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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兴起史-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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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七年，叶赫纳林布禄、金台石贝勒屡侵哈达，哈达向建州求援，努尔哈赤乘机灭了哈达，杀其酋长蒙格布禄。明廷既惊又怒，遣使诘问，责令恢复其国，努尔哈赤虽然不愿放弃已得之地，但又不敢直接拒绝，怕起兵端，只好遵命，并以大福金富察氏所生之女莽古济格格，嫁与蒙格布禄之子乌尔古岱，立为贝勒，护送回还旧土，又于二十九年（1601）七月，亲诣抚顺关外，“刑白马，誓抚忽答（乌尔古岱）保寨”，过了一段时间，才再行并回。
努尔哈赤因明曾于万历二年（1574）起开辟宽奠、大奠、长奠、永奠、新奠等六城堡，“广袤八百余里”，军民屯种，“成家乐业”，欲图移垦侵占，乃行贿李成梁之婿参将韩宗功，疏通关节。李成梁亦以其地“逼邻东虏”，“争扰时起”，“易起边衅”，并欲藉此“援招回之例，冒邀封赏”，遂以“奴酋索地为名”，与巡抚赵楫议定，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尽弃其地，“凡种地之家，概作逃户”，调军强迫押解入内，不少住户逃入建州，迁入内地的有六万余户。努尔哈赤拱手而得八百余里沃土，而且还以参与“招徕”逃民之功，蒙受明帝奖赏。
努尔哈赤的扩展耕地，攻取哈达、辉发和乌拉，用兵叶赫，震动了明朝，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文武大臣，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纷上奏疏，建议调兵遣将，待机征剿建州。万历三十五年（1607），辽东巡按肖淳奏称，努尔哈赤“明肆桀傲”，“声势叵测”，实系大害，应整备兵马，谕令叶赫出兵相助，内外夹攻，“期如昔年剿处仰、逞二奴、杲酋父子故事”，以除祸患。万历三十六年（1608）二月，蓟辽总督蹇达上疏，力言“建酋日渐骄横”，“殆有不轨之谋”，实为“东方隐忧”，奏请“蚤备战守机宜”，遣使谕劝，“如彼酋输情驯服，照常抚驭，倘果稔恶不悛”，则调兵征剿，“以歼凶恶”。兵部尚书李化龙，一再上疏，认为“为患最大，独在建州”。内阁辅臣叶向高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十一月，特上《奴贼日横疏》，极言“今日边事，惟建夷最为可忧，度其事势，必至叛乱”。辽镇必失，“天下事将大坏不可收拾矣”，力请“下廷臣会议”，“共作区处”。
此时，努尔哈赤虽已攻取哈达、辉发，有兵数万，但叶赫尚存，又与乌拉长期为敌（1613，万历四十一年，始灭于建州），实力还不够强大，不能与明朝正式对抗，需争取时间。因此，万历三十六年至四十年（1608—1612），努尔哈赤一再上奏申诉辩解，遵令减少车价，退还部分耕地，入京朝贡，并遣大将阿都、干骨里，送第七子巴卜海入明为质，表现得比较顺从，麻痹了万历四十年、四十一年（1613）的辽东巡抚张涛，明廷因而放松了对建州的警备，搁置了主战诸臣的建言。
从下述努尔哈赤对辽东巡抚的回信，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有的辽东大员会相信他的辩解。
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山西布政使郭光复被任命为辽东巡抚，四十二年（1614）春到任，遣人赍书，指责努尔哈赤收容逃人，盗窃牛马，谕令送回人畜，解押盗贼。努尔哈赤回信说：
马法（mafa）尔曰： 有云吾来之前，我等之汉人逃往汝处。不仅收取逃来之一、二光棍，六万人畏惧高太监之赋役而来到边境告曰： 汝若收容，则我等将出境而至汝处矣。吾曰： 于尔光棍，吾有何福耶？吾若将尔收取，则受谴于帝。因而不收。不收取六万人之人，吾岂收容一、二名逃亡之光棍乎！
又云： 有于近边地方盗取牛马而携走者。吾自立誓之后，（残）岂有偷盗之理？……吾毫无罪过，若盗摘边境草，吾有所誓，居心贼恶之人，焉能有幸！因吾心之正直而蒙受天帝爱恤之身，岂能附合如斯之恶贼！……
且又云： 我等汉人之盗贼，窃取牛马后送尔。汉人之贼，汉人查之，女真之贼，女真查之耳！吾岂能查出汝等汉人之贼乎？万历三十六年，吾闻汉人之二贼给吾等女真送来五头牲畜，查出后，擒此二贼，遣刚古里将其盗窃送来之五畜，尽行送与抚顺王备御，对汉人之盗贼，吾不得而知矣。吾若知之，则将如是捕擒，送往尔方矣。
又云： 此皆显系新债矣。吾遣通事赍书，令尔查究送来，尔作不知，未还一人一畜，尔不查出尔之女真之杀人之盗贼。若有盗贼，则查获捕送耳，无盗贼时，吾将捕谁送来耶！
万历三十九年，尔等将我等之五百道敕书裁削一道。此被削敕书之主巴哈多朵之孙，前往抚顺，于夜间杀死汉人一男人，带回一马，汉人不知，未能查究。吾闻悉之后，自动捕捉捆缚。吾曰： 大国之人，若违誓言，则违之矣，汝何为毁坏吾誓，杀人牵马而回。我方之人带此人往抚顺教场斩之。该被带往抚顺教场斩杀者之父，以我之数代相传之敕书被削而怨恨，不令人见，黑夜窃杀明人，明国不知不查。彼因怨削敕书及杀其子，乃携五人五马逃走。我方女真追之，清河地方之人出而迎接该被追于边境欲捕之人，将逃走之五人五马收容于汉人之村后，汉人出来，与来追之女真对敌射杀，汉人、女真皆受伤。如若亲见追逐带走之逃人尚不归还，吾焉能信赖！今年五月，眼见我方六人六马逃走，进入抚顺河口台，却云不知而不归还，吾今复能信赖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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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争执频仍（2）
何时能见云贯日出。……思念地方之主，视尔马法如太阳，凡事皆信赖尔马法，而今无吾信赖之人也。……
因吾心如阿哈之忠，故天惠于吾，吾思天亦将推惠于尔大国之人。开原之人，以种种恶言诬吾，吾思“我地之主马法尔何时到来”而曾信赖于尔，尔却以开原人之言为是，长期不助吾。如斯不归还我之逃人，吾复信谁？吾无摘取境草之恶心……
马法，吾以尔慈，期待尔将逃去之人马给与。……《满文老档·太祖》卷七十四。
这封信，是迄今所知努尔哈赤致明辽东督抚的唯一保存下来的信，内容丰富，十分珍贵，说明了很多重要问题。其一，尊巡抚为上司，自居属下。从信的用词和行文方式看，完全是下级对上司的谦卑口气，是微员末吏对主管长官毕恭毕敬的态度，是地方属臣对“天皇帝”（女真酋长对明帝的尊称）委派的钦差大臣的顺从表情。
此时的辽东巡抚是郭光复，刚从山西布政使加右副都御使，就任本职。辽东巡抚，不过是明朝一省一地的长官，并非中央朝廷的宰相，也不是主管全国某一方面的尚书，一般都以加都察院副都御史或佥都御史衔充任，官阶为从二品或正三品。而这时的努尔哈赤，已自称女真国“聪睿恭敬汗”，吞并了哈达、辉发、乌拉，重创了叶赫，基本上统一了女真部落，第三年（1616，万历四十四年）就登上了“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的宝座。这样一位言出令行、叱咤风云、臣民数十万、辖地几千里的强大的女真国汗，对官阶二三品的辽东巡抚郭光复，却如此恭敬备至，连称马法（马法，乃满文mafa的音译，是女真、满族下辈对长辈的尊称，意为爷爷、长老、祖辈），尊之为“地方之主”，甚至把巡抚比作“太阳”，一切一切皆信赖于巡抚。努尔哈赤自己则甘居下辈，自比为阿哈（奴仆），一再表白“我心如阿哈之忠”，辩解罪名，申诉冤曲，盼望巡抚不要听信谗言，请求对己关照。这样的称呼，这样的口气，清楚地表明了努尔哈赤仍然以明帝的臣仆身份行事，仍然是辽东巡抚的下属，仍然承认二者之间是上下级关系、隶属关系。
其二，服从君敕，拒收逃人。明帝多次敕谕女真卫所，索要逃亡军民，不许收容汉人。这次辽东巡抚亦来查寻。努尔哈赤极力辩解，坚称未曾容留逃亡的汉人，并举逃避高太监赋役而来的六万人为证。所谓高太监，就是万历帝遣往辽东开矿征税的尚膳监监丞高淮。高淮借口矿税，肆意勒索，鱼肉小民，无恶不作。辽东军民异常愤怒，大批逃走，在接近建州的宽奠六城堡所属地带，数以万计的辽民逃聚其中，耕垦田地，明辽东巡抚赵楫、总兵官李成梁遣兵逼令归还故里，努尔哈赤参与了此事，既拱手得获八百里沃土，又常以此表明不会收容逃人，宣称“不收取六万人之人，我岂收容一二名逃亡之光棍？”
其三，遵守“朝廷法度”，不掠人畜财物。女真各卫必须遵守大明法典，不许入边抢掠人口牲畜，扰乱地方安宁。这次巡抚因为有人报称女真常来掳掠，杀人夺财，责问努尔哈赤，令其送交盗贼，不许胡作非为。努尔哈赤反复强调，立誓之后没有偷盗之理，以此为辩解。所谓“立誓”，系指万历三十六年（1608）的事，当年六月二十日，努尔哈赤“刑白马”，盛血一碗，与辽东吴副将、抚顺王备御为盟，“皆以不越帝境为誓”，违者，杀违誓之人。努尔哈赤现在就援引此誓，坚称未越边境，“无盗摘境草之心”，连草都不拿取，怎会盗窃财畜。他还援引万历三十九年（1611），主动捕捉前往明地行窃的巴哈多朵之孙，斩于抚顺教场之事为例，表明决不纵容部下劫掠，始终是遵守大明国法的。
其四，为帝效劳，查捕汉人盗贼。辽东巡抚命令努尔哈赤，将窃取牛马逃入女真地区的汉人盗贼押送归还，努尔哈赤既乘机表功，列举万历三十六年查获两名汉人盗贼，送往抚顺之事，说明自己确是信守誓言，忠于明帝，又保证要继续侦察，一有所知，立即照样擒捉押解。
努尔哈赤对明朝官员的如此尊崇，美词相奉，婉言申辩，力称忠于明帝，遵守国法，无盗贼之心，无抢劫之行，这样当然会对明臣施加强大的影响，容易被他说服，被他麻痹，从而下不了征剿建州的决心，延缓了兴师问罪的期限，为努尔哈赤加快统一女真的事业提供了良好条件。
二、 伐木之争
努尔哈赤虽然竭力避免与明朝过早对抗，公开交战，尽量缓和摩擦，甚至不惜甘言厚币，讨好辽东官将，委曲求全，但矛盾并未消除，危机仍然潜存，万历四十四年（1616）六月，发生了震惊“朝廷”的伐木之争事件，险些诉诸兵端，干戈相见。六月，明清河游击冯有功，遣人出边，进入建州采伐木材，努尔哈赤派兵劫杀，双方发生争执。《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对此事作了如下叙述：
六月，闻边境汉人皆越境侵入女真地方。汗曰： 每年越边刨银采参，搜寻松子、蘑菇、木耳，扰害者甚多，为杜绝混扰，立碑宰白马为誓，今食其誓言，每年经常潜越帝境，我等杀之亦无罪矣。遂遣达尔汉辖，将越边之汉人杀之，约五十余人。嗣后，闻新任巡抚至广宁，遣刚古里、方吉纳二人往见，明国捕刚古里、方言纳及其他九人，以铁索系之，遣人来告曰： 若我等之人出边，尔擒捕解还，何得杀之。英明汗曰： 昔碑誓曰： 若见出帝境之人不杀，殃及于不杀之人。今何不顾其言而如此强为之说。明人不从曰： 尔等将为首之达尔汉辖执来，我杀之，不然，事将扩大。以言挟之。英明汗拒而不答不从。明人曰： 此事已闻于上，不得隐矣。尔将有罪之人献之，持至吾边上，斩以示众，此事即了结矣。英明汗欲得其遣去之十一人，即将潜往叶赫因而捕置狱中之十一人。解至边上杀之，明国乃释其所拘之十一人遣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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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争执频仍（3）
《明神宗实录》也载录了这件事：
（万历四十四年十二月辛亥）敕辽东巡按御史提问清河游击冯有功，责其启边衅之罪也。初清河与奴酋邻，以金石台为界，旧禁不许汉人出境，有功以协营采木孤山堡，葺军丁房，遂私纵军民出金石台，采运木植，奴酋瞰知，邀杀四十余人，辽东督抚移文诘责之，奴酋悔罪认罚，献生事部夷十人，袅斩汉境上。至是，督抚诸臣以奴酋阳顺阴逆，为祸方深，但有功营利启衅，当正其罪，上是之。
另，书又载：
先是，清河游击冯有功，遣军出边，深入夷地，采取木植，为奴贼部夷所觉，先伏贼众三百余人于林莽，以十余贼要挟财物，我众不与之，群贼齐出，将军丁及同行商民五十余人杀伤殆尽，有张通者得脱走入报。巡抚李维翰檄令奴酋速献生事部夷正法，奴贼遵谕，缚献生事部夷打喇汉等十名，及罚处牛马，悔罪罚伏。
明满双方记载，有所差异，都讲有利于己的话，建州尽量删去与明交涉时的卑顺情节，《明实录》则炫耀天朝神威，贱视“东夷”。但对基本事实的叙述，两者还是大体一致的。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此次纠纷，由在明方。为了减少边境争执，万历三十六年（1608），努尔哈赤曾与明副将吴希汉、抚顺王备御商议决定，立誓为盟，于沿边立碑，刻誓辞于碑上说：“无论汉人与女真，若窃越帝境，见之即杀越境者。”这次，明清河游击冯有功违背誓言遣派军丁，潜入女真地区采伐木植，完全是不合法的，为利忘誓，侵犯了女真的利益，当然应该受到惩罚。努尔哈赤依据碑誓，劫杀明兵，是遵誓而行的合法行为，是有理的，并非胡作非为。
第二，明朝倚势逼人，欺压建州。尽管明朝自知理屈，却硬要维护“天皇帝”的威严，强词夺理，威逼“东夷”。巡抚李维翰，摆着上司的架子，“移文诘责”，檄令努尔哈赤献送“生事部夷”达尔汉辖，要行“正法”，否则，“事将扩大”。这个要求，实无道理，十分专横。明明是自己边将违誓胡来，并非女真无理拦劫，杀人夺财，怎么会是建州“生事”？怎么能逼令建州交出“生事部夷”指名要斩杀达尔汉辖？达尔汉辖是扈尔汉，是清初开国元勋，是努尔哈赤爱如心肝的养子，这样一个后金屈指可数的高级将官，怎能随便缚送听明屠杀！而且，此次交锋，并非达尔汉辖个人的任意决定，而是遵奉汗命，依据碑誓而行，有法可据，有理为凭，杀了达尔汉辖，就意味着惩治了努尔哈赤，杀了他的替身。这个要求，真是蛮横无理到了极点，实在是欺人太甚。
第三，努尔哈赤被迫从命，委曲求全。努尔哈赤虽然有着十分充足的理由，从道义上完全可以驳倒辽东巡抚，但是他不能不考虑对方的“事将扩大”的威胁。所谓“事将扩大”，所谓明人“以言挟之”，虽不具体，但含义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停止贡市，调兵遣将，兴师问罪。此时，努尔哈赤刚刚被八旗贝勒、大臣尊为“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正是趾高气扬，踌躇满志，突然与明发生争端，横遭巡抚指责侮辱，甚至要斩杀达尔汉辖，真是奇耻大辱，怎能忍受。可是，不忍就要反抗，就要与明公开交战，但财力不足，兵力有限，过早用兵，胜负难卜，太冒险了。因此，努尔哈赤忍痛果断决定，遵照明臣命令，“悔罪认罚，献部夷十人，枭斩汉境上”，从而消弭了这场争端，明廷也就乘势下台阶，了却此案。伐木之争，虽已平息，但更加激怒了努尔哈赤及八旗官将，他们下决心，一定要报这个仇，雪这个恨，一定要新账旧债一起清算，不久便以“七大恨”誓师，征伐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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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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