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兴起史-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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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内列火器于城上，排兵四面，守御甚严。”朝鲜文献甚至记述了后金军望城生畏的情形，指出：　“（八旗军队）至辽阳，望见城池险固，兵众甚盛，虏皆意沮欲退。”吴晗：　《李朝实录史料》第3147页。如果明经略袁应泰熟谙兵法，调度有方，据城死守，辽阳是不会轻易失落的。设若努尔哈赤不讲策略，一味硬攻，以弓矢对枪炮，用血肉之躯强登高城，伤亡必大，难以克城。在这场势均力敌的战争中，统帅决策的正确与否，成为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
　　努尔哈赤在这样严重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非凡的军事才干，夺取了胜利。首先，他针对士卒畏难欲退情绪，严正宣布必战死战的决心，声色俱厉地谕告众人说：“一步退时，我已死矣。你等须先杀我，后退去。”并立即“匹马独进”。这样斩钉截铁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对八旗官将兵卒发挥了巨大影响，使他们转怯为勇，知难而进，军心大振，为打败明兵攻取辽阳奠定了精神基础。
　　其次，发挥所长，克服所短。后金军在屡败明兵的战争中，缴获了大批枪炮和匠人，已经有了自己的火器和燃放枪炮的人员，但毕竟数量太少，且多系轻型铳炮（重炮或被明人埋没，或缺乏匠人不能燃放），单靠这些，攻不下坚固的辽阳城。因此，努尔哈赤决定发扬骑射野战的长处，尽量诱使明兵出城入伏，合歼敌军，同时遣派“细作”，混入城内，待机响应。三月十九日，他派遣少数人马横渡太子河，引诱敌人，果然明军中计了。明辽东经略袁应泰，本来已与诸将议定，“畏敌多，主守”，但见后金马兵太少，“其骑可数”，遂因“见贼少而主战”，亲督侯世禄、李秉诚、梁仲善、姜弼、朱万良五总兵，率兵出城五里，在教场扎营。明军原已畏敌，至是又忽守忽战，“军心不定”，努尔哈赤乘机指挥军队“奋力冲杀”，“明兵大溃而走”，“军败多死”，追杀六十里，至鞍山始回。另一营明兵从武靖门出，亦被后金军击败。第二日，努尔哈赤亲自督促兵士奋勇猛攻，鏖战多时，明兵又败。第三日，后金军乘胜进击，原先派入的“奸细”，从中内应，攻下辽阳，袁应泰自尽，张铨被俘，不屈而死。
　　努尔哈赤带领八旗贝勒、大臣，进入城内，驻于经略衙门，谕令汉人归顺，辽河以东的宽奠、镇江、汤站、武靖营、长静、长宁、三河、十方寺、永宁、镇夷、威远、孤山、甜水站、草河、奉集、平虏、蒲河、懿路、鞍山、海州、耀州、盖州、熊岳、复州等大小七十余城官民“俱削发降”。
　　这两次攻城，后金虽因先前误失轻取良机，不得不挥军猛攻，伤亡累累，费了很大力气，但毕竟是胜利了，打败了明军二十万，取了辽阳、沈阳两大军事重镇及辽东最富之城，获得的金银财货堆积如山，掠夺巨量人口牲畜，得了大批火器（明人说，丢失火器两万），尽占辽河以东的广阔土地，努尔哈赤登上了“辽东王”的宝座，开始了进驻辽沈地区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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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西征广宁（1）
　　一、　按兵不动
　　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三取沈阳，二十一日下辽阳，八旗军进驻辽河以东十四卫广阔地区，后金汗、贝勒忙于遣派士卒，分戍各地，清查丁口，征收赋税，没有乘胜西征，攻取广宁，席卷河西州县，在决策上又犯了一个大错误，失去了轻取广宁的好机会。
　　辽沈惨败，大军被歼，城池失陷，明国官将畏敌，民无固志。据《明史·熊廷弼传》记载，辽阳一失，“河西军民尽奔，自塔山至闾阳二百余里，烟火断绝，京师大震”。明朝帝王将相文武百官，拿不出应变办法，找不到抵抗金兵固守河西的出路，严重影响了河西十一卫的防守。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守住广宁，拖延时间，再集军应战。
　　广宁，本系辽东都会，巡抚、总兵、镇守太监的官署皆设于此，河西十一卫中，以广宁命名的就有广宁卫、广宁中卫、广宁左卫、广宁右卫、广宁右屯卫、广宁后屯卫、广宁中屯卫、广宁左屯卫、广宁前屯卫等九卫，其中广宁卫、广宁中卫、左卫、右卫、皆在广宁，一向设有重兵驻防。但是，开战以来，明军群集辽、沈，“河西兵马之精劲，及糗粮器具之转输，无一不为河东竭蹶从事”，辽沈失守，河西财力兵力俱尽。四月初三，辽东巡抚薛国用上奏说，现今“虚拥空城”，“欲募兵，而居民俱窜”，“欲措饷，而帑藏如洗”。堂堂辽东数千里的军政重镇广宁，“存城之兵，不满千人，又半系创残之余”。新任辽东巡抚王化贞虽然竭尽全力招募，但一月已逾，所招残兵不过万余人，且“皆赤身徒手，马匹械仗，无处寻觅”。明臣唯一倚以阻敌的是狭窄水浅的三岔河，而这长达一百五十里的河防，竟只有一千兵戍守，实际上等于无人。
　　刑科给事中熊德阳，奉命往辽，祭告医无闾山之神，回京后，于五月中上奏，叙述耳闻目睹的辽东情形说：　
　　若关外一线之路，寄于海与西虏之间，村落残破，驿递萧条，……至广宁虽稍成城镇，然实不及江南一中县也。城在山隈，可俯首而窥，聚族几何，可屈指而尽，所恃三岔河，而黄泥洼可褰裳而渡，日望援兵，不啻拯焚救溺。……辽陷一月，援兵尚未至广宁，虽有不弃广宁之名，已有弃广宁之实矣。《明熹宗实录》卷十。
　　熊德阳的这份奏疏，道明了广宁危如累卵和明已实弃广宁的真情。无兵无将无粮无饷，甲仗火器荡然，地形不利，援兵不至，广宁怎能坚守？因此，明人皆谓“河西必不能保”。监军御史方震儒更指出：　辽阳失守消息传到广宁，军民官绅万分惊恐，“人又奔散，生员缢于学宫，推官缢于衙宇”，巡抚亦欲逃窜。从辽阳逃出来的监军高出，竟上揭明廷，力言“广宁不可守，请捐以予西虏，资其扞御”。
　　如果努尔哈赤打下辽阳之后，立即挥师西进，全歼这千余残兵，攻取防守不严的广宁城，尽占辽河以西广阔土地，易如反掌，努尔哈赤就能轻易地成为君临全辽的英明汗了。可是，他计不出此，忙于掠人畜，征粮赋，按兵不动，重蹈覆辙，失去了轻取广宁的极好机会，为明朝调兵遣将，加强防御，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　“经抚不和”
　　后金天命七年（明天启元年，1622）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亲率八旗贝勒、大臣，统军西征广宁，明金之间第三次大战开始了。
　　从战守形势看，双方情况很不一样，各有利弊，互有短长。后金的有利条件是，自天命三年（1618）取抚顺起，中经萨尔浒之战，下开原、铁岭，到重创明军于辽阳、沈阳，四年之内，屡败敌兵，所向无敌，进驻辽河以东广阔地域，扩地数千里，军威远扬，士气高涨。然而，金兵虽然善于野战，长于骑射，但火器不多，尤其是重型大炮数量更少，因而短于攻坚，辽阳、沈阳之战，都是诱敌出城歼灭敌军后，加上“奸细”内应，才能打下城高堑深的两大重镇。除了这一原有弱处以外，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就是辽东人民猛烈反抗金军的进占，或投毒药，或斩杀旗兵，或与明臣联系，约定期限，里应外合，大批辽民拼死外逃，掀起了反对后金压迫的强大斗争（详见本章第三节），严重消耗了后金的财力、物力和兵力，牵制了金兵的西进。汗贝勒不得不留下部分军队，驻戍要害城堡。后方不稳，必然影响出征，给军事统帅带来很多限制。首先，他们被迫力求必胜，因为万一失利，辖区汉民一定会乘机而起，砍杀守兵，内外夹击，切断金兵的退路，那时不仅在辽沈地区立足不稳，建州老营也回不去了。其次是汗、贝勒不得不采取迅速决战，一攻即克，一打便胜，不能延误，不能长期对垒。否则，既在人力、财力、物力（粮饷、火器等）上比不过明朝，不能打消耗战，而且后方辽民必然要与明军联系，待机起义。这种只能胜不能败，只能速胜不能僵持，孤注一掷没有后路的局面，甚为兵家所忌，往往导致失败。
　　就明朝来说，明廷确实下了最大的决心，花了极大的气力，可以说是竭尽全力，来对抗后金的进攻。熹宗朱由校即位以后三个月内，就连发两次帑金，共两百余万两，用于辽东军务，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月，又两次发银两百万两。一年之内，就从皇帝私库拨银四百余万两，作为辽东兵费，其数量之大，空前未有，足见明帝抵御后金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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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西征广宁（2）
因此，明廷竭力征调兵马，天启元年三月二十一日辽阳失陷，四月初三即募兵于通州、天津、宜府、大同，十三日又募兵于陕西、河南、山西、浙江，又起用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擢参议王化贞为辽东巡抚，四处抽调招募兵丁，到七月末，除河西额设旧兵及留守山海官兵外，广宁有援辽出关官兵三万九千余人，召集残兵两万九千余名，招募乡兵一万六千余，共八万四千八百余人，出关军马两万六千余匹，工部解过紫花布铁甲三万副、选锋梅花甲三千四百副、帽儿盔六万顶，以及大批刀斧弓箭钢铁和枪炮。九月底，广宁旧兵及新募征调，已达十四万余人，有马五万余匹，工部解过紫花等甲八万四千副、纸甲三千副、盔八万顶、刀枪斧等兵器七万八千六百余，“弓矢铳炮火药称是”，海运米豆百余万石，熊廷弼还亲统京兵五千、战马六千匹出关。明军火器很多，仅由京解运出关的灭虏、虎蹲炮就有五百一十门，运至广宁的硝磺火药有二十一万余斤，还有二十二万余斤留驻永平。到交战前夕的十二月，援辽官兵出关总数已达二十万。其中，广宁有兵十三万，熊廷弼领兵一万，驻右屯卫。
　　就兵数而言，明军超过后金兵，以武器而论，明方火器众多，又是以守待攻，因此这次大战，应是不相上下难分胜负的。但是，明军存在着致命的弱点。明朝政府已十分腐朽，承担不了抵御后金的重任，兵再多，将再广，武器再好，也挽救不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这集中地反映在所谓的“经抚不合”问题上。
　　“经抚不合”，是当时明廷朝野中十分流行的一个专用名词，指的是辽东经略熊廷弼与辽东巡抚王化贞两人意见相左，势如仇敌。熊为经略，应当总理辽东军务，应是主管辽东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最高官员。王化贞是辽东巡抚，理应为熊属员，听其指挥，但实际上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明廷（主要是阁臣和兵部尚书张鹤鸣）对王化贞言听计从，宠信备至，授予军事指挥大权，对熊廷弼则多方遏制，屡出难题，驳其立议，而且纵容科道对彼纠参。王化贞独镇广宁，拥兵十三万，而号称经略的最高长官熊廷弼，只有官兵一万，对军事行动没有决策权，进止悉由王化贞独专，熊则困坐山海关，“徒拥经略虚号而已”。交战前夕，帝命群臣集议战守大计，除太仆寺少卿何乔远、御史夏之令、给事中赵时用的主张与熊相同以外，“余多右化贞”，兵部尚书张鹤鸣更力主专用化贞，撤掉熊廷弼。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是明帝认为熊无才干或一直不信任熊廷弼吗？不是。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三日沈阳失守，十九日报至京师，朝野震动，帝即传谕内阁，速上应急长策，二十日，大学士刘一燝立上奏疏，极言“熊廷弼守辽一年，奴酋未得大志，不知何故，首倡驱除，及下九卿科道会议，又皆畏避，不敢异同，而廷弼竟去，今遂有沈阳之事”。又说：“昨辽东按臣张铨遗书长安，谓今日急着，非旧经略熊廷弼不能办此事。”《明熹宗实录》卷八。二十五日，帝命起用旧经略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马上差人守催”，令其即来任职。二十六日辽阳失陷消息至京，“京师戒严”，诏令廷臣集议，均无良策。二十九日，帝特遣专使捧敕，往谕熊来京任职，其敕说：　
　　朕惟尔经略辽东一载，威慑夷虏，力保危城，后以播煽流言，科道官风闻纠论，敕下部议，大臣又不为朕剖分，听令回籍，朕寻悔之。今勘奏具明，已有旨起用，适辽阳失陷，堕尔前功，恩尔在事，岂容奴贼猖獗至此。尔当念皇祖环召之恩，今朕冲年，遘兹外患，勉为朕一出筹画安攘，其即日叱驭前来，庶见君臣始终大义，特命该部赍敕召谕，如敕奉行。《明熹宗实录》卷八。
　　此敕高度赞扬了熊廷弼“威慑夷虏”保全危辽的卓越才干和特殊功勋，谴责了言官和兵部乱发议论排挤能臣的过失，责备了自己误听闲言的错误，恳请廷弼出山，为君分忧。这最有力地表明了天启皇帝和内阁大学士知道熊是保全危辽的能臣，既有才干，又树立了功勋，因而重新起用，特予恩宠。
　　四月初二，帝又谕部院说：“……熊廷弼守辽一载，未有大失，换过袁应泰，一败涂地，当时倡议何人，扶同何官，将祖宗百战封疆，袖手送贼，若不严核痛稽，何以惩前警后。”《明熹宗实录》卷九。随即将弹劾廷弼的御史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郭巩、阅视辽东的给事中姚宗文等，分别论处。
　　五月廷弼入朝，六月初一上抗金保辽的三方布置策，主守广宁，出舟师入辽南。初六日，明帝升廷弼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驻扎山海关，经略辽东等处军务。在此之前，辽东先后用了三个经略，即杨镐、熊廷弼、袁应泰，杨是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熊、袁都是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左、右侍郎是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是正五品，而此次廷弼升为兵部尚书，官品是正二品，兼右副都御史，官品为四品，皆比过去的经略官品更高、职衔更崇。七月初三，以廷弼将离京赴任，帝从阁臣请，以经略尚书奉命专征，“宜重事权”，“隆礼数”，除专敕外，加赐敕书一道、尚方剑一把，将士“不用命者”，副总兵以下，先斩后奏，又特赐大红麒麟服、彩币四。按明制，武官一品二品的官服，是绣的狮子，公、侯才能绣麒麟，这也表明廷弼是蒙受殊宠的。明帝又赐宴廷弼于都城外，命五军都督府及六部、戎政、都察院、翰林院等部院堂上掌印官陪饯。《明史》评述此事说，此乃“异数也”，即廷弼受到明帝的特别宠遇和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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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西征广宁（3）
就是过去好与人争喜责经略的科道言官，在辽阳、沈阳失守后，也一致建言立即起用熊廷弼，催其迅速赴任，以救危辽，“外无他策”。天启帝因观看文书，“见科道条议，请敕马上差人催取熊廷弼等来京”，而内阁拟进的谕札，没有“写敕之议”，命阁臣重拟。阁臣遵旨回奏说：“张鹤鸣（拟升为兵部尚书）、熊廷弼，朝议称其才可济变，急需前来，即欲委以兵革之事，推毂加隆，原不为过。”《明熹宗实录》卷八。
　　以上事实，充分表明了，熊廷弼曾经受到朝野一致的推崇，明帝把保住河西、抵御后金的重任，寄托在他的身上，给予了他特殊的优遇。
　　那么，为什么明廷后来重用王化贞冷落熊廷弼呢？明臣和清修《明史》的史官，大都是从门户之见以及廷弼好胜负气，得罪了言官和兵部尚书张鹤鸣来解释，近人亦多持此议。总观辽东战守全局，看来此论虽不无道理，可是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没有抓住关键问题。熊廷弼的失宠和受排挤，王化贞的得势及其独专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