年2月，熊希龄辞去了历时5个月的总理职务。袁世凯见目的达到，假惺惺地以人才难得为由，委任熊希龄为煤油督办。
熊希龄见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正在做皇帝美梦，为了不卷入这个国人皆骂的逆流之中，是年8月，熊希龄以母亲病危，回湖南探亲尽孝为由，要求请假3个月。袁世凯不知是计，同意了他的要求。可是熊希龄的假期未满，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又迫不及待地发电报催他回京。熊希龄见了电报，更感到不安，回电要求续假，袁世凯见一计未成，又生另一毒计：决定将在京城的熊希龄妻子朱其慧骗进宫中，一可为己服务，二可控制熊希龄反抗。
熊希龄和梁启超都是个书呆子，他们搞不懂袁世凯。袁世凯是什么人呢？他是位“拿起枪杆子的钓鱼翁”。
袁世凯抓紧筹划，将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并申令“永禁太监”改由12名女官管理内廷，设女长官1人，对女长官要求甚严，必须具备名门淑媛、德望昭昭。朱其慧是个妇容、妇德、妇言、妇功四者皆全的最佳人选。当诏书送到湖南寓所熊希龄手中时，熊希龄惊恐万状，差点昏倒，轻声叨念：“爱妻沦为人质，我岂能坐视不管？”他于1916年1月中旬被迫返京。袁世凯见目的达到，马上对他封官，委以中卿之职，并加上卿衔。熊希龄曾写道：“今作笼中熊，忍痛让‘猿’戏。”
此时全国各地护国战争已经打响，熊希龄与袁世凯虚与委蛇，不满一月，熊希龄又以老母由湘至汉口治病需护理为由，于3月8日再次出京。袁世凯知是熊希龄的脱身之计，一面扣留他的妻室，一面指令要他赴沪，说服梁启超和蔡锷。熊希龄出京后并未去上海，却给袁世凯发一份电报说：“党人意志坚决，无可调和，请速定大计，沪行已决计作罢。”袁世凯马上任命熊希龄为湘西宣慰使，再次给他脖子上套个绳索。熊希龄却将计就计，以湘西宣慰使为幌子，暗中与湘西（含常德）及四川诸地的党人如湘西镇守使应诏等人联络，加剧策划反袁运动。也就在这个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这就是有人戏说的“猿、熊”斗争。熊希龄后来看破红尘，于1928年后致力于福利事业。 。 想看书来
熊希龄：从统一党理事到平民教育家（4）
平民教育家的改进理念
急流勇退后对政治不抱希望的熊希龄倾心教育。他为香山慈幼院的发展和维持，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然而，他并没有仅仅满足于该院的创办。他在该院之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活动。这些活动当然也包括创办别的学校，例如北洋平民工读学校、长沙平民大学、兑泽学校、孔道学校等等。但最为主要的是他为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普及、改进与推广，做了不懈的努力和奋斗。这首先表现为他与一批人共同创办了中华教育改进社。
中华教育改进社创始于1921年12月。发起创立这个团体的动机，熊希龄说道：“缘因当时全国学校教育因循旧轨，未有发展。自民国七年严修、范源濂两君赴美考察教育，八年袁观澜、陈宝泉诸君组成教育考察团赴欧美考察教育，十年蔡元培君又赴欧美考察归国后，各以所见，主张改进，乃延美国孟禄、杜威两博士来华讲演，遂集合全国教育专家，设立敝社于北平。”
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组织基础实际上是将北京实际教育调查社、上海中华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三家合并而成。总社设在北京西四牌楼帝王庙，下设教育行政、高等、中等、初等、成人、幼稚、义务、乡村、师范、职业、女子、理化、数学、生物、地理、国语、英语、历史、美育、体育、图书馆、国民游戏、心理教育测验等32个专门委员会。入会成员分作个人成员与机关成员两类。个人成员须系教育理论与办理教育成绩突出者；机关成员为各类学校以及各种教育行政机关。该社的组织领导机构为董事会，起初额定7人，后增至9人。具体处理日常社务的为主任干事，额定1人，由董事会聘请。另聘请若干人充当名誉董事。先后担任董事的计有范源濂、蔡元培、熊希龄、黄炎培、袁希涛、郭秉文、陈宝泉、张伯苓、王正廷、蒋梦麟、李建勋、汪兆铭等。董事长由董事互选，任期一般只有一年。主任干事一直由陶行知担任。担任名誉董事的计有美国教育家孟禄、杜威以及国人严修、张謇、梁启超、张一鏖、李煜瀛等。该社的宗旨是：调查中国的教育实况；研究中国的教育学术；改进中国的教育现状，并开展各种教育实验活动。在教育改进方面，特别注重引进西方欧美国家的先进教育方法，常派社员外出考察，并请外国专家来华讲学。其具体活动方式是每年召开年会一次，召集全国各地的教育代表会聚一堂，讨论改进教育以及发展教育的种种议案。鉴于以往“中国研究教育者率多囫囵笼统，从未有精密分析之研究”，故该社每次年会都开展讨论。讨论都是采取分组的方式。所分组的类别基本上是以各种专门委员会为单位。讨论中但有发明出来的可行教育提案，经提交大会审议通过后，便在有关学校开展实验，然后向全国推广。
综计中华教育改进社所召开的全国性的教育年会共有四次。第一次于1922年7月在山东济南举行，第二次于1923年8月在北平举行，第三次于1924年7月在南京举行，第四次于1925年8月在山西太原举行。1926年因为北伐战争发生，年会没有开成。尔后大规模的年会活动遂告停顿，“仅于乡村教育、平民教育、幼稚教育三项从事办理”。到了1930年4月，因陶行知在南京所创办的“晓庄学校”发生风潮，遭政府查封，乡村教育从此中止。平民教育不久亦相继处于停顿。于是到了1930年9月，担任该社董事长的熊希龄遂召集董事会开会议决：“以现在政府教育政策，主持各师范中等以上学校均附设幼稚园一所，苦于保姆人才缺乏，不足供其所求，乃专以注重幼稚教育为主。”10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即与香山慈幼院合办了北平幼稚师范科，隶属于香山慈幼院第三校。从此以后，中华教育改进社便几乎与香山慈幼院融为一体，其组织也就名存实亡了。
中华教育改进社从1921年成立到1930年无形涣散，其存在的时间计有10年之久，它对于中国教育的研究、改进、普及与推广，是有着卓越贡献的。当时流行全国各校的许多新式教学方法，例如设计教学法、能力分团教学法、道尔顿制等等，都可以说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功绩，特别是它提倡并加以试验的南京乡村师范教育以及定县平民教育，更可以说开辟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新纪元。熊希龄这样评价说：“敝社……每年招集全国教育代表，特开年会，讨论改进教育议案，次第实行。……到会者机关约一二百，学校个人代表约二百人至七百人，结果甚为圆满。现在各省学校所行之设计、道尔顿等等种种新式教法，以及乡村师范及定县平民教育，皆由此产生之泉源也。”中华教育改进社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熊希龄：从统一党理事到平民教育家（5）
熊希龄对于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他不仅一直担任着该社的董事，并先后多次出任董事长，是该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实际筹划着该社事务的进行和发展；而且他还始终是该社的各种教育方案与各种教育实验活动的具体实施者和维护者。1923年，他担任该社的第三任董事长时，在北平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教育代表会上，大力扶植他的夫人朱其慧首倡发起组织全国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民教育作为该社的一项重要发展内容，可以说是从此开始的。1924年8月25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北京成立，朱其慧被推为董事长，晏阳初任干事长。该会的总会事务所就设在北京石驸马大街熊希龄的家里，并且初创时的经费，都是由熊希龄夫妇捐助。尔后，朱其慧将河北的定县作为平民教育的实验区，“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之内容，用家庭、学校、社会三种教育之方式”，“拟在最短的时期内产生一套最基本、最简易、最经济的教育工具材料和方案，作为改造社会、复兴民族的贡献”。又“加强乡村教育，将全国分成五区，以北京、南京、长沙、成都、广州五处为各区中心”，进行乡村平教的各项实验。所有这些，熊希龄都是给予大力支持的。1931年朱其慧积劳成疾，不幸逝世。熊希龄这样说：“熊夫人先前注重提倡平民教育，身为平民教育促进会董事长奔走各省，苦心劝导，故有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之设施。当其经费困难时，即自欲捐输十万元，以为基本，其经营贸易，劳费心血，以致体为不适，咸由于此。”又说，“余对于熊夫人之注重平民教育，则以石驸马大街临街大厦前进，作为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公所，以为熊夫人永远纪念。但平民教育促进会停止工作时，则改为另办其他公益。”可以说，中华教育改进社办理最有成效的实验活动，就是平民教育、乡村教育与幼稚教育三项，而这三项中至少有两项又是以熊希龄夫妇办理得最为出色。由此也可见熊希龄对于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作用之一斑。此外，从1926年11月10日开始，熊希龄就委托中华教育改进社对香山慈幼院进行教育研究。他完全是把香山慈幼院作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试验学校进行办理的，并且还聘请该社学术部主任凌冰兼充慈幼院教育股主任。1930年又与中华教育改进社合办幼稚师范学校。他始终都把自己的教育事业与中华教育改进社联系在一起，不仅表明他对于改进社事务的极力维护，也表明他希望教育事业在全国各地发展与普及的良好愿望。应该说，他为此所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当我们今天的教育史书上充分地肯定和宣传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乡村教育、平民教育的时候，其实也包含了熊希龄的一份功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熊希龄深惧国亡无日，投袂而起，为抗日救亡殚精竭虑，奔走呼号，发出了“一息尚存、誓当奋斗”的呼声。
1932年10月15日，熊希龄邀请在北京的大批亲友###，决定将自己的全部家产都捐献出来，拟在北京、天津、湖南三地，次第开办12项慈幼事业（北京4项，天津1项，长沙1项，芷江5项，凤凰1项）。当时由熊希龄邀请来亲友54人，他们组成一个董事会，制定章程26条，定其名称为“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接受了熊希龄捐献的全部家产，计大洋275200余元，白银6．2万两，这是熊希龄从清末到民初任职25年来的全部积蓄。当时熊希龄一家，夫人朱其慧已去世，还有一儿两女，但他没有将家产留给儿女，而是献给了社会慈幼事业，一个慈善家真诚无私的形象，活现在人们眼前，试问有多少人能够做到这一点？1949年10月董事会立下一块石碑，刻下这样的赞语：“先生于举世行财产私有制度时代，独倡此举，实为社会主义之先进者。勒诸贞石，用志勿谖。”这块碑石至今尚完好地镶嵌在北京西城区新文化大街第二小学的墙上（原石驸马大街22号熊宅后院）。
在乱离中逝去
1937年5月7日，熊希龄偕同新夫人毛彦文由上海回到北平，在石驸马大街本宅休息了3天，10日到达香山，13日在香山慈幼院的风雨大操场向全院的师生员工演讲赴爪哇的种种观感。他回国之后因为诸务繁忙，直到现在才有时间与香山慈幼院的师生员工见面。当时大概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与全院师生员工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最后一次见面！ 。 想看书来
熊希龄：从统一党理事到平民教育家（6）
1937年11月15日，日寇在杭州湾登陆，进犯松江，突袭上海。12日，上海失陷，时在上海的熊希龄与毛彦文避入租界之中，一日数惊，精神异常痛苦。12月13日，作为国家首都的南京又沦陷了，消息传来，熊希龄伤心得放声大哭。此时，他对于国民政府的前线抗敌已经完全失望了，觉得留在上海已然无补，国势已非己力所可挽回，还是回长沙去主持香山慈幼院的孤儿南迁，筹建分校去。但此时长江航运已断，熊希龄决计绕道香港，由香港转广州，再由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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