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兴起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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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明档，乙105，万历六年八月《定辽后卫经历司呈报经手抽收抚赏夷人银两清册》。
　　这是当时万历六年的档案，经历任大顺经办抽税抚赏，亲眼看到叫场入市卖出麻布粮食，买进猪牛，收取税银，亲自办理“抚赏”叫场的物品，随即汇总登记成册，上报巡抚。这样形成的文件，当然具有极大的权威性。而且这时的努尔哈赤仅是一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夷人”，谁也不能预见这个二十岁的女真青年，四十年以后，会反叛朝廷，会攻占辽沈，会打败天朝大军，会逼死经略、巡抚大人。对这个当时与明无仇无冤的普通“夷人”的祖父，任大顺自然不会怀有偏见，存心歪曲事实，任意贬斥，而是客观地如实地反映交易、抚赏的情况。因此，我们认为，这份档案十分真实，是了解叫场身份、经历、行动的最可靠的原始资料。
　　根据任大顺撰写的《清册》，结合其他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到觉昌安的身份、地位及其行动的情况。《清册》载录建州女真分批入市的领头之人，有忙子、朱长革、张海、张乃奇、宁弓提、叫场、曹乃奇、失剌八、付羊公、来留住、扎力砍，龙豆、松塔、色失、哈屠合、忽失八、绰乞、小四、虎剌海、摆洪、勒克得、大有、艾马茶、咬郎、三章等二十五人，还有进京朝贡回还的把当哈。这二十六人中，从《明实录》记述建州女真入贡的都督、都指挥名单中，可以找到九人，他们是毛怜卫都指挥戳乞纳（即《清册》所列绰乞），建州左卫都督来留住（另一处写为右卫都督），建州右卫都督八当哈，毛怜卫都督付羊公，建州左卫都督松塔（另一处写为建州卫都督），毛怜卫都督失剌卜（即《清册》所列失剌八），左卫都督蟒子（《清册》的忙子），建州卫指挥使咬郎，建州左卫都督八汗（《清册》记为摆洪）。从苕上愚公的《东夷考略》等明人著作中，还可以找到张海、色失两位酋长的名字。可见，《清册》所记女真入市的领头人，是建州各部的酋长。照此看来，叫场（觉昌安）既然是率众入市的领头人之一，这就表明他也是建州女真的一部之长。
　　在这些女真酋长中，觉昌安的身份不算显贵，势力不大，地位不高。这从两个方面反映得十分清楚，首先是他的部众并不多。普通女真进入马市交易，一般是跟随本部酋长前往，入市人数的多少，基本上可以反映出这个部落的大小和酋长势力的强弱。从万历六年（1578）四月十六到七月初六的八十天里，《清册》开具的建州女真入市酋长有十七人（不包括残缺未记及抚赏的人数），共二十四人次，按随行人数多少排列，其顺序是：朱长革，三次，四百三十人；张海，二次，一百九十人；张乃奇，三次，一百九十人；色失，四次，一百七十人；忙子，五次，一百六十五人；失剌八，一次，一百三十人；曹乃奇，两次，一百一十三人；宁弓提，两次，一百二十人；绰奇，一次，九十人；扎力砍，一次，八十人；龙豆，一次，七十二人；来留住，一次，五十余人；付羊公一次，五十人；松塔，一次，五十人；叫场，一次，四十五人；忽失八，一次，四十人；哈屠合，一次，二十人。辽宁省档案馆藏明档，乙105号，万历六年八月《定辽后卫经历司呈报经手抽收抚赏夷人银两清册》。在这十七个酋长中，叫场带领部众入市的人数才四十五名，倒列第三，仅为朱长革、张海，张乃奇、色失、忙子等酋长的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其势力的大小，部众的多少，是显而易见的，他不过是建州女真几十个部落中一个小部落的酋长而已。
　　

第三节　　癸未起兵（2）
另一方面，《明实录》对进京朝贡的女真首领，一般都要写明领众之人。从嘉靖三十八年（1559）努尔哈赤出生这一年开始（这一年，觉昌安约四十来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到万历九年（1581），这二十三年里，《明实录》载明朝贡的建州女真首领，按时间排列，有都督木力哈、都指挥忙恰答牙、都指挥戳乞纳，都督柳尚、胜革力、王忽、纳木章、安台失、来留住、八当哈、失利卜、大疼克、纳答哈、台恭、忙子、付羊公、章成、牙令哈、阿古、松塔、八汗，都指挥额苦、土满，指挥咬郎。觉昌安（叫场）虽然常到抚顺马市做买卖，可是在《明实录》中却找不到他的名字，可见他或者仅是作为一个小部头人附属于大部酋长之下跟随入京，或者是根本没有到过北京，未能荣睹龙颜，后一种可能性更大（明人记载皆未提及叫场入贡）。这正说明此时的觉昌安还只是一个僻处山区、默默无闻、不见经传的小部头人，诸申不多，地位不高，势力不大。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伯祖脱罗，大难之后，幸能豁免，降袭父职，自然心有余悸，谨小慎微，事迹不显，他的堂叔脱原保也无赫赫战功，而且从嘉靖二年（1523）以后，就再未进京朝贡，不再统辖建州左卫，整个家族衰落了，觉昌安自然也难以承荫祖先遗泽，荣袭都督要职。但是，从《清册》及其他史料看，尽管出身不显，先天不足，觉昌安却不是一个听天由命才具平凡的庸碌之辈，而是很有艰苦奋斗精神，力图重振祖业的有为之士。
　　《清册》载述，万历六年（1578）四月十六至七月十六的八十多天里，叫场至少三次带领部众，进入抚顺马市，买卖货物。其中的一次，以“麻布粮食等货”，换过“猪牛等物”，计三十多号，抽税银五两二分四厘。此项记载虽然过分简略，五两多税银，似乎也只是区区小数，但问题并不简单，交易的商品也不算少。按照女真与汉民买卖的通例，基本上是女真以人参、皮张等土特产和马匹，买进耕牛、铁制农具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这在前述《清册》所载海西女真与汉民的贸易，已经反映得十分清楚。《武皇帝实录》也载称，建州女真地区，“有明珠、人参、黑狐、玄狐、红狐、貂鼠、猞狸狲、虎、豹、海獭、水獭、青鼠等皮，以备国用”，与明“互市交易”。人参更是重要商品，大量向明售卖。这种马市，基本上女真是卖多买少，明则处于贸易逆差。明档所记万历十一年（1583）七至九月和十二年（1584）一至三月，海西女真在开原镇北关、广顺关的马市，买进铧子、耕牛、衣服、缎绢等物，按时价计，约折银八百五十两。而卖出的商品，仅人参一项，照时价每斤九两银计算，三千六百一十九斤参当值银三万二千五百多两。至于貂皮四千七百余张，狐皮、狍皮、羊皮、豹皮三千余张，又可售银上万两。这样大量的货物买卖，才抽税银六百一十二两，由此推知，叫场入市抽的税银五两多，大致是价格五百两左右的营业额，表明其交易的商品数额是不小的。由此而获取的银两，也是不会少的。他还通过“抚赏”领取了很多物品，仅初三、十二日两次，就得到明臣给予的三头牛、四头猪、盐四百二十五斤，以及兀剌、红布等物。
　　觉昌安不仅在经济上勤理财务，多次进入抚顺马市，卖出土特产，买进牛、铧、盐、布等物，扩大生产，提高产量，牟取利银，发财致富，而且在政治上也善能观望风色，临机应变，眼明手快，战阵厮杀，发愤图强。他与嘉靖末隆庆年间称雄建州的著名酋长王杲，结为姻亲，以长子礼敦之女嫁与王杲之子阿台，又娶阿台之女为四子塔克世之妻，藉以为靠。他还很可能参加了王杲袭掠辽东人丁牲畜财帛的活动。可是，一旦看到明廷发兵追剿王杲时，叫场就迅速转变了。王杲是建州右卫都指挥，剽悍好乱，嘉靖三十六年（1557）掠抚顺境，杀备御彭文洙，屡掠东州、惠安、一堵墙诸堡。四十一年（1562）设伏，生擒副总兵黑春“磔之”，深入辽阳，掠孤山，戮指挥王国柱等。万历二年（1574）七月，又执抚顺游击裴承祖，剖腹惨杀。明廷大怒，十月发兵征剿，破杲寨，斩一千余级，三年（1575）八月，磔杲于京。觉昌安与王杲是双重联姻，亲上加亲，照说应站在亲家的立场，跟从王杲，抗敌明兵。可是，明帝震怒，大兵追剿，重兵压境，如若孤注一掷，与明对抗，无异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是笃念至戚之谊，共抗明军，同归于尽，还是以本身安危为重，置亲不顾，临阵反戈，投奔敌营，立功补过，免于灭顶之灾，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两个利害悬殊的结局。在这决定整个家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觉昌安和塔克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后一条通路，与王杲决裂，投到明宁远伯李成梁总兵官麾下，报告边情，指引道路，从征厮杀，为消灭王杲而竭尽全身之力。
　　王杲之所以能横行二十年，屡败明兵，主要是靠联合诸部和坚守险寨，这也是历代女真名酋称强的基本条件。女真居住偏僻地区，高山密林，行走不便。五岭、喜昌、石门诸隘，“人骑不能成列”。王杲所住之寨，依山阻险，城坚堑深。阿台的古勒寨，异常陡峻，“三面壁立，壕寨甚设”，明军人地生疏，不知路径，枪炮沉重，难以运行。因此，王杲可以进退自如，得势，则深入明地，掳掠人畜，袭杀官兵；失利，则逃匿故地，倚险固守，休养生息，串联他部，一有机会，东山再起，明将对此很难应付。可是，觉昌安父子的投明，就使战守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觉昌安是一部之长，他们六弟兄强盛之时，“自五岭迤东，苏苏河迤西，二百里内诸部，尽皆宾服”。他的归顺明朝，必然影响其他建州女真部落与王杲的关系，削弱了王杲势力。而且，觉昌安父子久居祖地，深知“夷”情，熟谙路途，又是王杲亲家，知悉姻亲底细，一旦充当明军向导，就使王杲失去了“地利”的有利条件，陷于被动局面。
　　

第三节　　癸未起兵（3）
明万历二年（1574）十月，李成梁率军数万，攻取王杲之寨，纵火焚烧，杀掠人畜殆尽。王杲突围出走，三年（1575）二月复纠众入掠，又为明兵击败，逃匿海西女真哈达部酋长王台处，七月被王台执送北京，磔于市。王杲之子阿台图报父仇，屡次纠众掠边。十一年（1583）李成梁再领大军出击，取阿台的古勒寨及其同党阿海的莽子寨，杀阿台，“杲自是子孙靡孑遗”。
　　王杲、阿台之死及其家族的衰落，与觉昌安、塔克世为明兵向导，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文献认为是塔克世引导明军攻王杲。如马晋允的《明通纪辑要》载称：“王杲不道，歼我疆吏，李成梁因他失为响导，遂枭王杲于藁街。他失者，叫场之子，杲之孙婿也。”黄道周的《博物典汇·建夷考》写道：“先是奴酋父他失有胆略，为建州督王杲部将。杲屡为边患，是时李宁远为总镇，诱降酋父，为宁远响导讨杲，出奇兵，往返八日而擒杲。”
　　沈国元的《皇明从信录》，则载称叫场与塔失父子皆为向导，从征王杲。该书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晋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时，追叙说：
　　其祖叫场，父塔失，并及于阿台之难。至是，斩克五十以献，乞升赏。又因贡夷马三非，述祖、父与图王杲、阿台，有殉国忠，今复身率三十二酋保寨，且钤束建州、毛怜等卫，验马起贡，请得升职长东夷。时开原参政成逊、辽海参政栗在庭，会查本夷原领敕三十道，系都指挥，伊祖、父为响导剿王杲，后并死兵火，良然。
　　两说有所差异，联系历史形势来看，《皇明从信录》的记载，更为准确。其一，万历二年（1574），塔克世约三十余岁，虽值壮年，能征善战，可是其名不扬，凡事皆父觉昌安出面办理，前引明代辽东档案，建州女真进入抚顺马市，只写了叫场，未写塔克世，即系明证。《清实录》亦仅述觉昌安之有为，降服附近各部，未言塔克世有何功勋。从亲家变仇敌，为明向导，这样大的事，叫场不点头，不出面，塔失怎敢自由行动。其二，《皇明从信录》引的是努尔哈赤自己的话，他遣“贡夷”马三非，呈述祖、父“与图王杲、阿台”，如无其事，怎敢胡说，怎能冒功？开原参政成逊、辽海参政栗右庭，复查之后，亦得出相同的结论，肯定“伊祖、父为响导剿王杲”，这样的材料，比《明通纪辑要》，当然更有说服力，就史料价值而论，《皇明从信录》的记载，显然更为可靠。由此可见，觉昌安、塔克世父子都为明军引路，参加了消灭王杲的战争。
　　觉昌安父子还为李成梁作向导，攻打阿台，并因此而死于战乱之中，这就是清人所谓的景、显二祖之死。在这个问题上，《清实录》等官书的记述，颇有失真之处。例如，《武皇帝实录》卷一载：
　　秃隆城有尼康外郎者，于癸未岁万历十一年唆构宁远伯李成梁，攻古勒城主阿太……成梁诱城内人出，不分男妇老幼，尽屠之。阿太妻系太祖大父李敦之女，祖觉常刚闻古勒被围，恐孙女被陷，同子塔石往救之。既至，见大兵攻城甚急，遂令塔石候于城外，独身进城，欲携孙女以归，阿太不从。塔石候良久，亦进城探视，及城陷，被尼康外郎唆使大明兵，并杀觉常刚父子。后太祖奏大明曰，祖父无罪，何故杀之。诏下，言汝祖、父，实是误杀。
　　《武皇帝实录》此叙，破绽不少。既然是明朝大帅宁远伯李成梁亲统大军出征，重兵包围城寨，而且“攻城甚急”，身为阿台的亲家，觉昌安怎能独身进城，怎能携女出围？塔克世又怎能继入城中？如此自由出入，与炮火纷飞弹矢如雨的鏖战气氛，怎能协调？实录撰修者这样编写，用心良苦，其目的不过是，欲图掩盖觉昌安父子背亲弃友投靠明军的不光彩行为。明人记载却一致认为，叫场、塔失是为明军引路进攻阿台，而死于兵火。例如：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总略载：“先是李宁远捣阿台，奴儿哈赤祖叫场、父塔失，并从征为响导……因兵火死于阿台城下。”
　　苕上愚公《东夷考略》载：“初奴儿哈赤祖叫场、父塔失，并从征阿台，为响导，死兵火。”
　　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其祖叫场、父塔失，并从征阿台为响导，死兵火。”
　　努尔哈赤自己也曾经承认这一事实。万历十七年（1589），他还仅仅是一个小部寡民之长，急需倚赖明帝讨要职衔以“夸耀东夷”时，特遣“贡夷”马三非，奏述“祖、父与图王杲、阿台，有殉国忠”，“请得升职长东夷”。开原参政成逊、辽海参政栗在庭会查属实，“伊祖、父为响导剿王杲，后并死兵火，良然”，议准升为都督佥事。
　　这些史料表明，觉昌安、塔克世确是竭尽全力，为明宁远伯总兵官李成梁效劳，在促成姻家阿台惨死的事件中，起了不应该起的可耻的恶劣作用。他俩本来想通过这一活动讨好明朝，邀功请赏，扩大自己的势力，不料，事与愿违，阿台固然被斩，自己却也“并死兵火”，重振祖业的幻想毁于一旦，努尔哈赤家族再次遭到了巨大的灾难。
　　　　二、　十三甲兴师
　　明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觉昌安、塔克世死于古勒寨，这对努尔哈赤一家来说，固然是一大不幸，然而，如无其他变故，照说还是可以过得下去的。觉昌安父子之死，是为明向导，攻打王杲、阿台而死于战乱之中。王杲、阿台先后为乱三十余年，掳掠人畜，击杀军民，戕官毙吏，为明大患。万历三年（1575）王杲就擒，明廷大喜，幼君御殿宣捷，祭告太庙，并行献俘大典，百官称贺，有功诸臣皆获厚赏，李成梁由