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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兴起史-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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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地区，久已实行封建制。屯军领种官地，交纳屯粮，充当夫役，遭受国家和军官的盘剥。地主阶级猛烈兼并土地，田连阡陌，役使佃农耕种。民人或系佃农，承种官将豪绅田土，交纳私租，或系自耕农、半自耕农，上交国赋，从事力役，皆摆不脱繁重的封建租、赋、徭役的压迫。
赋重差烦，官将贪酷，豪强欺凌，实难容忍，辽东军民奋起反抗。从正德年间以来，辽东军士、余丁举行的“兵变”，就十分频繁，先后发生过反对刘谨党羽户部侍郎韩福丈田苛刻、辽东巡抚吕经贪酷虐民的兵变，“殴逐委官”，执缚巡抚，押解游街，批打其颊，“窘辱备至”。这些大规模的“兵变”，狠煞了地主、官将的威风。
万历二十七年（1599），明神宗遣尚膳监监丞高淮，往辽东开矿征税。高淮极端贪残，无恶不作。他盘剥军卒，“扣除军士月粮”，将羸马散给士卒，勒收“好马之价十倍”。 他“借税杀人，黩货无厌”，带领数百家丁，从前屯卫，到辽阳、镇江、金州、复州、盖州、海州等地，“大小城堡无不迂回遍历，但有百金上下之家，尽行搜括，得银不下数十万，闾阎一空”。《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三十六，朱赓： 《论辽东税监高淮揭》。辽东巡按肖淳指出： 高淮到辽以后，“生命戕于鞭敲，脂膏竭于咀吮，十室九空”，“辽民极困”，辽东军民编了一首歌谣，痛斥高淮的残忍说：“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
辽东军民愤恨异常，猛烈反抗。高淮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入辽，六月就激起开原民变，“比至开原，严利激变”。九月，又爆发了金州、复州地方民夫沙景元领导的抗拒开矿的民变。第二年六月，其委官廖国泰，又“激变土民”。三十六年四月，又爆发了前屯卫兵变，前屯卫“各营男妇数千人”，愤怒打死高淮党羽汪政，“歃血摆塘，誓杀高淮而后已”。五月，大学士朱赓叙述辽东时局说：“夫激变之事，不数月间，一见于前屯，再见于松山，三见于广宁，四见于山海关，愈猖愈近。”《明神宗实录》卷四百四十六。第二月，山海关内外军民“聚众数千攻围，高淮窘急”，狼狈逃窜，进入关内。明帝不得不下诏，指责高淮“骚扰地方”，“扣克军士粮饷”，命即回京。逞凶十年的高淮，终于在辽东军民强大斗争的压力下，滚出了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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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辽东军民的抗金斗争（2）
二、 反金斗争蓬勃开展
天命六年（1621）三月后金军进驻辽东以后，掠民为奴，加深了辽民的苦难。辽东军民一向勇于斗争，对后金军当然是更加痛恨，因此尽管后金国汗、贝勒实行抗拒者杀、家口为奴的高压政策，滥施屠掠，血腥镇压，辽东军民仍然挺身而起，英勇反抗。
就在辽阳失陷后金兵据城的恶劣处境下，城民也未俯首帖耳甘做顺民，而是针对后金贪婪好掠的传统恶习，“放火焚家，锅、瓮、窗纸，尽皆毁坏”，以示抗议。
辽东军民和满族阿哈采取的斗争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以逃亡、起义为主。金军入辽初期，虽然各城明朝官将多已降顺，但广大辽民却高举义旗，英勇反抗。金国汗遣降将陈尧道为宽奠参将，同守备郭彦光、吕端招降四卫，行至镇江，古河屯民陈大等人，“不受伪命”，刺杀陈尧道三贼，“聚集三千人，歃血共盟”。马虎山民任九，钖头山民金国用，马头山崔天、泰卓山、王恩绍等，“及东山矿徒”，“不肯降奴，各聚众以待大兵（明兵）”。盖州生员李遇春及其弟李光春等，“聚矿徒二千余人以守，奴使六人降之，遇春杀五人，其一人逸”。《明熹宗实录》卷十一。清朝官修的《明史》卷二百五十九也载称：“时金、复诸卫军民及东山矿徒，多结砦自固，以待官军。”
此后，镇江兵民起义，擒捉驻城游击佟养真父子，金兵往剿，“屯民结聚铁山拒之，奴仰攻，被伤三四千人”。广宁附近山区居民三万余人坚守山寨，拒不降金，复州民集议反金，约请明兵来援。各地武装斗争风起云涌，蓬勃开展。
逃亡，是辽东汉满人民采取的又一主要斗争方式，被掠为俘沦为阿哈的汉人，痛恨金兵的屠杀掳掠，纷纷大批逃走。他们有的逃入朝鲜，待机返明。天命六年五月，“逃入朝鲜者，亦不下二万”。七月，镇江民又有三万余人渡江，逃入朝鲜。努尔哈赤为此于七月致书威胁朝鲜国王说，“据闻我所获得之辽东之民，多有逃往尔国者”《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十四。，务须送还，否则将结仇怨，于朝不利。
逃往沿海岛屿及渡海入山东的，也很多。天命六年五月，仅山东登州、莱州，就接渡辽左金、复、海、盖四卫官民男妇三万四千余名。毛文龙据皮岛，辽“民多逃岛中”，众达十余万。其他长鹿、石门等岛，也有大量逃民。
进入关内的兵民更多，天命七年（1622），已多达两百八十余万人。此后，逃者仍然络绎不绝。比如，以天命八年为例，这一年里，沙安峪等四村民众三千人，向明境逃去，清河、岫岩和河，都发生了大批逃亡的事件，复州城民一万八千余丁，欲尽数逃入明境。
辽东军民还采取了投放毒药等方式进行斗争。不少汉民投放毒药于井水，以药饲养牲畜，放毒于食品中，以图毒死汗、贝勒和八旗官兵。后金刚打下辽阳不久，五月二十六日，便“发觉明人于汗都之各井，投放毒药”。二十八日，努尔哈赤到海州巡察，坐下吃饭，又发现八名汉人向井中投毒。努尔哈赤不得不多次下达汗谕，告诫八旗官兵谨慎小心，明确指出，有人投毒于水，在盐中放药，以药养猪出售，谕令官兵不要在买猪当日宰杀，须过几天药毒散尽以后，才能宰食。用水用盐，都要格外小心，仔细检视，对于买来的葱、瓜、茄子，以及鸡、鸭、鹅等，也要谨慎察看，防止中毒。他还下达严谕，命令店铺主人，必须将店主姓名刻于石木上，立在店前，违令不办者，治以重罪。又禁革沿街流动售卖的小摊贩，因为这些人常用毒药谋害八旗官兵。堂堂一国之主，竟要下达这样的谕旨，历史上是很少有的，可见汉民以投毒来进行斗争的行为，是十分频繁的，已经对后金统治者造成相当严重的威胁。
汉民还使用了其他方式，反抗后金统治，有的私藏兵器，违令不交，为起义作准备；有的藐视汗谕，收留“逃人”，清点人丁时又隐瞒不报，对抗搜捕逃人的严令；有的打死为非作歹的八旗官将，惩治欺压人民的暴徒；有的还张贴书文，斥责努尔哈赤是“说尧舜之话，而心是桀纣之心”。
《满文老档》载录了两条辽东人民反抗斗争的总结性材料，一条是着重讲逃亡的问题。天命九年（1624）正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下令大杀“无谷之人”时，曾怒气冲冲地说：“应以无谷之人为仇敌”，因为，“盗牛马而杀者，火焚积谷及村中房宅者，皆系不耕田、无谷，不定居于家，欲由此地逃往彼处（明国）之光棍也。”《满文老档》编写者解释说：“得辽东后，汉人不定居，常逃走，从事奸细，而不勤力耕田，故发怒而言也。”
这是得辽东以后第四个年头时的局面，不管汗、贝勒如何巧言劝诱和严格控制残酷屠杀，包衣阿哈和一般汉民，就是不定居，就是要逃走，逃，逃，逃，不断地逃，大批地逃，根本无法控制。
第二年即天命十年（1625），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下达长谕，列举辽民武装反抗事例说：
我等得辽东之后，不杀尔等，不变动住宅耕田，不侵犯家中谷物而养之。如斯育养，不从。古河之人，杀我所遣之使而叛。马前寨之人，杀我所遣之使而叛。镇江之人，捕我任用之佟游击，送与明国而叛。长山岛之人，捕我所遣之使，送往广宁。双山之人，约期带来彼方（指明朝）之兵，杀我之人。岫岩之人叛行，为魏秀才告发。复州之人叛，约期带来明国之船。平顶山之人，杀我四十人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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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辽东军民的抗金斗争（3）
不念我养育之恩，仍向明国，故杀有罪地方之人。若念无罪地方之人，仍居其地，恐乱将不绝，因而移之，带来于北方。带来之后，住宅田谷，悉皆给与而养之。虽如此育养，仍放入奸细，受其劄付，叛逃而行者不绝。今年，川城之人，耀州之人，以被令带其户来，遣人往明国，约期率兵前来。彰义站之人，以明兵来时将棒打女真，而准备棍棒。又鞍山、海州、金州、首山，其周围各堡之人，皆放入奸细，约期引兵前来携之而去。《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十六。
这次汗谕，清楚地表明了辽东军民武装斗争的普遍性和连续性，从全军进驻辽东开始，斗争就风起云涌，连续不断，迅速扩展，遍及后金整个辖区。
尽管斗争十分残酷，满汉人民付出了很大代价，成千上万的起义逃亡者，惨遭屠杀，妻儿为奴，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但是鲜血没有白流，满汉人民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辽民大批逃亡，武装反抗，形成了“叛、逃甚多，乱”的局面，使得后金国中，城乡不宁，境内混乱，严重地影响了财力、物力和人力，威胁到统治者的根本利益，这也迫使努尔哈赤不得不推行“各守旧业”和“计丁授田”的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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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各守旧业”（1）
“各守旧业”，是金国汗、贝勒进驻辽东以后对汉民采取的重要政策，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以后，它延续、演变为“民复其业”，对安抚汉民、稳定全国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所谓“各守旧业”的“业”，是民间习惯用语，用来称呼“百行百业”、“各行各业”的业，泛指农、工、商等各方面。
努尔哈赤多次对辽东汉民宣布“各守旧业”政策。最早的一次，是在天命六年（1621；明天启元年）四月初一，即攻下辽阳后第七天，谕劝海州、复州、金州民归降时，正式提出来的。他下达汗谕说：
攻取辽东城（辽阳）时，吾之兵士，死者亦多。如斯死战获得辽东城之人，尚皆不杀而养之，各守旧业。尔等海州、复州、金州之人，岂如辽东之攻战。尔等勿惧，……多肆杀戮，能得几何，瞬时亦尽矣。若养而不杀，尔等皆各出其力，经商行贾，美好水果，各种良物，随其所产，此乃长远之利矣。《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十。
同年五月初五，第二年七月二十八，第三年四月十二、六月十五，以及天命十年（1625）十月初三，又多次宣布和讲述“各守旧业”政策。从这些汗谕和督堂的告示，表明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后金汗、贝勒实行各守旧业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恢复统治秩序，稳定境内局面，安抚、控制辽东汉民，征租敛赋佥派力役，而并不是为民着想，让辽民安居乐业，保障他们的田园财产。汗、贝勒拥有精兵十万，能对辽民大肆屠杀，可是总不能全部杀光，尽杀以后，虽能席卷辽民所有财产，掠得大量金银财帛土地房宅，但以后怎么办？抢来之物，能用多久，“瞬时亦尽矣”。民皆杀戮，谁来耕田，谁来建造房屋，谁来贩运货物经商行贾，谁来栽植果树养花种菜，谁来养猪饲羊牧马放牛，米谷从何而出，菜蔬由何而生，棉衣从何而产，肉禽蛋瓜果从何而至，衣布又由何而成，就会如努尔哈赤所说，将辽沈人民的劳动果实——“口粮”，全部丢弃了，而各守旧业，让辽民继续耕田种地，修建房宅，贩运货物，却能获得“长远之利”，能够长期征收国赋私租佥民赴役，永取于民。
清朝兴起史第七章“各守旧业”与“计丁授田”第二，这项政策，保护归顺新汗的汉族地主、官绅和财东的利益，对劳动人民进行反攻倒算。“各守旧业”政策，强调各自保有自己的祖业（如田地、房屋、店铺等）。过去这些田宅为谁所有，今日仍旧物归原主，不得变更。辽东地区，本来贫富已很悬殊，广阔田地，主要为地主霸占，正如努尔哈赤所说：“昔日尔等明国富人，多占田地，雇人耕种，食之不尽，将谷出卖。贫困之人，无有田谷，买而食之。”金军进驻以后，汉族地主豪绅，既怕新君没收庄田霸占祖产，又怕劳动人民乘机反抗，夺取土地，抗租不纳，惶惶终日，坐卧不安。现在实行各守旧业政策，后金不没收民田，各人保有原来所有的产业，他人不得侵占。这首先是禁止佃农、长工、劳苦农民侵占田土，已经占取的，必须退还田主，尚未占夺的，不准再占。
当时，汉族地主、官绅和富商大贾，不少人死于战乱之中，许多人逃入关内，出现了大量的“无主之田”、“无主之宅”、“无主之谷”和“无主牛马”。仅在辽阳地带，以及辽南金、复、海、盖四卫，无主之田就多达一百八十万亩，与明朝嘉靖年间辽阳五卫、沈阳中卫和金复海盖四卫屯田额数一百九十四万余亩，相差无几，为辽东都司二十五卫军屯总额三百一十六万二千亩的一半，可见，相当多的汉族官绅地主遗下了大量的“无主之田和无主财谷”。兼之，此时金军新入，统治还不巩固，八旗官兵主要聚居大城要塞，边远州县，尤其是乡村，戍兵很少，很多屯堡村寨，后金政权的势力还未达到，正是“叛、逃甚多，乱”的形势，这为贫苦人民夺取田地财谷，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虽然目前尚未发现农民占耕地主庄田被迫退回原主的直接材料，但下述一些情况，很有参考价值。天命六年（1621）九月初八日，努尔哈赤谕令副将刘兴祚说：“查明盖州、海州属下无主谷、草，从速计量，给与我等兵士。”十六日谕佟驸马说：“佟驸马，尔告八游击、二都司：无主之谷、草，从速调查处理，征取送来，给与未给饲料之马。此事若不从速料理，无主之阿哈，将擅自卖尽矣。”又谕令新城游击说：“边境各处无主之谷，与其弃之，不如令欲取之人拾取。”《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十六。
这三次汗谕，反映了三个问题。一是出现无主之谷、草的地区相当广泛，不只是盖州、海州和新城，而是整个辽东地区。因为，佟驸马是努尔哈赤委令专管辽东汉民事务的总兵官佟养性，八游击、二都司是进驻辽东以后新任之官，专门具体负责辽民之事，汗命他们清查无主之谷，就是让他们在所有汉民地区进行这一活动，足见出现无主之谷的地区是何等广阔。
其二，出现了相当多的“无主之阿哈”。这些“阿哈”就是汉族官绅地主的家内奴仆和穷苦佃农、雇工。汗谕未指出具体地区，而是命令专管辽东汉民事务的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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